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紀錄片（夏衍逝世紀念日）

2023-06-07 02:46:39

夏衍是中國文學和戲劇發展史上重要一員，也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之一，他的一生充滿波折，在他的逝世紀念日，讓我們以一篇小文回顧他的人生軌跡。

受母親影響愛上戲劇

夏衍，本名沈乃熙，字端軒，祖籍河南開封，1900年10月生於浙江杭州。父親沈學詩，是一個不第秀才，因為當時沒有考中舉人，退而學醫，給附近的農民治病，據說醫道頗好。夏衍三歲時，父親突然中風去世，留下家中兄妹六人由母親一人撫養。或許是由於母親愛看戲，夏衍從小就對戲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依靠姑母與舅父的資助，夏衍讀完了小學，後來又因家境的困窘，還瞞著母親到染坊當過一陣學徒。

1919年，受五四運動激發，夏衍與同學一道創辦了當時浙江第一個進步刊物《雙十》(第2期改為《浙江新潮》)，並以筆名「沈宰白」發表文章。1920年到1927年間，夏衍為尋找救國的出路，到日本留學，也正是在這個階段，他閱讀了大量外國文學作品。他愛狄更斯和屠格涅夫，也愛契訶夫和託爾斯泰，透過他們的作品，夏衍看到的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力量，是無情的揭露，更有深切的同情。

後來，夏衍在回顧這一時期思想發展變化時曾說：「那時候我以一個工科大學生的身份，在日本九州著名的八幡制鐵廠實習，在發電機旁，我耽讀了契訶夫、託爾斯泰和屠格涅夫。一個暑假過後，我對於那些軟弱、懶散、而又充滿了哀愁的人物漸漸感到厭倦……」

1928年後，夏衍開始從事外國文學的翻譯和介紹工作，他始終保持著每天譯兩千字的習慣。據不完全統計，從1928年到1934年這段時間裡，夏衍翻譯出版的文學作品、文藝理論和其他社會科學著作約二十多種，字數達五百多萬字，其中以蘇俄文學作品居多。

夏衍與電影

每每論及對中國現代戲劇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重要作家，繼田漢、曹禺之後，夏衍是不得不提的一位。他為五四以來的中國話劇、電影事業做出了許多創造性的探索，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創作藝術風格。

他的作品素來喜歡關注大時代裡普通知識分子和市民階層的精神悲歡，藉此來揭示細枝末節背後的社會大命題。在上個世紀中國的幾件歷史大事中，一件也少不了他的身影：五四運動、大革命、抗日戰爭，他幾乎場場不落。

《狂流》——中國左翼電影的卷首語，上映至今，已經有半個世紀之久了。在20世紀末的電影還在彷徨與社會詬病和無病呻吟時，1933年《狂流》的出現使整個電影業耳目一新，直視階級、貧富矛盾與衝突，注重傳統戲劇性與電影視覺性的結合，率先拉開中國左翼電影運動的序幕。《狂流》第一次用膠片去描繪農村的天災人禍，輿論將其認定為「中國電影新路線」的開始，絕非偶然。這是夏衍的第一個電影劇本，雖然不乏嚴謹和質樸的風格，但字裡行間卻仍顯露著十足的銳氣，一如熔巖在地下奔突的悲憤，同報告文學《包身工》中的深刻控訴有共通之處。《狂流》的創作，不僅擺脫了二十年分場幕式的草創形態，而且在情節結構、場景轉換的規範中，強調動作和細節的視覺化，景別及長度的準確，賦予了電影文學特定的形式感。電影中關於愛情的部分，夏衍試圖以黑暗現實吞噬青春情愛，藉此深入到更多不同的社會層面中。而在描寫王三爹、素貞等人時，電影又突破了同情不行、宣洩苦難的層次，將農民群體的反抗意識和鬥爭性充分表現出來，似乎在告訴著當時的人們，他們既不是懦弱呻吟、手足無措的難民，亦不是肆無忌憚的暴徒，而是一直處於等待之中，等待先進組織召喚，等待思想的覺醒。

1936年創作報告文學《包身工》的同年，夏衍又創作了多幕話劇《賽金花》、《秋瑾傳》等，均取得不錯的社會反響。雖說這些作品只能算是夏衍的試筆之作，在劇作思想和藝術上還不夠成熟，但它們在選材結構和人物塑造上都帶有夏衍自己獨特的風格，加之當時正處於民族危機的嚴峻階段，這些劇作的現實性和戰鬥性都頗受好評。

次年，夏衍又發表劇本《上海屋簷下》，它通過幾個家庭的矛盾，利用電影蒙太奇手法，反映了上海小市民社會的人生。對此，早就有評論家指出：「戲劇從浪漫主義轉向現實主義，夏衍的功績是不能埋沒的。」

近年來，文學作品的改編愈發常見，而夏衍改編的作品中也不乏出色之作，如眾人熟知的《林家鋪子》。該作品改編於1958年，當時正處於整風時期，夏衍正是想通過這部電影作品反映當時人們的思想動態，尤其是那些無法把控自我命運的改造中的工商業者。劇本改編後，林老闆的性格更複雜，內心世界更豐富，故事中的那個江南小鎮政治氣氛也更加濃鬱了。雖然這樣的改動帶有一些傾向性，但卻並沒有與原著相衝突，相反，卻使主題更鮮明。

總體來說，夏衍的改編時屬於「忠實原著派」的，他一直深信，真正好的改編作品，應儘量忠實於原作，此外還要熟悉原著的創作意圖、描繪的歷史社會狀態、風土人情。夏衍在改編《林家鋪子》時曾說：「我只在開頭的時候加了一段旁白，其他情節、人物和衝突等都力求忠實於原著。」劇本在視像化的過程中一直堅持描摹動作，突出運動感，同時不忘描寫外部衝突引發的內心反應。

夏衍的電影觀一直是通俗的、大眾的，從電影的社會功能入手，面向的是千千萬萬的人民大眾。多年的創作，他一直在嘗試縮小觀眾審美欣賞上的差距，在不同的層次上尋求某些共同點，力爭做到「雅俗共賞」。藝術上更是深入淺出，追求樸素的美感，表現出其對素材很高的駕馭能力。

文革8年的牢獄之災

文革開始後，1966年12月4日一個寒冷的凌晨，夏衍從家中被抓走關押了起來，開始了8年零7個月的「牢獄之災」。裡面的日子要比遊街、批鬥更難過，無休止的疲勞審訊、拳打腳踢，他的鎖骨被打斷過，腿骨最終也被踢斷了，眼睛幾近失明，胃腸又大出血……

夏衍的後人了解到，1969年2月，夏衍從鬼門關走了一道又回來了，「全身的皮都脫掉，重新換過了」，像跟閻王爺那兒打了一個招呼似的。他是個文人，但有著從政的經驗，同時還有著新聞記者的敏感，嗅出了1971年「林彪事件」後時局的變化。他用燒過的火柴頭，在黃草紙上寫下「不白之冤」四個字，悄悄從會見桌下塞給女兒沈寧。

好在家中的一切讓他寬慰，妻兒無恙，還添丁進口地有了第三代。這十年間他總是被強迫著回憶自己的一生，反覆的「認罪」。「1966年夏天被關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廟，『革命小將』用鞭子逼著我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我無論如何也唱不出口……」「我記得很清楚，1967年5月1日，『專案組』的頭目責令我在一星期之內，寫出一份從祖宗三代起到『文化大革命』止的『自傳體的交代』，我如期寫了三萬多字，可是交出之後的第三天，就被叫去『問話』，那個穿軍裝的頭目拍著桌子怒吼：『不行，得重新寫過，要你寫檢查，不準你替自己樹碑立傳。』我記得這樣的『交代』前後寫了三四次……但這也逼使我比較系統地回憶了過去走過來的足跡。」幾年折磨下來，「我倒真的覺得自己的過去百無一是，真的是應該『低頭認罪』了」。「從1972年3月到1975年7月，我有了兩年多的獨房靜思的機會」，反思自己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功過是非，他漸入了「佳境」。一如孫女沈芸曾感慨的：「1975年，我的祖父夏衍從地獄回到了人間，那一年，他剛好七十五歲。」

1978年，78歲的夏衍恢復工作，他的思想已經回到了民主與科學的原點，在復出後的頭三年，每一次公開講話都集中在「思想解放」和「文藝民主」上。「文藝作品是香花還是毒草，一定要經過群眾審定，而不能由少數人決定」。「長期的經驗告訴我們，一種定義或者概念，是框不住文藝創作的。」

「不要把藝術上的問題，一定強調成政治上的問題，凡是暫時不能分清的，先按藝術問題處理」，「我們再也不能用『大批判』的方式來進行像某些外國人說的『整肅』。」

1983年，電影《太陽與人》（劇本名為《苦戀》）遭到批評，夏衍堅持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查禁該片，更反對再用大批判的方式來進行所謂的文藝討論。

1980年代中後期，夏衍針對「文化虛無論」提出不同的意見，他肯定陳凱歌的《黃土地》，「片子是好的，導演花了功夫，攝影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我認為它的方向不對……這個西北陝甘寧一帶的落後，的確是事實。但你真要寫這個東西，就要使人看到，這個落後的東西必將過去，新的東西必將起來，這是我們一個革命的文藝工作者所必須具備的。」

1994年歲末，王蒙去醫院看望夏衍。他看起來十分疲勞，王蒙稍作問候便準備起身告辭。

「我有一個擔心……」夏衍忽然緩緩開口。

王蒙側耳靜聽。

「現在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而我們的青年作家太不熟悉市場經濟。他們懂得市場嗎？如果不懂，他們又怎麼能寫出反映現實的好作品來呢？」

1995年2月6日，夏衍與世長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