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城公園攻略（大眾的反叛）
2023-06-30 00:10:30
如今到處人滿為患——
城鎮上布滿了居民，屋宅裡住滿了房客，旅店裡住滿了旅客，列車上擠滿了出行者，餐館與咖啡店裡坐滿了顧客，公園裡到處是散步者，著名醫生的診室前擠滿了病人，劇院裡擠滿了觀眾，海灘上擠滿了遊泳的人。
這個景象，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不會陌生，但它所描述的卻是100年前西班牙，或者說是以西班牙為代表的歐洲城市大眾生活場景。
在20世紀20年代，西班牙思想家奧爾特加·加塞特敏銳地感受到一個新的階層正在崛起，他將其概括為「大眾時代」，並寫了一本書，叫做《大眾的反叛》，闡述了作為「大眾人」的社會力量在現代的崛起，以及一個由「大眾」佔據支配地位的時代來臨。
彼時的歐洲，隨著科技的發展、工業化的崛起、人口的暴增、大眾媒介對於知識的傳播與普及，尤其是民主與自由思潮的湧動，原來隱身於社會幕後，一點兒也不起眼的平民階層——大眾，正在作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消費力量，從「幕後」走向「臺前」，並搖身一變，成為時代的主角。
在《製造消費者：消費主義全球史》一書中，法國研究者安東尼·加盧佐同樣記錄了19世紀末歐洲和美國大城市的生活變革——
城市的大街小巷，開始出現「有閒人士」，他們無所事事，終日閒逛。「閒逛」作為一種看似「消極的無用力量」，推動了城市商業化和消費主義的盛行。為了滿足市民的閒逛需求，城市增添了很多休閒去處——
飲品店、動物園、劇院、音樂廳、馬戲團、美術館、餐廳、體育競賽、劇場秀、世博會……城市越來越像一個可以滿足一切「閒逛人士」需求的遊樂園，城市建築、公共視覺體驗被商品化，「消費社會」與「景觀社會」並駕齊驅。
「閒逛人士」樂於去各種新奇、刺激的地方參觀，監獄、太平間、墓穴、屠宰場、下水道等場所，都無所不至，這些特殊的場合，面對遊客帶來的「商機」，不得不提供一些基礎服務，以滿足「閒逛人士」的好奇心。
「閒人們」在商店裡開始砍價，打破了商品的價格壟斷。「人們砍價的言談舉止就像集市上狡猾的賣馬販子」，顧客「為了砍幾美分的牛肉價格，都得談上幾個小時」，最後有可能達不成交易，不歡而散。
這讓傳統的以精專手藝、溫文爾雅地服務於城市精英階層的商戶們大跌眼鏡。當我們如今熟悉的「逛街」這個概念出現的時候，歐洲的城市商店經營者曾強烈反對，拒絕那些不以購物為目的的「閒人」在商店裡閒逛。
當我們今天面對無處不在、人潮湧動的「大眾」，談論「大眾消費」「大眾旅遊」「大眾媒介」，並將「大眾」作為一種新消費階層給予關注和研究時，比起一個多世紀以前的歐洲盛況，有過之而無不及。
大眾，這個曾被古塔斯夫·勒龐稱為「烏合之眾」，曾被王小波稱為「沉默的大多數」的階層，在知識精英奧爾特加看來，正在作為一種「反叛的力量」，對社會秩序、公共空間和文化結構造成強烈的衝擊——
「我們正在目睹一場『超級民主』的勝利，在這種民主當中，大眾無視一切法律，直接採取行動，藉助物質上的力量把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強加給社會。」
奧爾特加認為，大眾時代的典型特徵是：平庸的心智儘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卻理直氣壯地要求平庸的權利，並把它強加於自己的觸角所及的一切地方——
比如，「野景點」的泛濫！
製造消費者：消費主義全球史
[法]安東尼·加盧佐 著
馬 雅 譯
廣東人民出版社 出版
01 大眾衝擊：一場「生活革命」
歌德曾經說過，「隨心所欲是平民的生活方式，高貴的人追求秩序和法律。」
由於大眾的崛起對既有的社會秩序造成衝擊，德國實業家（時任德國通用電氣總公司經理、董事）、作家和政治家瓦爾特·拉特瑙，甚至將這種現象稱為「野蠻人的入侵」。
奧爾特加認為，大眾的心理存在著兩個基本特徵：一方面是他們生命欲望的自由膨脹，亦即個性自由的伸張；另一方面，他們卻對使之生活得以安逸、舒適的造福者毫不存感激之情，並因此將大眾比喻為「被寵壞了的孩子」。
當然，在今天的我們看來，這都是過時的歐洲貴族、知識精英對「大眾階層」高高在上的鄙視。他們從文明視角和理性主義出發，對為所欲為、不受規則束縛的「大眾」展開諸多尖酸刻薄的批判。事實上，作為資產階級的他們，對「大眾的崛起」懷有一種深深的恐懼。
在此之前的漫長歷史當中，社會的發展是由少數精英人物來主導的，人類文明的成果，也是由少數精英人物來享用的。如今，大眾正在佔據著文明所開拓的每一塊空間，使用著文明所創造的每一種工具。
在政治訴求上，大眾開始與精英階層分庭抗禮；在社會權力的攫取上，大眾也開始期待與精英平起平坐。不斷聚集的大眾，正在日益取代少數精英。
大眾的反叛
[西班牙]奧爾特加·加塞特 著
馬劉訓練 佟德志 譯
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
在今天的我們看來，「沉默的大多數」似乎更能代表我們所看到的「大眾」特徵。但「沉默」，並非意味著沒有欲望、沒有訴求。
大眾可能不會直接實現政治權力，也構建不起堅實的社會權力，但是他們的特立獨行，足以掀起一場生活革命。
大眾以知識精英看來「平庸的」「隨心所欲的」「不受規則」的方式，力所能及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並以「消費主義」迂迴戰術對社會秩序發起挑戰。大眾的多元化、個性化需求，把一切有用的、能用的資源，轉化成了消費商品，推動世界邁向商品化時代，並加速推進以滿足大眾消費為目的的國際自由貿易的歷史進程。
對於政治而言，大眾可能意味著可能產生「大多數人的暴政」，但對於商業而言，大眾一定意味著產生「大多數人的利潤」。由於「大眾」這個群體足夠龐大，任何一個小小的大眾消費需求，都可以衍生出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賺取無盡的利潤。
談到大眾，我們會想起「大眾汽車」。沒錯，1938年誕生的大眾汽車，正如其品牌定位，是為了讓普通消費階層能買得起、開得起的經濟型汽車。
眾所周知，汽車的普及，不僅改變人們的出行方式，而且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重塑了城鄉規劃和建設的格局。時至今日，大眾們的「汽車問題」，依然對城鄉的規劃建設不斷地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戰——限行、搖號，擁堵，停車難，高汙染……「野景點」之所以泛濫，跟自駕車的普及，有著直接的關係。
大眾消費，在製造商業機會的同時，也不斷地衍生出新的難題。大眾消費的多元性和自發性，在不斷地拓展著消費的時空邊界。「隨風而動」的情緒化和即時性消費行為，則讓社會管理和商業運營者，必須不斷地調整管理和運營方式，以「變是永恆的不變」來應對喜新厭舊、飄忽不定的大眾消費者。
大眾人缺乏嚴肅性。在前不久去世的法國新浪潮電影大師讓-呂·戈達爾的代表作《筋疲力盡》中，主人公米歇爾在電影開場時的一段獨白，或許可以代表芸芸大眾的心理狀態——
「我們特別喜歡鄉村
我很喜歡法國
如果你不喜歡海濱
如果你不喜歡山脈
如果你不喜歡城市
你受夠了這些……」
《筋疲力盡》於1960年上映，但就這段獨白而言，又與當下的大眾心理何其相似——對生活感到厭倦，想追求一些新鮮的刺激，但又受夠了一切，不知道還有什麼能帶來新奇。只有不斷地出走，才能在差異的生活場景中，感受到鮮活的自己。
筋疲力盡
90分鐘|法國|1960年
導演：讓-呂克·戈達爾
編劇：佛朗斯瓦·特呂弗 / 讓-呂克·戈達爾
主演：珍·茜寶 / 讓-保羅·內爾蒙多
02 大眾選擇：「野奢派」的存在邏輯
在奧爾特加看來，大眾時代是一個「隨波逐流」的時代，一個「任其自然」的時代，幾乎沒人能夠抵制來自藝術、思想、政治或社會習慣方面，那些淺薄而短暫的風潮，其結果就是修辭術的空前盛行——大眾媒介的渲染、廣告的誘惑、意見領袖的煽動。
一句派生於文藝青年的廣告，「麗江，一個尋找豔遇的地方」，大眾就去麗江尋找豔遇了；一句「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的調侃，就真有人率性辭職，去旅行了；一句「心上人我在可可託海等你，他們說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為那裡有美麗的那拉提」歌詞，就讓一灘死水和一片草原車水馬龍；一條「原生態景區，拍出絕美大片」的短視頻，就能讓一個不是景區的景點，成為人滿為患的網紅打卡地……
勒龐在《烏合之眾》一書中認為，大眾感情和行為，富有傳染性。大眾的流行情緒和行為，多是屬於自發的，常常突然發生，迅速傳染和相互模仿。大眾媒介有一種遠距離的暗示，一種催眠的效果。而大眾易於接受暗示的表現，就像進入催眠，有時只是一句悅耳的話，或一個被即時喚醒的形象，就可以引發大眾的行動。
「大眾社會的精神要求它無拘無束且唯我獨尊，事實上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沒有什麼是危險的，並且在原則上認為，沒有人比其他任何人更優越。」奧爾特加認為，這就是「大眾人」的信條。
因此，當我們自信滿滿地談「大眾旅遊」的時候，我們可能過多地聚焦於大眾光鮮的一面，而往往忽視了，大眾也有「不服從」的一面。
從社會管理的角度而言，管理者總是希望將大眾納入一個整齊劃一、和諧有序的景觀化體系，因為那意味著無處不在的秩序和稅收；而大眾往往隨心所欲地行使「自發性」和「自主性」選擇權利，以實際行動反抗被安排、被組織、被支配的秩序，導致雜亂無章、不可協調、零碎化的現象出現，對管理者苦心謀劃的秩序、流程發起挑戰，造成衝擊。這是大眾消費的「潛隱劇本」，是支配與反抗的藝術。
比如，管理者總是想通過制定固化的旅遊線路引導大眾遊客從善如流，但大眾遊客更喜歡腳踩油門放任自流；城市總希望通過打造品牌景區聚攏大眾遊客，帶來大眾消費，賺取大眾利潤，但大眾卻另闢蹊徑，去地理邊緣尋找他們想要的理想之地；前十年，當城市興建星級酒店以款待旅客時，旅客卻紛紛逃離城市，選擇去鄉村住宿，導致鄉村民宿的興起；當鄉村民宿批量生產，嚴陣以待時，遊客卻選擇了無人的荒野去露營；當一個個露營拔地而起時，遊客似乎並不買帳，他們更喜歡遊牧式的野營……
大眾對一切超越正常秩序之外的「在野之物」滿懷興趣，並由此興起一種「野奢派」生活方式，「越野越光鮮」正在成為新旅遊消費理念。
這種現象不僅僅出現在旅遊行業，也出現在幾乎所有的消費領域——
影院總是缺少看電影的人，大眾人都躺在自家沙發上用手機看電影；餐館總是缺少食客，大眾人都學會了叫外賣在家裡吃；書店裡看書的人比買書的人多，大眾都選擇上網購書；裝修高檔豪華的飯店被大眾遺棄了，街邊毫不起眼的蒼蠅館子成為網紅餐廳；免稅店或許夠便宜，但海外代購更物美價廉……傳統的商業經營模式被衝擊得七零八落，有些淪為苟延殘喘的觀摩店，卻產生不了足以維持其運營的實際利潤。
大眾唯一關心的就是自己生活的安逸舒適，有趣好玩，物美價廉，但對於其原因卻一無所知，沒有這個興趣，也沒這個義務。遊客不會關心海拔數千米的山頂上，為什麼一瓶礦泉水賣10塊，一碗泡麵賣幾十塊。那些青筋暴露、汗流浹背的「挑山工」，對大眾而言可能只是一道「英雄景觀」，但大眾不會想到跟自己多付出的餐飲費，有什麼關聯。
甚至，當聽聞品牌景區破產或倒閉時，大眾還能圖個「報復性開心」——老天爺和老祖宗留給我們共有的遺產，你為什麼要修個大門收門票？大眾越來越不願去正規景區，或許正是一種對高昂的「門票經濟」的背離和懲罰。
支配與反抗藝術：潛隱劇本
[美]詹姆斯·C.特斯科 著
王佳鵬 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
03 非正規經濟：繁榮的另一面
張輝老師曾經說過，當一個國家的民眾大規模出境遊時，證明這個國家的國內遊供給出現了問題。
同理，當大眾都背離正規的品牌景區，去所謂的「野景點」旅遊時，說明正規的品牌景區供給模式出了問題——高價門票、各種變相收費、體驗單一、同質化、疫情期間的限流、繁瑣的安檢排隊、服務水平低質等，很多正規景區，不一定像想像的那麼香——不去，終身遺憾；去了，遺憾終生。
如果去非正規景區旅遊，能玩出個「景美價廉」和「新奇特炫」來，何樂而不為呢？過去人們怕「撞衫」，如今遊客怕「撞景」，「去所有人都去的景區，那我得多平庸啊？」這是新旅遊消費者的時代宣言。
「野景點」是未經官方認證的非法景區，是屬於非正規經濟形態。從供給-需求的邏輯來講，先有大眾對「野」的需求，且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客流，才有「野景點」存在的可能。不難想像，那些人跡罕見的地帶，即便是人間仙境，也不會成為「野景點」，因為它缺少買賣雙方的有效互動和互利。
無疑，非正規經濟也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人類發明貿易以來，非正規經濟的「隱秘交易」就持續不斷地存在於歷史的陰影中，是或暗或明地躲藏於官方視野之外的民間自由貿易。
盜版、山寨、走私、偷渡等都屬於非正規經濟，它們之所以生生不息地存在，是因為有大眾需求。因為正規經濟的路走不通，或者即便能走通，但付出的代價太高，因而選擇背離正規經濟體系，秘密或半公開地在陰暗的角落裡滋長。
在《走私：歷史陰影中的隱秘交易》一書中，美國經濟學與國際貿易關係研究者艾倫·L.卡拉斯認為，當一國的法律政策、貿易制度、政府壟斷、較高的關稅和稅收，限制了一部分人由於資金積累不足、貧窮和其他原因，不能參與正當貿易獲利時，為了生存，他們就會鋌而走險，開展走私活動。
走私者想方設法不繳納法律強制徵收的稅款，或者無視與貨物和商品流動相關的禁令，只關心為自己賺取和積累利益，是擺脫貧困的一種手段。他們用冒險得來的收益，去改變自己和周圍的人生存境況，卻不顧及販賣非法所得貨物而產生的道德問題。
偷渡之所以發生，通常是因為個人或群體，為了過上更好的生活而做出的選擇，偷渡者「把自己作為走私品」，通常是從某個低收入國家，偷渡到另一個高收入社會來賺取更多的錢，從而提高他們個人或家庭的生活水平。
走私、偷渡和海盜之所以存在，是社會邊緣群體生存的選擇，也是因為，他們所走私或掠奪的貨物存在需求，哪怕這種需求是非法的。
如果拋開走私者、偷渡者，甚至海盜對公平貿易、法律秩序和社會道德產生的負面影響，以大歷史視野來看，艾倫·L.卡拉斯認為，那些用身家性命冒險的走私者、偷渡者和海盜，正是自由貿易的開拓者和國際貿易得以發展的先驅。
2005年，網絡盜版音樂盛行。《三聯生活周刊》記者問羅大佑如何看待網絡盜版時，羅大佑說，「假如這個世界還有盜版的存在，就說明人們還是有這個需求的。」羅大佑更擔心的是，「這個世界上連想做盜版的人都沒有了，那音樂就沒有了。」
從這個意義而言，非正規經濟的存在，恰恰是市場繁榮的另一面。
「野景點」之所以泛濫，恰恰說明即便在嚴重的疫情影響之下，旅遊市場的消費需求尚在，它只是暫時被壓抑了，部分外溢到了正規景區之外，直接催生了「野景點」的暴增。
智慧型手機剛剛興起時，滿大街都是賣山寨手機的，而那個時候也恰恰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國手機市場群雄逐鹿、異常繁榮的時代。山寨手機的非法流通，一方面讓販賣、倒賣者獲得了收益；另一方面，讓低收入消費者以低廉的價格，享受到了智慧型手機的先進性。可以說，正是山寨手機開啟了低收入群體的「智能啟蒙」。
直到小米、錘子等國產智慧型手機「物美價廉」地進入大眾消費者的手中，山寨手機才逐漸從市場上銷聲匿跡。也正是因為這些開拓者拉低了智慧型手機的價位，提高了智慧型手機的品位，國產智慧型手機才贏得國人的信賴和喜愛。如今，二手手機都很少有人用，更何況山寨手機。原因就在於，國產智慧型手機足夠便宜，至少大部分都買得起。
同時，我們看到當年人頭攢動的「中國科創第一村」——中關村，隨著兜售盜版軟體、盜版光碟、山寨手機、山寨筆記本電腦的人群從大街上消失，也開始陷入蕭條。
因此，「物美價廉」的優質供給，才是鞏固正規經濟體系，抵消非正規經濟的正途。只要通向光明的路是暢通的，人人都能平等共享，通向邪惡的路才無人問津。
走私：歷史陰影中的隱秘交易
[美]艾倫·L.卡拉斯 著
李文遠 譯
中國工人出版社 出版
04 「野景點」：何嘗不是一種「彈性供給」？
無疑，在疫情及各種因素的衝擊下，世界正在走向新一輪的經濟大蕭條。在大蕭條時期會出現非正常的極端經濟。當極端經濟興起時，參與「非正規經濟」也會成為一種民間自救的選擇。
既然有遊客四處漫遊，那些邊緣地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原居民，何不利用身邊自有的山水林湖田園等資源，來開闢一條謀生之道？對於「野景點」所在地方的居民而言，近水樓臺先得月，這是他們本該享有的生存和發展權。從政府的角度來說，應該幫助其營造更好的發展環境、營商環境和消費環境，而不是一棒子打死。
「野景點」存在的地方，往往都是那些偏遠地帶，這些地帶，也是鄉村振興的重點區域。能否在保障「三線安全」——安全生產底線、生態安全底線、意識形態安全底線的前提下，將其順勢轉化、培育為推動鄉村振興的特色產業，不失為一種可選路徑。
君不見，歷史上也曾出現過私設「包產到戶」、私設「鄉鎮企業」，出現過私自「逃-港」，正是這些「私行為」，釋放了大眾的自發創造力，解放了社會生產力，開啟了讓中國國富民強的改革開放大幕。而在改革開放之前，它們都是非法的。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改革創新往往總是「自下而上」的。大眾，行走的大眾，發現好玩景致，創造新奇玩法，開拓新晉商機的能力，是坐在辦公室的行業管理者和專家們，白頭搔更短都想不到的，何不「以遊客為中心來定義旅遊」？
在我們的語境中，大眾即群眾，即人民。「大眾性」即群體性，人民性。「以人民為中心」，即是「以大眾為中心」。在擴大旅遊消費，服務於國內大循環體系構建層面，應該儘可能地滿足大眾的旅遊需求，而不是限制大眾的有效流動。何不以「全域旅遊」的理念，讓有遊客聚集的地方，順其自然地處處成為景點？
對於大眾遊客而言，行走在祖國的土地上，更深入地認知「美麗中國」的遼闊版圖和自然、文化遺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權利。我相信，走出來的「愛國情」和「自信心」，遠比喊出來的真摯、深刻。
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旅遊業發展規劃》提出，到2025年，旅遊業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現代旅遊業體系更加健全，旅遊有效供給、優質供給、彈性供給更為豐富，大眾旅遊消費需求得到更好滿足。
不妨將已成一定規模和市場影響力的「野景點」，當作「彈性供給」或「靈活供給」的儲備來對待，協調其他部門幫其完善相關資質和手續，以應對特殊時期的供給不足。
「野景點」並不意味著撕開個口子就收門票，它也需要一定的服務配套和投入。那些非法運營者，即便是選擇低成本運營，也不可能「空手套遊客」，說不定已經投入了所有的原始積累。疫情之下時斷時續、時好時壞的「遊擊戰」式經營，已經讓他們筋疲力盡。
特殊時期，如果採取比較包容性的機制和政策，旅遊業或許還會保留可能快速恢復繁榮的基礎。如果採取一刀切整治「野景點」，無疑將徹底熄滅旅遊業的一息尚存——
疫情三年，對於大眾而言，當通往正規景點的路被「熔斷」，被「限流」，或許正是這些「野景點」滿足了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有條件的去遠方的、地廣人稀的邊疆地區，無條件的，選擇就近沒去過的地方。
如果連「野景點」式的低端需求都不能滿足大眾，也根除不了「野蠻供給」，只能產生一種現象——
當你為大眾關上一扇門，大眾就會自發地鑿開一扇窗。
或者套用羅大佑的話：如果有一天連「野景點」都沒人私設了，那旅遊也就沒了。
因此，我們更應該深刻反思的是：遊客為什麼會選擇去「野景點」？哪怕去一些基礎配套，且存在安全風險的地方，卻依然阻擋不了大眾對旅遊的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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