謝謝您江澤民同志(謝謝您江澤民同志)
2023-05-29 13:20:00 1
謝謝您
帶來
一個令人懷念的時代……
我們用三分鐘
默哀
也用一輩子致敬
致敬您
也致敬那個時代
永別了……
江澤民同志
我的1992,我們曾經走過的那個年代
文 | 周健
今天我們舉國追悼長者的逝去。
1992年,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為此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提供了穩定的制度安排。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作為位於內陸農業大省和人口大省的河南,也增強了「大外貿、大外經、大旅遊意識」,全方位推進對外開放,會議文件也增添了不少類似於「思想再解放一些,膽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效果再好一些」這樣的話。生產力解放、生產關係調整,帶來的是普遍的市場意識的覺醒,一大批體制內外滿懷豪情和肝膽的人撲騰撲騰跳下「海」去。許多年後,我們望著他們的背影,稱之為承前啟後的「92派」。92派其實是一個極為龐大的群體,我們每個人或參與其中,或成為先驅者的衣缽傳承人,變革與被改變的命運,從此無法擺脫。
本文系那個年代個人成長的記錄史、群體發展的見證史,掛一漏萬、以偏概全之處在所難免。謹以此紀念長者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做的貢獻。
01/
起風了起風了起風了
在這夜晚
春天悠揚奏起一支雄渾的交響樂
帶著馨香引我入夢
起風了起風了起風了
千萬顆星星朝我湧來
萬縷月色為我織起一場潔白的夢
啊,月光島
月光島上我的眼光被拉成
長長的亮色的帶
縛出了鮮花的馨香和五彩
起風了起風了起風了
嗚嗚風中春之少女輕歌曼舞
翩翩舞姿舞成如花的詩行
雲河湧動
河波上紆行著一個與春同行的
小小的我
起風了起風了起風了
起風了
這是我寫於1992年4月8日的一首小詩,題目《起風了》,後來發表於《中學生優秀作文選刊》上。當時為什麼寫它,現在忘了,但後綴中有這樣一句話,「春天邀我去遠行」。
那一年,春天邀請我們所有中國人去遠行。
02/
我覺得,對於我的一生而言,我似乎是「錯過」了1992年。具體來說,就是缺乏整個社會的參與感。
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那一年,我19歲,下半年升高三,禿頂的、已開始掉牙的曹木林老師經常對我們說,好好學吧,考上大學了,你們想怎麼壓馬路就壓馬路,想怎麼談戀愛就怎麼談戀愛。我曾在日記本上寫道:「學校就像牢籠,就像監獄,我連出口氣的機會都沒有……」
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是我和同學課外閱讀的「聖經」。大家都想做孫少平,也都盼望能有一個像孫少安那樣的好哥哥。但這些人畢竟是小說中的人物,有時候還是覺得有點遠。
那時候唯一和外界事先聯繫的,就是晚自習前的讀報。因為作文好的緣故,我曾在班上當過一段團委宣傳委員,《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的一些新聞和評論,一直都被摘出來閱讀。我在當年9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讀報、發報(發放報紙),似乎,生命熱情一下子迸發出來,我喜歡喧騰而不乏理性的生活」。現在想想,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作為重要的政治事件,是應當被我當著同學們的面念過的。
可是我當時卻絲毫體會不到它對中國社會的巨大影響。當時,教我們英語的老師是一個受到某個政治事件牽連而「發配」到我們學校的年輕小夥子,他戴著一副茶色眼鏡,總是一副懷才不遇的樣子。他經常對我們說的一句話,我今天還清晰記得:「中國要大力發展經濟了,你們將來都要當大老闆,到時候我去找你們,可別嫌老師窮啊!」
到了第二年我高中畢業,這位老師也離開了,到鄭州來闖蕩。不過一直都在教育界堅守和奮鬥,現在是某知名高中的校長。
還說1992年,我家裡的經濟狀況好了一些,不再總是往學校帶醬豆和鹹菜。父親在村裡辦的印染廠當上了廠長,一下子從鄭州的國營單位挖來了一位工程師和幾個能幹的銷售人員,廠門口進進出出的車輛增加了許多。周圍幾個村的村辦企業效益也都轉好,父親告訴我,這都是因為從城裡請來了一些「高人」的緣故。
這些「高人」,現在想想,應該就是後來我們常說的主動選擇「下海」的那批體制之內的人吧。可是當時的我,對此懵懂無知,只把他們當作有本事、有門路的城裡人。
正因為接納了這些人,1992年後的一段時期,中國鄉鎮企業迎來了又一個高峰發展期。我們村的印染廠,再進一步說還有我,自然因此而受惠。
03/
到1993年7月,我考上了鄭州大學商學院,學國際金融專業。老實說,我很幸運,因為商學院在這一年才成立,國際金融專業也在這一年才設立,其前身為鄭州大學經濟系。鄧小平南巡講話後,河南省對高端經濟人才的需求量急劇增加,鄭州大學經濟系擴招和改名,正是當時社會經濟發展高歌猛進的一種反映。
當時上課,有一個老師教西方經濟學,用的是英語,一時驚其為天人。畢業多年後才和這位名叫劉偉的老師熟悉起來,而且是越來越熟悉,了解到他曾是一名下鄉知青,也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1985年國際金融研究生畢業後,以第一名的成績進入亞洲開發銀行。正是在1992年,他滿懷激情地回到國內,領銜創辦了我們鄭州大學商學院,並出任第一任院長。
劉偉老師
劉老師不「安分」,那個年代裡,其他許多老師也不「安分」。
我記得當時為我們授課的老師中,有的正教著就去了海南、廣東,或炒股,或辦公司,或做房地產,或受聘為地方政府顧問。也有的從南方折騰了一番後回來,上課時常對我們講一些異鄉見聞。
印象最深的,是宋全啟老師,他曾在中國人民大學讀博士,1992年成為我們的金融系主任,是河南省引進的第一位經濟學博士。宋老師看上去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上我們的課,他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大概沒有多久,他從我們商學院辭職了,據說開了一家名叫「萬國諮詢」的服務型公司,介入資本市場。也是很久以後,我們才知道,宋老師和大名鼎鼎的張高波、席春迎等人都曾是河南大學同窗或校友,關係非同一般;有此背景,河南自那時開始的許多企業的IPO,比如繼集團、天元鋁業、中孚實業、太龍藥業、鑫安科技、林州重機等,宋老師都曾參與或主導過,時至如今,他還擔任著不少公司的獨立董事。
還有一個老師,中文系的魯樞元教授,年紀輕輕就享受到國務院特殊津貼,並被河南省命名為「優秀專家」。不過,有一年我到中文系去旁聽文學課,學兄們告訴我,他離開學校去海南大學任教,並和湖南作家韓少功一起組建海南省作家協會去了。
別的高校的老師呢,也有不少敢於出去折騰的。鄭州工學院電機系本科生楊維國,1984年畢業後留校任教,到了1992年全國高校響應國家號召興起「推到圍牆辦企業」,他選擇加入當時校辦的鄭州工學院開普電子公司任經理。8年後,開普改制,到2011年7月,這家完全由他掌控的公司登陸資本市場,成為中國智能化「一卡通」領域首家上市公司。
畢業20年後重回母校,
又見到當年的老師,已是鬢角花白
現在想來,那個年代,高校就像一鍋煮沸的水,到處冒泡。我們做學生的,本本分分地學習,但老師們卻受時代思潮的影響,走馬燈似地出出進進,他們的思想意識,在不為外人所知的情況下,早已如火山般澎湃了。
我們學的西方經濟學、金融學等課程,是全新的;我們在學校周圍的一些錄像廳中,突然看到了許多西方的文藝片甚至毛片;我們這一屆生源擴招,將地域範圍由多年未變的內地,擴大到了廣東、雲南、海南等南方省份(我的同學中,甚至還有一個來自臺灣),所有這一切跡象都表明,1992年的鄧公南巡講話以及黨的十四大的隆重召開,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是一切巨變之「因」。
它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大程度上把「人」解放出來了。
04/
個人日記:1992年10月13日,星期二,晴,題目:《歌聲》。
喧囂的生活,搞得人暈頭轉向。我需要沉靜需要思考。我不能失去自我,我不能被環境所左右。
青年人與歌曲,有一種天然的緣分。歌曲可以抒發人的感情,可以表白思想,還可以激勵或者安慰人。年輕人活潑愛動,他們渴望交流,渴望成長,歌聲便成了他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過去的年代,人們熱衷於唱歌命歌曲,而個體生命的感情及思想意識被埋沒了。而今流行歌曲的興起,迎合了和平時期人們閒散的感情,青年人首當其衝。一時間流行歌曲成了音樂界的主流。
歌星們,特別是港臺歌星們,如譚詠麟、童安格,等等,一個個在大陸上走紅,他們被歌迷賦予各種各樣的美稱。這固然是為社會文化發展盡了一份力,但仔細想起來,被虛榮和浮華浸染歌曲文化,究竟又有多大價值和生命力呢?那些歌曲,其中有多少首包含積極意義呢?
事實可以做出有力的回答。
不過話又說回來,一些流行歌曲還是值得大家稱讚的。如《彎彎的月亮》、《水手》,唱出了時代或者人生的最強音,或悽美或豪壯,引人上進。所以說,我們應當多出一些有積極意義的歌曲作品,引導青年人向健康目標發展。
現在,學校那還照例唱革命歌曲。《紅太陽》,其優美的旋律,令唱者和聽者都心生激蕩。不久之後,學校還要舉行歌曲比賽,各班正加緊排練。
歌聲成了我們生活中的一個小小旋律。缺少了它,生活便失去了靈動色彩。我們擁抱歌聲,願它永駐。
05/
第二年,也即1993年我剛上大學時,就有幸遇到了一位老師——準確說是一位前官員、社會活動家、學者——蔣曄,他那時候已擔任雙匯集團董事長助理,常駐北京,平時大部分時間是採訪中華文化名人,在報紙上開闢專欄予以發表。
我當時在學校接辦了一個學生社團組織「經濟研究會「,請他過來對學生做過幾場報告,題目似乎是《紐約並不遙遠》、《像名人一樣充滿生命的大氣象》,如此等等,每次都是反響強烈。平時,我也參與到他對一些名人的錄音整理工作中去,靳尚誼、啟功、趙浩生、秦怡等人的訪談錄,都是我用筆工工整整記錄下來的,從中受益匪淺。
蔣老師此前是一個政府官員。1992年,他還在河南省政府信息聯絡處工作,負責內參《政府工作快報》、《政府工作通報》,服務於省委、省政府領導的決策。當時,他十分關注中央的決策、動態,對鄧小平從北京出發,南下每一個地方的即席講話,都進行了廣泛收集,並迅速整理報告給省委書記、省長。大家都明顯感覺到,一場更加深入的改革開放浪潮,馬上就要席捲而來。
其時,他已就鄭州市下屬新鄭縣幾年來與眾不同的改革開放舉措,形成了連續6篇《新鄭縣綜合體制改革訪談錄》,通過內參引起省裡領導的高度關注,由此掀開「新鄭現象」的序幕。這份總結,為來年全省「18羅漢鬧中原」、以縣域經濟異軍突起帶動全省工作的戰略的實施,作了很好的鋪墊。
這一年8月,省委省政府選派一批省直機關幹部到基層去掛職鍛鍊,為培養後備幹部打基礎,蔣曄毫不猶豫地報名並選擇了新鄭縣。正是在這裡,他有緣見證並參與了「新鄭現象」的持續發酵和擴大:以臺灣「民辦高校之父」王廣亞先生投資升達經貿學院為主導的龍湖鎮大學城的建成;以新鄭國際機場為代表的、位於薛店鄉的航空城的崛起;以溫州城為代表的企業家群體的湧現,如「好想你」大棗石聚彬、雛鷹農牧侯建芳等;以紀念老祖宗軒轅黃帝為代表的、每年舉行的國家級祭奠活動等……它們的「種子」,都是在1992年以政府文件的方式播撒在新鄭的大地上的。
20多年後,蔣曄(中)故地重遊,
與王廣亞的外孫等一起合影
2005年,我曾開車去現在的新鄭市尋找當年為紀念改革而立的「黑貓白貓像」,可惜周圍已是荒草悽悽;去年再去,雕像以及附近的「溫州城」等,早已不復存在。不過,正如蔣曄老師所說的那樣,如果中國當代史,因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而是一個裡程碑,由此而形成那個時代的「九二派」,那麼,新鄭縣便是中國「九二派」的重要集結地之一。
這話說的並不為過。我另外一位老師、現河南省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王在安,那時候已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回到河南,他為河南呈現出的改革開放局面感到吃驚和振奮,因而,當他於1992年被邀來參與新鄭改革事業時,他的想法也只有一個:解放思想放開幹!
那一年,新鄭縣為表示對專家學者的尊重和感謝,向他贈送了一輛當時國內性能最好的桑塔納轎車(後來,新鄭國際機場建成,首批載客的就是清一色的桑塔納轎車)
作為專家,王在安老師受到基層、受到「市場」重視,並非偶然現象。我所熟悉的河南省商業經濟研究所原所長馮宛平教授,自1990年後面向地方政府做諮詢,到了1992年,他就開始向各縣收錢了——一個縣5000元,據說他一連收了10個縣。
1992年,
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一期工程開工
06/
「改革開放地膽子要大一些,敢於實驗,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沐浴著時代的疾風驟雨,蔣曄、王在安他們是敏感的,我的老師們是敏感的,因為正如後來歷史所評價的那樣,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和中共十四大的召開,「標誌著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新的階段」。
當年2月,河南省委常委召開會議,專題研究進一步加快全省對外開放工作,會議要求「思想再解放一些,膽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效果再好一些」;河南作為一個內陸省份,首先要痛下決心,克服內陸意識,增強大外貿、大外經、大旅遊意識,全方位對外開放。
1992年開封
到了1992年11月,中共河南省第五屆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共河南省委關於貫徹落實黨的十四大精神,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決定》,指出要「抓住關鍵環節,扎紮實實的、做好對外開放工作」,「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加快形成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
這年3月,河南省政府通過漯河市綜合體制改革方案,確定該市在改革開放上先行一步,「為全省經濟發展闖出一條新路」;到了8月,國務院批准鄭州市為內陸開放城市,享受沿海開放城市優惠政策;10月,中國內陸第一個公路口岸——鄭州公路港正式開通;11月,河南省規模最大的工業品批發市場——鄭州工業品批發交易市場開業。
90年代鄭州
此間的5月3~15日,當時的河南省主要領導帶隊組成規模龐大的考察團,赴廣東考察,總結出廣東的最主要經驗是:堅持以建設為中心,發展才是硬道理;解放思想,開拓進取,解決了「姓社姓資」問題;從實際出發,開發本地優勢,善於培養和使用幹部,把幹部推向經濟第一線,在實踐中鍛鍊成才。到了5月27~28日,河南省三級幹部會議在鄭州召開,當時的省委副書記宋照肅作了考察報告,省委書記侯宗賓指出機遇難得,貴在實幹,要下決心把經濟搞上去。
「把幹部推向經濟第一線在實踐中鍛鍊成才」,「貴在實幹」,這些「經驗」的影響力是巨大的,被視為當時幹部到基層掛職鍛鍊或「下海」的一支催化劑。蔣曄,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來到新鄭的。
不過,那時候也陸續有一部分幹部去南方任公務員或政府領導。很長一段時間內,海南省的許多高層領導,都由河南人接替擔任,據稱有一種緣由是「支援開發」;廣東省的各級政府部門中,有許多公務員都是由河南人考上來的,他們敬業、本分,展示了河南人良好的精神風貌。
姑且把這批改革開放後最早到南方闖蕩的行為稱為「闖江南」吧。南方,被許多人當作心目中的聖地和福地。
我的日記彩頁,
顯示出1992年的摩登穿著
07/
我的個人日記:1992年7月21日,星期二,晴。
打開電視,打開收音機,幾乎所有的節目內容都要涉及經濟。
談企業的效益,談企業的改革,報導某經事(應為:經理)某董事的創舉,播放某領導某單位的經驗發展經驗,股票、貸款、稅收、開發,就連教授教書、歌星唱歌、「紅線鵲橋」也他媽的全同錢掛上了鉤。也難怪,錢就是「爺爺」,沒有錢,你便默默無聞,寸步難行,你便沒有飯吃,沒有酒喝,也就不可能有現代化的物質「天堂」。
這個社會會逼人改變觀念。資本主義社會競爭激烈,人們要獲得生存,起碼就必須追求金錢;只有有了金錢,你才能發展事業。在這一點上,追求金錢能使我們擯棄依賴思想,變得刻苦勤奮有能力,但它有可能使人物質世俗化,人與人之間的冷酷無情往往就此產生。不過這大約是過去的事情,現在的美國、法國、新加坡、菲律賓等國他們的國,民顯得並不那麼冷酷,頗具人情味(而今只是從電視上看到的,目睹為實,不過如此看法)。所以,追求金錢總的說來並不那麼壞吧。人們評價一個人,現在往往不看重他對金錢的態度,一個提法是:多勞多得,社會主義社會並不能否定個人利益的存在。甚至,人們認為誰越能掙錢,誰就越有本事,就越值得去巴結、去尊敬。沒有多少人對後一種看法提出非議,我覺得,這樣認為很不應該,還是保守一些為好。
我很贊同這樣一個提法:搞科研、搞教育,要同經濟掛鈎。現在,許多企業、集團都向高校伸出援助之手,一開口就是幾十萬,藉以獎勵品學兼優的學生。某大學教授在某地搞科研,初始多給人們提供無償服務,後來接受領導建議,將科研與經濟發展聯繫起來,使當地幾個工廠、幾個農場迅速發展起來。這都是有益的嘗試。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畢竟沒有落於形式,收不到(應是「收到了」)巨大成效。
對於經濟我了解甚少。它是衝擊人的思想的巨大力量,因為他過多的蘊含著現代意識。這或許就是發展吧。不管怎麼說,搞搞經濟,可稱得上是一種時代潮流,我現在想,鄉鎮企業有很大發展前途。我有一種嘗試當一個企業家的願望。
今日聽廣播,(中央電視臺)《午間半小時》中幾個闖特區的受訪者談了他們的心態。我的總體印象與感想,有這樣幾點:
一、印象:他們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大學生,思想敏銳,有現代感,也有能力和勇氣,朝氣蓬勃,事業心強,意志堅定。
二、闖特區的主觀條件。第一,首先必須有幹大事業的理想抱負。第二,要有敢於走出去的強烈決心和勇氣。第三,要有才華和能力(這或許最重要)。第四,要有吃苦精神。第五,要有不被金錢等迷惑的抗腐蝕力。
大概也是通過晚自習的讀報,1992年,社會上關於「錢」的討論進入了我的視野。畢竟還是一名將要升入高三的中學生,當時的智識還停留在「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水平上,對許多問題的認識比較膚淺,甚至自相矛盾。
比如,當年7月27日的一段日記是這樣寫的:
每當父母親談起某人是如何如何的掙錢,言語之中透露出羨慕的語氣時,我的心中便產生一種排拒的感覺。
這並不是排拒他們二老,而是瞧不起那掙錢之道。父母受窮受苦慣了,現在父親也能掙錢呢,他們這樣做目的只有一個,供我們兄妹三個上學,將來出人頭地。他在今晚這樣對我說:「叫你們上學幹什麼?就是多掙些錢。」我聽著,表面上一副畢恭畢敬的接受勸告和教導的樣子,但心裡卻在喊:我不願這樣,我永遠不會!我曾擁有過將來到經濟圈中的去闖蕩的念頭,但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為了實現生命的價值,體驗奮鬥的快樂的目的。
作為一個「小我」,19歲的我真的不知道的是,校園外的社會,正有越來越多摒棄了所謂「理想」和「信仰」的人,正在奔錢而去,正在趕赴「南方」尋找著自己人生福地。
08/
「闖江南」的人群,涵蓋更多其實是商人,是企業家。那時候,市場經濟的浪潮裹挾著每一個知識分子,每一個在企業單位工作的「不安分的人」,他們覺得,創造財富、佔有財富的機會來了。
這年4月,在河南省農科院畜牧所當養雞實驗場場長的高天增內心蕩漾了,他先後到廣州、上海、青島等這些沿海城市學習,對改革產生了一種很強烈的衝動。後來經過長時間的觀察、思考,他於1994年從河南省農科院辭職,到北京一家大型飼料行業應聘銷售代表,而一旦知道了「什麼是市場、什麼是管理」的時候,他覺得該按自己的規划行動了,於是再一次辭職,創辦了河南廣安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臨走時,老闆送給他的一句話是,市場很大,要有所為,有所不為。
這年6月,時任新鄉第五化工廠廠長的新鄉人朱保國,用9萬元購買了當地一位老中醫發明的女性保健口服液配方,和幾個朋友來到深圳開始創辦企業,生產「太太口服液」。2001年6月8日,太太藥業成功登陸A股並成功募集了17.36億元現金,2002年4月,他又成功購得麗珠集團21.3%的股份,晉升為第一大股東。這樣,身為健康元藥業集團董事局主席的朱保國就控制了兩家上市公司。
這年7月,南陽人孫堅不願在機關中「虛耗青春」,毅然辭職,孑然一身來到廣州,夜宿墓地、流浪街頭,幾年後在自家陽臺上創辦了華必信會計師事務所。時至如今,他的事務所已在珠江三角洲及長江三角洲開拓了上千家常年客戶,曾一度在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所做的國際會計公司排名中位列第25位。
…………
大概在2003~2008年間,我有幸以財經記者的身份採訪過在廣東、福建、上海等地的豫商,有幸和許家印、朱保國、孫堅他們有過深入接觸。一個最大感受是,凡是目前在這些地區做出規模、做出影響的企業家,基本上是在1992年前後離開的河南。這些人過去大多在政府或企事業單位工作,有自己的追求和抱負,有膽有識,只不過是厭倦了體制內的生活,想借鄧小平南巡的東風去闖蕩一番罷了。沒想到做著做著就做大了。
當然,那時期更多的到南方闖蕩的人,他們都被市場經濟的大潮淹沒了。許多人雖稱不上當地的「商界精英」,但小富即安的日子還是有的。2000年前後,當眾多來自底層的河南人以打工者的湧入這些地方後,他們赫然發現,那些早期出來的人儼然已和當地土著的身份沒什麼差別了。
09/
大學畢業之後,我並沒從事金融工作,而是當了一名財經記者。既然要做財經報導,那麼,平時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採訪企業和企業家。
接觸企業家時間長了,2006年為一個財經雜誌寫稿時,就隨手寫了一篇《他們,從1992年起步》。後來,看到泰康人壽董事長陳東升兼CEO在《中國企業家》雜誌上提出「92派」,才突然明白,原來,這是一個全國共有的現象,當屬一個既平凡又不平凡的群體。
財經作家吳曉波曾說,1992年,企業家作為一個社會階層開始整體出現,「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社會主流人群的創業經商活動,是從1992年開始的」。這也就是說,中國的企業家群體自1978年開始萌芽,到此時才正式成長為參與中國經濟社會建設的一股重要力量。
採訪得多了,發現河南知名企業家群體中,有不少也屬於「92派」,而且,這些「92派」所做的企業,有不少都像前文所提到的河南新開普一樣,屬於各行各業的龍頭企業。建業集團董事局主席胡葆森、三全食品董事長陳澤民是最常被提起的兩個人:
1991年,身處香港的胡葆森從中原海外發展總公司(國企)辭職下海,在香港創辦企業炒房產,取得港商身份,第二年,他帶著在香港炒樓花賺到的幾千萬元回到河南,和建設銀行河南省分行合資成立建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從此開始在河南地產界的深耕之旅。陳澤民呢,1991年還在鄭州市第五人民醫院當副院長,業餘時間,他開著簡易的冷藏車往客戶那裡送自製的湯圓,以貼補家用,1992年他50歲,一咬牙就辭職下海,創立三全食品廠,建成我國第一條速凍食品自動生產線,「湯圓大王」的名頭逐漸叫響開來。
1992年,陳澤民50歲創業,一晃20多年過去,他早已交接班。
通常說的「92派」,有一個重要的身份特徵是前官員或前國有企事業、高校、科研單位的職工、負責人。就這個意義上說,河南「92派」的先驅,並不是胡葆森或陳澤民,而是原在河南省計算機中心工作,後來創辦了思達集團的開封人汪遠思。從1988年開始,他不僅自己率先垂範,而且帶動了一批學者和官員投身民營經濟的研究、探索和具體實踐,長時間被河南的92派企業家所敬仰。
當然,「中國莊家第一人」張少鴻也算一個。他原在中國人民銀行河南省分行工作,1985年辭去公職,1987年創辦「讀來讀去讀書社」,可惜走的不是92派企業家通常從事的實業之路,2001年就因非法集資罪而被批捕,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體制內的人「下海」,有主動和被動之分。先說主動下海的,好想你健康食品董事長石聚彬和正道花園集團董事長武治功比較典型。沒辭職之前,兩人分別擔任著新鄭市孟莊鎮小石莊村村長和鞏義市孝義鎮鎮長職務。1992年兩人辭職後,一個成立了奧星棗業(好想你健康食品前身),從事自己早就駕輕就熟的紅棗加工產業,2011年5月,好想你在深交所成功上市,一舉成為「中國棗業第一股」,市值最高超過110億;另一個從事自己極不熟悉的商業領域,成立正道公司,在鄭州收購了花園商廈、商業大廈、中環百貨、鄭榮集團、思達連鎖等企業,以「工業經營精神」成就了「武氏國企收購模式」。
成功的背後是無法訴說的艱辛。武治功告訴我:「剛剛從政府部門辭職的時候,我的人脈關係和資金實力很薄弱。在發展上和別人拼實力,我們拼不過,只有通過低成本的收購、擴張,不斷努力去做事。實際上,收了這麼多企業,都是別人不要的。我一直跟員工說,一定要做一個弱者——對外示弱,但內心堅強。」
再說被動下海的,華英農業董事長曹家富、濟源鋼鐵董事長兼總經理李玉田的故事就很有意思。曹家富曾在中央警衛團服役,退伍後先後任潢川縣仁和鄉武裝幹事、武裝部長和鄉長,1991年,他被派往華英農業的前身潢川縣畜禽開發集團任總經理;2008年,華英農業上市,曹家富完成從「中國鴨王」到「亞洲鴨王」再到「世界鴨王」的嬗變。他曾說:「我是被動下海。我當兵回來後當鎮長,當時企業有幾個項目,我屬於選人之一,稀裡糊塗去了。現在回頭看,如果再回到當年的話,能否下海?我肯定下海。當時我們一塊有三個企業,兩個企業都破產了,華英一步一步走過來,做的還可以。」
李玉田出生於1948年,1993年還在擔任焦作市政府副秘書長兼經協辦主任時,組織上委派他到濟源鋼鐵主持工作。當時的濟源鋼鐵,有鐵無鋼,只有三座小高爐,10多萬噸生鐵,慘澹經營,但李玉田接手後,奮起直追,於2001年組織5000餘名員工實施了全員持股改制,激發起巨大活力和動力,數年間將企業帶進中國企業500強、中國製造業500強和中國民營企業100強。他的感受是,「濟鋼和我本人的進步和成績除了自身努力外,趕上了這個改革開放的年代,受益於國家經濟體制的改革,這個機遇是可遇不可求的」。
「把幹部推向經濟第一線」,不僅包括黨政幹部,也包括技術型幹部和專業型幹部。1992年4月召開的全省科技大會上,省領導強調,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放活科研機構,引導科技人員走上經濟建設主戰場,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
牧原股份董事長秦英林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南陽地區食品公司工作,1992年他和妻子毅然辭職回到內鄉老家,靠著借來的3萬多元開始養豬;華蘭生物創始人安康在1992年創辦企業之前,曾幹過鄉村赤腳醫生和防疫站科長;上個世紀80年代,長葛人楚金甫曾長期在國企從事輸配電行業的工作,1992年和另外兩個人合夥創辦集體性質的開關廠,直到2000年改制完畢;洛陽人段玉賢曾屢次受命於危難,在欒川縣的國企中充當救火者角色,直到1992年擔任欒川縣化工公司(現欒川鉬業)經理一職後,才算穩定下來。1993年3月,鮮易控股的前身長葛縣肉聯廠掛牌成立,企業債務遠多於唯一的資產——庫存的幾十噸即將過期的凍牛肉,組織上任命朱獻福任廠長,當時,他的職務還是縣食品公司的一名經理。類似的,鹿邑志元食品的董事長羅志元原來也是一名國有食品公司的經理,1993年7月,他拿著3000元錢,帶著6名夥伴開始了艱難的創業。
這一時期,如羅志元、朱獻福、楚金甫他們一樣,公職人員下海,勢如井噴。有人成功,但也不乏有許多人失敗,剛開始創業時,每個人的內心對未來都不敢確定,往往是逮著什麼做什麼,什麼賺錢做什麼。
2017年在香港上市的宇華教育集團董事長李光宇,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一家兵工廠造炮彈,後調回老家當政府科員、鄉長、勞務輸出辦主任。1992年底,他一個朋友委託他幫俄羅斯人種菜,以換取對方的金屬產品鎳。靠著這門生意,李光宇賺取了第一桶金,後來逐漸進入教育領域,在河南建立了數十家民辦學校。河南「隱形首富」程道興原在河南省勞動人事廳工作,1992年下海經商,賣飲料、經銷長白山木材、開發房地產,後來才藉由一個入股民生銀行的機會,將個人事業定位於金融投資領域,終成一代金融大鱷。
除了官員,這一年,大量的普通人也走向創業之路。比如大張集團張國賢,他原是中學教師,1990年辭職在漯河開了一家小店,做食品、服裝生意。兩年後生意失敗,他跑到洛陽投奔姐姐,再次開店,才慢慢有了起色。比如文新茶葉集團董事長劉文新,1992年以前他還在信陽市騎著三輪販賣雞蛋和茶葉。再比如鑫旺集團董事長張春旺,年輕時一直在鞏義的一個小廠鼓搗石墨電極生產,1992年看到機會,以股份合作的方式募集到8810萬元,在鞏義建成了中國第一家由農民為投資主體的大型鋁廠。另外,還有正星科技的許聖英及其他兩位合伙人、銀基商貿城的李榮坤兄弟、思維列控的李欣,等等,也都是在這一年走上了創辦民營企業的道路。
以上所提的這些人,我當記者時大多採訪過他們,所謂的「時勢造英雄」,他們當時都很普通,只不過先人一步,抓住了難得的時代機遇。有些人是厭倦了體制內的生活,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想去闖蕩一番屬於自己的事業。但另有為數不少的人,還是被時代潮流所裹挾,或被具體的工作調動所安排,「兩眼一抹黑」,沒人知道「遊戲規則」,憑藉的只是對物質財富的原始渴望奮力拼搏,勤奮而執著,逐步在生產經營第一線淬鍊出來。
馮侖對此有一個準確的概括,「野蠻生長」。有意思的是,這些人後來有不少都登上了胡潤以及《福布斯》雜誌的富豪榜,且成為常客,甚至躍居「河南首富」。對外,他們並不諱言自身擁有財富的多少(大概鑫旺集團的張春旺除外吧),某種意義上,我們可把這份評價當作標示他們成功的「勳章」。
起步很低,創業艱苦,但這部分企業家也有著先天優勢,那就是,體制內的經歷讓他們熟知了中國的政治生態,曾經的工作讓他們以更宏觀的角度看待問題,體制內的關係可以讓他們先人一步獲得政策動向、把握先機。那些懂得既合理利用政治資源,又懂得堅守自身底線,與官員保持適當距離的企業家,後來證明都要走得更遠一些。
一手市場運營,一手政商斡旋,這就是說,這一部分人在政商關係的處理上要相對成熟一些。
胡葆森曾談及這些人的特點:「比較能忍,比較自信」、「有責任感」、「心態都比較好,沒想到會有今天這樣一番事業」。他說:「如果內心沒有修齊治平這種家國情懷,沒有不安分的要改變自己的命運,這種創業的衝動也是不行的」。
由此,我們認為,92派企業家追求個人成功的魄力與毅力,是值得銘記和尊崇的;他們獲得成功的歷史機遇和具體路徑,是可遇不可求,從而也是無法複製和不可再現的;他們用金錢重估一切價值,但同時又希望通過財富的力量推動社會改造的濃烈的內心情結,是橫空出現、前無來者的。
所以,他們是比較獨特的一代人!
當然,除了這些目前仍活躍在經濟舞臺上的 「成功者」,還有更多的在1992年創業的人,因這樣那樣的原因成了「沉沒者」和失敗者,比如花園集團謝國勝、華林集團孫樹華、芳達集團郭蘭芳、貞元集團駢運來、中泰集團李義超等,他們也同樣會因他們自身的大起大落和鋃鐺入獄而被世人銘記。
正如河南宏力集團的80後接班少帥、秦自力的二兒子秦巖所說:「這條布滿荊棘的路上,很多人倒下了;成功者成就的絕不僅是某個人、某個家族、某個企業。這條路,也是中國的希望之路。這個群體,已記錄在中國走向現代化,走向崛起的檔案中。他們的命運,折射著國家未來的命運。那些倒下的人,也有一份別樣的榮耀」。
近兩年,因為不少行業的經營形勢大起大落,我們所熟悉的恆大集團許家印、建業集團胡葆森、志元食品羅志元、華英農業曹家富、輔仁藥業朱文臣、宏力集團秦自力等人,都在風雨飄洋之中試圖挽狂瀾於既倒,但企業家生命周期和企業生命周期的匹配性,都讓他們個人的畢生功業甚至聲名不得不經受嚴峻考驗。
回望來路,作為河南民營經濟的中堅力量,河南的「92派」企業家已經度過了做事興業的「壯年」。現在,畢竟年齡不饒人,他們現在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企業權杖和企業創始性的精神財富如何順利傳承的問題。
自然,這裡面也包括時代所賦予的改革創新精神的發揚光大問題。
10/
各行各業「92」派的興起,與一個更為深刻的時代背景分不開,那就是,面對著1989年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封鎖,中國經濟要調方向了,要啟動新一輪投資熱潮,國內許多人渴望推動民營經濟的大力發展。
1992年被普遍視為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史上的重要分水嶺。
就河南省而言,1992年以前,小型個體經濟和鄉鎮企業取得了大發展,但私營經濟還處於萌動狀態,甚至仍屬一個禁區。
1992年12月,河南省委向全省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快私營經濟發展的決定》,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及有關部門要不斷解放思想,破除一左一舊的觀念機器,積極支持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並就如何放寬經營範圍,發展多種經營形式,擴大從業人員,優化經營環境,簡化辦證手續等作了具體規定。
到了1993年2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召開會議,要求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私營經濟、股份制經濟、聯營經濟、外商投資經濟、港澳臺投資經濟,以及其他適應河南實際的各種經濟類型,都要全方位發展。這就從制度環境上保障了河南民營經濟進入相對快速的發展階段。
中國市場經濟開始發軔,帶來的是各個行業開始走向欣欣向榮的發展期。
河南」92派「先驅之一汪遠思
在河南,比如房地產領域,除了建業地產公司成立之外,河南第一家真正的港資企業德億地產公司也落戶鄭州,與建業等一起開發鄭州的「東南板塊」,這一年,也可稱是河南的地產經濟元年。再比如食品行業,春都集團在這一年6月宣告成立,這一舉動直接開啟的是肉製品領域的「三國混戰」局面(鄭榮、春都、雙匯)。
又如高新技術領域,這一年7月,國家鄭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正式掛牌,這是經國務院批准建立的全國27個開發區之一;隨後沒多久,開封、鶴壁、漯河、洛陽、濮陽、周口、三門峽等地的高新區以及紅旗渠經開區也都陸續宣告成立。它們,成了河南高新技術企業健康成長的「溫床」。
當然,經濟既然高速發展,也難免泥沙俱下。鞏義是河南省乃至中國社隊企業、民營企業發展的淵藪,自1992年開始,綜合經濟實力連續22年位居河南省縣域首位,連續13屆躋身「全國百強縣」,但正是1992年的3月份,「中國質量萬裡行」開展系列曝光行動,鞏義回郭鎮的劣質電線電纜被列在17個重大批評報導篇目中。事件發生後,當地所有企業遭到了全國性抵制,整個產業面臨滅頂之災。
地方政府以整飭市場環境、規範經營行為為名,僅電線電纜一個產業就一次性查封500多家、合併100多家企業(共900多個廠家)。同時,他們以類似的手段,對偽劣水泥、複合肥、機械製品等製售活動進行了徹底圍剿,使大規模、多產業、多渠道的制假售劣活動得到了有效遏制。1993年5月,時任河南省委書記的李長春對回郭鎮的發展作了全面批示:回郭鎮要殺回馬槍,變成優質電線電纜生產基地。
這件事,對河南省的經濟發展影響很大,它被視為河南省乃至全國建設工業商貿園區的先聲。「人口向城鎮集中、企業向園區集中」,中國企業的產業集群理論和實踐,就此孕育出雛形。
11/
1992年11月17日,一代人的精神偶像、著名作家路遙因病去世,年僅42歲。
「92派」著名企業家潘石屹曾這樣評價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這本書我一共看了7遍。為什麼一本書能夠看7遍呢?每一次在我人生低潮的時候、碰到困難的時候,覺得這個坎過不去的時候,我就讀上一遍《平凡的世界》。人真正的夢想是精神世界的,而不是這個地理位置上的夢想。只要你有一個精神世界的夢想的話,就會覺得心裡很踏實。」
河南「92派」企業家、新怡和控股集團董事長王剛也有類似感受:「什麼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奮鬥。這本書是我的必讀書,每次讀都能感到新的奮鬥動力。那時候是因為窮,所以拼的是意志堅定,而現在更多的是知識和技術創業」。
路遙
我在那一年11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他的死,死的偉大!為事業,他獻出了自己的一切,為了創造出別人創造不出的東西,他敢於去拼搏!路遙是一座令人景仰的豐碑!」現在,有人說,路遙「死在中國城鎮化、工業化的路上」,只屬於那個漸去漸遠的時代。這句話細思起來也沒錯,他和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先投身物質世界的奮鬥,再訴求精神世界的建樹,我們的「92派」,可不就是這樣一步步走過來的嗎?
那個年代,大家都還沒有意識到,貧窮是一種最大的罪惡。出於本能,不斷奮鬥,努力追求財富,但內心又裝著一個「家國天下」,不是「92派」的路遙,卻因他的英年早逝,成了中國企業家心目中精神意義上的「92派」圖騰。
那一年的10月2日,我曾寫下一篇《秋雨》,發表於11月21日的《當代中學生報》上:
秋雨來了。它來的正是時候。
新翻的土地口舌鬆軟,正等著他的澆灌。悄悄發黃的樹葉正在枝頭翹望,等著它能深情地吻它們一身緋紅,莊嚴而又浪漫地迎接死亡。
大山在等它,小河在等它鄉親們的心兒也在等它。
自然的規律是多麼殘酷,漸漸離去的那些日子裡,旱魔在毒辣的光影中揮動著手臂,向綠色的生命發動挑戰。於是,世界顫慄了,孱弱的生命,在苦難中艱難生長。到了收穫時,人們得到的是那麼少,那麼可憐。
而今,到了秋播時,雨終於適時地來了。
我在學校,似乎聽到大地上正迴響著一片歡呼聲。來自地底下,也來自人心裡。
這大概是一個少年對這個世界懵懂的感受吧。
(2018.1.8,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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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健
滎陽人,工商管理碩士(MBA)
曾任《大河報》 首席記者、
河南能源化工集團宣傳部副部長、
《企業觀察家》雜誌總編
現系上海財經大學500強研究中心
河南工業大學特聘教授、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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