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偉和他的書香之家（做一個塑造而不是消耗身份的人）

2023-06-20 08:44:45 1

封面新聞記者張杰徐語楊攝影報導

羅偉章的作品涉及多種題材，但他寫得最得心應手的，還是與他生命出發的地方——川東北鄉村相關。那片土地的堅忍、靜美，那裡的孤獨、隔膜，一直是他寫作立足所在的肥沃土壤。在書寫其質樸美好的同時，也不避諱它的野蠻與勢利。對家鄉眷戀但不一味頌揚，有隱憂但也不粗暴批評。他至今已發表出版10部長篇小說以及數十篇中短篇小說，在文學意義上構成了一道逶迤的大巴山風景。像《飢餓百年》《誰在敲門》和「三史」（《聲音史》《寂靜史》《隱秘史》），在文學圈口碑很高，廣有聲譽。

羅偉章（攝影：徐語楊）

擁有自己寫作的特定地理和命定方向

米蘭·昆德拉說過，一個作家，有童年就夠了。有這種看法的作家不在少數。這個說法儘管指意豐富，但其中必然包括成長環境的意思在裡面。

羅偉章在寫作實踐中也體會到，一個作家最好有一個自己的「特定地理」，「這個特定地理，最好與寫作者的生命有著深度聯繫，是成長期的聯繫——你在成長的同時，把你生存的環境也融進了血肉，就成為了你自己的一部分。寫作的時候，將小說地理設定在那個環境裡，你便胸有成竹，人物自在活動，人物會碰見什麼，會被什麼東西絆一下，會聞到什麼氣味……都是自然而然的，閉著眼睛，就無比清晰。生活的質感因此撲面而來。」

讀羅偉章的小說，不難發現，他的「特定地理」就是在其作品中多處出現的那個有著3層院落的大巴山餘脈的村莊，像福克納筆下那枚「郵票」大小的地方，寫不盡，是因為不斷有新的想法、新的人物進去。「那裡就像個舞臺，上演著不同的戲。」

但「特定地理」不是目的地。小說的故事發生地只是一面鏡子，確切的說法是一隻天眼，通過這隻眼睛，他要偵察的是時代變遷，是發掘和呈現不曾被人們好好意識到的心靈幽暗之地，表現當代人的自我與他者，表現人心與環境和時代的關係。

羅偉章深信：「不管多麼堅硬的現實，一旦寫到位，就會成為象徵，成為寓言。現實主義作品只有寫到這個份上，才配稱為現實主義，否則就是對現實主義的矮化甚至否定。作家需從現實中看到更深邃、更遼遠的東西，看到來路和去向，才能真正把握現實。今天，外部世界激烈動蕩，不確定性變得前所未有，人的內心也會更加難以捉摸，困惑、焦慮、欣然與期待，交融互生。這些東西往往不顯形於外，作家須潛入人物內在星空，才能打通暗渠，呈現交融的景觀。」

這是羅偉章給自己的文學使命，也是他給自己定下的前進方向。一個作家最主要的精力用在什麼地方，寫了什麼，是跟其出生環境、成長時代、人生經歷等等密切相連的。尤其對於那些能寫到一定高度和深度的作家，更是如此。羅偉章將之稱為「命定的寫作方向」，「如果一個寫作者終其一生都意識不到自己命定的寫作方向，只是東一錘子西一榔頭，看到什麼就寫什麼，聽到什麼就寫什麼，是很難寫出好作品的。」

作家作為社會的一員，在現實生活中能做的可能非常有限，但是有了責任感和使命感，生命就有了光。這是羅偉章在託爾斯泰的小說裡看到的，也是在現實生活中見過的。「使命感不是個大詞，不管從事什麼職業，盡心幹好自己的事，也就是在完成自己的使命。我是寫小說的，把小說寫好是我的職責，沒寫好，就是失職。阿倫特大概說過這樣的話，讓我印象深刻，她說人有兩種：一種人消耗身份，利用這個身份去攫取名利；另一種人塑造身份，為擁有的身份注入光芒。後一種人是社會的脊梁。」

一個好的文學寫作者都是高度敏感的。這種敏感不是指性格的脆弱傾向，而是一種細膩的感知力。在羅偉章那裡，主要體現在他對文學氣息的捕捉：一個聲音，一個畫面，都可以成為觸發他創作一部作品的契機。

有一次回達州老家，羅偉章注意到有一個人，一直在村莊各處轉來轉去，什麼也不幹。這種奇怪的狀態，觸動了他，藉助藝術想像和虛構，羅偉章寫出了《聲音史》。這部作品，被批評家雷達認為是「鄉村心靈史的絕妙隱喻」。但羅偉章不認為是「鄉村心靈史」，而是「自然心靈史」。

《隱秘史》的寫作緣起也是因為回老家。他聽說老家山洞裡發現了一具來歷不明的屍骨。「來歷不明」幾個字刺痛了羅偉章。這幾個字表述了一個事實，卻是冰冷的事實。「這時候，文學就該出場了，」羅偉章說，「文學的獨特價值，就是賦予生命以溫度。所以我決定讓他活過來，讓他開口說話，說出他的歌哭悲歡，並讓讀者從他的悲歡裡照見自己。」

他是在寫現實中的人，但又不僅僅如此，「如果一個作品越寫越像自己或身邊的某個人，這個作品就敗壞了，越寫越不像，作品就成了——是因為溢出去了，更大了，也更真實了。虛構是為了走向更深的真實。」

當然，也不是只有回老家才能摸到素材。對於羅偉章而言，素材遍地是，只是你得有發現生活裂縫的能力。「生活的裂縫隱藏在生活的常態裡，一句口頭禪，一個習慣動作，背後都是人生。人生沒有小的，人生都很大，這當中考驗的，是作家能否寫出那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