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讀《新民主主義論》有感精選
2023-09-23 18:48:30 2
《新民主主義論》科學總結了鴉片戰爭以後，特別是共產黨成立以後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深刻論述了中國民主革命發展的基本規律。下面是關於《新民主主義論》的讀後感範文，希望你喜歡。
讀《新民主主義論》有感一：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蘇軾對前人發出如此地感慨，而今朝，豈非如此嗎?中國歷史上的一位偉人，他領導了中國人民走向光明大道，並莊嚴地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他，毛澤東者也。一位全能式的偉人，被舉世公認為20世紀最重要的軍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同時還是一位傑出的詩人。對他的讚譽比比皆是，儘管「文化大革命」是他的人生蒙上了黑點。慚愧地說，我到現在才閱讀了毛澤東政治方面的文章。讀後，我開始有點明白為什麼有些人在1976年堅持著「兩個凡是」。他的文章給我的是一種震撼，讓我不禁地為這位偉人對歷史事件了解至深，剖析問題深度之廣以及其預見性而拍手稱讚。從文章中，我感到他平和、謙虛的態度，如第一節中運用「引玉之磚，千慮之一得」來形容自己的東西。除此之外，他的語言通俗易懂，對某些問題的論述更為形象生動，如：講到對待外國東西時，我們要像消化食物一樣：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毛澤東思想曾被稱為「火車頭、指南針、燈塔、照亮道路的明燈」，甚至是一種可以用來創造「世界上各種奇蹟」的神奇武器，還猶如神猴的金棒，它直接聯繫和動員千百群眾起來認可它的合法性。總之，他的思想確實具有引導作用。
在《新民主主義論》的開篇中，毛澤東已提出了其理論的精髓：實事求是，並強調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秉著這兩種態度，使其更準確地剖析了當前的國情。在1912年，國民黨建立中華民國，人們盼望著和平穩定日子即將到來，但現實卻是殘酷的。國民黨在國共合作宣言上的莊重聲明，如：關係國家命脈的企業有國家經營管理，多次棄之水中，諸如此類的引起國名的強烈不滿。由資產階級統治，仍是具有私有制的思想根子，難以拔除。而又因為在中國這樣的國情下，我國的資產階級具有著軟弱性和妥協性的一面。在帝國主義入侵，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入侵時，作為領導階級的資產階級為著自身利益多次向敵方妥協，但不否認其革命性一面的存在。國內陷入被人所支配、統治的境地，而這時，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號角吹響了全世界，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帶來希望的曙光，並且，其力量的壯大為中國脫離此困境提供了可能。在受到帝國主義的強烈壓迫，在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兩者只能擇其一的岔口上，在中國如此軟弱的情況下，中國選擇了傾向社會主義，這時歷史和人民大眾的選擇。資產階級的統治早已喪失了民心，正如俗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無產階級的統治成為了必然的選擇。
然而，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卻有著不同調子的派別存在。頑固派，為了其自身的利益，無視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鼓吹著「一次革命論」，反對著革命分兩步走的戰略;或有的主張「收起」共產主義，因為他們片面地認為「三民主義」等同於「共產主義」，並沒有認識到兩者存在著矛盾，何況兩者為不同時期的產物。「三民主義」相對「共產主義」而言，其宇宙觀、革命徹底性不同，還有缺乏著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等。在指出頑固派這方面的錯誤思想後，毛澤東進一步為其分清新舊三民主義。強調「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是合乎時宜，適應歷史發展趨勢，是新事物取代舊事物的結果。如仍將舊三民主義照搬出來，已經是違背歷史發展，得不到更多人民群眾的擁護。
中國革命也順應世界革命，來進行適合國情的新民主主義建設。文章中粗略地舉例簡述新民主主義經濟應當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策略，來禁止以少數人為私的局面。而論述到新民主主義政治，表明我們應該以前期的中華民國為教訓，實行有名有實的國家。以民主集中制為政體，讓廣大民眾的意見能在國家制度中體現，並由此來維護大家的權益;以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為國體，體現著為國家統一的拮据都應該相互配合和信任，實行著循名責實。
而在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講述上，篇幅是較大的，而且這點在文章的第二節早有所體現：在提出建立新中國後，便提出建立新文化，從此得知，文化的重要性。其實，從歷史上來看，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許多仁人智士尋找著救亡圖存的方針，經歷了器物——制度——文化的過程，最終以文化思想來覺醒人民大眾為最有效的途徑。以「五四」運動為分界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促進了文化領域的大大發展。將原來被帝國奴化的思想和中國封建復古思想拋棄，重新賦予其新的內涵，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文化。而這文化革命有著其統一戰線，經歷了興衰期，尤其以「五四」運動影響較為深遠。「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運動」，指出「五四」運動具有極其特殊性，它反對舊道德、舊文學等舊事物，主張用新事物來取代舊事物，以促進中國的進步與發展。在這時期，使文化革命的內容變成社會主義文化反對資產階級文化和封建文化的一次革命。還有，在知識分子等無產階級領導下，促進各階級廣泛參與，來擴大其影響的範圍。表明在當今所要倡導的新文化，應在「五四」運動下繼承與發展，也應由無產階級來領導，來調動廣大群眾的參與熱情，來使新文化得以廣泛傳播，進一步地促進新中國的形成。除此之外，文化還應是具有自己特色的民族性;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的科學性與大眾性。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也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這就是新文化。
毛澤東縝密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指出了與當前國情相吻合的具體預見性號召：新民主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相結合，就產生了新中國，即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為當時的發展作了一個很好的指引，並為今天的輝煌作了鋪墊。我明白到：一個偉人的卓越成就不單憑其才能與知識，還應懂得聯繫實際，這才是最重要的。
讀《新民主主義論》有感二：
在《新民主主義論》這篇光輝著作中，毛澤東總結了鴉片戰爭以來、特別是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論述了中國民主革命發展的基本規律，第一次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偉大成果，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有關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論。著作分別從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來論證新民主主義的先進性。
《新民主主義論》是借《中國文化》出版之際寫出的，可見應該對於文化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至於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
在「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
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這種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了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別的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相聯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發展的關係，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決不能和任何別的民族的帝國主義反動文化相聯合，因為我們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
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洩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義文化可以分為一下幾點來說：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是先進的，它指導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勝利。
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先進的思想家、革命家為了解決救亡和發展問題，先後進行了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但最終都失敗了。毛澤東高瞻遠矚地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縱觀中國的國體問題，認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方案都是行不通的。在抗戰期間，毛澤東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科學概念，以此為基點，構築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框架。並明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反帝反封建，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但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前途並不是建立資本主義共和國，而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它是達成社會主義的一個特殊過渡時期。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探索出一套適合正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的就國就亡的革命理論指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它科學地回答了近代中國革命向何處去的問題，正取得的解決了中國革命的發展理論問題，揭示了近代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極大了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在這套先進理論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地主階級剝削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奴役中國各族人民的歷史，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先進政治、文化的基礎。
在中國建立這樣的共和國，它在政治上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在經濟上也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如果沒有新經濟，新政治、新文化就成了空中樓閣。因為特定的社會形態首先表現為經濟形態。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經濟作出分析，認為被破壞的自然經濟、軟弱的民族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強佔的不平衡經濟，是導致中國貧窮落後的罪魁禍首。從而得出了引導中國成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所應實施的經濟綱領——徹底摧毀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實行「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但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和「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的經濟政策。先進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成分包括國營經濟、私營經濟和合作經濟。毛澤東的遠見為中國的革命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也為中國的現代化奠定了理論基礎。
三、當時中國先進的文化——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篇幅最長的是建設先進的新民主主義文化。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至於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在「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這種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也正是因為這種新文化的指導，中國從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成了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
四、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科學的。
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在這點上，中國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能夠和中國還有進步性的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者和自然科學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和任何反動的唯心論建立統一戰線。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讚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對於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導他們向後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
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這種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了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新民主主義論》集中體現了中國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革命勝利後構想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理論上的偉大創舉。它指導了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使中國人民看到了幸福生活的新希望。把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
讀《新民主主義論》有感三：
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這篇文章裡，建構了一個和以往的中國完全不同的圖景。他從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批駁了當時的對立觀點，建構起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思想體系。具體到文化方面，他又提出了建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口號，為整個現代文學劃定了標準和內部框架，也為延安文藝以及今後的文藝作品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指導方向。然而，在延安文藝的民族化和大眾化的發展過程中，以及在整個所謂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的構建過程中，在其內部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聯繫和矛盾，這種聯繫和矛盾是當時歷史發展的必然，也難以對其做出孰是孰非的評判。而這種文藝的大眾化和整個體系的構建，在今天似乎仍未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批判了五四以後，多種文藝思想的弱點，並最終將魯迅所代表的一種文藝方式推到一個至高無上的位置。然而我認為，這種對文藝內部力量消長的批判與推崇，與其說是一種結合了社會現實而對文藝作品做出的考證和品評，不如說他是一中基於中國的實際情況和發展需要而在文藝內部所做的重新的建構和創造。在這個創作的過程中，毛澤東對於各個不同文藝作品給出了不同的賦值，這種賦值未必就符合作品的本來面貌，它所體現的只是在一種毛澤東式的(或者說是中國式的)新民主主義體系內的價值。這種賦值體系和體現的方式，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得到了具體的體現和論證。從一種客觀的角度來看，毛澤東對魯迅的定位似乎是對魯迅的一種「異化」。魯迅所代表的恰恰是他自己內心的社會眼界而非為任何組織，他所批判和質疑的並非是基於某種既定的「主義」，而是基於自身對正義和民族前途的希冀。他更象一個哲人，孤獨的在這個世界的角落裡，觀察著世事滄桑，尖銳指出各中這個世界中的病態的一面，他對於這個世界上更多的東西都不持一種肯定的態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魯迅是十分孤獨的。而魯迅對於整個中國文壇的介入是十分的複雜的，對左翼文人、右翼文人和自由派文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分歧。但是，正是由於魯迅先生對右翼文人和自由派文人的批判態度，和新民主主義體系文化觀點的某些方面的契合性，加之當時文藝範本的確實，使得毛澤東在樹立一個樣本的時候不得不把魯迅先生推到一個很高的地位。這樣看來，似乎這種新民主主義文藝體系的構建便是一種牽強附會的過程，是一種刻意的將文藝和政治聯繫起來並用其來為當時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陪襯。
然而我們必不能否認，文藝作為一種精神力量，它所給欣賞者帶來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影響。而一旦這種影響在社會較大範圍內發揮作用，就會形成一個團體甚至一個社會的精神嚮往，影響一個社會群體的思維方式和行事態度。(我們可以看一看宗教文學的影響，便會對此有深刻的感受。)在當時的條件下，隨著抗日戰爭的進行，國內的各種矛盾因素便日漸突現出來。比如軟弱投降的思想傾向，比如在國民黨的影響下民眾中所出現的消極抗日的傾向，再比如不堅定或是不能保持艱苦抗戰的作風的傾向等等，《新民主主義論》在一開頭指出了當時的一個嚴重問題：「但是近來的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土，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了。特別是文化人和青年學生，感覺敏銳，首當其衝。於是怎麼辦，中國向何處去，又稱為問題了。」在這種情況之下，統一思想便顯得尤為重要。但是，將這個思想統一到何處去呢?這便是《新民主主義論》所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中國向何處去。當時中國，五四時期的試驗和國民黨的試驗已經證明了當時有可能引領中國的兩種思想在實踐上的失敗，在這個全民族的苦悶時刻，一種新思路的創造便顯得重要起來，新民主主義的構建恰恰迎合了當時這種的歷史對社會構陷迫切的需要。而這種新思路在文藝上的構建也就必然的表現在對已有文藝內容和文藝形式的反思和重新總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魯迅和其他的作家的「異化」了的解讀也就具有了順應歷史規律的特點。
但是這究竟是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異化」呢，我覺得這仍然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在文學研究中，有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那便是作家的創作，永遠無法超越他所屬的社會背景和本人的生活環境，所以他的創作必定和當時的社會環境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作家的寫作環境是文學理論不可逃避的基本問題之一，作家們處於不同的社會背景之中，他們的階級性也就成為了客觀的必然的存在。在我看來，這種階級性不是由於他們創作時主觀上就決定了自己的作品要奉獻給哪個階級，而是體現在他們的理想讀者的設定，以及他們的作品的客觀實際意義的解讀上。仍是舉魯迅先生的作品為例，當魯迅進行創作的時候，他是不可能預見自己的作品會成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典範的。但是，他作品的內容，他的作品中所表現的兩類不同的任務，恰恰就代表了佔中國人口比例最大部分的農民和在文化領域佔有著優勢的知識分子。前者既是人民大眾的一部分，又是長久處於封建制度統治的一個群體，因此他們的身上也就必定帶有封建制度下小農的局限性;後者中的舊時代的知識分子，本身就是封建統治的一部分，而那些新式的知識分子，魯迅在描寫他們的先進性的同時，更多的是刻畫了他們的軟弱性。體現在階級意義上，恰恰同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的表述中不謀而合。或者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講，是毛澤東從社會的歷史的層次從階級論的角度給了魯迅一個並不背離他的真實面貌的認識，而毛澤東對當時其他的為他所批判的文學，也有著類似的不失真的認識。由此看來，《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文壇的構建，並非利用了文學的形式而用文學來為政治做支持和依據，而是在另一個更加深入和廣闊的視角上來認識文藝作品在大時代背景下的特徵。那麼，這整個的對於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構建，也就具有了更為堅實的依據和存在的理由，它從一個更本質的層面分析了當時的文藝世界，也就自然的對文藝的創作會發揮積極的指導做用。
新民主主義的理論體系要引領中國走向一個嶄新的社會，就必然要使中國社會的主體部分來跟隨這個體系或者說跟隨這個體系的直接操作者。那麼，用文藝形式來宣傳就十分重要。文藝的受體是「工農勞苦民眾」，而中國的實際是一個很大的文化水平不高的農民群體。這就決定了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必須走大眾化的道路。中國文藝的大眾化由來已經，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時期，文藝的大眾化就被提上了議程。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就曾經說過要「推翻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的觀點，在五四運動中，這種觀點仍然有著具體的體現。但是，這裡的大眾化還主要是在小資產階級進行，並非新民主主義中所提倡的「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服務的。隨著五四運動的發展，開始有李大釗等人向無產階級宣傳，而另一部分人仍在小資產階級的範圍內尋求改良。但是，在我看來，這種文藝的大眾化和新民主主義的內容上存在著一種矛盾的因素。在毛澤東所構建的新民主主義的體系中，農民具有了最天然的先進性，他們是最革命的團體。但是，在一個經歷了兩千年的封建制度的中國，農民階級的局限性無法避免，這和《新民主主義論》中所提的先進的農民形象是不相符合的。在鄉民之間流傳的文化形態，比如當時的信天遊或者種種小調，所表現的內容常常是俚俗的，或者是不登大雅之堂甚至和新民主主義的內容相悖的。所以就必然要求文人們按照新民主主義的中心來創造農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這才是當時的大眾化所要解決的問題。所以，文學的大眾化絕不僅僅是文學的通俗化。如果說，文藝的民族化所解決的是在一個新的民族形式下(這種形式既包括了在舊形式上加工整理出來的民族形式，也應包括了歌舞劇等西洋的形式)中國的內容的問題，那麼文藝的大眾化所指向的就應該是一個如何以人民群眾能夠接受的形式體現新民主主義的思想內容的問題。從這一點來考察當時的文藝大眾化，可以說還是做出了比較大的成就的，文藝形式和文藝內容的在相互作用中所進行的變化確實得到了農民的認可和歡迎。
我們要注意的是，在我們已近宣稱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今天，我們仍然面臨著一個文藝的大眾化的問題。儘管有許多文藝形式已經在很多人群中蔓延開來，並且社會上似乎出現了一種「泛文化」的傾向。但是我們要看到的是，這絕不是一種文藝的大眾化，而是一種文藝的通俗化。中國的實際情況是，農民仍然是佔在全部人口的大多數，這種文藝的通俗化，並不能使農民得到真正的在精神上有所提升並且可以以其為娛樂的文化生活。這種通俗化在更大的實際上，是滿足了在精神上的「墮落」(這並不是我們平素所指的貶義的精神的下降，但我實在是找不出更合適的詞語來形容)，它以一種帶有很強的娛樂性的方式，吸引了大多數「老百姓」的眼球，當然也可喚起人們情感的共鳴。但是，它無法作為社會的發展方向與人民群眾之間的溝通，也就難以喚起人們心中更深層次的更根本的東西。這種通俗化了文化是難以持久存在並成為社會的精神支柱的。而我們現在所做出的文藝大眾化上的東西，很多出現了形式過於古舊，或者方式過於煽情、過於政治化的問題，難以喚起人們的興趣。如何去貼近人民群眾的情感，如何使用人民大眾的言語，仍是一個我們現在需要研究的問題。
讀了《新民主主義論》，我只能根據自己的感受，去考慮當時的和現在的一些問題，卻無法提出確切的解決方法，或者說，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本身就很不完善的。但是我想，能從對待形式化的紅頭文件的態度去對待這《新民主主義論》轉向對其進行一些深入的思考，這本身就很值得自己高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