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的哪本書最著名（馮保善四大奇書）

2023-06-14 10:20:05

引 言

劉勰《文心雕龍·宗經》中說：「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1]

也就是說，堪稱為「經」的書籍，能夠說明天、地、人的常理，揭示永恆不變的真理，具有不可改易的訓示和典範意義。

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云：

「經典體現歷史存在的一個普遍特徵，即在時間將一切銷毀的當中得到保存。在過去的事物中，只有並沒有成為過去的那部分才為歷史認識提供可能，而這正是傳統的一般性質。

正如黑格爾所說，經典是『自身有意義的，因而可以自我解釋』。但那歸根到底就意味著，經典能夠自我保存正是由於它自身有意義並能自我解釋；也就是說，它所說的話並不是關於已經過去的事物的陳述，即並不是仍需解釋的文獻式證明，相反，它似乎是特別針對著現在來說話。我們所謂『經典』並不需要首先克服歷史的距離，因為在不斷把過去和現在相聯繫之中，它已經自己克服了這種距離。因此經典無疑是『沒有時間性』的，然而這種無時間性正是歷史存在的一種模式。」[2]

經典具有穿越時空、持續不竭的現代性和歷久彌新的當下意義。

而文學經典，其「本身自然必須具有重大的藝術價值，作為文學中審美創新與新的形式的發現，起到引領文學潮流的作用；在深含民族生存意蘊的具體的描寫中——不管其描寫方式如何，它們應是表現了最具人性的東西，具有屬於全人類的、未來的成分，以及在『自律』與『他律』張力之間維持高度緊張的因素，並能進入『長遠歷史』而成為歷久彌新的文化現象」[3]。

簡而言之，即文學經典應當具有人性的深刻性、文化意蘊的豐富性和引領潮流的藝術範式意義。

香港城市大學 張隆溪 教授

古代小說並不乏這樣的經典之作。明代「四大奇書」《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正是這樣的作品。

但其由作者筆下自在狀態的文本，到成為普世公認的審美對象的「經典」作品，卻是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又艱難曲折的歷史過程，並且與其在江南的傳播有著密切的關係。對此，學界尚未見人揭櫫。

一、「四大奇書」的刊印與小說經典的生產

在已刊拙文中，論述了明清江南通俗小說中心圈的形成，與該區域擁有全國最龐大的娛樂消費群體，為大眾娛樂休閒文化中心，繁榮的文化消費市場密切相關[4]；而小說生產與消費、戲曲曲藝對小說故事的傳播、小說成為社會生活中的文化元素，以此為標誌要素的江南小說文化的崛起，使得明清江南較之其他區域有著更適宜通俗小說發展的文化生態[5]。

小說經典多創作於江南，首刊於江南，其善本精刊集中出現於江南，便是很好的明證。

首先，我們看「四大奇書」的作者及其首刊。

《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或稱之「杭人」[6]、「錢塘人」[7]，其籍貫未必是杭州，其人卻與杭州關係密切，甚至不排除在此完成小說創作的可能。

由該書最早刊本嘉靖元年刻庸愚子（金華人蔣大器）序可知，其成書以後，最初在江南一帶流傳。

因此，有學者推測，此本可能即刊於江南特別是南京[8]。《水滸傳》作者施耐庵，一般認為是元末明初揚州府興化縣人，據載曾客居蘇州，為張士誠幕僚。

《水滸傳》今知最早刊本，為傳說中的武定侯郭勳嘉靖年間家刻本；今見最早刊本，是殘存於上海圖書館的嘉靖刊本《京本忠義傳》（殘葉）。

武定侯郭勳本又有《張鳳翼序刻武定版忠義水滸傳》，序約撰於萬曆十六年（1588），是現存最早的《水滸傳》序[9]。蘇州張鳳翼序刻本不傳，應該是刊刻於蘇州。

《西遊記》作者，一般認為是南直淮安人吳承恩，曾讀書於南京。該書的最早和最佳刊本，即萬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

《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笑生，其蘭陵是否南蘭陵有待確證，但首先披露該書抄本消息者袁宏道，時任吳縣縣令；其消息來源，得之於松江華亭人董其昌；而袁宏道的弟弟袁中道得知《金瓶梅》，亦聞之董氏。

四大奇書合套

《遊居柿錄》卷九載：「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說小說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予私識之。」[10]萬曆四十五年（1617）該書首刊本《新刻金瓶梅詞話》刻於蘇州。

由上所述，不難看出：

其一，「四大奇書」的作者均與江南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其二，「四大奇書」的創作，均與江南關係密切；

其三，「四大奇書」大抵首刊於江南一帶。顯而易見，明清江南文化生態對於「四大奇書」及其他通俗小說經典的生產，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其次，我們看「四大奇書」的精刊。

1.《三國志演義》：

（1）萬曆十九年金陵周曰校萬卷樓《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十二卷；

（2）約萬曆後期杭州楊爾曾夷白堂《新鐫通俗演義三國志傳》二十四卷；

（3）明末蘇州綠蔭堂《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4）明末蘇州藜光樓植槐堂《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5）明末蘇州《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二十卷；

（6）康熙十八年李漁序醉耕堂刊《四大奇書第一種》（毛評初刻本）；（7）清初金陵翼聖堂《李笠翁先生批閱三國志》一百二十回。上述均為二十四卷系本。

《三國演義》書封

2.《水滸傳》：

（1）萬曆十七年天都外臣序新安刻本《忠義水滸傳》；

（2）明張風翼序刻武定版《忠義水滸傳》；

（3）萬曆三十八年杭州容與堂刻《李卓吾批評忠義水滸傳》；

（4）萬曆四十二年袁無涯刻《出像評點忠義水滸全書》；

（5）崇禎年間蘇州鬱郁堂刻《李卓吾忠義水滸全傳》；

（6）崇禎年間蘇州寶翰樓刻《文杏堂批評水滸全傳》；

（7）崇禎十四年蘇州貫華堂刻《金聖歎批評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3.《西遊記》：

（1）萬曆二十年陳元之序金陵世德堂刻《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

（2）明刻袁於令題詞本《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

（3）康熙二年汪象旭刊《西遊證道書》；

（4）清代前期金陵世德堂刊《西遊真詮》。

《李卓吾先生批點》

4.《金瓶梅》：

（1）萬曆四十五年蘇州書坊刻東吳弄珠客序本《新刻金瓶梅詞話》；

（2）明末杭州刻《新刻繡像批評原本金瓶梅》；

（3）康熙三十四年張竹坡刊《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在揚州、金陵、蘇州發售）。

此類刻本不斷被翻刻再版，廣為流布，已顯示了其經久不衰的魅力。其多為精刊，亦為學界所公認。

其中，如《三國志演義》毛綸、毛宗崗父子評本，為該書最流行的定本；

貫華堂刊金聖歎評點刪定《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也為有清一代最風行的本子；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天都外臣序本《忠義水滸傳》、容與堂刻《李卓吾批評忠義水滸傳》、袁無涯刻《出像評點忠義水滸全書》、《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西遊證道書》、《新刻金瓶梅詞話》《新刻繡像批評原本金瓶梅》《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等，迄今依然為各家整理本選作底本。

皋鶴堂本第一奇書《金瓶梅》

此類精刊，使得第一流的小說作品，以相對定型的文本，作為審美對象，呈現在讀者面前。

相比較，明代建陽小說出版，從擴大聲勢，讓社會認識接受小說文體而言，自有其不容否認的意義。

然正如明人所說：「蓋閩專以貨利為計，但遇各省所刻好書，聞價高即便翻刻，卷數目錄相同，而於篇中多所減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貨半部之價，人爭購之」[11]；「閩中紙短窄黧脆，刻又舛訛，品最下而直最廉」[12]。

偷工減料，偽劣刻印，對於小說作品的破壞，也相當嚴重。特別在通俗小說處於遭世人歧視的起步時期，粗陋不堪，令人難以卒讀的小說印本，也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如明天都外臣序《水滸傳》中云：「自此版者漸多，復為村學究所損益。蓋損其科諢形容之妙，而益以淮西、河北二事。赭豹之文，而畫蛇之足，豈非此書之再厄乎！近有好事者，憾致語不能復收，乃求本傳善本校之，一從其舊，而以付梓。」[13]便道出了世俗庸人隨意刪削、妄增之於《水滸傳》造成的災難。

明金陵書坊主人周曰校撰《三國志通俗演義識語》中云：「是書也，刻已數種，悉皆偽舛，茫昧魚魯，觀者莫辨，予深憾焉。輒購求古本，敦請名士按鑑參考，再三讎校。……鑑者顧諟書而求諸，斯為奇貨之可居。」[14]

由此宣傳廣告，我們也不難察知，已有刻本之魚魯亥豕、偽舛百出，為讀者深惡痛絕，所以，周曰校強調己刻之「購求古本，敦請名士按鑑參考，再三校讎」，正是順應讀者對精本的需求而生。

《三國志演義的世界》 【韓】 金文京

江南小說出版的精刊，則得到廣泛的認可。金文京論《三國志演義》版本系統說：

「留都南京、南宋舊都杭州以及經濟中心蘇州等江南各大城市在當時都是文化最發達的先進地方。張尚德本刊於何處雖然不詳，但很可能就在這些城市，尤其可能就在南京。江南系統中的一些版本如張尚德本一般不帶插圖，縱有插圖也非上圖下文版式，而是一整頁或相對兩頁相連的大幅插圖，且畫工極其精美。與福建本相較，可謂高級版本。」[15]

「四大奇書」的江南刻本，普遍具有這樣的特徵。如醉耕堂刊《三國演義》毛評本，《水滸傳》容與堂本、袁無涯本、金聖歎評本，《西遊記》世德堂本、李卓吾評本等，其中固然有著原刊與評點改訂本等差異在，卻一致體現出了精刊本的特色。

由以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明清江南區域對於通俗小說經典的生產，在中國小說經典化進程中，具有著重要地位。

二、「四大奇書」與小說經典的發現

康熙十八年（1679），小說戲曲家李漁撰《古本三國志序》，其中云：

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書之目：曰《史記》也，《南華》也，《水滸》與《西廂》也。馮猶龍亦有四大奇書之目：曰《三國》也，《水滸》也，《西遊》與《金瓶梅》也。兩人之論各異。愚謂書之奇，當從其類。《水滸》在小說家，與經史不類；《西廂》系詞曲，與小說又不類。今當從其類以配其奇，則馮說為近是。[16]

根據李漁的記載，明代中後期太倉大文學家王世貞（1526—1590），曾經將《史記》《莊子》《水滸》《西廂記》四部作品並稱「宇宙四大奇書」。

以文體論，四部書分屬於諸子散文、史傳文學、元雜劇、通俗章回小說。李漁認為，作品的歸類，當以類相從，他顯然更贊同蘇州馮夢龍的看法，將《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金瓶梅》並稱「四大奇書」。

剪紙·西廂記

平心而論，王世貞的說法未嘗不可，將屬於大眾文藝的小說戲曲作品與《莊子》《史記》這樣的經典文體名著齊名並稱，正反映出他過人的膽識和不俗的眼光；且以他的身份，振臂一呼，對改變世人關於通俗文體的看法，也有著不可小覷的意義。

然而，馮夢龍、李漁們的看法，小說文體自覺的意識更為鮮明，甚至包含了朦朧的「尊體」意識在其中，這不僅對於小說文體獨立發展意義重大，並且，只有「尊體」，打破了傳統視小說為小道的觀念，先有「經典小說」文體，而後才會有「小說經典」作品，這是小說走向經典化的必由之路。

但李漁所提及的馮夢龍有「四大奇書」一說，不知何所依據？

楚黃張無咎《批評北宋三遂平妖傳敘》（改泰昌元年天許齋《北宋三遂平妖傳序》而成，一般認為是張氏乃馮夢龍託名），其中談到了小說「奇書」的話題：

小說家以真為正，以幻為奇。然語有之：「畫鬼易，畫人難。」《西遊》幻極矣，鬼而不人，第可資齒牙，不可動肝肺。《三國志》人矣，描寫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勢不得幻，非才不能幻，其季孟之間乎？嘗闢諸傳奇：《水滸》，《西廂》也；《三國志》，《琵琶記》也；《西遊》，則近日《牡丹亭》之類矣。他如《玉嬌麗》《金瓶梅》另闢幽蹊，曲終奏雅，然一方之言，一家之政，可謂奇書，無當巨覽，其《水滸》之亞乎？[17]

在這篇序言中，對於《水滸》《三國》《西遊》《玉嬌麗》《金瓶梅》，均給予高度評價，謂之「奇書」。

倘若李漁的說法由此而來，則「四大奇書」專名的發明，還要歸功於他本人的首創。

《閒情偶寄》 清· 李漁

不過，在李漁之前，「四大奇書」確已是呼之欲出了。

萬曆年間，李贄任職於南京刑部，提出「宇宙內有五大部文章」（包括司馬遷《史記》、杜工部《杜子美集》、蘇軾《蘇子瞻集》、施耐庵《水滸傳》、李夢陽《李獻吉集》）[18]。

天啟三年（1623）煙霞外史《韓湘子敘》云：「有《三國志》之森嚴，《水滸傳》之奇變；無《西遊記》之謔虐，《金瓶梅》之褻淫。」[19]

崇禎元年（1628）崢霄主人《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凡例》中說：「故不學《水滸》之組織世態，不效《西遊》之布置幻景，不習《金梅瓶》之閨情，不祖《三國》之機詐。」[20]

崇禎年間，金聖歎提出「六才子書」（包括《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西廂記》）。

明末，爽閣主人夏履先《禪真逸史凡例》中說：「今編訂，當與《水滸傳》《三國演義》並垂不朽，《西遊》《金瓶梅》等方之劣矣。」[21]

天許齋《古今小說題辭》中說：「小說如《三國志》《水滸傳》稱巨觀矣。」[22]

幔亭過客《西遊記題辭》中說：「至於文章之妙，《西遊》《水滸》實並馳中原。」[23]

清順治間，西湖釣叟《續金瓶梅集序》中說：「今天下小說如林，獨推三大奇書曰《水滸》《西遊》《金瓶梅》者，何以稱乎？」[24]

笑花主人《今古奇觀序》中說：「元施、羅二公，大暢斯道，《水滸》《三國》，奇奇正正，河漢無極。論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廂》傳奇，號四大書，蹶觀偉矣。」[25]

《第六才子書》

這些論說均出現在李漁之前，其論列作品的多寡不一，文體不一，具體好惡各有差異，但或列之於「五大部文章」「六才子書」「四大書」「三大奇書」，或將其作為評價其他小說作品的參照，足以見出「四大奇書」在當時已經得到了社會廣泛的認同。

出版家李漁明確提出小說「四大奇書」，併集中刊印，於是這一稱法，更加深入人心，廣為人知。需要表而出之的是，康熙年間，劉廷璣《在園雜誌》以更加宏闊的視野，對「四大奇書」做了空前系統的論說：

降而至於「四大奇書」，則專事稗官，取一人一事為主宰，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數十卷者。如《水滸》本施耐庵所著，一百八人，人各一傳，性情面貌，裝束舉止，儼有一人跳躍紙上。

天下最難寫者英雄，而各傳則各色英雄也。天下更難寫者英雄美人，而其中二三傳則別樣英雄、別樣美人也。串插連貫，各具機杼，真是寫生妙手。……再則《三國演義》。演義者，本有其事，而添設敷演，非無中生有者比也。蜀、吳、魏三分鼎足，依年次序，雖不能體《春秋》正統之義，亦不肯效陳壽之徇私偏側。

中間敘述曲折，不乖正史，但桃園結義，戰陣回合，不脫稗官窠臼。……較之《西遊》，實處多於虛處。蓋《西遊》為證道之書，丘長春借說金丹奧旨，以心猿意馬為根本，而五眾以配五行，平空結構，是一蜃樓海市耳。

此中妙理，可意會不可言傳，所謂語言文字，僅得其形似者也。……若深切人情世務，無如《金瓶梅》，真稱奇書。欲要止淫，以淫說法；欲要破謎，引謎入悟。其中家常日用，應酬世務，奸詐貪狡，諸惡皆作，果報昭然。

而文心細如牛毛繭絲，凡寫一人，始終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讀之，但道數語，便能默會為何人。結構鋪張，針線縝密，一字不漏，又豈尋常筆墨可到者哉？……四書也，以言文字，誠哉奇觀，然亦在乎人之善讀與不善讀耳。

不善讀《水滸》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讀《三國》者，權謀狙詐之心生矣。不善讀《西遊》者，詭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讀《金瓶梅》，先須體認前序，內云：「讀此書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讀此書而生效法心者，禽獸也。」然今讀者多肯讀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讀七十九回以後，豈非禽獸哉！[26]

此後，「四大奇書」偶或有不同的說法，如觀鑑我齋《兒女英雄傳序》、張書紳《新說西遊記總評》分別以《紅樓夢》《封神演義》取代《三國演義》。

《紅樓夢》

特別是《紅樓夢》橫空出世後，人們驚嘆，此「小說家第一品也」，更有人提出《紅樓夢》是「第一才子書」，於是就有了魯迅所說的：

「明季以來，世目《三國》《水滸》《西遊》《金瓶梅》為『四大奇書』，居說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紅樓夢》盛行，遂奪《三國》之席，而尤見稱於文人。」[27]

近世出版以《三國演義》《水滸》《西遊》《紅樓夢》合刊，並稱「四大名著」，追根溯源，正由「四大奇書」而來。由此亦可覘知明清通俗小說經典化過程之一斑。

由如上所述可以看出，首先，令人驚喜的是，「小說如林，獨推三大奇書」（西湖釣叟《續金瓶梅序》），在浩如煙海的說部中，幾部小說脫穎而出，人們察覺出它們的超邁群倫，卓然獨立，認識到即便在「小道」之中，也有堪稱「經典」的作品。

其次，令人稱奇的是，在李漁明確提出「四大奇書」之前，有所謂的「五大部文章」「六才子書」「四大書」「三大奇書」等說法，均在江南提出，流行於江南，其倡導者也多與江南關係密切，如：王世貞為蘇州府太倉州人；李漁為浙江蘭溪人，長期生活於杭州、南京；

李贄為福建泉州人，任職南京刑部期間提出「宇宙內有五大部文章」；

煙霞外史，由其序落款「天啟癸亥季夏朔日煙霞外史題於泰和堂」[28]，小說《韓湘子全傳》第一回署「武林泰和仙客評閱」，可知其應該為武林（杭州）人；崢霄主人陸雲龍為錢塘（杭州）書商；金聖歎為蘇州人；

爽閣主人夏履先為錢塘書坊主；天許齋主人為蘇州書坊主；幔亭過客，即袁於令，為蘇州人；西湖釣叟為錢塘人或流寓錢塘者；笑花主人應該為蘇州人。

準此，我們不妨說，這諸多關於通俗小說的新評價，既是晚明以來江南文化發展孕育的產物，也是明清江南小說文化的自然組成部分。

《圖說「四大奇書」》

其三，「四大奇書」的提出，還隱約透露出「尊體」的信息，如有學者說，雖然「小道可觀」這一傳統小說評價體系中的核心內容尚未能徹底改變，但具體到對於《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的評判，此評價體系已開始有所轉化[29]。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說，晚明江南文化生態，成為醞釀和促成這一觀念轉換的重要土壤，「小道」視之的通俗小說，悄然間在此經歷著文體意義上的向「經典小說」的邁進。

三、「四大奇書」評點與小說經典初步確立

李漁《閒情偶寄·詞採第二》中說：

「施耐庵之《水滸傳》，王實甫之《西廂記》，世人盡作戲文小說看，金聖歎特標其名曰『五才子書』『六才子書」者，其意何居？蓋憤天下之小視其道，不知為古今來絕大文章，故作此等驚人語以標其目。噫！知言哉！」[30]

他贊同金聖歎稱《水滸傳》《西廂記》為「才子書」，譽之為「古今來絕大文章」，乃天下最好的文章，可謂的評。

《明代小說四大奇書》

作品能夠成為經典，首先在於其自身的蘊含和價值。在「四大奇書」各自問世後，便都得到了多層次、多角度的闡釋，批評家樂此不疲地發掘其豐富的蘊含奧妙。

如庸愚子序《三國志通俗演義》云：

「前代嘗以野史作為評話，令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野。士君子多厭之。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裡巷歌謠之義也。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則三國之盛衰治亂，人物之出處臧否，一開卷，千百載之事豁然於心胸矣。」[31]

李卓吾《忠義水滸傳敘》云：

「太史公曰：『《說難》《孤憤》，賢聖發憤之所作也。』由此觀之，古之賢聖，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32]

天都外臣《水滸傳敘》云：

「載觀此書，其地則秦、晉、燕、趙、齊、楚、吳、越，名都荒落，絕塞遐方，無所不通；其人則王侯將相，官師士農，工賈方技，吏胥廝養，駔儈輿臺，粉黛緇黃，赭衣左衽，無所不有；其事則天地時令，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刑名法律，韜略甲兵，支幹風角，圖書珍玩，市語方言，無所不解；其情則上下異同，欣戚合離，捭闔縱橫，揣摩揮霍，寒暄顰笑，謔浪排調，行役獻酬，歌舞譎怪，以至大乘之偈，《真誥》之文，少年之場，宵人之態，無所不該。紀載有章，煩簡有則。發凡起例，不雜易於。如良史善繪，濃淡遠近，點染盡工；又如百尺之錦，玄黃經緯，一絲不紕。此可與雅士道，不可與俗士談。」[33]

袁宏道在《與董思白書》中評《金瓶梅》：

「《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34]

謝肇淛《金瓶梅跋》云：

「書凡數百萬言，為卷二十，始末不過數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務，官私之晉接，閨闥之媟語，市裡之猥談，與夫勢交利合之態，心輸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語，駔儈之機械意智，粉黛之自媚爭妍，狎客之從諛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語，窮極境象，駴意快心。譬之範公摶泥，妍媸老少，人鬼萬殊，不徒肖其貌，且並其神傳之。信稗官之上乘，爐錘之妙手也。」[35]

袁於令《西遊記題辭》云：

「餘謂三教已括於一部，能讀是書者，於其變化橫生之處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通不洽？而必問玄機於玉匱，探禪蘊於龍藏，乃始有得於心哉？至於文章之妙，《西遊》、《水滸》實並馳中原。今日雕空鑿影，畫脂鏤冰，嘔心瀝血，斷數莖髭而不得驚人隻字者，何如此書駕虛遊刃，洋洋灑灑數百萬言，而不復一境，不離本宗。」[36]

均各自從不同層面，分別揭示了「四大奇書」博大的意蘊或奧秘的藝術。卓越的開創、偉大的張力及其在小說史上的範式意義，奠定了其成為經典的基礎。

《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 丁錫根校注

明人陳明卿云：「文字，山水也；評文，遊人也。夫文字之佳者，猶山水得風而鳴，得雨而潤，得雲而鮮，得遊人閒懶之意而活者也。」[37]

具有經典意義的小說，正如山水勝景，需要有不凡的鑑賞眼光來鑑賞激活。

明清江南湧現出的一批小說精評本，其深度評點，毫無疑問彰顯了一流小說偉大的蘊含和價值，揭示了其深刻的社會意義和美學貢獻，使之「經典」地位賴以得到初步確立。

復以「四大奇書」批點為例，如《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以上三種多認為是無錫葉晝評點）、《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長洲陳仁錫明卿父校閱）、《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金聖歎評點）、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有認為該書批評者為李漁）、《李笠翁批閱三國志》（笠翁評閱）、《醉耕堂刊王仕雲評論五才子書水滸傳》（徽州歙縣王望如評點）、《西遊證道書》（西陵殘夢道人汪憺漪箋評，鐘山半非居士黃笑蒼印正）、

《四大奇書第一種》（毛綸、毛宗崗評點）、《西遊真詮》（悟一子批點）、《金瓶梅》（文龍評點）等，均在小說評點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特別是《水滸傳》金聖歎評、《金瓶梅》張竹坡評、《三國演義》毛氏父子評，更是小說評點史上的翹楚之作。

劉廷璣《在園雜誌》中，曾綜論小說批點，對上述三家，也給予不同程度的讚譽：

「金聖歎加以句讀字斷，分評總批，覺成異樣花團錦簇文字。以梁山泊一夢結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杭永年（應為毛氏父子——引者）一仿聖嘆筆意批之，似屬效顰，然亦有開生面處。……《金瓶梅》……彭城張竹坡為之先總大綱，次則逐卷逐段分注批點，可以繼武聖嘆，是懲是勸，一目了然。」[38]

其對於《水滸》金批、《三國》毛批、《金梅瓶》張批的讚許之情，溢於言表。

《金聖歎全集》

其中，金聖歎批點，最為好評如潮，如馮鎮巒《讀聊齋雜說》云：「金人瑞批《水滸》《西廂》，靈心妙舌，開後人無限眼界，無限文心。故雖小說、院本，至今不廢。」[39]

邱煒蘐《金聖歎批小說說》云：「人觀聖嘆所批過小說，莫不服其畸才，詫為靈鬼轉世。……嘗謂天苟假聖嘆以百歲之壽，將《西遊記》《紅樓夢》《牡丹亭》三部妙文一一加以批評，如《水滸》《西廂》例然，豈非一大快事！」[40]

昭槤《嘯亭續錄》云：「自金聖歎好批小說，以為其文法畢具，逼肖龍門，故世之續編者汗牛充棟，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無不陳《水滸傳》《金瓶梅》以為把玩。」[41]

夢生《小說叢話》云：「聖嘆評小說得法處，全在能識破作者用意用筆的所在，故能一一指出其篇法、章法、句法，使讀者翕然有味。」[42]

定一云：「《水滸》可做文法教科書讀。就聖嘆所言，即有十五法。……若無聖嘆之讀法評語，則讀《水滸》畢竟是吃苦事。」[43]

《紅樓夢》第五十四回脂硯齋回評所云：「作者已逝，聖嘆雲亡，愚不自諒，輒擬數語，知我罪我，其聽之矣。」[44]

同樣表達了對金聖歎評點的仰慕致敬之意。

《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

《水滸》金批、《西遊記》李批、《金瓶梅》張批、《三國》毛批等，其對於作品內蘊的揭示，及其在小說批評史上的意義，論者已夥，不再贅述。

清人餘扶上《聖嘆序》云：「先生未批以前，《水滸》賊書，《西廂》淫書。今而知《水滸》之變幻離奇，直進於《易》；《西廂》之纏綿濃鬱，直進於《詩》。」[45]

黃叔瑛《三國演義序》云：

「院本之有《西廂》，稗官之有《水滸》，其來舊矣。一經聖嘆點定，推為第五才子書、第六才子書，遂成錦心繡口，絕世妙文；學士家無不交口稱奇，較之從前俗刻，奚翅什伯過之。信乎，筆削之能，功倍作者，經傳為然；一切著述，何獨不然。……最後乃見聲山評本（《三國演義》），觀其領挈綱提，針藏線伏，波瀾意度，萬竅玲瓏，真是通身手眼。而此書所自有之奇，與前此所未剖之秘，一旦披剝盡致，軒豁呈露，不惟作者功臣，以之追配聖嘆外書，居然鼎足，不相上下。」[46]

觚庵贊毛評：

「《三國演義》一書，其能普及於社會者，不僅文字之力。餘謂得力於毛氏之批評，能使讀者不致如豬八戒之人參果，囫圇吞下，絕未注意於篇法、章法、句法，一也。」[47]

這些論說，便具體恰切地揭示了幾種評點的重大意義。小說經典之作，正有賴於這些重要的評點，進一步確立了其作為經典的初步地位。

餘 論

小說文體由卑而尊，是在進入20世紀以後的事情。

光緒二十八年（1902）梁啓超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云：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48]

由此正式拉開近代「小說界革命」的序幕。

《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

雖然這代小說家和批評家「自覺不自覺地與前人的作品保持一定距離，不願意直接與之認同」[49]，甚至如梁啓超還講過中國小說「述英雄則規畫《水滸》，道男女則步武《紅樓》，綜其大較，不出誨盜誨淫兩端」[50]的話，但毋庸置疑，「中國小說從文學結構的邊緣向中心移動」，人們對於傳統小說，也「逐步由『罵』轉『捧』，力圖證明中國傳統小說的特殊價值」[51]。

光緒二十九年（1903）迄三十年（1904），《新小說》刊發飲冰（梁啓超）等人的《小說叢話》，其中如平子（狄寶賢）說：「《金瓶梅》一書，作者抱無窮冤抑，無限深痛，而又處黑暗之時代，無可與言，無從發洩，不得已藉小說以鳴之。其描寫當時社會之情狀，略見一斑。……《水滸》抱奇憤，《金瓶》抱奇冤。處境不同，故下筆亦不同」，「《紅樓夢》一書，系憤清人之作……《紅樓夢》之佳處，在處處描摹，恰肖其人」；

曼殊說：「《水滸》《紅樓》兩書，其在我國小說界中，位置當在第一級，殆為世人所同認也」，「《金瓶梅》之聲價，當不下於《水滸》《紅樓》」；

俠人說：「吾國之小說，莫奇於《紅樓夢》，可謂之政治小說，可謂之倫理小說，可謂之社會小說，可謂之哲學小說你、道德小說」；

定一說：「《水滸》一書，為中國小說中錚錚者，遺武俠之模範，使社會受其餘賜，實施耐庵之功也」[52]，正透露出這一微妙變化的信息。

民國刊本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傳統小說觀念方始發生了根本性扭轉。

光緒三十年（1904）黃人始撰《中國文學史》，設《明人章回小說》專節，對通俗小說予以較高評價；

光緒三十三年（1907）天僇生（王鍾麒）刊發《中國歷代小說史論》，明確提出「中國歷代小說史」概念。1920年至1926年，魯迅更先後在北京大學等高校開設中國小說史課程。

其間，1920年油印《中國小說史大略》講義，1923年北京大學新潮社鉛印正式出版《中國小說史略》。

應該說，也只有到了「小說」文體得到尊重，成為經典文體之後，明清通俗小說中那些具有經典意義的小說作品，才成為社會公認的完整意義的經典作品。

雖然如此，晚明以來「四大奇書」及其他通俗小說作品在江南的傳播，在通俗小說經典化進程中，具有著不可輕忽的歷史意義。

《中國文學史》 黃人著

首先，明清江南出版業將這些小說首刊，使得具有經典意義的小說作品，得以及時地呈現給讀者，不至於湮滅散佚；其精刊精印，使得這些作品有了相對定型的文本，成為一種客觀的「經典」存在；

「奇書」「才子書」的出現，標誌著小說「經典」的發現，特別是「奇書」概念的提出，雖然不夠理直氣壯，卻暗含了小說尊體的開始；

精批精評，深度闡釋，意味著「小說經典」萬事俱備，經典地位初步得以確立。

其次，明清通俗小說在江南的傳播過程，其首刊精刊精評、「奇書」「才子書」的提出，均發生在江南，還透露出文學經典化與文化生態之間具有著密切的聯繫。

注 釋：

[1]趙仲邑譯註：《文心雕龍譯註》，南寧：灕江出版社，1982年，第31頁。

[2]轉引自張隆溪：《闡釋學與跨文化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59-60頁。

[3]吳子林：《經典再生產——金聖歎小說評點的文化透視》 錢中文《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頁。

[4]馮保善：《論明清江南通俗小說中心圈的形成》，《明清小說研究》2014年第4期。

[5]馮保善：《明清江南小說文化論》，《明清小說研究》2013年第4期。

[6]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三《辯證類》，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第285頁。

[7]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金文京：《三國演義的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80-181頁。

[9]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47頁。

[10]朱一玄：《金瓶梅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84頁。

[11]郎瑛：《七修類稿》卷四十五，第555頁。

[12]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41頁。

[13]黃霖等：《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4頁。

[14]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890頁。

[15]金文京：《三國演義的世界》，第180-181頁。

[16]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899頁。

[17]黃霖等：《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4頁。

[18]周暉：《金陵瑣事》卷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52頁。

[19]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1413頁。

[20]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1025頁。

[21]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1532-1533頁。

[22]黃霖等：《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8頁。

[23]黃霖等：《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1頁。

[24]黃霖等：《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6頁。

[25]黃霖等：《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3頁。

[26]劉廷璣：《在園雜誌》卷二《歷朝小說》，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83-84頁。

[27]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72頁。

[28]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1413頁。

[29]譚帆：《「四大奇書」：明代小說經典的生成》，見譚著《中國雅俗文學思想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71頁。

[30]李漁：《閒情偶寄》，《李漁全集》第三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4頁。

[31]黃霖等：《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4頁。

[32]黃霖等：《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2頁。

[33]黃霖等：《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5頁。

[34]朱一玄：《金瓶梅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67頁。

[35]朱一玄：《金瓶梅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90頁。

[36]黃霖等：《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1頁。

[37]陳明卿：《昭華館序》，施蟄存《晚明二十家小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4年，第287頁。

[38]劉廷璣：《在園雜誌》卷二《歷朝小說》，第83-84頁。

[39]蒲松齡著，張友鶴輯校：《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頁。

[40]黃霖、韓同文編：《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11頁。

[41]昭槤：《嘯亭續錄》卷二，《清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728頁。

[42]夢生：《小說叢話》，《雅言》第1卷，1914年第7期。

[43]飲冰等：《小說叢話》，見《新小說》1905年第15號。

[44]馮其庸、季稚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匯校匯評》，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第11745頁。

[45]餘扶上：《十松文集》卷一，康熙刻本。

[46]丁錫根：《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905-906頁。

[47]俞明震：《觚庵漫筆》，見《小說林》1908年第11期。

[48]黃霖、韓同文編：《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下），第41-45頁。

[49]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0-11頁。

[50]梁啓超《譯印政治小說序》，《清議報》1898年第1冊。

[51]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16-17頁。

[52]黃霖、韓同文編：《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下），第54-60頁。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江南文化視野下明清通俗小說研究」（項目編號：14BZW096）、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創新團隊項目「江蘇區域文學與文化交叉研究」（批准號：2017ZSTD009）階段成果。

文章作者單位：江蘇第二師範學院

本文由作者授權刊發，文章主要內容刊於《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17，第4期。轉發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