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經是文革電影的國標形象（他曾經是文革電影的國標形象）
2023-06-08 08:45:29 2
據媒體報導，電影演員張連文1月4日晚22時因病去世，享年74歲。
在媒體的報導裡，都強調了他在《創業》中以扮演「鐵人」形象而知名，然而，實際上，他在另一部文革期間的農村影片《豔陽天》中擔綱的男主角蕭長春卻更為影響深遠。
在文革期間拍攝的電影中，農村題材影片佔據著重要的比重，而根據著名作家浩然小說改編的《豔陽天》《金光大道》更稱得上是執牛耳之作。
這兩部影片都是由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基本代表了長影廠農村題材影片的最高水準。實際上，長影廠拍攝的農村片，更像是在攝影棚裡搭制布景拍攝出來的，而在文革期間流行的電影美學概念，很適合長影廠的風格，就是弱化布景的真實性，而強調人物在背影前的戲劇化表演。——樣板戲可謂是這種文革電影美學的一個極致。這也導致了文革後，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的農村題材影片每況愈下，先是落敗於上海電影製片廠，同樣是農村題材影片，謝晉的《芙蓉鎮》顯得更有生活氣息，之後，全面崩潰於第五代導演對農村風貌的全面改寫，即使是謝晉，也在張藝謀、陳凱歌對中國鄉村生活的另類表現中徹底淪陷，逐漸淡出了中國電影的主流舞臺。
因此，張連文在《豔陽天》中的演出，代表了文革期間農村題材影片的最標誌性的形象塑造。
說張連文是中國文革期間電影的國標臉，應該說是沒有異議的。
然而，文革結束後，張連文的這種代表文革期間電影形象的國標臉，卻發生了逆轉。
最典型的標誌是，1981年拍攝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中，張連文之前一直代表著正面形象的國標臉，轉化為反面角色的面容。
在這部影片裡，張連文扮演大隊副書記鄭百如，他的角色身份，與《豔陽天》中的蕭長春基本對等，都是農村基層幹部，但是，角色的定位卻完全是南轅北轍。
《豔陽天》裡的張連文扮演的是一個「高大全」式的聖人化的角色形象，而到了《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裡，張連文則扮演了一個猥瑣的小人，最為可惡的是，他道德品質惡劣，是一起隱蔽的強姦案的真兇。
而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期間的文學作品裡，對負面角色，很少採取道德化的醜化方式，而文革後的農村題材影片，最樂意採取的對人物醜惡定性的方式，就是從道德上定性人物。
我們不妨看看文革結束後，最知名的兩部反映文革農村題材的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芙蓉鎮》。這兩部小說，與之前農村題材的小說《豔陽天》《金光大道》的最大不同，就是小說裡的壞人，首先是道德敗壞分子。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裡的大隊副書記鄭百如是一個十惡不赦的色狼，而《芙蓉鎮》裡的一男一女的小鎮當權派，作風紊亂，且有互相通姦行為，道德品質就已經被釘在恥辱柱上，由此可以看出，文革後表現農村的小說，更是在最簡單的道德太平上決定人物品性的優劣，相比之下，文革前後的文學作品，倒很少在男女作風問題上為人物扣大帽子。
即使像《豔陽天》《金光大道》這樣的表現農村激烈鬥爭的影片，對負面角色，無論是電影與小說，都沒有採用道德的醜化方法，其實撇開道德評價，從歷史角度來刻畫出人物的矛盾衝突，要來得更具深厚的功力。這一點，顯然是作家浩然有足夠的藝術功力，能夠在道德定性之外，更妥善地刻畫出人物的內心豐富性。用道德評價的方法，來確定人物的正面與負面，是一種藝術塑造上的偷懶行為。
張連文在文革期間樹立起來的國標式正面形象，在《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裡，被他自己塑造的另一個截然相反的形象給「連鍋端」了，他的國標臉，也在這部電影裡，成為一種對文革時代英雄形象的反諷與逆反。
《芙蓉鎮》裡的小鎮上的基層幹部王秋赦
而更為蹺蹊的是，《芙蓉鎮》裡的小鎮上的基層幹部王秋赦，也基本是依照張連文的國標形象模式而設置出來的。
王秋赦的扮演者是祝士彬，他與他的嫡親弟弟、《閃閃的紅星》裡潘冬子扮演者祝新運，都秉承了這個家族的共同的娃娃臉，而實際上，張連文的臉型也是一個典型的娃娃臉，這樣，就使得《芙蓉鎮》裡的王秋赦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近似地對應了《豔陽天》裡的張連文。
《芙蓉鎮》裡的小鎮上的基層幹部王秋赦
《芙蓉鎮》裡的王秋赦出現的時候，都給人一種張連文出演的感覺，可以想像得到，這部電影的編創人員，在設計王秋赦形象的時候，有意參照了《豔陽天》裡由張連文提供的國標臉，一如張連文自己在《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裡向自己的國標臉投出了刺矛，不過在《芙蓉鎮》裡，由一個相似於張連文的國標臉，承擔了投出長矛的使命。
《芙蓉鎮》裡的小鎮上的基層幹部王秋赦
如果我們以改革開放起點時間1979年為軸，向前回溯五年，最知名的農村影片是《豔陽天》《金光大道》，向後延伸大致的時間，則最知名的農村影片是《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芙蓉鎮》。
這四部農村題材影片帶有軸對稱對應的奇觀，都是通過農村一個偏遠的小山村，來表現時代的風雲，而這樣的風格，在之後的中國電影裡，再也沒有出現過。《芙蓉鎮》可以說是藉助山村一隅折射時代變遷的最後一個絕響。這種模式為什麼會消失？因為實際上，農村在改革開放之後，已經失去了在中國現實舞臺上的中心位置，大量流向城市的農民工與留守農村老人群體的出現，都折射出農村被邊緣化的現狀，這也是農村題材影片已經難以成為透視時代特徵的一個界面與窗口。
張連文
祝士彬
而在這其中，張連文用他的面容，曾經高標地豎起文革期間主流電影的國標形象，而隨著改革開放的開啟，他的標誌性形象，則隨著時代潮流的變遷，而被用著一種負面的喻義。
但不管怎麼說，張連文曾經用他一生中最好的時光，留下了一部最好的電影，記錄下了一個時代的陽光燦爛的精氣神。我們常常說，一個人的去世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很多情況下，這樣的蓋棺論定未免有誇大之嫌，而對於張連文來說，或許恰恰是一個恰當的評論。畢竟，他曾經是一個國家都期望看到、民眾最樂意見到的國標式的形象提供者。即使時過境遷，他的形象，也被用著更多的喻義與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