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小說的成名作（趙樹理小說改編的喜劇電影）
2023-06-21 13:14:40 1
文/朱安平
農業合作化是繼土地改革之後，我國廣大農村又一場歷史性變革運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國億萬農民初步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長春電影製片廠1958年攝製完成的《花好月圓》，系根據我國第一部反映農業合作化的長篇小說《三裡灣》改編而成，圍繞三裡灣這個小山村合作化進程，所引發的生產、生活、家庭、婚姻等錯綜而又微妙的糾葛變化，勾勒出一幅農業合作化初期農村現實的生動畫面，反映了這場變革在農村產生的巨大影響以及深刻意義。原本是一部歌頌新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影片，只因思想和藝術上別具風格，在反右、反右傾運動接踵而至的特定背景之下，反而招致了不應有的厄運。
「鐵筆」再觸「問題」
小說《三裡灣》出自著名作家趙樹理之手，他以對農民命運的高度關注和農村生活變遷的深刻表現，在當代文壇享有卓越聲譽。趙樹理把自己的作品歸結為「問題小說」，曾說過「我在做群眾工作的過程中，遇到了非解決不可而又不是輕易能解決了的問題，往往就變成所要寫的主題。」早在上世紀40年代，他就以《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等成名作，對剛剛實行民主改革的根據地農村，如何使農民儘快從封建統治和封建剝削的束縛中掙脫出來，真正成為新社會主人的嚴重社會問題，諸如由於民族戰爭與階級鬥爭交叉重疊，社會惡勢力趁大多數農民還在動搖觀望，混進革命隊伍竊取領導權，繼續進行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以及在新政權帶來農村青年爭取戀愛自由和婚姻自主勝利的背後，封建意識和買賣婚姻仍然滲透到人的潛意識之中等，作了真實而及時地反映，起到了顯著而有力的幹預和勸誡作用，贏得「鐵筆」的讚譽。新中國建立後，趙樹理繼續保持這一創作特色，從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際出發，針對新舊兩個時代嬗替轉折所引起的農村問題，把筆觸延伸到新的社會形態和生活狀況給農民帶來的心理因素、家庭構成、公私關係等衝突變化，致力於改變「舊的文化、制度、風俗、習慣給人們頭腦中造成的舊影響」，《三裡灣》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趙樹理在晉東南。
趙樹理最初接觸農業合作化問題，是1951年初調至中央宣傳部擔任文藝幹事，學習一段時間後要求下鄉，「去摸一摸農村工作如何轉變的底」，遂於當年春天前往所熟悉的山西長治太行山區，那裡正在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他先後來到平順縣川底村、武鄉縣監漳村，參與協助當地農民建立合作社，發現大多數農民互助合作的積極性不高，還是熱衷於個體生產，就像後來小說《三裡灣》中支部書記王金生在筆記本上，以 「高、大、好、剝」字樣標註的阻礙建立合作社類型，「高」即土改時分得勝利果實多，「大」乃擁有土地數量大，「好」為佔有好地，「剝」指上述生產條件好而又進行剝削，他們對合作社都抱有冷漠牴觸情緒。趙樹理曾將這些情況在應邀參加的全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上作過介紹，被主持會議的陳伯達斥為「純粹資本主義思想」，但論爭匯報給毛澤東主席後引起重視，出臺的相關文件特別強調「不能忽視和粗暴地挫折農民這種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同時又要在農民中提倡「組織起來」，發展勞動互助的積極性。
1952年春天和秋天，趙樹理又兩次赴山西平順縣川底村，參與生產、分配、擴社、整社等全面工作，前後用了近7個月時間。他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同農民群眾一起開會學習，一塊下地勞動，一個鍋灶吃飯，一張炕上談心，既感受到響應黨的號召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最快的翻身貧農的熱情，也欣喜於既有知識、又具朝氣的青年人作為辦社新生力量不斷湧現，還看到了農民所固有的小生產者自發離心傾向對一部分群眾甚至黨員的侵蝕，為小說《三裡灣》的創作採集了大量豐富而生動的材料。
◆趙樹理的長篇小說《三裡灣》是我國第一部反映農業合作化的小說。
就在趙樹理於1953年底開始創作之際，隨著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出臺，闡明黨在農村工作的最根本任務，就是教育和促進農民逐步組織起來，逐步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初級社由試辦進入發展階段，有些地方一哄而起過快過猛，不得不停止收縮，這使他「感到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就是農業合作社應不應擴大，對有資本主義思想的人和對擴大農業社有牴觸的人，應該怎樣批評」。像以往「問題小說」一樣，在《三裡灣》中趙樹理作出含蓄、機智、藝術的回答。他以一向關注變革時代農村新舊矛盾和善於從日常生活中凡人小事入手的特點，採用已為讀者所喜聞樂見的融現代小說藝術形式和傳統民間說唱手法於一體的表現方式，圍繞秋收、整黨、擴社、開渠等事件，以合作化運動的帶頭人、村支書王金生，熱衷於個人發家致富的村長範登高，富裕中農「糊塗塗」馬多壽，以及落後婦女「能不夠」等四戶人家矛盾衝突為中心，穿插相關青年男女婚戀糾葛，生動描寫了率先辦起合作社的太行山區模範村莊——三裡灣，在前進道路上所經歷的尖銳曲折、複雜微妙的鬥爭，在熱情歌頌走社會主義道路成為農村發展主要潮流的同時，也清醒揭示了農民身上小生產者的嚴重局限成為有礙農業合作化的阻力，從而真實深刻地反映出社會政治、經濟變革對農民心理、習慣、感情的影響，表明合作化運動乃時代潮流勢不可當，社會主義新生力量必定要戰勝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和小農經濟習慣勢力，改變農民的精神面貌、生產方式和相互之間的關係。
1955年初，長篇小說《三裡灣》開始在《人民文學》連載，正值農業合作化運動進入高潮，作為「我國最早和較大規模地反映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部優秀作品」，其宣傳價值倍增、指導作用凸顯，引起各方面關注並獲得好評，不僅迅即出版單行本，首印即高達38萬冊，居當年文藝讀物之首，而且競相為戲曲、話劇、電影、美術等其它文藝形式改編，其中以影片《花好月圓》影響最大。
「嬉笑之中褒貶」
將長篇小說《三裡灣》搬上銀幕的，是長春電影製片廠的著名導演郭維。因此前成功執導《智取華山》《董存瑞》等頗有影響的影片，他被認為擅長革命戰爭類型影片拍攝，何以又改弦易轍轉向農村題材？蓋因農業合作化運動是5億多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順利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了不起創舉。與這一深刻歷史巨變密切關聯的《三裡灣》，以鮮明的時代性和導向性，加之趙樹理本身在文壇的特殊影響力，其生花妙筆下的華北農村歷史與現實變遷，一直為曾在那裡戰鬥、生活乃至拍過電影的郭維所關注。此時又恰逢毛澤東主席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我國繁榮文藝、發展科學的方針，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向文藝界和科學界作報告闡釋時，明確表示「題材問題，黨從未加以限制」。正在北京電影學院導演幹部專修班隨蘇聯專家學習的郭維，受到啟發和鼓舞，欲作「英雄模式」以外的新探索，擬將畢業選題，由原先的「重拍《劉胡蘭》」（解放初有過同名影片，因情節虛假、製作粗糙被否定），變更為改編反映農村合作化新貌的《三裡灣》。
1956年「雙百」方針為黨的八大所確認，社會文化寬鬆環境與活躍氛圍開始形成，電影系統著手調整相關政策並改革製片管理體制。郭維遂悉心投入《三裡灣》改編工作，致力於題材拓展與樣式多樣探索。
「真實地描寫了農村中社會主義先進力量和落後力量之間的鬥爭」，是原著的成就與重心所在，郭維在改編中忠實恪守並著力突出，但經過了電影化的精心再創造。影片沒有迴避農業合作化過程中存在的矛盾，一開始就將衝突尖銳呈現出來，增添了一場小說中沒有的戲作為序幕：號稱「翻得高」的村長範登高為做小買賣騎騾外出進貨，擴社積極分子王玉生拼命拽騾勸阻，要其留下開會討論擴大合作社和開渠修水田工作，拉扯爭執之中，範登高因騾子受驚摔到地上；黨支部書記王金生和社長張樂意趕來說服，牽扯到開渠要佔中農馬多壽的「刀把地」，馬多壽裝「糊塗塗」推託老婆「常有理」阻擋，揚言「上北京告狀」；玉生丈母娘「能不夠」則攛掇女兒小俊，以水缸沒水、不挑別吃飯喊走玉生；王金生只好宣布會議改期，讓範登高掙回面子揚長而去，甩下譏諷之語：「你們合作社一下子想把什麼都弄得花好月圓哪，經驗證明，辦不到！」不僅讓小說故事情節所涉及的四個家庭逐一亮相，勾勒了主要人物的面貌特徵，而且以範登高的「溜」與王玉生的「堵」，對所代表的不同道路的分歧與鬥爭作了形象預示。隨後影片主體部分仍維繫原著，在各個家庭內部和家庭相互之間，精練而集中地展開進步與落後、集體和個人的矛盾交鋒，並交織青年人的感情糾葛以及反抗家庭專制等內容。影片結尾則同樣增加一個歡迎新社員大會的場面，讓原本在小說中逐一入社的落後人物歡天喜地集體加入，三對青年男女也都各得其所終成眷屬。讓範登高又說：「開渠擴社，成家立業，合作社這一下可真是把什麼都弄得個花好月圓哪！」與序幕互為照應而意味深長。
郭維在改編中最為用力之處，也是影片與小說最大不同地方，在於對青年男女愛情和婚姻的處理。原著於此僅是著墨不多地側面描寫，影片則從正面予以充實和強化，與「入社與不入社」矛盾衝突糾結在一起，使兩者互為促進、相輔相成。片中範登高的女兒靈芝不滿追求自己的馬多壽兒子馬有翼懦怯，尤其在入社上屈服於頑固勢力，在幫助王玉生為合作社搞發明創造接觸中，由相互敬意產生愛慕情愫；馬有翼則落入父母與「能不夠」合謀對抗入社的「妙計」中，讓他去娶並不愛的因志趣不合同玉生離異的小俊，以此搞假分家，終在真心愛其的玉梅幫助下脫身，要求分出自己一份地入社，並與玉梅結婚；而小俊也找到了自己的歸宿，與能幹的小夥子滿喜成親。正如片名《花好月圓》所寓示的，他們推動長輩擺脫落後思想羈絆入了社，也都在鬥爭過程中獲得各自的幸福。三對青年男女相互交叉的婚戀衝突，折射出農業合作化過程中不同階層及類型人物的狀況及變化，形成愛情和政治互為觀照、融為一體的格局，使影片故事性得以增強，矛盾衝突更為曲折，人物塑造愈加豐滿，從而變得「好看了」。
對於影片的風格樣式，郭維基於原著本身擅用幽默、誇張等描寫方式，具有一定喜劇意味，確定採用輕喜劇形式。本著熱情歌頌新事物、無情鞭笞舊事物的精神，以善意、樂觀為總體基調，藉助噱頭和趣劇手法，賦予人物、情節、場面等以濃鬱而強烈的喜劇色彩。如範登高一出場就大出洋相，碩大身軀騎著瘦弱騾子甚為滑稽、遭王玉生拽騾勸阻摔得仰面朝天狼狽不堪，進貨回村又把自己和騾子都變成了貨架子，掛滿各種各樣打算倒賣的商品。其為謀求個人私利而置集體利益於不顧的行徑，成為眾人圍觀取笑的對象；「糊塗塗」馬多壽一心要走個人發家道路，處處狡黠油滑卻總是張嘴裝傻，自以為別人看不出其心機，結果一次次淪為笑料；王滿喜是個熱心、能幹、敢言的年輕人，但又憨直、魯莽、粗心，因而不時惹出可笑的亂子等。經過這樣富於喜劇性的表現，使影片所反映的農村兩條道路的鬥爭，雖尖銳卻不沉重，於嬉笑之中見褒貶，收效顯著。
「海棠花總是海棠花」
當趙樹理看到郭維送來徵求意見的改編劇本，感到非常滿意，當即揮筆為之寫了一首主題歌詞：「三裡灣，三裡灣，對著水、靠著山，青枝綠葉上下灘，自從有了農業社，又治水又治山，人定勝過天……」他說：「有時候寫一篇短文章，兩三天也不一定寫得出來，但這首歌詞只在短短的幾分鐘內就寫出來了。」足見其對改編所作處理是認可和欣賞的。劇本在《中國電影》刊出後，趙樹理在受訪時明確表示：「這是一個好劇本，雖然我只是倉促地看了一遍，但給我的印象是好的：它使『愛情』一部分戲比較完整了，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都寫出來了，而且性格也很鮮明。」當聽記者說，有人認為《三裡灣》描寫的是農村現實生活中新舊思想鬥爭，而劇本僅僅是寫了三對青年男女的戀愛、婚姻，看不到農村中主要生活面貌，趙樹理笑著隨手把住處擺在窗臺上的一盆海棠花輕輕地端過來，放在沙發麵前的玻璃茶几上，以特有的幽默方式表達了自己的鮮明態度：「海棠花總是海棠花，放在窗臺上或者放在茶几上有什麼不同呢？小說中的幾個主要人物，劇本都寫出來了，劇本也很明確地表明它是贊成什麼，反對什麼的，一個文學藝術作品，主要是它的人物感人，不是讓它像合作社手冊一樣去指導辦社。」
◆《三裡灣》連環畫。
1957年3月，郭維開始著手影片拍攝，先後赴山東、河北、山西等地採看外景，最後選定位於太行山區的河北涉縣。因《三裡灣》中人物眾多且各有特點，改編時基本予以保留。遴選演員時除立足本廠還著眼其他話劇院團，可謂陣容強大，田華、王秋穎、郭振清、楊啟天、陳立中、郭筠等，分別飾演熱情活潑的範靈芝、老謀深算的範登高、剛正魯莾的王滿喜、單純老實的馬有翼、逞能狹隘的「能不夠」、精明狡黠的馬多壽等，金迪、陳琳、霍克等雖是初上銀幕，但都有話劇表演經驗，在片中飾演潑辣伶俐的袁小俊、淳樸敦厚的王玉梅、蠻橫刁潑的「常有理」。按照影片特有題材、風格以及表現眾多人物之間複雜關係的要求，為展示農業合作化過程中各種不同類型人物的面貌，演員們付出了辛勤努力。
意外的是，就在《花好月圓》拍攝即將完成之際，郭維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這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康生來到長影視察，對該廠當時生產的幾部影片橫加指責，接著又在文化部召開的故事片廠長座談會上以嚴厲刻薄的語言大張撻伐。《花好月圓》首當其衝兩度遭到點名，而且被批得最為厲害，隨之在電影界展開的在銀幕上徹底清除資產階級與修正主義思想亦即「拔白旗」運動中，成為眾矢之的，上映不久即遭批判並被禁。此時趙樹理還在革命作家之列，批判口徑稱《三裡灣》是好小說，《花好月圓》則為歪曲了原著的壞電影，「是右派分子郭維按照他的資產階級觀點和興趣，採用偷梁換柱的手法，對趙樹理的小說《三裡灣》進行了徹頭徹尾的歪曲和篡改編製成的」，「完全拋棄了小說的政治內容，變成了庸俗的戀愛故事，宣揚了資產階級的感情，讚美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歪曲農村的真實生活」，更有上綱上線稱「影片不僅有意篡改了小說關於農村兩條路線的鬥爭，並且極其巧妙地用修正主義的觀點歪曲了黨的組織，黨的政策，販賣了資產階級的戀愛觀。這是一部反社會主義的影片，必須予以批判。」
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花好月圓》才得以重見天日。郭維得到徹底平反，被調回北影重返導演崗位，又拍出了新的農村題材影片《柳暗花明》《笨人王老大》。
本文為《黨史博採》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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