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南道爾什麼時候寫的福爾摩斯（總想殺掉福爾摩斯的柯南）
2023-06-06 00:45:53
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路宗
貝克街的燈光
1891年，柯南·道爾在一封給母親的家書中提道：「我在考慮要把福爾摩斯殺掉，他佔據了我太多心思，害我無法去做其他更有趣的事情。」他的母親回復他：「不行！萬萬不可！你不能這麼做！」她不僅請求道爾不要「殺死」福爾摩斯，甚至還為他想好了新的梗概。
又過了兩年，柯南·道爾實在不想再被雜誌社逼著寫福爾摩斯探案故事了，於是在該年十二月出版的《最後一案》中，他利用福爾摩斯的死對頭莫裡亞蒂教授之手，將這位大偵探推落瀑布下的深淵。憤怒的讀者對此反應之激烈超出了作家本人的想像：退訂雜誌、成立「讓福爾摩斯活下去」後援會，柯南·道爾上街的時候甚至還要帶槍自保……
柯南·道爾
剛到英國的時候，我規劃的路線與很多遊客一樣，在參觀了大英博物館後，就會到附近的貝克街去尋找福爾摩斯的舊居。跟著手機地圖，仔細辨認著「貝克街221B」這個門牌，同時還期待著從房子裡會突然傳出福爾摩斯悠揚的小提琴聲。
說來也奇怪，在全世界的讀者心中，所有人應該都知道福爾摩斯是一個虛構的人物，但他就是活生生地存在，哪怕作者本人都握不住主宰他命運的筆。柯南·道爾後來還是在群眾強大的壓力下，再度以福爾摩斯為主角，寫出了《巴斯克維爾的獵犬》，並在兩年後的短篇《空屋》中讓福爾摩斯「起死回生」。神探歸來，粉絲無不欣喜若狂，新作又是滿堂喝彩，暢銷一空。
多年過去，福爾摩斯依然陪伴著我們，以各種方式牽動著讀者與觀眾的心。這一經典偵探形象在2012年創下金氏世界紀錄，成為影視作品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文學人類角色；當英劇《神探夏洛克》第二季季終福爾摩斯從屋頂跳下時，超過900萬的觀眾在收看劇集直播；其他相關的電影、劇集和「同人二創」更是層出不窮，福爾摩斯同人文的作者裡甚至包括了約翰·列儂（短篇福爾摩斯仿作）、島田庄司（《被詛咒的木乃伊》）、尼爾·蓋曼（《易碎物》）這些「大神」。
英劇《神探夏洛克》中的福爾摩斯與華生醫生。
百家爭鳴的維多利亞時期
柯南·道爾當然還稱不上是推理小說的鼻祖，他的前面至少還排著美國的愛倫·坡、英國的狄更斯、柯林斯等人。1887年第一本福爾摩斯探案小說《血字的研究》出版時，已經是維多利亞時代（公元1837年至1901年）的後期了。
維多利亞時期是一個怎樣的時代？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篇說道：「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十九世紀的英國國力盛極一時，在工業革命與自由市場的基礎上，經濟蓬勃發展，但與此同時，貧富差距懸殊，階級壓迫驟劇。饑荒、殖民、進步、繁華、矛盾、動蕩……均反映在了包羅萬象的文學作品中。
1851年萬國工業博覽會。
在過去，警探不過是維護統治者的工具，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警察和偵探卻成為了人民的財產保護者和社會法律的維持者。現代的推理小說，正是在此時隨著社會的發展誕生的。福爾摩斯的身上體現了一種維多利亞時代的實證精神——「一種基於理性和科學的信念」，而中層社會的人們渴望安定，渴望財產受到保護，一個超人式的偵探，自然成了他們心中的英雄。
這一時期的英國文壇百家爭鳴、大放異彩。也因識字率大幅提升，出版技術日益成熟，報章、雜誌、書籍大量湧入市場。一方面，從出版家的立場而言，文學不分雅俗，只要能暢銷，於是通俗小說崛起。另一方面，著名作家擔起了「文以載道」的重任。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以自傳性視角描述製造業虐待童工的惡行；《霧都孤兒》反映底層孤兒的悽涼生活；威廉·薩克雷的《名利場》淋漓盡致地諷刺人們「金錢至上」的現象；喬治·艾略特與勃朗特三姐妹的諸多作品也反映出女性在社會上蒙受的不公困境。
在這樣一個文學迎來盛典的時期，柯南·道爾不願一直寫福爾摩斯的故事，是因為他的志向並不在於此。最開始他創造出偵探福爾摩斯與華生醫生，只不過是因為他的診所門可羅雀，無聊至極又渴望賺些外快罷了。
福爾摩斯在《格蘭其莊園》。
但即使是休閒的通俗文學，福爾摩斯探案集卻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除了結構嚴密、高潮迭起、懸念營造氛圍成功這些優點以外，最重要的是福爾摩斯這個人物不是憑空捏造的、蒼白的。他是柯南·道爾以在愛丁堡大學讀醫科時的一位外科教授為樣本，另外融合了一些作家自己的特質而形成的真實形象。他有善於觀察和推理、勇敢的一面，也有神經質、古怪的一面，雙重個性有血有肉也有弱點，才會吸引了大批讀者。此外，福爾摩斯探案故事也並沒有與社會脫節，很多故事側面都反映了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以伸張正義為主題，對不道德、不人道的思想予以譴責，這樣的故事在今天讀來仍有不小的啟示。
柯南·道爾一直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寫嚴肅的歷史小說。在他看來，偵探小說不過是流於市井的作品，沒有永存的價值。然而，從今天回望過去，正是福爾摩斯使他得以名留青史，並形成了「推理小說」這一日後風靡歐美的文學流派。無論作者多麼不以為然，作品自身已經證明了它動人的藝術魅力。
福爾摩斯紀念館客廳。
「福爾摩斯」來中國
偵探小說傳入中國是在晚清。1896年，梁啓超主編的上海《時務報》首次刊載了福爾摩斯系列小說。絲毫沒有水土不服，這位來自西方的名偵探也迅速受到了中國讀者的仰慕與追捧。1899年，素隱書局將《時務報》上陸續刊載的福爾摩斯中譯故事集結成冊，名為《華生包探案》，與當時林紓所譯的《茶花女遺事》一併風行一時。翻譯西方偵探小說的熱潮由此展開，並在1903年至1909年間達到了第一次頂峰，據阿英《晚清小說史》的描述：「當時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係的，到後來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如果說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要佔五百以上。」林紓、劉半農、周瘦鵑、周桂笙、周作人等譯家，都曾投身於翻譯偵探小說的工作當中。
《歇洛克奇案開場》封面，林紓、魏易合譯，191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03年清末著名譴責小說《老殘遊記》第十八回「白太守談笑釋奇冤 鐵先生風霜訪大案」中，還出現了如下的對話：
白公道：「然則宮保的信是誰寫的？」
老殘道：「我寫的。應該見死不救嗎？」
白公道：「是了。未死的應該救。已死的不應該昭雪嗎？你想，這種奇案，豈是尋常差人能辦的事？不得已，才請教你這個福爾摩斯呢。」
故事中，老殘按照西方偵探的推斷方法破了案子，抓獲了兇手，這大概是「福爾摩斯」一詞第一次在中國小說中出現。西方偵探小說中的懸念與理性、講求證據的破案方法，與中國傳統的清官酷吏秉公審案、嚴刑拷打的人治手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福爾摩斯因此成為當時一批新式知識分子心中的偶像。
偵探小說之所以在當時如此吸引讀者，首先是其中的懸念感，讓人有如在參與智力遊戲；其次，彼時中國正處於新舊轉型時期，偵探推理小說也是普及現代法制和科學的非常好的教科書。「福爾摩斯們」的進入，還激勵了一批有中國本土特色的偵探形象出現，如霍桑、魯平等。
不過，就像柯南·道爾本人看不上福爾摩斯一樣，將推理小說視為文學末流和低級趣味的觀點也一直存在。對此聲音，也許錢鍾書先生會第一個不同意。上世紀八十年代，錢鍾書有一次對前來拜訪的後輩坦白承認，自己小時候特別喜歡閱讀驚險小說和推理小說，十一二歲時發現家裡有兩箱林紓的翻譯小說，「有如發現了一個新的天地」。除了狄更斯、司各特的作品，他更喜歡看哈格德的驚險小說，他還說：「我最初學外文的動機，就是想有一天能痛痛快快地讀遍哈格德的原著小說……一個人不可能一天到晚只讀經典和嚴肅的著作，也可以讀一些有趣味的消閒作品，看看驚險小說偵探小說同樣可以增長學問的。」楊絳在《我們仨》一書中也提到過，他們一家三口都是推理小說迷，他們的女兒錢瑗更是對推理小說愛不釋手，已經到了「見到必買，買來必看」的地步。
由此可見，閱讀推理作品完全不要有什麼「趣味」上的負擔。尤其進入當代後，中國的偵探小說也可喜地迎來了多元化發展的階段，如馬伯庸、冶文彪、麥家、蔡駿、周浩暉、陳浩基、雷鈞等人的作品各有特點，作品的時空和題材內容也更加多樣，折射著社會的不同面貌，等待讀者去進一步探索這個充滿冒險與奇思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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