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作品以什麼和什麼出名（為何說茨威格在小說創作中）

2023-06-08 13:45:08 2

1926年11月9日，高爾基在給茨威格的信中寫道：

「您小說中的人物所以能打動人，是因為您使他們比我耳聞目睹的那些活人更加高尚，更有人性。」

的確，茨威格在文學創作中，一直熱切地探索著人性問題。他的小說流露出反思人的生存價值、追求愛情生活與表現犧牲精神的思想基調。

史蒂芬·茨威格

在茨威格的筆下，生活既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壞，有時物質上滿足了人的生存的需要，甚至於闊綽，但精神上嚴重貧乏；有時精神上滿足了，而物質上卻匱乏，使人無以為生。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人都得不斷地而且是不顧一切地生活下去，並且要在不好不壞的環境中是自己生活得到充實、更愉快，滿足生存的欲望。

正因如此，就有了《奇妙之夜》中的男爵弗利特裡希，他是上流社會人物，36歲繼承了父母一筆可觀的遺產，他年輕、富有、英俊而又淡於功名，在他的生活圈子裡左右逢源。他自己說：

「我把一切阻力排除於我的生活之外，而在沒有阻力的情況下，我的生機萎縮了。」

因而他的思想也麻木了，追求越來越少，內心的惰性、心靈的死亡，使日子過得千篇一律，然而他又不甘心這種死亡，不甘心青春的流逝，這樣就決定了他有機會對求生的警醒。

在賽馬場上，他無意地侮辱了一個老人，取得了一張獎券，並且意外地中了獎。正是這個「搶來」的獎，喚醒了他沉睡的道德意識——他為了求得道德上的自我諒解，企圖在再購獎券時輸掉，並對此傾注了極大的失敗熱情。

不料第二次他又中獎了，這樣男爵手中拿著的已不再是獎金了，而是骯髒與死亡的良心，這就為男爵的自我覺醒打下了基礎。

首先，他意識到這筆錢是不道德的，不符合一個人做人的起碼標準；其次，這筆錢是不名譽的，與他的貴族身份不合。因此，他必須揮霍掉才能得到良好的安慰。

他把錢給妓女、掃街的、趕車的、乞討的，在這種瘋狂的舉動中，他明顯地感到他所代表的貴族是那麼舒適愜意，而且貪得無厭，而下層人的生活卻困苦不堪。在這種對比中，他感到周圍的一切都活著，他自己也活著：

「我從來不曾，就是生平最亢奮的時刻也不曾這樣強烈地感到，所有這些東西都切切實實地存在著。它們生活著，我生活著，並且它們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是完全一樣的生活，正是這種偉大的、強有力的生活，怎樣快意地去感受也不過分的生活，是只有愛才能去理解，只有獻身精神才能去理解的。」

這樣他所意識到的實際上是生存的意識，是活下去的意識，是精神和肉體都強健而旺盛地活下去的意識。他的道德意識的覺醒只是為了他精神的不斷追求的復甦，只是為了使自己活得振奮一些。

既然道德意識也只不過是使人生活更盡興致，那麼人的生存意識、生存欲望與動物的生存意識與欲望就沒有什麼差別了，所以他感到快樂。因此，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在人的身上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價值。

而且男爵把他的舉動看成一種愛與獻身的精神，這不道德的手段得到的錢，又靠荒誕的行為來買得良心的安慰，所以最終不能不陷入一種不可解的、不可理喻的思想矛盾中：

「我活著，在當時我第一次強烈地感覺到的那種力量推動下生活著。這種力量把我推向哪裡，是推向一個新的深淵，陷進別人所謂的邪惡，還是使我成為一個高尚的人，這我不管。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為我相信，一個把他一生的遭遇當做是一項秘密的那樣生活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是在真正的生活。」

茨威格為我們尋覓出來的答案就是：

生活就是生活，沒有道德，沒有罪惡，沒有善良，不關感情和理智，人活下去就是道理，道德和良心只不過是活下去的一種推動力而已。

這實際上表明，人的生存與動物的生存是相同意義的。這樣，人在生活中認識自己，也就只能是在生活中認識到這種動物性的自然存在價值，執著的生存欲望，也不過是一種自然的存在形式持續的意識表現而已。

執著的生存欲，活著就只是活著，是茨威格筆下人物活動的出發點，是最高的人性，如果一個人忘記了自己是一個生命的存在，這就是一曲人性自我抹殺的悲劇。

《舊書商門德爾》就是這樣一曲悲劇的代表，主人公門德爾的存在，已不復是人的存在，只是圖書目錄的化身而已，茨威格說他是：

「除了書籍以外，對世上的任何其他東西都一無所知，人世間的一切現象對他來說，只有把他們變成鉛字，然後組成書本，才實際存在，仿佛這樣才超脫了凡俗一般。然而他讀書也並非為了書中的內容，並非為了書中所包含的思想或事實，只有書名、定價、規格、封面對他才有吸引力。」

儘管門德爾失去了作為一個人存在的任何意義，但第一次世界大戰仍給他帶來了不幸，因為一張寄往敵國催書的名信片而身陷囹圄，後釋放出來，又遭到靠在1919年搞麵粉和黃油投機買賣發了財的咖啡館新老闆弗羅裡安·吉爾特納的虐待，被趕出咖啡館，最後可憐地死去。

作者對這一慘死者寄予了很深的同情：同情他為成千成萬的圖書目錄而喪失了生存能力，對生活的變化完全失去了應變能力，他不能對生活作出任何反抗，他只能成為生活的乞食者，永遠寄人籬下。

這樣弱小的生命的存在都不能從戰爭中免遭災患，可見戰爭是何等不道德與滅絕人性。

在小說中，茨威格常用變異了的或者本來已失去了人性的生命的毀滅，去控訴戰爭，很能引起人們的同情與共鳴。

《看不見的收藏》中的老林務官，雙眼失明了，全部的生存信念就在那一冊蕩然無存的畫冊裡。而「我」之所以不去揭穿這個秘密，就因為同情這個生命的存在，儘管這個生命的存在已毫無意義，已成為他人生存的累贅，但他仍有旺盛的生存意念與欲望，「我」就不能打破這個夢幻。

這篇小說用本來已失去存在意義了的生命的毀滅，激發人們的同情心，儘管能獲得很大成功，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這種生命的毀滅是無可避免的，不足以產生振聾發聵的效果。

另一篇被人稱為茨威格小說壓卷之作的《象棋的故事》則大大不同。

這篇小說寫的是有正常理智，有旺盛的生存欲望，有強大的生存的拚搏能力的B博士，為了保守皇室財產的秘密，遭到納粹分子的逮捕，關在與世隔絕的「大都會飯店」的故事。

B博士的悲劇是真正的悲劇，他的悲劇是當時整個社會生活歷史的悲劇，他身上的人性、智力與情感一點點地被奪去。但B博士這種有真正價值的生命在其毀滅過程中，依然通過象棋來反抗，堅持「自主」的人格尊嚴和精神自由，他所呈現的豐富的精神世界，拓展了生命的張力。

B博士靈魂深處忠誠、勇敢、謙虛、快樂、輕鬆，即便他被納粹折磨成精神偏執狂，我們看到了一個被歪曲、是非不分、慘無人道的歷史社會現實，因而更加突出B博士人性中追求精神自由的偉大人物形象。

茨威格筆下的主人公都有強烈的生存欲望，但他們不是只以活下去為唯一目的，他們的生活有著對愛情的渴望，滿足了愛情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

但他筆下的愛情卻是用痛苦灌注而成的，他希望在痛苦中顯示愛的偉大，在愛中享受愛的痛苦，在痛苦中表現人對愛情的執著，挖掘人性中的高尚情感。

比如《夜色朦朧》中一個叫波普的少年，為他的三個表姐中的某個所愛，他疑心是瑪爾哥特，所以一心愛上了瑪爾哥特，可是後來他發現是伊莉莎白一心一意在愛他：

「他在他生活的某一瞬間已經把愛人和為人所愛這兩種感覺如此充分地在自己身上結合起來，再沒有什麼欲望促使他去尋找那麼早就已經落到他手裡的東西了，那時他還是個少年，顫抖不已的雙手驚惶失措地直往後縮。」

這裡的描寫簡直是愛的狂熱，如果說波普在這場瘋狂的愛中，感到了幸福的話，那麼唯一的幸福就是，他先前對瑪爾哥特狂熱的愛的崇拜、痛苦的景仰；而在知曉愛上他的是伊莉莎白後，則是無盡的痛苦，不能不說這種愛是殘酷而兇狠的。

這種愛的瘋狂舉動之所以產生，就是因為人對愛情的渴望是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生存高於一切，愛情的獲得當然天經地義。

實現愛欲，幾乎成了茨威格小說主人公行動的動機，也是行動的目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孜孜以求，表現出一種比求生更執著的力量。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中一個13歲的小女孩對著名作家一見鍾情，爾後默默地愛著他，直到最後悄然死去，在這陌生女人身上，作者傾注了那種對女人罕見的溫存與超人的同情。

如果把《夜色朦朧》所表現的愛比喻成暴君般的專制蠻橫殘酷，那麼《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所表現的愛則是溫馴柔和善良，兩者都是奇妙而近於「荒唐」的。

兩篇小說中人物的行動都只是由於愛欲的激發，一個是火山爆發式地猛烈地滿足，一個是柔絲軟絮般的追求，雖然同樣是對愛的執著，但並不能把這種毫無保留的愛簡單地歸結於愛欲，這是一種偉大的人性的表現。

比如《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從某種程度上說，寫的是一個最純粹的愛情的悲劇故事，陌生女人為愛付出與犧牲，只因愛情無關其他，這分明是一個現代女性的愛情宣言：

在愛情裡「陌生女人」是一個獨立的主體，她是積極自主地選擇去愛，並不乞求什麼，所以她不必曲意逢迎，更不失去自我（事實也如此，陌生女人一直有自己的獨立生活，即便生活的不如意），她的身上閃耀著高尚、聖潔的精神光芒。

這難道不是一種高尚的「愛情觀」嗎？不妨看看這封信的開頭幾句吧：

「只有當我死了，你才應當知曉我的秘密。我若還得活下去，就會撕了這封信，繼續保持沉默，正如我之前一直是沉默的。一旦你手中握著這封信，你就知道，這是一位死者在向你講述其生事。」

這封「陌生女人的來信」曾給了我無限的惆悵與感動。

茨威格筆下的愛情，五花八門，無人不有：老頭可以被小姑娘撩撥得情火中燒，男性老教授痴迷於男學生的情感故事，已婚婦女可以當另外男子的情人，男的可以隨意同其他女人廝混……

茨威格總希望從這些很糟糕與不幸的事情中，發掘事情本身不幸的特質，並以此表現人類哪怕是一點一滴的高尚情感。

茨威格小說中的主人公都表現出對高尚人性的追求的特點，他們為自己的某一不道德行為表示深深的悔恨，為自己的某一過失損害了他人而內疚。

他們表現出來的是使他人完全幸福，為滿足他人的要求而不惜犧牲自己的高貴精神，這也就是高爾基在信中所說的比「活人更加高尚，更有人性」的精神所在。茨威格小說以犧牲精神為內核的人性具體體現在三方面：

首先是同情弱者，並且為弱者作出犧牲，如果不能做到這點，那將永遠受到良心的譴責。

如《愛與同情》中寫一個騎兵少尉因沒有滿足一個癱瘓少女的愛情而深深悔罪的故事，最後的結論是：

「只要良心有知，任何罪過都不會被人忘卻。」

少尉的悔罪就是因為沒有犧牲自己的幸福，因為生活中的弱者更需要人們的愛撫，他們比正常人的求生能力低，每得到一種愛撫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弱小不是罪過，只是由於生活中的偶然事件造成的不幸，他們同樣有生存下去的權力，也同樣有享受正常人的幸福的要求，小說是以良心的自我譴責來表現這種殘酷的犧牲精神的。

在茨威格小說中，還有一個特別的現象，那就是本來的生活中的弱者為強者作出犧牲：

陌生的女人，是生活的弱者，可是卻為大作家犧牲了一切，這是一種絲毫不要報酬的犧牲，這種犧牲精神就在於人性的偉大，而不在於這種犧牲所產生的後果或是原因。

其次，反戰爭、反侵略、反對一切危害生命的舉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茨威格和羅曼·羅蘭等作家、知識分子一道，激烈地抗議民族間的殺戮，要求民族間的和睦，茨威格曾發出誓言：

「用我的軀體反對戰爭，用我的生命維護和平。」

在他的作品《日內瓦湖畔的插曲》、《舊書商門德爾》中控訴了戰爭給普通人帶來的災難；在《桎梏》中他捕捉住一個現實性十分強烈的題材：民族間的和睦、博愛的思想如何粉碎了「義務」的桎梏——去屠殺別的民族的義務；在《象棋的故事》裡則揭露了法西斯勢力對人的精神摧殘。

再次，還表現在家庭的倫理道德方面：父母愛子女，夫妻相親相愛，這是天理，而如果違反這些原則，子女不敬父母，夫妻互相嫉恨，都是喪失人性的。

《一顆心的淪亡》中所羅門松老人即是人性滅亡的悲劇的代表。他為妻子和女兒帶來了財富，而最後卻只是受到她們的厭惡。

在所羅門松老人的悲劇中，茨威格展示了人們都只貪婪地滿足自己的欲望，不顧倫理道德的醜惡嘴臉，正是在展示醜惡的中間說明應該有美好的人性存在。

1926年12月9日，茨威格在回給高爾基的信中說的：

「我認為，自從我們的世界外表上變得越來越單調，生活變得越來越機械的時候起，就應當在靈魂深處發掘絕然相反的東西。做一個勇敢正直的人。」

茨威格生活的時代遍布著被戰爭侵襲的創傷，在那個藝術被毀滅、心靈遭摧殘的時代裡，茨威格熱烈地渴望美，渴望一種豐富、深刻和美的感情活動，以及充滿這種感情活動的深邃而高貴的人性。

他所處時代的殘暴與虛偽，機械和單調，將他越來越引向人的心靈的世界，他把人性的種子植於筆下人物的靈魂中，描繪了一幅幅動人的精神圖景，給那個荒蕪而殘酷的世界增添了一些動人的色彩，增添一些人性與人情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