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吃飽飯電影推薦（精疲力竭的電影之旅）

2023-06-04 08:49:39 2

一半出於好奇，一半受其邀請，我和詩人烏青踏上了對他新電影《九裡達》的一場放映之旅。我是中途加入的，約在杭州碰面。

此前他已走過西安、石家莊、北京和上海。西安那場，安排在一家livehouse，來了三十多人，最後剩餘五人。他在門外抽菸，觀眾魚貫而出，拍拍他的肩膀，「哥們，我真的有事。」石家莊那場，在一間負四層的地下室，是朋友的房子，看上去像避難所。放映時，投影儀壞了，重新借了一臺電視機。地下室的好處是來的人看得都很認真，因為手機收不到信號。

作為此次旅行的背景，我對這部電影和導演做個簡短的介紹。《九裡達》，講了一個來自浙江省的殭屍在泰國各地閒蕩。這是一部個性化的小製作電影，花費一萬美金，烏青擔任製片、編劇、導演和剪輯。主演是他的朋友張所思。一個80後小夥子，頭髮捲曲，卷得要炸開。聽說他熱愛音樂，對此有獨特的審美，為這部電影創作了配樂。根據烏青的介紹，這部電影的特色是：取消故事的後現代形態，獨特的鏡頭語言，分裂的人格關係——主人公擁有三重人格，烏青本人在片中飾演了一個人格，濃厚的情緒——疏離、絕望和深處的悲哀。此外，片長也是不可忽略的特色，長達兩小時五十分鐘。對於觀眾的屁股，可是個不小的考驗。

我能夠參與電影的「宣發」，很大部分原因在於我寫了一系列有關詩人的報導，引起了烏青的注意。去年夏天，我在成都採訪過他。他的兒子剛出生三個月，他忙於家事，對我的到來不甚其擾。2012年，他的一些詩，例如《對白雲的讚美》，《假如你真的要給我錢》、《月下獨酌》等被人公布在網上，遭受了強烈的譴責，認為他的作品是對詩歌的褻瀆。網絡上對他的評價多帶戲謔，暗示他毫無才華，是個賣弄把戲的文學騙子。

那些詩寫於2000年左右，正值網絡論壇興盛時期，一些詩歌論壇建立，例如「詩江湖」、「橡皮」和「他們」，在裡面活動的詩人有于堅、韓東、楊黎等。也有很多年輕詩人，出現了一場浪潮般的寫作運動。韓東認為烏青有「偉大的文學抱負」，「一個天才正處於他的青年時代」。還有少數詩人和作家讚揚烏青，認為他樹立了獨特的風格，無法歸類。他的詩情感克制，詞彙簡單，沒有繁複的象徵物，他的小說絮絮叨叨，喜歡事無巨細地描繪某次事件。他的作品闡述了人的孤獨、無聊和絕望，在荒誕的社會中生存，最終將其逼向死亡。

在我看來，烏青的處境是詩人在這個時代的某種隱喻，一種悖論的存在——生活在語言的世界裡，不被現實接納。他是個什麼樣的人？我想知道。因此，當烏青問我是否願意來一場「在路上」的採訪，我答應了。一位詩人拍了一部實驗電影，到不同的地方放映——這個帶有美式色彩的《滾石》式的旅行計劃，聽起來很有趣。

4月15日晚上7點30分，杭州

我們來到餘杭區綠汀路上的一輛粉紅色公交車。這輛公交車的所有者康良，是烏青的朋友。幾個月前他從北京搬到杭州創業，從無錫報廢車廠拉來這臺車，卸了發動機，剩下車身，花費一萬五千元。車停在離他公司不遠的地方。路牌指示這片區域叫「未來科技城」，但非常偏僻。樓房正在建造，車開過路邊捲起灰色的塵土。

對於我們的到來，康良很高興，抱怨杭州沒有喝酒交談的朋友，文藝生活單調。電影在這臺車上放。由於車內座位有限，這場放映售賣電影票，三十元。數據顯示有十個人買了票。車上的設備齊全，有投影儀、白色幕布，兩臺一米高的音箱，啤酒和即食臘肉，後面的座椅改成了一張榻榻米。如果有發動機，也許我們還能開著去哪兒轉轉。

我不知道人群是從哪兒冒出來的。車廂擠滿了，很多人站著，像下班高峰期的公交地鐵。車內約有二十人。我坐在榻榻米上，實際上是一塊很硬的木板，站立的人群阻隔了視線，我只能看見他們的屁股。於是，我躺下來，打了一會兒盹。等我睜開眼睛，車廂空了。第二排多出一個空位，我移到那裡，驚訝地發現前面是一個胖胖的女人和一個小女孩，可能是她的女兒。小女孩坐在女人的腿上，靠著桌子睡著了。我搞不明白一個母親為什麼會帶女兒看這樣一部電影。她們在那兒坐了兩個小時，後來小女孩困得要癱倒了，她們才離開。一直堅持看完的，除了相熟的兩三個朋友，還有兩個穿短裙的女孩和一個清瘦的留著長頭髮的男孩。那兩個女孩告訴我，她們是杭州城市學院大二的學生，在《大學語文》的課堂上，任課教師用批判的口吻提到烏青的詩，她們是衝著烏青來的。其中一個女孩從包裡掏出一疊試卷，請烏青籤上自己的名字。

電影結束後，兩個女孩問了一連串的問題。這段對話可以代表大部分人對此片存在的疑問。如下：

「你當初為什麼想拍這個電影？」

「我覺得現在的中國電影過於強調故事和敘事，忽略了鏡頭語言。我想拍一個開放式的東西，我希望拍一部無法敘述的電影，雖然你看了這部電影，別人問你這部片子講了什麼，你是沒辦法說的，唯一的辦法就是他也去看。如果是一個可複述的電影，必要性是什麼我就很懷疑了。」

「一般的電影都是可以複述出來的，我從來沒看過不可複述的，除了你這部。」

「不不，很多電影是不可複述的，這和我的寫作是一脈相承的。」

「就是不想表現任何東西，是嗎？」

「我希望我的片子包括我寫小說，能產生閱讀障礙，不太好讀。一個故事很流暢，你看小說和看電影沒有區別，因為它就是一個故事。文學難道是可以替代的嗎？文學如果可以用影視替代，那麼文學的價值在哪裡？影視如果可以複述，那麼這部電影的價值又在哪裡？」

「為什麼你的片子要這麼長？」

「我只是想製造一些觀影障礙，就是想讓一些人看不下去，然後他就走了。我認為這是一部飛片。當第一個鏡頭炸出來的時候，如果你在迷幻的狀態下，你就進入那個世界，很願意待在裡面，這部電影是個夢境。就像看《2001太空漫遊》。」

「你看過《路邊野餐》嗎？」

「首先我是一個詩人，我是寫這樣的詩的，所以我非常不認同《路邊野餐》的詩歌，影像上不可能跟他有任何接近。」

「你能評價一下《路邊野餐》的詩嗎？」

「它還是利用了文學的語言表達意象，語言還是工具，因此我覺得那不是詩。」

4月16日下午2點30分，杭州

在杭州萬象城內的庫布裡克書店，我們做了第二場放映。書店旁邊是一家百老匯電影院，近期熱映的電影是《速度與激情8》，製作成本約2.5億美元。烏青說，他挺喜歡看這類商業大片。2012年夏天，他痴迷於蝙蝠俠，從淘寶花費四百多元購置了一套帶有披風的蝙蝠俠衣服，包含一副遮住上半邊臉的黑色面罩。他扮成蝙蝠俠，凌晨時分走在街上，希望碰到個搶劫犯或者流氓，結果一無所獲。他有些怪癖好，這些癖好被他寫進小說，構成了主人公古怪性格的一部分。例如，他在中學時和另一個男同學成立了「金屬眼鏡偵探社」，所做的事情就是跟蹤班裡的女同學。他弄清了所有女同學的家庭住址，回家的路上會幹些什麼，記了一本厚本子。這個癖好一直保留到他上大學。

場地是一位叫惡鳥的人聯繫的，今天下午他和他的妻子也來了。他是「聯邦走馬」計劃的負責人，印刷了約六十種詩集和小說集。蘇聯有一個形式主義創新團體，音譯過來叫「走馬」，在史達林時期受到政治壓制，轉為地下。聯邦走馬的意思是類似這樣的機構和小團體聯合起來。他們的書籍裝幀和書名，帶有邪典電影的風格，張顯了一種怪異而且極具西方色彩的文學審美趣味。

2012年，烏青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逃跑家》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副標題是「一生中總該會有一次沒心沒肺的逃跑」，其包裝路數和市面上的暢銷小說沒什麼不同，僅僅指向對庸俗生活的逃離，類似「說走就走的旅行」。2015年，聯邦走馬重新印刷了這本小說，書名改為《萬有壞力》，副標題是一行英文，可譯為「邪惡/壞的力量永遠與你同在」，封面全黑色，如同它的名字暗示了此書的毀滅傾向。但有一些作者並不十分贊同他的做法，認為他的包裝實際上遮蔽了作者本身真正希望表達的。惡鳥嚴格把控了對書稿的絕對控制權。他拒絕一切來稿，只向自己認為具備新鮮血液的寫作者約稿，作者無權幹涉書籍的名稱、設計和版式。不過我第一眼瞧見他時，倒有些意外。他穿著普通，戴一副角質邊框眼鏡，左手佩戴腕錶，和我打招呼的方式是輕輕握了握我的手。談到聯邦走馬，他對自己的審美非常自信。他是烏青少數的擁躉之一，印刷了大量烏青的詩集。他稱烏青是個「懸崖式」的詩人，不需要日常經驗的緩慢積累，一開始寫詩便直抵詩意。

庫布裡克書店起源於香港，是為了配合百老匯電影中心而設的一個藝術、文化交流場所。我以為《九裡達》在這裡或許會受到一些熱衷藝術電影的人的歡迎。烏青向我提到了影響他此次創作的一些作品，其中包括《唯神能恕》，《遁入虛無》（這兩部均入圍過坎城電影節），以及安迪沃霍爾的片長八小時的《帝國大廈》。

實際情況比我料想的要糟糕。專程來看電影的不到十人，多數在玩手機。更多的人在休閒區喝咖啡，偶爾抬頭掃一眼屏幕，對他們來說，它和貼在牆上的電影海報無異。這次放映更像一次午後聚會。它播放的環境過於明亮和吵鬧，令人無法專注。以我自己為例，我只在那兒呆了一會兒，就出去逛商場了。等我拎了一隻購物袋回來，約有兩三個人在盯著屏幕。

有一對年輕的男女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們坐在第一排，目不轉睛。我坐在他們後一排的位置，說，我是個記者，我想了解喜歡烏青電影的是些什麼人？

「我是做房地產銷售的。」男孩說。「我是做IT網際網路的。」女孩說。

「你們怎麼知道有這場放映的？」

「我們從2003年就開始關注烏青了。我們都是烏青的微信朋友。」

「你們喜歡烏青什麼呢？」

「從他的東西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有種夏天睡完午覺昏昏沉沉有點無聊不知道幹什麼的狀態。很瑣碎很真實，就這種感覺。」女孩說。

「你覺得呢？」我問男孩。

「你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個作家像烏青那樣寫出那麼無聊的東西來，這個世界找不到啊，那就喜歡了。我覺得能把無聊表達出來就挺了不起的，他表達了一個人70%的生活狀態，然後又很詩意，就好啦。」男孩說。

「你能理解他嗎？」

「我能，我關注他十多年了。」

我不厭其煩地列出這段對話，意在說明欣賞這部電影的觀眾首先是烏青詩歌的愛好者，或者這麼說，他們接受了烏青作為一名詩人存在。他們能夠坐上三個小時而不挪動屁股，既可能是被影像的某些畫面打動——千真萬確，這部電影沒有講述任何故事，你只能看見一個穿著汗涔涔T恤衫的男子走來走去，也可能是基於對導演的信任。他們希望從烏青的電影中獲得和從他的詩中所獲得的同樣的東西。那是一種難以名狀的深層的情感聯繫——烏青安慰了他們。

4月17日下午3點10分，楚門

我們在溫嶺火車站下車，而後搭乘一輛麵包車前往他的家鄉楚門。這趟行程不在計劃內。昨天下午，烏青的父親給他打了個電話，說他寄養在老家的兒子發燒了，希望他抽空回家看望兒子。

我和他起了一次爭執。烏青希望我留在杭州，等他從老家回來。我表示抗議，同時意識到他和他父親之間微妙的關係。2015年，他接受《Ellemen》雜誌的採訪，主題是「故鄉」。他說，他的父親經常用魚竿打他，有一次甚至把魚竿打斷了。那篇採訪充滿了對父親和家鄉的憎惡，他說：「說得邪惡一點，如果我父親去世了，我可能挺願意回家待著。」文章採用第一人稱口述，標題是「烏青：我視死如歸鄉」。雜誌出刊後，父親看到了這篇文章，父子關係再度陷入低谷。母親告訴他，父親憂傷了很久，心臟病都快犯了。前年，他結婚，有了孩子。老人抱上孫子，算作兒子給予的安慰。他們之間的關係緩和了很多。烏青害怕我的出現，會使他父親想起這件事。最後，我們達成了一個協議，我們一起回楚門，但不去他家。

汽車在公路上行駛。路邊聳立著連綿的山峰，霧靄環繞，模糊了山上的植物。天空露出洗舊的牛仔褲的顏色，雨水沿著窗戶流淌，空氣裡脹滿了水蒸汽。當地人叫「三八天」，溼氣大，牆壁能滲出水來。這裡臨海，多島嶼，我們即將抵達的楚門就是個半島。以前這裡交通不便，路不好走，從楚門到杭州得花上八個小時。我搖下車窗，風灌了進來。

1996年，烏青18歲。他高中畢業，沒高考，在玉環大酒店做酒吧招待。玉環是楚門上面的縣，是座島，四面環海。他租了一間屋子，每個月能拿到一千塊錢的工資。他的工作枯燥，實際上不需要調雞尾酒或者製作咖啡，縣裡沒人喝這些。他只需要按照酒單，像個發貨員從箱子裡拿出白酒和啤酒交給服務員即可。一天結束後，他清點酒水，把帳單記下來。他極度壓抑，自覺人生無望，難道終生就困在島上？他經常一個人爬山，在山上待著，看報紙、自慰、睡覺，也遭遇過危險，落入湍急的溪流，抓住樹枝爬上了岸。後來他寫了一篇小說《唯有爬山可以阻止我對自己舉起槍》。工作大半年後，他決定逃跑。跑了兩次，均以失敗告終。

第一次是杭州。他的初中同學周勇在浙江工業大學念書，他帶了行李去找他。周勇安排他住在學校的賓館裡。第二天他的父母找到周勇，把他從賓館抓了回來。兩個月後，他又跑了。這次，他決定不能再去杭州了，買了一張去西安的火車票。坐了四十多個小時，抵達西安。那是他第一次離開家鄉去外省。火車呼嘯，自南往北。山脈不見了，所望之處是平坦的土地。他看著窗外，既興奮又害怕。他在西安呆了五天。北方入秋得早，他感冒了，身上帶的錢快花完了。他爬上大雁塔，站在塔頂，認定自己的人生已經徹底失敗。他抱著視死如歸的心情出走，等他真正來到外面的世界，發現自己根本無法謀生。他在大雁塔上念了一首韓東的《有關大雁塔》，最終決定放棄。一個禮拜後，他再次回到楚門。

車開了一個小時。我們抵達楚門。烏青送我到鎮南的一家賓館，說第二天就來找我，帶我四處逛逛。為了籌備《九裡達》，去年10月他把兒子送到老家，由父母照顧。他說，之所以有那麼強大的動力完成這部作品，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希望能從繁瑣的家庭生活中解脫一陣子。

4月18日下午1點，楚門

楚門比我想像的要大，要繁華。這裡的土地有一半是填海所得，因此出奇的貴，房價每平米超過兩萬元。我住的賓館對面是一條河流，河面上是一座彎曲的拱橋，岸邊有婦女就著河水洗衣服。這裡有一種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過渡感。我住的這條路上有很多嶄新的樓房，開了幾間咖啡館和裝飾新穎的餐廳。河對岸的房屋低矮，黑色牆壁上布著青色的苔蘚，再遠是山巒，山背後是海。

烏青在鎮上讀完了小學和中學。他的父親當兵退伍後，在鎮上的農業銀行工作，母親是機械廠的出納。爺爺奶奶住在村裡，每年寒暑假，他從鎮上回到村裡生活。這部電影的名字起源於村裡傳說一種叫「九裡達」的黃蜂，意思是追人只追九裡路，要是人能跑出九裡，方可活命。

這個下午，他耐心地向我介紹這裡的街道、房屋、河流、食物、方言和生活習慣。他在講述這些事物的時候，順便也會回憶一下他的少年往事。我產生了一種奇妙的感覺，有點像置身劇場，烏青在表演一場獨幕劇。比如南興街，他介紹這條街的歷史，它出現於八十年代後期，是鎮上第一條開始有樓房的街道，時髦的新事物從這裡冒出來。接著他說，每周他會去這條街的電影院看電影。他指向前方一片被拆除的空地，只剩下粉刷的白色牆壁，上面寫了「休閒中心」的字樣，「那裡原來是座電影院，代表了鎮上最前沿的文化，我的整個童年是在這個地方度過的。」

南興街左拐是十字街，由四條狹窄的街道組成。楚門中學在十字街上的一個院子裡，非常小，只有兩棟樓。上廁所要穿過院子，到街對面的公廁。他入學前一年，這裡發生了鎮上唯一一起兇殺案，一個男同學上課期間上廁所，回去的路上被另一個男同學捅了一刀，當場斃命。這場命案使他整個初中不敢在上課的時候獨自上廁所。

出了十字街，是一座山。楚門小學在山上，沿著階梯爬了好一會才到達。我們在校門外的石階上坐了下來。他說：「我差不多就是坐在這樣的臺階上突然間決定當一個作家。」我環顧四周，古樸而安靜，的確是一個孤獨少年憂愁和做夢的好地方。朝遠處望去，整個楚門盡收眼底。

和烏青共處的幾天裡，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身上鮮明的孤獨感。表面上，他脾氣溫和，除了偶爾談論文學和電影時失去控制顯得情緒激動。更多的時候，例如現在，他坐在那兒，既自卑又羞澀，像一隻舞蹈的提線木偶被扯斷了線。這種情緒如此強烈，以至於他常幹些聽上去毛骨悚然的事。除了上文提到的跟蹤女同學，在玉環大酒店工作時，他買過一架俄羅斯進口望遠鏡，偷窺了對面的三口之家約半年之久。他腦袋裡塞滿了關於自殺的想像，有一次真的吞下一瓶安眠藥，洗了胃之後活了過來。

他告訴我」烏青」的由來，他的原名叫鄭功宇。「烏青」來自一個夢。有一晚，他夢見自己在漆黑的伸手不見五指的環境裡，他很害怕，隨後摸到一面牆。由於牆面帶有熟悉感，他猜測是某個親戚家的房子，他沿著牆壁走，摸到一張凳子，他繼續走，摸到了門。他推開門，以為終於走出了這個房子。開門後，發現外面還是一片漆黑。更讓他恐懼的是，他以為他來到了屋外，實際上走進了另一間屋子。等他再回頭，房子消失了，之前的屋內變成了屋外。烏就是黑，青指青年。他說：「這個夢讓我特別害怕，影響了我一輩子。我覺得我的人生就是這個過程，從一個黑的空間走到另一個黑的空間，你所做的努力實際上是沒有意義的。」

4月21日中午12點15分，廈門

我們沒有在楚門待太久，繼續上路。考慮到我的陪同，他決定提前出發，覺得沒有邀請我去家裡作客是不禮貌的。兩天後，我們到了廈門。廈門的放映安排在黃厝的塔頭，一個民宿的客廳，時間是晚上七點半。我們提前去調試設備。這間民宿的老闆叫陳默，是張所思的朋友。他本人和他的名字一樣，不善言辭，而且極瘦，是我見過最瘦的男孩。他有輕微的強迫症，要求隨手關門，廁所的門，客廳的門，院子的門......搞得我和烏青神經緊張。在客廳待了一會，我們藉口觀光，去海邊散步。

塔頭和廈門給我的印象不同，雖然屬於景區，非常蕭條。隨處可見歇業的商店和等待出租的空房子，可能是城市旅遊業過度擴張的結果。不過海景很漂亮，比我前一晚在廈門大學附近走過的白城沙灘乾淨。遠處，一些男人赤裸上身，從水裡爬出來，還有三四個中年女人穿著豔麗，站在巖石上拍照，海風吹起她們的裙子。

「我現在很理解我這次放映，我突然間覺得很好。我明白了它真正的意義是什麼？」烏青突然開口。

我沒說話，等待他說完。

「理論上它不重要，我在網上公開不就完了嗎？在過程中我明白，就是我要看到來看這部電影的人嘛，它是電影的獨立性的一部分。很多導演實際上沒有機會在不同的地方看到誰來看你的電影，以及經歷整個過程。我非常生動地見到了這些人的狀態，他們入睡了，感動了，離開了，無視也好，默然也好，這個過程很生動。」

「可是他們確實沒有什麼耐心，很多人在玩手機。」我忍不住向他抱怨。

「我的第一部電影《爬山小說》在廣州一家酒吧放，有人直接朝我砸酒瓶子。他們覺得這個片子太無聊了。」

「你什麼感覺？」

「我勉強露出尷尬的笑容，後來他們就走了。」

廈門是這趟行程中最蕭條的一場，在一臺約45寸的電視機上放映。晚上廈門突降暴雨，只來了五人。影片快結束時，三個打扮奇怪的男孩突然闖進來，加入觀影。一個男孩毛髮旺盛，滿面鬍鬚，皮膚黝黑，像個東南亞人，另一個男孩胖乎乎的，頭髮燙得像一包方便麵，最小的那個穿一件黃色的碎花襯衫，皮膚白皙，嘴唇通紅。放映結束後，三個男孩熱情地邀請我們去他們家玩，給我們念了自己寫的詩。他們對這部電影沒什麼興趣，其中一個男孩大聲喊著：「太臭了。」

4月23日晚上7點，深圳

電影是當下最流行的藝術形式，它關乎審美、權力和消費。從另一個層面上看，電影也是一門關於自由的藝術，創作者可以自由地實驗，試探邊界。對於《九裡達》，儘管一路跟隨導演的巡迴放映，我從來沒有完整地看完它。如果不是採訪，作為一名非專業人士，我更樂意看一部標準製作的好萊塢電影，而不是《九裡達》。但我仍然喜愛它，原因是它的獨特性。它傳達了「烏青式」的電影觀，打破既有的電影套路，創造一種隨性而至的鏡頭語言。用他浪漫主義的說法，他用影像寫了一首詩。其更深層的觀念是，自由是作為創作的目的而存在的。

廈門之後，還有兩站，分別是深圳和廣州。我們有些疲憊。在深圳，我們見到了詩人於小韋。於小韋是南京人，在深圳開公司，80到90年代寫詩，是民刊《他們》的作者。他不留詩稿，僅有的詩集《火車》，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聽說是韓東幫忙收藏，散作才得以集結。他個頭高大，舉止溫和，話不多。他的詩作像在描繪一幅畫，我幾乎看得見畫中的色彩。如果念出來，又會產生一種美妙的節奏感。當晚，烏青在他家放了一遍電影。我問他觀後感。他說，非常振奮，「那樣的影片，用很自由很隨意的方式去做，太抓人了。」

深圳的放映在舊天堂書店，位於華僑城創意園區。老闆名叫阿飛，有點像古惑仔的名字。他是湖南人，性格奔放，早年搞過樂隊。這家書店裝潢復古，經常舉辦獨立音樂的演出。店內陳列了很多磁帶和黑膠唱片，其中一些在市面上很難找到。在深圳，舊天堂算一個文化地標。我問他為什麼願意放映烏青的電影？他說很喜歡烏青的詩，當著黃燦然的面也說烏青好，說他具有難得的誠實，「他是他自己。很多人寫詩不是他自己，成為另外一個想像的自己，很假，沒意思。」

有四十一人觀看了電影，是人數最多的一場。由於放映在咖啡區，有些人可能原本就在喝咖啡。雖然烏青說他不在意觀眾離場，「那是他們的權利」。但看得出來，他有些失落。這次，他躲在書店外面的走廊，一根接一根地抽菸，等到快結束時才進去。剩餘十六人。

十點半，我們和阿飛告別。「你覺得怎麼樣？」我問阿飛。

「我睡了兩下，打了三個盹，覺得還行。不像他的詩實際上。"他轉向烏青：「你還不算最慘的，最慘的只剩下我們店裡的人。我們噪的時候挺噪的，你聽過馬木爾嗎？」

4月25日晚上7點30分，廣州

廣州是最後一站。今晚結束後，我們將各自登上返程的飛機。我鬆了一口氣。這次採訪超出了我有限的記者經驗。我很少和採訪對象如此密集地待在一起，這就出現了一種奇怪的情況——在大量與他共處的時間裡，我得想方設法地將採訪延續下去，到後來談話變得不著邊際。另一方面，在路上的感覺是混雜的。你不知道你的生活往何處去，而過去又那麼容易被遺忘，一切仿佛被切斷了，既短暫又漫長。

所幸烏青不是一個乏味的人，他時常冒出一些古怪的想法，匪夷所思。有一次他告訴我，原本《九裡達》有一些限制級的鏡頭，包括口交和自慰，後來剪輯的時候沒有放進去。聽說是他妻子的意見。他之前的兩部影片《爬山小說》和《壞詩人》，都曾出現男人自慰。他說，自慰是孤獨的象徵，充滿了悲傷。

從深圳到廣州很方便，搭乘廣深線，約一個小時能到。火車上，烏青情緒沮喪，轉而對放映產生懷疑。他對我說：」你可以把我描寫成一個殭屍，我就是一個拍電影的殭屍，一個不置可否的人的狀態。你說我這個人渴望成功嗎？說實話，我不知道，我好像又渴望又牴觸。「

他停頓了下來，又繼續說。

「我是一個失敗的人，一個徹底的失敗者。我的身份是迷失的。我認為我是一個詩人，但是社會認為你是一個搞笑的人，其次我是一個作家，我出的書沒什麼人看。是一個導演嗎？我拍了十七年電影，拍了三部正兒八經的長片，電影圈沒有人知道這個人。」火車繼續行駛，他喝了口水，接著說。

「這個人他拍了一部對人類一點意義都沒有的，沒有任何意義的東西。在別人看來甚至不算一部電影。沒有人知道他為什麼要做這樣一場放映，沒有一個正規的地方，在地下室，在別人家，在公交車上。我簡直不能理解，這個世界上怎麼能有這樣一個人。」

我該對此作何反應？我看著窗外，無話可說。

我們這趟行程的最後一個放映地點，在番禺大學城的」坊間文化「。烏青用三百元包的。傍晚依舊下了雨。從廈門到廣州，南方的雨無窮大，不曾停止。我們決定最後一晚放鬆點，撬開啤酒，喝了起來，外面的雨可能停了或者更加猛烈，管他呢。當晚有十四名觀眾，最後剩下五人。我習以為常。

「放點音樂吧。」有人提議。

我坐在椅子上，烏青站在熒幕前面，突然開始跳舞。留下來的一位住在廣州的詩人說，「你的電影前面太刻意，太冗長了，你只顧自己玩，沒有和觀眾互動，讓人無法忍受。」

「不是刻意，是任性。兄弟，為什麼我們不可以任性呢？有誰敢在電影裡任性呢？中國人太他媽壓抑了，太不自由了。」他手舞足蹈，嘴裡叼著一根不知道從哪兒摘來的草。

頭頂上的吊燈散出暖黃色的光，音樂也是暖黃色的。空氣裡有尼古丁、啤酒和口香糖的味道。我產生了一種幻覺，或許這一切都是夢。這部電影，零碎的對話，喝空的酒瓶和丟棄在地上的菸頭，都是虛假的。等到明天，我登上飛機的那一刻，它就像一束光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