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動物園是件正經事（段義孚論逛動物園）

2023-05-29 22:05:16

現代城市的必備工程之一是，建造並擁有一個或多個動物園。而動物園也因此成為現代城市的一種標誌性景觀。在節假日陪同孩子逛動物園是城市家長們的日常活動，而即便對於天天見著牛羊、鳥、昆蟲等動物的農村孩子來說，動物園同樣充滿著無法抵抗的吸引力，因為只有在那裡，才能在現實生活中安全地遇到從未見過的野生動物。

其實當人類從「動物」中抽離出來以後，整個世界就開始進入了馴化動物的人類中心年代。在這個過程中，動物不斷被分類。比如，有的用來當作生產工具，有的用來觀賞，有的用來陪伴。在動物園裡，作為觀看者的我們，得到的不只是與家人朋友的一段共處時光，也不只是關於動物的自然知識，還包括站在動物面前的「居於它們之上」的某種現代人地位。

當然，動物也曾意味著強大和高貴。從初民社會到民族國家，它們都是各式圖騰的精神來源。只不過這不是大多數現代人的意識。一個例子是，連「食人動物」如今也不過是一個藝術性的概念了，它只存在於文學、繪畫以及電影的創作中。仿佛在恐懼中，我們才能感受到與動物的深度聯繫。

正如段義孚所說：

「荒涼和令人驚懼的自然在野生動物和鬼怪的形狀中變得鮮活具體。西方世界的邊疆史充斥著遭遇自然以及超自然野獸的故事，它們是荒野的意象和可怕騷亂的一部分。起初是近東的沙漠和幹曠草原，然後是歐洲和北美的黑森林，人們認為這些地方棲居著殘暴的動物、鬼怪和妖魔。」

地理學家段義孚（1930年-2022年）。

動物園顯然就是人類能力和知識得到張揚的地方了。我們在這裡渴望與動物重建關係，了解大自然，也在這裡參與人與動物、觀看與被觀看、理性與野蠻的互動遊戲。段義孚在搜集資料時發現，或許前現代時期的最宏大動物園位於被徵服前的墨西哥阿茲特克——園中僅為照料這些水鳥就僱了大約300人，動物們甚至有自己的醫生。而這種互動遊戲背後的思維模式，甚至也出現在人與其他被定義為非正常人（例如精神病患者）的關係之中。

段義孚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小冊子《Dominance and Affection：The Making of Pets》，表達他對動物的思考。不久前（8月10日），段義孚逝世，享年92歲。在今年夏天，當年的小冊子翻譯成中文出版。以下內容經光啟書局授權節選自《製造寵物》一書第五章，摘編有刪節，順序有調整。標題為摘編者所起。注釋見原書。

原文作者｜[美]段義孚

《製造寵物》，[美]段義孚 著，趙世玲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2022年7月。

動物標本，在博物館裡

博物館（museum）這個詞是廣告用語。巴納姆在被稱為博物館的地方展示自己的商品。這個詞使我們想起博學高尚的機構。在18世紀後期，開明的歐洲人和美國人對博物館的設想是這樣的：他們認為對自然的恰當展示具有很高的教育價值。然而到19世紀中葉，由於成功地吸引了追求感官刺激的一大群看客（大部分屬於較低階層），除了寥寥可數的全國性機構，博物館失去了嚴肅的目的，基本成為娛樂場所，正如一位美國教育家在1852年說，這裡「保存一些鳥類和動物標本，展覽怪物，並舉辦低俗的戲劇表演」。

博物館在20世紀重獲了最初的崇高使命。現代自然歷史博物館中的展品不僅是供消遣的對象。雖然博物館仍舊應該給人樂趣，但這是一種思考的樂趣。

《博物館奇妙夜》（Night at the Museum2006）劇照。

博物館不再毫無想像力地展示鳥類標本，以及展示立在底座上或是放在玻璃櫃中的泥塑印第安人。與以前不同，這裡陳列精心設計的透視畫，三維地展示動物和人類的棲息地。當參觀者通過大廳時，他們可能在一個櫥窗中看到南極洲的企鵝在冰原上曬太陽，在另一個櫥窗見到一個愛斯基摩家庭在北極荒野上搭建的雪屋外操持家務；在一面玻璃後面可能遇到狂奔穿過一片非洲灌木叢的鬣狗，而另外一面玻璃後面是班圖牧人們在趕牛入圈。

在自然歷史博物館，不論是動物還是人類的模型都不會僅僅為取樂而重現他們的姿態行為。參觀者見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活動。然而動物和人的模型都在表演：由照明的透視畫、玻璃櫥窗和光線暗淡的大廳構成的背景使這一舞臺表演顯而易見，人們已經注意到這個事實。

現代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展示人類和動物，就跟馬戲團以及巴納姆所謂的博物館展示特定的動物和人是一樣的。當然一個重要的區別是，現代博物館的所有展品都是活物的模型，不是活物本身。

在動物園發生的觀看遊戲

《我家買了動物園》（We Bought a Zoo 2011）劇照。

現代動物園展示活的動物。籠子的鐵欄杆後面，引人注目的缺席者是人類這個物種。大衛·加奈特（David Garnett）有本小說名為《動物園裡的人》（A Man in the Zoo，1924），書想像有個男人願意加入動物園的猴子，作為人類物種的一員被展示。加奈特的想法或許並不像他本人相信的那樣異想天開：同其他動物一起展覽人類是個古老且悠久的遊戲。

然而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現代動物園從科學家的開明觀念中產生。這些人嚴肅關注對自然的科學理解並關注教育。展示人類的思想會強烈地觸犯他們的敏感神經。確實，19世紀的社會仍舊等級森嚴，認為有些人高人一等，另一些人屬於較下層階級（classes），這個詞不加區別地應用於貧窮的勞工和較高等的動物。然而對人類同胞表現出明顯的粗魯或屈尊俯就已經令人難以接受。不過對於被捕獲的動物，社會在過去和現在的態度都要放任得多。

雖然現代動物園的宗旨既直截了當，又值得嘉許，人們對動物園的體驗很可能模糊複雜。

動物園除了為遊客提供欣賞大自然的多樣性和輝煌的機會，也使他們感覺自己比籠中的野獸優越，並得以了解動物行為的各個方面，比如進食和交配——而觀看人類自己進行這些活動則會令人頗感煩擾並隱隱覺得厭惡。

人們正在倫敦動物園餵食動物。理察·多伊爾（Richard Doyle）所作漫畫《笨拙》（Punch），1849年11月19日。

遊覽動物園的一件快事是餵動物食物。這是慷慨之舉，從中獲得的愉悅也十分純粹，不過二者都以優越性和權力為基礎。讓另一種生物吃我們手中的食物——如果這種動物先乞食，並且它體型較大，在另一種不太有利於我們的環境中足以凌駕我們，我們會特別的興高採烈。遊客們僅僅觀看食肉動物進食就會感覺愉悅。

我們在進食時要遵守禮儀。我們越是開化，或是自認為開化，就越是對狼吞虎咽感覺不快——尤其是肉類——肉支持我們的生命，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肉是最精緻文化的基礎。在動物園我們能夠面對這個事實，但不是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而是在我們感覺高它們一等的動物身上。動物園的管理人知曉，當公眾見到獅子吞食一大塊血淋淋的肉時，會變得十分興奮。公眾對這一簡單的生命延續活動是如此喜愛，以至於動物園的管理人可能感覺有義務每天餵獅子一頓，雖然在野外它們至多一周才能飽餐一次。

猴子的吸引力很大。見到圍觀犀牛的人不足十個，而在一群猴子面前人群熙熙攘攘，一個著名馬戲團的主管十分憤憤不平。犀牛花了他1200美元，而猴子總共才值45美元。

猴子並非稀有動物，為何它們有這麼好的人緣？無疑理由之一是它們像人。參觀者可以公開盯著它們，取笑它們。有些觀眾尤其對猴子動輒交配感興趣。窺淫癖是被禁止的，除非發生在類人動物身上。然而猴子同人是如此相似，以至於有些餵養動物的花園管理人希望原則上不養猴子。黑蒂格爾觀察評論說：「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動物園之一有座餵養狒狒的寬大室外籠舍，由於籠內的同住者舉止『下流』，人們不得不將籠舍拆除。」

據黑蒂格爾說，直立姿勢的動物對動物園遊客格外有吸引力。是否因為站立的姿勢使動物似乎更像人？

電影《猩球崛起》（Rise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 2011）劇照。

絕大多數大型動物四肢著地。引人注目的例外是熊，這可能部分解釋了公眾喜歡它的緣由。當狗坐起來打躬作揖時對人最具吸引力。海馬在世界範圍內贏得讚許，甚至在那些生活在內陸，從未見過它的人們中。它是唯一直立的魚，婦女會佩戴海馬樣式的飾品。鸚鵡和貓頭鷹是直立的鳥類。由於豎直的姿態和學舌人類的能力，鸚鵡「近似人類」。在古希臘以及後來在歐洲的其他文化區，貓頭鷹是智慧的象徵，但顯然部分由於它晝伏夜出的生活，它未能獲得世界範圍的青睞。

動物園的病理學隱喻

最早的現代動物園在巴黎和倫敦，起初是科學機構。公眾的興趣使它們對科學團體成員之外的人開放，並帶動歐洲的幾個城市在1860年之前建立了公共動物園：除了巴黎和倫敦，還有都柏林、布裡斯託、柏林、法蘭克福、安特衛普和鹿特丹。查爾斯·達爾文和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等著名科學家常到倫敦動物園參觀動物。藝術家們也研究自然，認為在周日到動物園去遠足獲益良多。

然而動物園的廣大遊客是為了娛樂，而不是為了更深刻地欣賞自然。直到20世紀之後，遊園的人群仍然吵鬧粗魯。飼養員不得不時刻防備。

電影《動物園看守》（Zookeeper 2011）劇照。

曾在莫斯科動物園工作的一位飼養員寫道：「從早到晚，令人厭煩、吵吵嚷嚷的人群在獸籠前川流不息。他們哪怕在野外見到一頭野獸也會驚慌失措，如今他們看見動物們是如此無害於人、屈辱可悲，這令他們感到高興。暴民們粗野地叫嚷並搖晃動物的鎖鏈，為自己的懦弱而報復，當飼養員抗議時，他們的回答是『我付錢了』，這使人無法抗議。」

對籠中困獸的這種行為與在更早的年代，人們對被關押的精神病患者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

在近代早期（1600—1750），歐洲人將瘋子視為最低等的人，雖然還有可被救贖的靈魂，卻幾乎淪落到純粹獸性的狀態。精神錯亂者的地位是如此之低，以至於當罪犯和瘋子關在一起的時候，人們因為罪犯必須與瘋人為伍而可憐他。然而不僅下等人，甚至社會的最優雅之士，都為求娛樂蜂擁到倫敦專門收治精神病人的貝德萊姆皇家醫院（以貝德萊姆而著稱）。

正如在20世紀初，人們可能殘忍地逗弄動物園裡的籠中獸，在更早的時代，到貝德萊姆的訪客為了看到更瘋狂的表演，有意激怒這些被鎖鏈拴在號子裡的病人，或是用杜松子酒灌醉他們。直到1770年醫院最終對公眾關閉前，貝德萊姆皇家醫院每年接待的訪客達到9.6萬人。收取的門票費足以支撐這個機構作。

《飛越瘋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1975）劇照。

在殖民地時期的美國，瘋子的遭遇類似於在歐洲。

第一座綜合醫院——賓夕法尼亞醫院——1756年開門接診。精神病人被禁閉在地下室裡，往往被拴在號子地板或牆上的固定鐵環上。看護手持鞭子，隨意抽打。精神錯亂病人被視為是危險但也逗趣的野生動物。當地人在招待外地訪客時帶他們去觀看和逗弄這些病人。當時的人們殘忍地想像精神失常者像野獸一樣不知冷暖，因此可以被赤身關在號子裡。

開明的醫生班傑明·拉什（Benjamin Rush，1745—1813）反對這種虐待狂式的做法，但是他本人也沾染了瘋子像動物的觀念。例如他相信通過完全不提供食物，可以「馴服」精神病人，為了支持他的見解，他還引用事實說，印度人制服野象的辦法是不餵食，直到它們變得骨瘦如柴。他也建議將制服野馬的方法用在暴力的病人身上。

建構有動物的植物園

有時人們將植物園稱為「一個房間裡的全世界」，它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出現在歐洲的啟蒙中心。植物園自豪地誇耀說它擁有來自「世界最遙遠地方」的物種。

對植物園的典型設計是將它分成四部分，既表現來自波斯人的極樂園有四部分的概念，也體現了四大洲的思想。但是修建者意識到植物園存在一個問題，即它們只有植物。動物在哪裡呢？

短片《鴕鳥散步，巴黎植物園》（Autruches 1896）畫面。

如果沒有動物，這種花園既不能宣稱代表創世時期的伊甸園，也不能表明人對整個有機自然界的支配。建築師兼設計師確實力圖囊括動物，但是必須把它們分開餵養。有些植物園開始陳列死去動物的標本。這些舉動心照不宣地承認了一種渴望的失敗——它根植於亞當支配野獸的神話——雖然歐洲人直到17世紀還無法全盤放棄它。

認為殘暴的動物在人走近時會馴順地跪倒，因此它們是完美世界中適宜的夥伴，這是夢想，可能是人類最自命不凡的渴望之一。它並不局限於西方文化，有證據表明它也出現在其他發達文化中。不論在何處，人若是設想一個完美的世界，這一夢想的要素就一再出現。將夢想轉變為現實的努力卻遇到問題，比如如何將動物搬進園子，成為似乎是園子自然有機的組成部分。而這寓意著，人類需要同動物相伴，而且依據支配和控制的原則同它們相伴。

原文作者/[美]段義孚

摘編/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