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創編的豪密（周恩來創編的豪密）

2023-09-20 08:29:29 2

在革命戰爭年代，我黨和敵人的鬥爭不僅局限在地面上的有形戰場，在空中還有一場無形的戰爭，這個無形的戰場，就是無線電通信。

很多諜戰劇中，都有敵我雙方破譯對方通信密碼的橋段。

電視劇《暗算》中，數學家黃依依通過演算破譯了敵人的「光密」；

電視劇《偽裝者》中，王天風制定的「死間計劃」，就是通過詐降，出賣明臺帶領的行動組成員，讓日方特務相信他們拿到的就是真實的密碼本，從而達到在正面戰場獲得勝利的目的。

《偽裝者》劇照

雖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軍事力量上敵強我弱，但在無線電通信這個無形的戰場，我黨一開始就處於敵弱我強的優勢地位，這種優勢地位的確立，離不開周恩來親自創編的「豪密」。

從1930年紅軍開始使用無線電通信，到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乃至新中國成立後特務組織潛伏大陸，幾十年來，「豪密」從未被敵人破譯，堪稱世界上「最牛」的電臺密碼。

那麼，「豪密」究竟有何神秘之處？為何能達到如此高的保密效果？本篇文章，我們一起走近「豪密」，了解它的神奇之處。

我黨在建立之初，由於力量弱小，技術落後，加上南昌起義後軍隊始終處於敵人的封鎖和分割之中，通訊依然採用比較原始的手段，就是由情報人員攜帶密寫信件傳送消息，這種方式不僅效率低，更大的問題是危險性高，一旦情報人員被捕，情報被敵人掌握的風險非常大。

我黨的領導人當然也意識到了先進通訊方式的重要性，於是在黨的「六大」後，籌建電臺的工作提上了日程。

中共「六大」會址

當時的黨中央在上海，既要與湘贛邊界不斷壯大的革命根據地聯繫，也要與在白區各地堅持鬥爭的黨組織聯繫，因此黨的地下電臺的籌建理所當然地選擇了當時最現代化的城市——上海。

1928年夏天，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我黨選了毛齊華、方廷楨（方仲如）、陳昌浩、沈侃夫（陳寶禮）、李元傑、程祖怡等6人赴蘇聯秘密參加「國際無線電訓練班」，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

不久之後的1928年10月， 參加完「六大」從莫斯科回到國內的周恩來，找到在上海法租界任黨支部書記的張沈川，告知他組織決定派他去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不過，一切都是秘密進行，學校也需要張沈川自己去找。

沒多久，張沈川在報紙上看到了上海無線電學校的招生廣告，這個學校實際上就是國民黨的第六軍用電臺，臺長劉鶴年之所以招生辦學校，是想利用電臺的資源賺點外快。

張沈川化名「張燕銘」，順利通過考試，成為了該學校的學員。此後的半年多時間，張沈川就在這裡學習無線電學基礎知識以及如何收發電報等。

1929年5月結業後，張沈川留在國民黨第六軍用電臺做起了實習生。有時候，國民黨的報務員晚上要出去玩，就讓張沈川代班收發報。一開始，他們也不放心張沈川，還派一人在旁邊監督，後來發現張沈川做事細心靠譜，從沒出過差錯，就放鬆了警惕讓他獨自代班。

就這樣，我黨培養的第一名報務員，在國民黨的軍用電臺上起了班。

有一天，張沈川趁著夜深人靜一個人值班的機會，偷偷地抄了兩本國民黨軍用電臺的密碼，交給了黨組織。

然而好景不長，第六軍用電臺新來了幾個黃埔軍校的實習生，給張沈川的工作帶來了不便，於是他找了個理由辭職，離開了這裡。

左為李強，右為張沈川

離開國軍第六軍用電臺後，張沈川利用組織購置的無線電器材，以及中央特科無線電通訊科科長李強繪製的圖紙，製成了一臺收報機。

此後一段時間，李強和張沈川負責教中央從各地選調來滬的近10名青年學習報務。為了安全起見，他們都是採用分散居住、單線聯繫、上門教學的方式。

1929年秋，在人員、設備都已到位的情況下，中共第一部地下無線電臺在上海建立，李強負責機務，張沈川主管報務。

從此，在微弱的「嘀嘀噠噠」聲中，紅色的電波從上海石庫門的一棟三層樓裡發向夜空，聯繫著分散在祖國四面八方的革命同志。

1929年底，中共在香港建立起了第二個無線電臺。這樣一來，上海的黨中央就能與香港的地下黨取得聯繫了。

此後，上海黨中央又通過香港電臺聯絡上了廣西百色起義部隊和江西蘇區的紅軍，加上此前在蘇聯學習無線電技術的幾名骨幹陸續回國，我黨的無線電隊伍迅速壯大。

然而，就在這時，香港的電臺遭到了港英當局的破壞。當時，我黨電臺使用的是由張沈川編造的密碼，一共有兩種，一種是用漢字明碼顛倒更換順序編成的，另一種是用英文字母換成阿拉伯字母再變成漢字的方式編成的。

這樣的密碼本由於加密方式較為簡單，因此很容易就被英國人破譯了。

當時，負責收發報的張沈川的徒弟曾三在與香港電臺通報時，突然發現報務員的手法和聲音都變了，於是，謹慎的曾三停止了發報，只收不答。

曾三

第二天，囂張的英國人甚至還給上海地下電臺發了一份英文電報：「你們的朋友情況很好，現在在監獄裡。」

可以想像，當曾三收到這份電報時，必然大吃一驚。更令當時中央特科負責人周恩來後怕的是，如果英國人再狡猾一點，冒名頂替香港電臺與上海電臺聯繫，或者與江西蘇區聯繫，那將會給我黨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

為了避免再次發生這樣危險的事情，更換密碼本，編制一套更難破譯的密碼，一時成為我黨無線電技術人員的首要任務。

不久之後，周恩來作為總設計師，創編了一套新的密碼。因為當時周恩來有一個化名「伍豪」，因此這套由他創編的密碼也就被命名為「豪密」。

當時，國內所用的電報有一套明碼，是由商務印書館統一出版發行的。用於傳遞情報的電報當然不可能用明碼通訊，通常是在明碼的基礎上按照一定的規律進行加減、易位、數字替代等方法，形成新的密碼。

摩斯電碼對照表

那麼，「豪密」是否以這樣的方式加密呢？

目前，還沒有非常直接的公開文字或者當事人公布「豪密」的具體情況，周恩來親自編制的那部密碼，也因為年代過於久遠，已經無法找到原件，但如今我們還是能從一些已經公開的相關人員的隻言片語中大概猜出其中的奧秘。

據長期擔任黨的情報工作的負責人羅青長說，「豪密」是由數學和文字構成的；在周恩來身邊從事機要工作的童小鵬說：「我們用的密碼不重複」。

而在一份已經公開的周恩來1936年發給張國燾的電報中，有這樣一句：

「關於關於二、六軍團方面的情報，可否你方擔任供給，請將與其通報密碼之書名第幾本與報首及頁行字數加注告我，以便聯絡通電，免誤時間。」

這份電報發出的背景是這樣的：當時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聯繫的密碼本掌握在張國燾手中，張國燾因為決心分裂紅軍，故意不讓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取得聯繫，因此遲遲不將密碼本交出來，於是周恩來去電向張索要密碼。

這份電報中提到的「書名第幾本與報首及頁行字數」中可以看出，當時紅軍內部所用的密碼，是由書名、冊碼、報首信息、頁碼、行數與字序等構成，換句話說，就是雙方各拿一本相同的書，發報方將書的頁碼、行數、第幾個字等信息通過電報發給對方，對方再據此去書中找相應的字就可以了。

這樣的密碼，要破譯起來很難。因為即使電文被敵人截獲了，但得到的也只是一串數字，因為這串數字和明碼是沒有任何關聯的，所以敵人難以猜到這串數字代表的含義。

而且，與傳統的密碼「一個字對應一個代碼」不同的是，「豪密」是稱得上動態密碼，同一個字在同一份電文中，都有可能是不同的代碼，可以說是毫無規律可言，這就給破譯增加了難度。

最後，即使敵人知道了密碼指代的是書中的頁碼、行數，但到底對應的是哪一本書呢？中國的書籍浩如煙海，可能每一次使用的書都不一樣，即使知道書名，因為出版社、印刷批次的不同，也會使頁碼行數存在差異。

還有一種，就是「底本加亂數」編碼方式。底本，就是類似明碼的單表代替式密碼本，亂數，就是隨機編排的數字表。在加密電文時，底本加上亂數，變成一串數字；翻譯電文時，再減去亂數，即可得到底本上的數字。

正是因為亂數是隨機數字，因此即使電文中有重複的漢字，在加上亂數後，就會出現同碼不同字或者同字不同碼的效果。

正是因為這種層層加密的方式，使得「豪密」自從投入使用之後，從未被敵人破譯。

1930年12月，在第一次反「圍剿」戰爭中，江西蘇區的紅軍俘虜了國民黨張輝瓚師一萬餘人，同時繳獲了一臺100瓦的大功率電臺。就這樣，蘇區紅軍有了一部完整的電臺，恰好此次俘虜的國民黨軍中，有幾名報務人員。

經過我黨做思想工作，這幾名報務人員中有四人留在了紅軍隊伍中，其中一人就是後來擔任紅軍無線電隊隊長的王諍。

就這樣，江西蘇區的紅軍也有了自己的無線電臺，並在1931年9月成功和上海臨時中央取得聯繫。

那麼，「豪密」又是如何從上海到達江西蘇區的呢？當然還是使用傳統的「人員帶回」方式。

1931年2月，張沈川的徒弟曾三帶著半套「豪密」從上海出發，前往江西蘇區，與此同時，任弼時化妝成傳教的牧師，帶著一部《聖經》途經香港到達江西瑞金。而那本《聖經》，正是「豪密」的密碼之書！

幾十年後，已處在和平年代的我們可以想像到這樣一個場景：在夜深人靜的上海，鄧穎超手握一本《聖經》，將電文譯成一串串數字，發報員將這些數字發送到江西蘇區，身在江西蘇區的任弼時對照著他帶回來的那本《聖經》，再將接收到的那一串串數字譯成一個個漢字……

報務員收發電報

在此後的幾十年，「豪密」在我黨無線電通信方面始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任弼時的夫人陳琮英也曾參與早期地下電臺的收發工作，她曾回憶道：

「因為周恩來的聰明才智，他編的密碼，好記好用，卻極不容易破譯。很長一段時間，國民黨無可奈何，直到今天，我們的密碼還是延用了『豪密』的核心部分，換句話說，時間過去了七十多年，至今仍不落伍」。

反觀我黨對國民黨電報密碼的破譯，則屢屢取得勝果。

例如，僅僅在反「圍剿」期間，我黨的破譯小組就成功破譯敵軍密碼100多本，成功取得了三次反「圍剿」的勝利。

長徵期間，紅軍指揮部根據破譯的情報，採取了避實擊虛的戰術，四渡赤水，帶領紅軍成功跳出國民黨40萬人的圍堵縫隙，走出了危局。

甚至，紅軍還曾利用掌握的國民黨軍口令和電文格式，模仿蔣介石的語氣，假冒蔣介石密電，命令國民黨軍周渾元、吳奇偉2個縱隊改變行進路線，成功地給紅軍爭取了渡過烏江的時間。

「豪密」在中國革命中發揮了特殊的作用，保證了我黨和軍隊無線電通信的絕對安全，它和我黨地下工作一起，「上天入地」，共同創造了我黨在隱蔽戰線上的勝利。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戰爭的烽火已經遠去，但人民不會忘記曾經奮戰在這條戰線上的每一位留下名字或者沒有留下名字的英雄！

當然，我們更不會忘記這條戰線的主要創始人和傑出統帥、隱蔽戰線勝利的最大功臣——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