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狼高曉松別哭我最愛的人（高曉松老狼宋柯小柯沈黎暉黃曉茂）

2023-09-22 09:02:54

文 / 王海璐圖 / 尹夕遠編輯 /卜昌炯

在樂壇深耕近20年的宋柯，2012年時走了一會兒神。他辭掉太合麥田CEO的職位，轉而開了家烤鴨店。後來，這成了他人生中非常著名的一段經歷。很多人可能無法清楚地說出他待過哪些公司、出過哪些唱片、籤過哪些歌手，卻知道他曾經賣過烤鴨。

他的這段經歷被搭檔高曉松解讀為以退為進。「那是我們做的一個局。我們要收購很多家唱片公司，但收購公司總得開價錢吧，我就說我們先給全行業潑潑冷水，宋柯就到處說去賣烤鴨了。結果輿論一下就炸開了，說音樂行業已死，然後價錢都下去了。」高曉松曾多次向媒體傳達這樣一個訊息。

▵阿里音樂CEO宋柯

對此，宋柯並不認可。但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他很快就停止了賣烤鴨，和高曉松一起加盟恆大音樂，收購了多個估值一路下滑的唱片公司，3年後又與高曉松一起轉會阿里音樂。

看起來，賣烤鴨就像是宋柯漫長而堅固的音樂生涯中一次短暫的「婚外情」，故事的重點不是他的烤鴨有什麼與眾不同，而是他最終還是回到了音樂。

與老友高曉松一起。入職恆大音樂之前，高曉松忙著拍電影、執導廣告、寫書、擔任電視節目評委，一度還因酒駕入獄。讓他揚名立萬的音樂，更像是副業，偶爾才與他發生一次關係。

促使宋柯、高曉松回歸的內因，自然是他們對音樂的初心，外因則是資本的誘惑及國內音樂市場似乎有了轉暖的跡象。

在宋柯高喊「唱片已死」後的4年裡，音樂通過各種網絡平臺、電視真人秀、APP、音樂節、手機直播等方式，以及各路資本的包裝下，找到了新的生存途徑。而2015年7月「最嚴版權令」的出臺，迫使曾經混亂的音樂市場朝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運行。

如果說網際網路對傳統唱片產業的絞殺是一場革命的話，接下來，它正試圖建立新的遊戲規則，讓音樂重煥生機。

「所有資金都知道這是探底行業，抄底來了。」高曉松對《博客天下》說，他慶幸自己熬到了這個時候，「我們上一代比較倒黴，苦熬了那麼多年，最後春天來了他們老了。我們雖然犧牲了十幾年沒發財的青春，但是我們等到了這時候。」

老男人，新徵程

宋柯的辦公室位於北京通惠河南岸，15平米方方正正，裡面擺著一套茶桌椅，是李連杰留下的。這裡曾經是李連杰的工作室。

去年7月，他和高曉松一起加盟阿里音樂，高任董事長，他任CEO。之後，他們又找來何炅擔任CCO（首席內容官）。3人共用一間辦公室，但高曉松和何炅並不常出現。

▵阿里音樂CCO何炅

自不久前推出阿里音樂成立以來的第一件產品阿里星球後，宋柯一直沒有閒下來。但只要聊到新產品，他就會興奮地滔滔不絕。

「有時候我們想得過於理想化了，過於繁瑣，或是呈現出來不好看，產品（部門）也會有一些要求。」宋柯告訴《博客天下》。採訪之前，他剛剛和產品部門開過會。宋柯是學環境工程的，也懂一些基礎編程，上學時曾給大四的女朋友用代碼寫出一隻大熊貓。

「雖然純技術開發，我是差不少，他們說的術語我都不懂，但產品方面，我還是懂的。」他說。

宋柯喜歡和工程師打交道。從音樂公司到網際網路公司，他一個最明顯的感受就是管理起來更有效率了。在音樂行業，「不光歌手，整個生產環節這一系列人，都是很藝術家的。跟藝術家聊天，有時候不是理性思維可以解決的」。

▵宋柯

網際網路公司雖然工作強度大了，內容、產品、市場、版權都要操心，但「人的因素少了」。這讓更習慣理性思維的宋柯感到從未有過的輕鬆。

阿里音樂成立一年，在龐大的阿里體系中更像是一支獨立的創業軍團。受網際網路公司氛圍的感染，宋柯和高曉松把自己比作阿里音樂的「老小二」，帶領以產品和技術為核心的400多個年輕小二，一半「997」，另一半「996」——即從早9點工作到晚9點，一周工作7天或6天。

奮鬥的動力很難簡單歸結於改造行業的夢想、大企業的榮譽感或是股權激勵。「大家像都瘋了一樣，感覺到有一種改天換地的新鮮感，所以就特別興奮，狂幹。」高曉松說。

▵阿里音樂董事長高曉松

第一次擔任董事長的他開始興致勃勃地學習管理。「我們以前就是，哥幾個跟我上，沒事時不用上班，有事誰都不許走。（現在）從梁山變成官軍了。」

他和馬雲是相識十多年的朋友。2014年，高曉松在杭州舉辦個人作品音樂會時，與宋柯一起在馬雲的太極禪院和馬雲有過一次暢談。這最終促成了他們後來的合作。

當時阿里先後收購了蝦米音樂和天天動聽，正逐漸將版圖拓展至音樂領域。播放器雖然是高頻又受歡迎的產品，但結構單一，留給商業變現的想像力極為有限。高曉松看透了這一點，建議馬雲打造一款覆蓋全產業的平臺型產品。儘管產品邏輯和商業模式並不清晰，馬雲還是被說服了，遂邀二人加入。高曉鬆開了一個條件：「我們來肯定是要獨立出來。我們來不是來做員工的，而是來做股東的。」

加盟阿里音樂後，高曉松和宋柯想到了一個人——在娛樂圈人緣奇好的何炅，有意拉他入夥。時值2015年烏鎮戲劇節，他們約在黃磊的「似水年華」紅酒坊見面，宋柯和高曉松前後兩天分別來。

宋柯點了一杯熱水，跟何炅從中午一直聊到太陽下山，目的在於「攻心」。「老宋說，我想不出有另外一個人可以把整個圈子盤活，這個職位（首席內容官）你來就有，如果你來不了，我們就用其他的方式把它消化掉。」何炅向《博客天下》回憶。

高曉松點了一杯紅酒，和何炅喝了一晚上，聊「詩和遠方」，也關注現實。「他說我不知道為誰提供什麼樣的服務可以出現利益。我們現在很多音樂人特別辛苦，自己在那掙扎,我們要把更多的人聚在一起，用更小的力量做有更大power的事情。」何炅轉述高曉松當時的話。

經過兩輪遊說，何炅答應了下來。身為主持人，他這些年和音樂圈一直保持頻繁的聯繫。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已經出了《可以愛》《漫遊》《自己》等多張專輯。

2014年那場高曉松作品音樂會上，歌手老狼跟著高曉松巡迴了3個城市。後來被許巍重新編曲演唱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原唱就是老狼——在巡演期間，他和譚維維第一次對唱了這首歌。

那時的老狼尚處於沉寂期。直到一年多後參演第4季《我是歌手》，他才重歸公眾視野。在傳統唱片產業陷入低谷時，一些新興的音樂類真人秀節目，承擔起了復活過氣歌手或推出新人的任務。

「老狼就是一個不會被時代改變的人，你看見他，會覺得這個地方是我們出發的地方，是我們還要回去的地方。」高曉松說。

▵歌手老狼

小柯錯過了在高曉松音樂會上演唱《冬季校園》的機會。他當時已經在798開了小柯劇場，新戲《等你愛我》正在上演。小柯為了這部探討都市愛情觀的音樂劇創作了20多首歌曲，這也是他痴迷做音樂劇的重要原因。「音樂劇的信息負載量遠遠超於一首歌，你的表達會更充分。」他對《博客天下》說。

宋柯曾經在小柯劇場看過一場小柯的戲。後來兩個人在一次會議上碰面時談起，宋柯說戲很好，「看完我都談戀愛了」。

這兩年，小柯劇場知名度越來越高，劇場體量有限，演出的場次和觀眾人數都快達到飽和，但同時也開始出現瓶頸，若要尋求突破，就得開新劇場。成本上升了，風險就會隨之增加。小柯不得不慎重考慮接下來的抉擇。

▵音樂人小柯

1997年成立的獨立音樂公司摩登天空堪稱獨門獨派，近幾年，在一輪又一輪風險資本的介入下，業務線不斷延伸，旗下「草莓音樂節」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眼下差不多是它最好的時光。

老闆沈黎暉與主流音樂圈及圈中老炮們的交集也隨之增多。不久前他被高曉松、宋柯請到了推廣阿里音樂新產品的Party上。沈黎暉坐在門口，後來「他們發現我了，我被拉過去走不了，裡邊全是劉歡啊，那一幫老同志」。

宋柯、高曉松、小柯、老狼和沈黎暉，都是唱片時代的老音樂人，他們之間最大的年齡差不過6歲。在音樂這條道路上，他們角色各異，或是創作者，或是歌手，或是商人，但大致有相同的曲線：都在唱片產業遭遇重挫時受到衝擊，如今又藉助新的渠道，走上個人音樂事業的高地。

同學少年都不賤

後來回憶起來，何炅和老狼、高曉松是在同一臺晚會上出道的。

1994年，中央電視臺舉辦大學生畢業晚會，何炅上臺表演了小品《幸福鞋墊》。小品演完，下一個節目就是《同桌的你》。觀眾席中搭一個高臺，老狼就坐在上面，穿著白襯衫、牛仔褲，抱一把吉他對口型唱「明天你是否會想起……」。

這一年何炅大二，校園廣播站每天循環播放一張叫《校園民謠》的專輯，裡面的每一首歌何炅都能唱出來。

在那個行業剛剛起步，商場的音像櫃檯上還只能找到幾十張唱片的年代，《校園民謠》一問世就成了爆款。《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鋪的兄弟》更成了現象級的單品。

高曉松回憶，年少成名的他和老狼當時特膨脹，去參加頒獎典禮在臺下議論：「這要是得第二，咱可不上臺啊。」

從某種程度上說，「校園民謠」其實是被中國音樂人包裝出的概念。在其他國家的音樂譜系中，民謠作為獨立的樂種，並不存在校園與非校園之分。

1992年，香港著名詞人劉卓輝在內地創辦第一家體制外的唱片公司——大地唱片，邀請內地製作人黃小茂加盟，推出的第一張專輯就是定位為「城市民謠」的艾敬的《我的1997》。在那個談論「我們」的年代，這張以個體的「我」為敘述主體的專輯大獲成功。黃小茂看到了民謠的可能性，趁熱打鐵推出《校園民謠》。

範圍劃定在校園，是因為當時校園文化正開始形成氣候。流行歌曲傳入內地，高校中開始有人彈吉他、寫詩、搞行為藝術。學生們懷著浪漫主義情懷，對美好的事物充滿嚮往。黃小茂從全國各大高校徵集原創歌曲，最後在一大堆水準參差不齊的小樣中挑選出十幾首閃閃發光的作品。

這些歌大部分製作條件簡陋。「可能就一把破箱琴，一個板磚錄音機，質量很差，節奏也不對。雖然很糟糕，但是很多東西都能觸動你的內心。」黃小茂告訴《博客天下》。

北京南禮士路原廣電部的錄音棚門口，中國最早的一批原創民謠音樂人第一次被黃小茂叫到一起試音。高曉松、老狼、鬱冬、金立……大部分人第一次見黃小茂，第一次進錄音棚。一大幫洋溢著荷爾蒙氣息的年輕人站在門口的臺階上，嘻嘻哈哈，陽光燦爛，面對著車來車往的大馬路。

黃小茂把他們叫過來，最初僅僅希望通過試音，把歌曲的DEMO重新進行整理。但試音的過程中，每個人的能力就展現出來了。他最終決定讓他們自己演唱，「歌是他們自己寫的，如果他們有能力表達，那個表達是最準確了」。

表達不好的，比如高曉松節奏感、表現力很難達到專業歌手的水準，他的歌就都由老狼代替了。

老狼曾經被黃小茂安排去接來錄音的樂手，幫忙拿琴。導致很多人第一次見老狼，都把他當成了錄音助理。

當時音樂人還不被看作能提供穩定收入的職業，老狼曾問黃小茂，能不能來大地「當個企劃什麼的」。黃小茂反問：你想不想當歌手？老狼這才成了大地唱片的籤約歌手。

在黃小茂心中，老狼是非常特別的歌者，雖然不自己創作，但他的歌仿佛就是他的表達。這些年音樂行業早已面目全非，老狼則似乎靜止在那個時代。

《我是歌手》邀請老狼上節目時，黃小茂明確表示不支持。「我跟他開玩笑，說你能夠做到從逆光中走出來，停頓多少秒，右手扶胸……這一切你能做到嗎？」每一個節目都有它的形式感，而老狼學不會矯飾、造作，他很難配合。

《青春無悔》正式進錄音棚前，小樣是在小柯家裡完成的。當時的小柯迷戀爵士樂，剛剛開始用電腦編曲。高曉松欣賞小柯的音樂，便請他為《青春無悔》編曲。

白塔寺附近一個胡同裡，小柯的家是個獨門獨院。有一段時間，高曉松幾乎每天都過來。寫完歌拿過來，彈著吉他哼唱，小柯就給整理譜子，編成和聲。

老狼、葉蓓都曾去小柯家錄歌。一間小屋，堆一堆設備，電腦、音源、音序器、鍵盤和鋼琴。小柯置一個話筒在老狼面前，按一下鍵盤開始放音樂，老狼就開始唱。

有一天，高曉松領來一個歌手，說特牛，讓小柯聽他唱歌。小柯聽了說挺好，這個歌手就是樸樹。當時樸樹背著一把吉他，四處找唱片公司希望籤約。

「他唱歌聲音小，也不太說話。別人聽了兩三首就給他打發走了。高曉松聽他的歌說好。」老狼回憶。

在麥田音樂成立之前，高曉松曾經把樸樹和小柯都推薦給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唱片公司紅星生產社。紅星籤了小柯，拒絕了樸樹。後來樸樹和麥田合作了十幾年。

最後的紅利期

宋柯做音樂公司的夢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大四畢業前的一次酒後狂言。幾個朋友聚在一起聊理想，有人說要開律師事務所，有人要開建築師事務所，宋柯說要開一家唱片公司，「所有人都問我唱片公司是什麼」。

但作為清華環境工程系的才子，宋柯還是一畢業就去了化工廠做助理工程師，隨後出國深造，做過一段時間珠寶生意。1996年，宋柯回國，出於對音樂的初心未泯加上清華校友高曉松的攛掇，成立了麥田音樂。

宋柯比高曉松早幾屆，大學期間組樂隊，還拿過首都高校音樂比賽的亞軍。1988年高曉松入學時，宋柯已經是學校的風雲人物。他大三時創作的歌曲《一走了之》幾乎被學弟學妹們當做校歌傳唱。「我們都以跟宋柯喝酒吃涮羊肉為榮。」高曉松說。

創立麥田音樂，宋柯最初並沒有太大的雄心壯志。「我們那個時候對公司怎麼發展沒有太明確的預期，只希望能夠做一家中國的唱片公司，能做出十張唱片、影響一兩代人就足夠了。」宋柯回憶。

麥田當時確實做了一些影響很大的專輯，比如高曉松的《青春無悔》和樸樹的《我去2000年》。

上世紀90年代，主流音樂媒體興起做音樂排行榜的風潮，高曉松記得，當時麥田的企宣每周都會買一份《音樂生活報》，這份報紙專門有一版總結各大排行榜的榜單，凡是公司藝人的歌曲上榜了，就用紅筆標示出來。《青春無悔》一張專輯10首歌，最後發現每首歌都在不同的排行榜上打榜。

雖然音樂品質不差，但麥田的經營算不上成功。正版大賣，盜版賣得更多。麥田是小公司，無法形成規模效應，連年虧損。最困難的時候，麥田曾經有3個月發不出工資，全靠宋柯打麻將贏的錢維持。

和麥田同期，大量的音樂公司開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而行業的洗牌也無時無刻不在進行。曾經發行《校園民謠》專輯的大地唱片在1994年轉賣，大地當時的音樂製作部主任黃小茂獨立出來做了風行唱片。老狼後來也追隨黃小茂去了風行，推出第一張專輯《戀戀風塵》。

摩登天空也是同一批起步的唱片公司之一。創始人沈黎暉兼任搖滾樂隊「清醒」的主唱，創立摩登天空的目的就是為了給樂隊出一張專輯。但商業是大家不得不面對的共同問題，和麥田相似，摩登天空曾負債300多萬元，公司只剩下兩三個人。

黃小茂告訴《博客天下》，最早做唱片公司的商人大多都憑著一腔熱血，至於賺錢，行業才剛剛起步，「就算做得再成功，回報都是非常糟糕的，沒有人對那個市場有概念」。

2000年，華納唱片宣布在中國成立分公司，做了10年華納版權代理的許曉峰被任命為總負責人。宋柯和許曉峰在酒吧喝酒時認識，當時麥田的資金鍊斷裂，為了緩解帳上的燃眉之急，他找到許曉峰「求購」。

「說投了些錢，可能也虧了些錢，能不能運作一下，把這點錢找補回來。我一看反正也不多嘛，就買了。」許曉峰向《博客天下》回憶。

北大畢業的許曉峰和宋柯同一屆，也組過樂隊。宋柯獲得首都高校音樂比賽亞軍那一次，許曉峰曾入圍，他們的樂隊是當時北大的冠軍，但到了全市比賽沒進前十。「清華的同學很會唱歌，北大的同學唱歌基本上都是憤世嫉俗，表達不滿。到了評比的時候，歌詞都有問題。」

許曉峰當時代表華納中國收購了兩個音樂廠牌，宋柯的麥田音樂，以及汪峰、崔健的經紀公司「普淶文化」。

宋柯加入華納不久後，小柯也和經紀人一起短暫開過唱片公司「鈦友文化」。他在這家公司籤下歌手王箏、曹芳，製作了兩人的首張專輯《春風》和《黑色香水》。兩張專輯的口碑都不錯，《春分》還曾一度蟬聯全國各大排行榜冠軍。

雖然表面上光輝無限，但公司經營舉步維艱。「當初不會管的時候太亂了，爛攤子收拾不了，亂到沒帳，稅交多少都不知道，其實一分錢都不用交，因為都是在賠錢，但是你沒法告訴別人你在賠錢。財務報表什麼都沒有。」小柯說。

後來朋友看不下去了，給他報名了MBA課程，學費好幾萬，說你不能這麼幹了，去上課吧。小柯上了課，回來第一件事就是關了公司。「不明白時候還躍躍欲試，真正明白時候，發現都不行。」

「不行」的一部原因是銷售分配無法回饋創作者。「創作者是行業的源頭，而源頭變成雨的時候澆不到這些人身上。」

還有一部分原因在個人。「你對價格沒有概念。因為音樂寫得好賺錢也很容易，來了咱就花，沒了咱就借。我可能具備經商的思路，但我不具備經商的能力和耐性。」

公司關了，但開唱片公司的經驗後來被小柯運用在小柯劇場的經營上。2007年，小柯寫了第一部戲，演了4年才收回成本。他後來做財務分析，發現不停轉場消耗了大量成本，於是在2012年成立小柯劇場。

小柯劇場第一年，為了尋找內容和商業上的平衡做過各種嘗試。話劇、演唱會，甚至京劇都做過。最後終於找準了方向——音樂劇：主題不能離普通人太遠，可以是愛情，或是2015年的股市；以耳熟能詳的歌曲作為每部戲的名字；故事主要描述當下，偶爾加一些搞笑的段子，但不能媚俗。

小柯正在學習正面應對商業。他發現，「實際上到最後商業特別有用，它可以數據分析，精算找出問題，讓你的前途比較有目的，而不是怨天尤人。其實好多搞藝術的人都喜歡怨天尤人，這是個很懦弱的做法。」

老狼曾經在小柯出國期間代替他演過10場戲。靦腆的老狼演起戲來卻覺得挺過癮，「我坐底下看覺得特別做作，但自己演還挺high的」。在老狼看來，小柯不算是成功的音樂商人，但他的音樂和戲劇一樣接地氣，這樣就容易有市場、受歡迎。

麥田樣本

在小柯看來，宋柯是音樂行業公認的理智而精明的老闆，「一直在融資，很會經營」。

在華納時期，宋柯有個理論：「藝人是產品，通過努力造出來的。」因此，保持曝光率、維護粉絲是藝人工作內容的一部分，要接受採訪，參加電視節目，每天有新話題給媒體。

老狼曾多次以「怕寒磣」為理由拒絕上媒體，還曾多次和宋柯發生爭執。

2005年，老狼為拍攝專輯《晴朗》的封面去西藏，途中和朋友一道爬了一趟珠穆朗瑪峰。珠峰6000米以上信號不通，老狼在山上一周，下山時，聯絡人讓他趕緊給內地報平安，因為媒體已經傳說他失蹤很多天了。

「後來我跟宋柯吵架，我說你明明知道別人在以訛傳訛，為什麼不出來闢謠？」老狼說。

宋柯的回答透露著商人的冷靜和機智：「你先想想你多少年沒有在公眾面前出現了，現在說你重新要出唱片，可能公眾都把你給忘了。但是有這麼一件事，別人一下子能把你想起。」

後來老狼才知道，事情的起因是公司在他上山期間接了一場商演，因為聯繫不到他而錯過了演出時間。為了給演出商一個交代，就說西藏大雪封山，交通阻斷，老狼回不來了。媒體看熱鬧不嫌事大，傳成了老狼失聯。

儘管事出有因，老狼仍對宋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將錯就錯的態度耿耿於懷。「藉機炒作一下，我覺得特別傻。」

在華納時期，老狼還不是最「麻煩」的藝人，宋柯還有另外一位合作多年的藝人樸樹。

演出前和樂隊一起排練，樸樹要求一個和聲都不能改，每個音都必須像他想像的那樣出現。發現不對，樸樹會停下來要求重來一次。如果排練不愉快影響到情緒，宋柯就得在中間做「心理疏導」。

有時公司為了平衡合作方的需求也會幹預創作。「如果按小樸性格就算了不幹了，宋柯就能讓他把事做完。」老狼回憶。

某種程度上，老狼也能夠理解老闆宋柯的難處：「有時候你是需要為資本服務的，因為別人花費金錢做的專輯，有時候你需要妥協。我們都不是特別職業的藝人，香港和臺灣的藝人就很配合。」

2004年，彩鈴橫空出世。中國音樂行業經歷第一輪資本盛宴。許多音樂公司轉行做彩鈴，推出市場化訂製音樂。許曉峰記得，那時候一家彩鈴公司，最多一晚上編出了10首彩鈴歌曲。

民謠獨立廠牌十三月的前身就是彩鈴公司。創始人盧中強曾在華納參與老狼《晴朗》和戴軍《阿蓮2004》專輯的製作，在這一輪資本中，他拿到了IDG的投資，離開華納成立了一家彩鈴公司。他至今仍然記得當時賣得最火的兩首歌，《我要五百萬》和《幹了就分手》。

「那個時候最屌絲的一面產生了，音樂變成一個審醜的時代。不叫寫歌，大家都在研發歌曲。那一輪資本之前音樂還是有一些想像力、創新空間和精英意識的。」盧中強回憶。

這一輪資本盛宴中，宋柯拿到了太合地產的投資，離開華納創立太合麥田。在太合麥田的8年，宋柯最有成就感的兩件事是籤下了超女李宇春，以及刀郎《2002年的第一場雪》3年的數字版權。

《2002年的第一場雪》就是彩鈴風口爆發的產品。2004年，這首歌在中國街頭巷尾的流行程度不亞於當年《同桌的你》。這張專輯的數字版權為太合麥田帶來了2000萬元的收入。宋柯一直認為，如果不是SP通過隱瞞下載數字賺走了唱片公司的利潤分成，他的獲利應該有一個億。

內容方無法從銷售收入中獲得應有的分成比例，導致上遊難以形成可持續的良性循環，在面對渠道談判時陷入被動。看到這個似乎無解的死循環後，宋柯對行業表現出明確的失望。

2012年，宋柯宣稱「唱片已死」，離開太合麥田，在CBD開了一家烤鴨店。

小柯曾經和流行音樂協會的朋友約在宋柯的烤鴨店見面。宋柯在場作陪，一幫音樂圈的人喝酒說笑，天南海北地聊，就是絕口不提音樂。

小柯問宋柯烤鴨店的顧客構成，得知寫字樓裡的白領是主流人群，放了心：大樓不倒，烤鴨店應該也不會倒吧。

烤鴨店後來還是關門了，但還沒等到關門，宋柯就宣布回歸了。2012年底，他和高曉松宣布加入恆大音樂，宋柯任董事長，高曉松做音樂總監。

沈黎暉也曾多次光顧宋柯的烤鴨店。每次過去吃飯，都是宋柯買單。他調侃這位相識多年的老友，唱片已死與烤鴨已死其實是一個道理，「那是他自己不幹了，說唱片已死。他不幹烤鴨店，怎麼不說烤鴨已死啊？」

盜版和正版一起死了

麥田成立之初，高曉松和宋柯曾經做過統計，當時中國的地面盜版佔大概90%的市場，音樂公司靠賣版權只能分得10%的利潤。《校園民謠》、《青春無悔》都沒怎麼賺到錢，因為大家都在賣盜版。麥田發行樸樹的專輯《我去2000年》，收集到的盜版卡帶有50多種。

「整個外部市場賣的都不是你的東西，你的東西直接被零售商經銷商打包退回來。」黃小茂說。

許曉峰曾經組織過一個唱片公司聯盟，帶領警方去音像大廈查盜版。但最後沒有任何效果，他還接到了盜版商的恐嚇電話。

劉歡發行專輯《好風長吟》後不久發現被盜版了，怒氣衝衝地找高曉松一同去找有關部門「申訴」。兩個人從廣電部門找到文化部門，又從文化部門找到新聞出版部門。「我跟劉歡，倆大臉，從看門的開始問，問來問去，都說沒人管，流行音樂不知道。」高曉松回憶。

最後，新聞出版部門願意留下盜版專輯酌情處理，但話說得很明白：「我們沒有執法隊，也沒有罰款權，能怎麼處理？」

高曉松回憶，雖然當時唱片公司只有10%的利潤空間，但仍能勉強生存。更大的麻煩在後面。

2000年後，網際網路開始普及。「就在幾年前，人民大眾還在攢早餐錢去買一張卡帶、買一張唱片，覺得自己很快樂，突然間就說你們音樂為什麼要錢，音樂就應該免費。」

正版和盜版一起死了。因為盜版也有兩塊錢的印刷成本，而正版唱片還要攤上五六塊錢的製作費用。

「大家都死了，死在沙灘上，旁邊躺著盜版，互相看看說，你也死了，我也死了，大家全死了。」高曉松調侃。

唱片公司開始面臨大量的人才流失，堅持做音樂的人基本上全憑熱愛。「大家在錄音棚裡高呼，為盜版商努力工作啊。那已經不是個行業，網際網路盜版簡直就是涸澤而漁。」

高曉松和宋柯在華納的時期，唱片公司和網際網路公司的矛盾逐漸從地下轉移到地上。他倆去找網際網路公司談判。「你們花幾千萬公關費打壓我們，我們要的版權費其實比你們給的公關費要低，你們為什麼一分錢版權費都不給我們呢？」對方的回答很乾脆：「你懂什麼網際網路經濟。」

高曉松至今為此感到不平。「網際網路公司，他們的原罪不比房地產公司差。」

2015年7月，「最嚴版權法」頒布後，包括阿里音樂旗下蝦米音樂和天天動聽在內的多家在線音樂平臺都宣布下架了沒有版權的歌曲。如今在蝦米音樂上，已經搜索不到高曉松的《青春無悔》，因為這張專輯授權給了另一家服務商。

「說明我們正版化的決心啊。連董事長的歌都沒有，這態表的。」高曉松說，「忍了十幾年我是內容提供方，收不到錢。突然內容能收到錢的時候，我變成給錢的了。」

再出發

2015年烏鎮戲劇節，宋柯見完何炅，當晚就趕飛機回杭州開會。高曉松留了下來，一連看了好幾天戲。

史航是同高曉松一起看戲的朋友之一。他與高曉松認識十餘年，評價如今的高曉松是「特別身段靈活的商人」，談錢不失風度，有幽默感。

一個佐證就是，在《奇葩說》中，蔡康永從來不打廣告，而高曉松從不放棄任何機會打廣告。

「阿里音樂、阿里星球，我們未來做各種事情，你現在困難我們就能解決。」史航隨口就能複述幾句高曉松在節目中常念叨的廣告「臺詞」。

高曉松在節目中常搖著一把標誌性的扇子，扇面上寫著4個大字——曉松奇談。他跟助理說，要再做一把寫有「阿里星球」的扇子，在《曉松奇談》裡面舉著。

史航曾邀請高曉松為他的一檔直播節目拍宣傳片，被高曉松當場拒絕。「他說哥你得明白我是什麼意思，你這個平臺正是我們的競爭對手，我絕對沒有辦法幫你站臺。但我特別歡迎你做完這事之後，來我們這裡。」理由充分，言辭合理。史航欣然接受。「他在這方面就是『立場堅定鬥志強』。」

史航與高曉松第一次見面是在10年前二人共同錄製的一檔談話節目中。五六個嘉賓坐在化妝間寒暄，跟誰都不熟的高曉松突然語出驚人：「哎，哥幾個，咱們多少錢？」

一群知識分子，當著節目組工作人員的面，大眼瞪小眼，「我們覺得特別尷尬。」史航告訴《博客天下》。

「這多少錢得說清楚，」高曉松還在繼續，「錢少了咱不能幹，錢少了咱得鬧杵。」鬧杵是北京話，意思是要錢，討勞務費。

高曉松後來真去和節目組「鬧杵」了。回來跟大家開玩笑：「看你們這幫知識分子，我鬧杵的時候沒有人跟著，真等著我鬧來杵了，你們肯定也都拿著。」

這一鬧，史航對高曉松印象特別好。「你明明也是個讀書人，可你又是個江湖人的樣子，好像我們跟你在一起，我們很偽君子。」

史航回憶，那個時候的高曉松是「沸沸揚揚的」，難得的率真、放鬆。「曉松好玩就好玩在，他不要繃著面子，別來這套假正經的東西。而且他覺得我跟你不熟，但這個事我覺得應該這麼弄也得這麼弄。不是說咱們哥幾個特別熟，所以我炸著膽子。任性，但不搞陰謀。」

上任阿里音樂董事長以來，高曉松一直積極地探索商業。在老狼看來，高曉松和宋柯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格。「宋柯比較理性地面對社會的規則，遵循這個規則。高曉松很多主意，有些靠譜有些不靠譜。」

何炅曾目睹過一次高曉松和宋柯的爭吵。一天晚上，何炅和高曉松去一家餐廳找宋柯，談論一款產品的方向。在「自己幹」還是「和別人一起幹」的問題上，宋柯和高曉松各執一詞。宋柯主張直奔目的，對於渠道不要做任何妥協。高曉松卻堅持「做事情就是要借力，一定要拉著夥伴們一起」。

爭吵前，宋柯剛剛結束同一個合作方的飯局。面對著一桌別人吃剩下的殘羹冷炙，高曉松和宋柯拍桌子大吵了一個小時。回過神來的時候，宋柯趕緊安慰何炅：「老何你別害怕，如果每個人想的都一樣，那就沒必要做團隊了。」

今年5月，阿里音樂召開新產品發布會，高曉松、宋柯、何炅穿著白色的太空衣，在舞臺上表演了一場太空舞。時值夏至前夕，脫下太空衣的頭盔時，3個人已經大汗淋漓。

觀眾中坐著兩人二十多年來的好友，BMG、環球等唱片公司的老總，以及黃渤、蔡康永、郭德綱、林允兒等眾多娛樂圈明星。發布會結束後，媒體幾乎一致用「星光璀璨」形容那場發布會陣容。同樣一致的，還有對這場發布會的主角「阿里星球」的吐槽。

一部分指責圍繞著產品包羅萬象的屬性，「入口複雜、操作不便，邏輯不清」。另一部分，出於對天天動聽用戶的聲援。「阿里星球」並非獨立開發的產品，而是在擁有億級用戶的「天天動聽」APP基礎上升級完成。這一做法被很多人視作沒有充分尊重用戶的選擇權，使天天動聽成為了商業力量博弈下的犧牲品。

「反正總得改一個。」採訪中，宋柯這樣向《博客天下》解釋，「阿里做兩個性能相同的播放器沒有太大必要。蝦米未來承載播放器領域比較好，滿足大家對於聽歌的需求。天天，從用戶的轉化講，比較合適（改）。」

高曉松曾有一個「門客」理論。「做門客有個好處，獻言不獻身，盡力不盡義。就是隨便說，公子聽完，出去跟皇上說，說錯了皇上把他斬了，我再去別人家當門客。公子說對了，皇上高興了，公子升官了，回來賞我，美酒美姬。我就說話就完了，但是我不盡義，就是我不殉葬，不陪你一起。」

當上阿里音樂的掌門之後，高曉松發現，應盡的責任顯然已經超乎了自己的本意。「本來是說給老馬當門客，也挺好。結果現在也不是這麼簡單，還是得自己挑起這擔子。」

無論如何，馬雲對於新人的試錯成本是慷慨的。「老馬不是那種急功近利的人，對我們寬容度是很大的。先做起來，把數據跑起來，把整個環節跑通，然後看怎麼做。」高曉松說。

苟且與遠方

在阿里星球發布會上，過來捧場的小柯和黃渤一起被宋柯叫上了舞臺，宋柯代替剛剛籤約索尼唱片的黃渤，向小柯約了一首歌，這首歌的製作和推廣將和阿里音樂深度合作。

小柯很欣慰，音樂行業經歷了這些年的風雨，他的創作還能符合時代的審美。實際上，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小柯就有一首作品能廣為流傳。1996年的《歸去來》，1999年的《將愛情進行到底》，2004年的《想把我唱給你聽》，2008年的《北京歡迎你》，2011年的《因為愛情》……這些歌大部分是和電影有關，有的卻比電影傳播得好。

對小柯而言，能與各個時期的觀眾共鳴是幸運的。「我要是不會寫歌，我就不得不幹那個（經商），但沒我現在好。」

小柯將他的作品能持續與觀眾共鳴的原因解釋為他像普通人一樣生活，他創作音樂的初衷首先是感動自己，然後感動更多像自己一樣的普通人。

「你自己感動是第一位的，這裡面包含藝術性和商業性。」小柯說。

2008年奧運會，奧組委徵歌4年基本上只得到了一個版本，中國版的《Hand in hand》。最後奧組委找到小柯，他寫了更加貼近中國人生活的《北京歡迎你》，口碑、傳播都不差。

電子音樂剛開始在中國流行時，小柯曾經做過一段時間電子音樂，但商業回饋非常有限。「你光顧著藝術性，大家不接受，沒有市場。其實到最後你問我喜歡嗎，我也說不好，當時就覺得挺時髦就做了，這就是問題。」

和小柯不同，高曉松沒能一直待在音樂創作的上遊，音樂只是人生的起點。

「我年輕時創作興奮，荷爾蒙是噴濺出來的，一張專輯每首歌都是心愛的。但創作慢慢就不是最重要的了。因為你噴濺不出那麼多火花，你也不能天天噴濺。」

他去了美國，回來拍電影，40歲後出書，做脫口秀，上節目。

商業是新的挑戰，也是40歲後最讓他興奮的事。從行業的從業者變為規則的制定者，「到現在這麼短時間我覺得還不錯」。

沈黎暉評價高曉松「有才華，人精，會說會做，能量很大，但做經營就算了」。他肯定高曉松的初衷：「他願意幫到這些人，不管去到哪兒，他願意為這個行業做他的貢獻，用他的影響力，去把這個事情往好的方向（推動）。」

高曉松並沒把成功想像得輕而易舉。「雖然理想遠大，但是一步一步做起來的時候是很苟且的。」「苟且」指的是生意場中的管理、市場、產品、成本等瑣碎事，當然也包括充滿熱情地打磨一款產品，但最後用戶的口碑仍然不如預期。

和「苟且」相對應的是「遠方」。1988年暑假，19歲的高曉松和老狼去廈門流浪，那是他抵達的第一個遠方。「一個北方長大的孩子沒有聞過那個氣息，南方的大梧桐樹葉，海浪聲。」在那裡，他寫出了《同桌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