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清廷打工的美國外交官
2023-10-09 16:48:19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戰敗的中國被迫與西方列強籤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標誌著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體系」、「宗藩體系」的崩潰，取而代之的將是現代國際關係中的「條約體系」。不過，這個變化並非一蹴而就、立即實現，對中國來說，這是一個充滿了痛苦的緩慢過程。
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籤訂的《天津條約》，明文規定中國與西方列強遣使互駐。1860年以後，西方列強便紛紛派遣公使常駐北京，而中國卻一直未曾遣使出洋。因為清政府一直認為，外國使節駐京本就是對幾千年「天朝」體制的破壞；而且，本來是「萬邦來朝」，不需「天朝」對外遣使，如果「天朝」再派使臣駐外，便是承認了「條約體系」，自取其辱。
然而，隨著中外交涉越來越多，負責處理涉外事務的總理衙門大臣真切地感到，在與外國交涉、談判中，外國對中國情況非常熟悉，而中國對外國的情況幾乎毫無所知，根本原因就在外國在中國駐有使節，而中國沒有駐外使節。「近來中國之虛實，外國無不洞悉，外國之情偽，中國一概茫然，其中隔閡之由，總因彼有使來，我無使往。」而且，隨著《天津條約》規定的十年修約之期將至，清政府對列強是否會趁機「索要多端」擔心不已，急欲事先遣使各國了解情況。但此時清政府根本沒有具有基本外交常識和了解國際禮儀的官員，找不到能擔此任者。更重要的是，清政府一直堅持外國駐華使節晉見中國皇帝時必須下跪行禮，而中國是「天朝上國」，中國使節覲見外國元首、皇帝絕不能行下跪禮，況且外國也不要求中國使節行下跪禮。不過，問題接著就來了，本就不願對中國皇帝行下跪禮的「化外之邦」就會更加理直氣壯，因為中國使節不對外國元首行下跪禮，外國使節同樣也不必對中國皇帝行下跪禮。
形勢要求中國必須對外派使，但具有最高權威性的「禮」又使中國不能對外派使。正在這不派不行派也不行的兩難之際，1867年11月，美國首任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五年任期屆滿卸任，來到總理衙門向恭親王奕?辭行。本來一樁例行公事的外交應酬，卻非常意外地使這一難題迎刃而解。
蒲安臣1820年出生，1846年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後在波士頓以律師為業，兩年後進入政界，積極參與了當時轟轟烈烈的廢奴運動。1855年，他當選為眾議院議員，1856年發表名為《麻薩諸塞州的抗辯》的著名演說。這篇演說是美國解放黑奴運動的重要文獻。在1860年總統大選中，他全力協助林肯競選。林肯就任總統後，於1861年春任命蒲安臣為美國駐奧地利公使。但奧地利政府以蒲安臣曾經發表過支持當時在奧地利統治下的匈牙利革命的演說為名，宣布不歡迎其人。此時他已在赴奧途中，到達巴黎後才得此消息，一時進退兩難。這時，恰逢中國允許列強派使駐京，林肯於是改派蒲安臣為駐華公使。1862年7月，蒲安臣作為清政府接納的首批外國公使之一入駐北京。
蒲安臣駐華期間，美國的對華政策主要還是追隨英、法等國從中漁利，與中國未有嚴重衝突。尤其是美國在1862年提出的對華「合作政策」，使清政府更有好感。「合作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在中國的一切重大問題上，美國要與英法等國協商合作，贊助中國政府在維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條約口岸內既不要求也不佔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幹涉中國政府對於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轄，不威脅中國的領土完整。在具體執行過程中，蒲安臣不僅與英、法等國「協商合作」，也與清政府「協商合作」，在中美一些具體問題處理上注意與清政府溝通，因此奕?等人對他印象甚佳。所以，在歡送蒲安臣卸任的宴會上，聽到他表示今後中國如與各國有「不平之事」，自己願為中國出力、如同中國所派使節這番客套話時，奕?等人卻靈機一動，認為如真能請他為中國外交使臣，既可達到遣使出洋的實效，又能避免「天朝」往外遣使的體制問題和中外禮儀的糾葛，因為他畢竟是「洋人」不是「天朝」的臣民。
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等人的支持之後，奕?正式向朝廷上奏「請派蒲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使臣」。奏摺首先闡明了中國派使的重要性，然後讚揚蒲安臣「其人處事和平，能知中外大體。從前英人李泰國所為，種種不合，蒲安臣曾經協助中國，悉力屏逐。造後迴轉西洋一次，遇有中國不便之事，極肯排難解紛」。並且說明，由於中外禮儀不同，「用中國人為使臣，誠不免為難，用外國人為使臣，則概不為難」。朝廷也認為這是一個既不失中國體統又解決實際問題的兩全其美的辦法，所以立即批覆同意。外國使臣謹見中國皇帝不行跪拜之禮，清政府認為有損國體國格，而任命外國人為本國外交使團領導，清政府反不認為有損國體國格。如此愚頑，確令人啼笑皆非。
清廷決定委派蒲安臣作為中國政府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率使團出訪，但又擔心英、法兩國有疑慮，於是決定加派一名英國駐華使館官員為「左協理」，一名在中國海關任職的法國人為「右協理」。同時，又派記名海關道志剛和禮部郎中孫家谷二人同蒲安臣一同出使，亦任「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使團隨行人員有三十多人，其中有一些是同文館學習外語的學生，充任翻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外交使團就這樣組成。
蒲安臣畢竟是外國人，所以清政府還是對其權限作了某些規定。
使團出發前，又給蒲安臣八條訓令，要求他前往各國，所辦之事，所到之處，都應與中國使臣「和衷商酌」，大小事件都要「逐細告知」；遇到重大事情，必須與中國使臣一起「諮明中國總理衙門候議，再定準否」。同時還要求蒲安臣有培養、訓練中國隨行人員的責任，使其能「歷練一切」。
不過，清政府最擔心的仍是「禮儀」問題，所以對「禮儀」問題的指示最為詳細。清政府要求中國使團不必見外國元首，「或偶而相遇，亦望貴大臣轉達，彼此概免行禮。候將來彼此議定，再行照辦」。每到一國，國書並不直接交給該國元首，而是「由該處執政大員代遞」，並且要說明將來有約之國給中國皇帝的國書「亦照此而行，庶乎禮節不致參差」。「如有欲照泰西禮優待者，貴大臣不能固卻」，但必須「向各國預為言明，此系泰西之禮，與中國體制不同，因中國無論何時，國體總不應改，不必援照辦理，不得不預為聲明」。
中國自命為「天下之中」的「天朝」，從無「國旗」之說。但外交使團出訪則不能沒有國旗，所以蒲安臣在出使期間設計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面國旗，即黃地藍鑲邊，中繪一龍，長三尺，寬兩尺。作為中國象徵的黃龍旗飄揚在歐美各國，標誌著中國第一次以主權國家面目出現在國際社會之中。在與國際規則接軌的方向上，中國又跨近一步。
1868年2月25日，浦安臣使團從上海出發，橫渡太平洋，於4月初抵舊金山。蒲安臣知道公眾輿論對美國國會、政府的影響，所以在許多地方發表演講，宣傳中國的進步，並公開表示：「我希望中國的自治能夠得到保持，我期望她的獨立能夠得到保證，我期望她能夠得到平等的待遇，從而使她能夠得到與所有國家同等的權利。」蒲安臣充滿熱情的演講，在所到之處引起轟動，深深打動了聽眾。6月初，使團來到華盛頓，蒲安臣率中國使團來到白宮，他並未遵從總理衙門的訓令，而以握手、鞠躬的西方禮儀謁見美國總統，呈遞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份國書。以後在訪問其他國家遞交國書時，自然也是援以西方禮節。
在美期間，蒲安臣還不顧總理衙門的限令，在華盛頓代表中國與美國籤訂了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八條，史稱《蒲安臣條約》。這是近代以來中國首次以主權國家身份而不是戰敗國身份籤訂的對等性條約。主要內容是美國對中國的發展持不幹涉政策，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完整，兩國互派使節，中國可派遣勞工往美國，保證彼此人民可在對方居住、傳教和留學，並可歸化為公民等。其中第七條規定，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時，美國「需照相待最惠國人民」對待，為幾年後首批中國幼童赴美留學打下了法律基礎。其他一些條款對赴美華工、僑民也起了某種保護作用。清政府長期視華僑為不忠不孝的叛逆，此條約則改變了清廷對海外華人華僑的態度。後來清政府就是以此條約為依據，對美國的「排華」採取抗爭手段。1869年11月，美國公使與清廷交換批准書時，清政府雖為蒲安臣越權惱火，但因為此約畢竟是中國首個對等條約，且內容亦有利，於是批准此約。
1868年9月，蒲安臣使團來到英國，晉見了維多利亞女王，也遞交了國書。對蒲安臣提出的「互惠政策」，英方原則上同意：不違背中國意願與獨立安全；中國當履行條約義務；英國只在僑民生命財產受到威脅的時候，才保留使用武力的可能。1869年1月初，使團到達巴黎。法皇拿破崙三世接見代表團，表明與英國的立場相同。在德國，德皇威廉一世多次約見使團人員。在德國使團還會見了鐵血宰相俾斯麥，當時德國統一尚待穩定，更因面臨歐洲種種問題無暇東顧，發表聲明完全尊重中國意願，彼此交往。在瑞典、丹麥、荷蘭等國，因為沒有「修約」和棘手的交涉任務，使團在這些國家有些類似於觀光。
1890年2月2日，使團到達俄國首都聖彼得堡。2月16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接見使團並接受國書。但沙皇避免談及中俄疆界糾紛，反而大談俄美關係，使代表清政府的蒲安臣大為尷尬，同時對俄國的對華政策深有疑慮。舟車勞頓加上冒寒犯冷，蒲安臣次日就病倒了，醫生診斷為急性肺炎。在病中，他仍然關注俄國局勢及中俄邊境問題。據志剛記載，蒲安臣「病勢日加，猶日閱新聞紙，以俄國之事為憂」。而中俄邊境「毗連陸地將萬數千裡，而又各處情形辦法非一，既恐辦法稍差，失顏於中國，措詞未當，又將貽笑於俄人。乃日夜焦思，致病勢有加無已」，終至不起，於2月23日在聖彼得堡病故。2月26日，在聖彼得堡的英國教堂內為蒲安臣舉行了葬禮。隨後，他的遺體被運回美國，在家鄉安葬。志剛對蒲安臣的評價是：
查蒲使為人明白豪爽，辦事公平，而心志未免過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礙，即抑鬱愁悶而不可解；兼有水陸奔馳，不無勞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軀於異國。
蒲安臣病故後，使團由志剛主持，繼續訪問了比利時、義大利、西班牙等國。志剛認為：「禮從宜，使從俗，亦禮也。」所以，在覲見三國國君時，他也親遞國書，採納國際通行的鞠躬、握手外交禮節。最後，使團在志剛的率領下於1870年10月回到北京。
蒲安臣使團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籠絡各國」的外交使命，得到了美、英等國政府不借「修約」之機提更多要求、不幹涉中國內政的承諾。所以，當蒲安臣逝世的消息傳到北京，清廷頒布上諭深表痛惜，「著加恩賞給一品銜，並賞銀一萬兩」，「交該使家屬抵領，以示優待之意」。
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的首位外交使臣是由美國人擔任，但蒲安臣使團畢竟是作為中國政府出訪歐美的第一個正式外交使團，畢竟蹣跚跨出了晚清官員走向世界、邁向國際社會的第一步，為以後中國近代外交使節制度的建立開闢了道路，為中國外交禮儀、機制的近代化奠定了第一塊基石。隨團出訪的志剛的《初使泰西紀》、孫家谷的《使西述略》、張德彝的《歐美環遊記》，成為近代中國開始「走向世界」、認識世界最初的啟蒙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