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之星（紅樓星火專欄〡第七章）

2023-09-19 06:02:19

編者按：

「北大紅樓同建黨緊密相關，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也是我們黨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動的歷史見證地，在建黨過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黨的百年華誕來臨之際，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紅色資源、賡續紅色血脈舉行第三十一次集體學習。帶領中央政治局同志來到北大紅樓、豐澤園毛主席故居，並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發表上述講話。

北大紅樓在黨的歷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生動詮釋了中國共產黨是怎麼來的。在百餘年前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正是北大紅樓，成為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誕生的搖籃：在這裡，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一群受新思潮影響的青年學子為拯救民族危亡，組織發動了偉大的五四愛國運動；在這裡，「播火者」李大釗創建了中國最早學習、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社團——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亢慕義齋」牆壁上「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標語引導著大批進步青年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為建立一個「赤旗的世界」而永久奮鬥；在這裡，毛澤東如饑似渴地汲取各種新文化、新思想，大量閱讀了馬克思主義著作，探討研究各種社會主義學說，最終選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標和政治信仰，完成了從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據統計，在黨的一大召開時，全國58名黨員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黨、或在北大學習工作過，全國8個地方建立的早期黨組織中有7個地方負責人與北大有關。如果說召開黨的一大的上海興業路76號是中國共產黨的「產床」，那麼北大紅樓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星火燎大原，濫觴成瀛海。紅樓弦歌處，毛李筆硯在。」以北大紅樓等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舊址所承載的歷史，是中國思想啟蒙和民族覺醒的轉折點，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裡程碑意義，在中國共產黨歷史和中國革命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說，北大紅樓不僅是中國青年運動的原點，更開啟了中國共產黨人波瀾壯闊的百年徵程。中國革命的火種，正是從北大紅樓開始點燃播撒到全國各地，進而照亮了中華民族歷史的天空。

「紅樓飛雪，一時多少豪傑。」

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陳斕的新作《紅樓：北京大學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簡稱《紅樓》），正由此而來。全書聚焦於1916年紅樓奠基至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期間的「豪傑」與「風流人物」，在紅樓為探求學問與救國真理所作的諸多探索：上篇「學問」，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後的諸多教育革新講到以紅樓為策源地的五四運動；下篇「真理」，從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們的抉擇講到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紅樓短短數年的探索與革命實踐，不過歷史長河之一瞬，但而今看來，正是「紅樓」時期的諸多探索，為中國社會開闢了全新的可能性、為中國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也鑄就了一個矢志於「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先進組織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價值追求。

《紅樓》一書即將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從即日起，《中國青年》雜誌全媒體特開設專欄「紅樓星火」，對該書稿進行連載，以饗廣大讀者。

「紅樓星火」專欄㉖

@文/陳斕

在此期間，李大釗與陳獨秀就如何在中國發展與建立共產黨，進行了多次討論，最後認為：如果再像發動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候那樣，依靠著名的學者和海外留學生，是遠遠不行的，因為時代變了，五四運動已經造就了一代新青年，形成了廣泛的社團，經過五四運動的鍛鍊，一方面，這些新青年是有組織的，一方面是有行動的能力，這是發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那些「老青年」所不能比的。

北大學生《蘇甲榮日記》

所以，建立中國共產黨，必須以這些有組織、有行動能力的新青年為基礎，必須把他們的組織轉化為社會主義的組織，只有這樣，未來建黨，才會有真正堅實廣大的基礎。

根據這樣的設想，他們決定，在成立黨的早期組織的同時，先行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使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建黨的基礎。

少年中國學會成員合照

就這樣，1918年8月成立的留日學生救國會的主要召集人——李漢俊、李達，外圍成員周佛海，便成為依靠的主要對象，而1919年7月1日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的外圍組織成員惲代英、董必武，也成為未來的主幹人物。在送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出國期間，毛澤東與李思安等人在上海拜訪了陳獨秀，陳獨秀希望毛澤東把新民學會改造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如此一來，建黨的思路就清晰了——這就是毛澤東何以這樣說：五四運動的社團，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做了幹部上的準備。

陳獨秀說幹就幹，立即轉變思路，既然戴季陶這些人不敢幹、不願幹，那就還是自己的學生最可靠。當時，他準備應陳炯明的邀請去廣東辦教育，於是，他首先想到了剛剛從北大畢業的三個廣東學生。

1920年初，陳公博在北京大學快要畢業了，他們開始考慮畢業以後的前途和出路問題，也在思考為正義而鬥爭的方式和方法問題。他總結了在北京大學期間辦《新潮》的經驗，決心辦一個刊物，通過研究和宣傳，推動社會的改革。為此，他和同鄉同學陳公博等商議在上海美租界天潼路辦《政衡》雜誌社。1920年3月1日，《政衡》雜誌在上海問世，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成為該刊主要撰稿人。

《政衡》雜誌

1920年夏天，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等人在北京大學畢業後回到廣州，一起創辦《廣東群報》，在該報開闢了「工人消息」「時評」等專欄，發表了《馬克思的一生及其事業》《列寧傳》等文章，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廣東共產黨組織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廣東群報》於1920年創刊，後來成為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機關報

1920年12月，陳獨秀到廣州以後，立即聯繫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等人，向他們了解廣東社會政治等情況，商討組建廣東黨組織等問題。陳獨秀說：「現在孫中山、陳炯明在廣東已建立了政府，正是開展民眾運動的最好機會。但是，領導民眾運動，個人的領導是比不上組織的領導的，就是一個小團體，也擔負不起領導民眾運動的歷史責任，為使廣東民眾運動獲得更大的發展，必須建立一個領導組織。」「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產主義集團的組織，名稱就叫『共產黨』。我的意見，廣東也應該建立一個共產黨的組織，去擔負起領導民眾運動的任務。」

對陳獨秀這一意見，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等人非常贊同。當時，陳獨秀一分錢的經費也沒有，而他們三人就利用辦《群報》的收入和自己教書的收入，來支持廣東黨的早期組織工作。陳公博後來回憶說：「我們這樣辦，一方面是因為自己是北大人，到了廣東，更覺得有為北大做事的義務；另一方面又因為仲甫先生是我們的老師，老師讓學生去做的事情，我們自然要去盡力，即使老師不給錢，事情我們還是要去辦。」於是，仲甫先生搞共產黨，一開始當然是靠自己的學生，雖然他當時還是想靠陳炯明，還是認為學生們辦不了大事。當時他也沒想到，靠北大的學生，就能辦成共產黨。

學生社團最多的當然是北京和北京大學，這裡有平民講演團、工讀互助團、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等組織。現在，李大釗認為，在這些組織的基礎上成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條件已經完全具備了。

廣東省立宣講員養成所遺址——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和廣東第一個黨支部在此誕生

1920年11月，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北大紅樓圖書館主任室召開會議，李大釗主持會議，會議記錄是繆伯英。她是參加這次會議唯一的女性、中國共產黨第一位女黨員。

繆伯英

高君宇被全體團員一致推為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他首先介紹了前幾天剛剛成立的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建情況。他說，青年團成立大會是在北大學生會辦公室舉行的，參會者是來自北京各校的40名學生，他們大多是五四運動中的骨幹和熱衷於馬克思學說研究的青年，除了參加今晚會議的幾位團員外，還有何孟雄、黃日葵、李駿、楊人杞、範鴻劼、吳汝明等。北京青年團成立後的主要工作，是聯絡和組織進步青年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展團員並籌備參加國際性的會議。

關於團的綱領，雖然討論過兩次，但因有不同意見尚未確定，如有個別團員不同意將「無產階級專政」寫入團的綱領之中。最近，青年團已經研究確定了近期工作任務：一是組織青年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二是從進步青年中發現、培養、發展團員，以擴大組織；三是積極籌備參加國際性青年會議。

原來，在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之初，只贊成無產階級革命的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袁明熊、陳德榮、張柏根也被吸收到黨小組裡來。黃凌霜、陳德榮還負責黨的早期組織創辦的《勞動音》的編輯工作。但是不久，在黨的早期組織內，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就出現了嚴重分歧，主要是對黨組織的認識方面存在差異。無政府主義者根據他們自由聯合的觀點，不贊成黨組織對全國性和地方性的領導，反對黨的紀律和職務分工。同時，無政府主義者還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他們認為政府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而反對一切政府。

高君宇的匯報結束後，李大釗先生圍繞著「自由與秩序」這個問題，發表了談話。他說：「大家要建立這個青年團，首先要從思想上把自由與秩序的問題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我們的團就建不好。」

青年團北京地方委員會於1922年1月出版了團的刊物《先驅》，這份刊物後來轉為團中央的第一份機關刊物

北大人、青年學生，是喜歡自由的，於是，極端主張自由的人，就盡力要求個人自由，把社會看作是個人的束縛；反過來說，也有些青年，因為熱衷於組織、社會活動，就極力主張秩序、主張管束，於是被大家視為「學生政客」「學生要人」，比如張國燾就有這樣的色彩，這也不好。

實際上，社會與個人，並非截然對立，不能相容。社會，無非個人的集合，個人，是社會裡的分子。離開了社會，沒有個人；離開了個人，那個社會就是個僵化的社會。

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的青年團，是相信馬克思學說的人組成的，馬克思說的共產主義，就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其中，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共同體發展的前提，這已經把我們這個青年團的宗旨，說得很清楚了。

李大釗最後總結說：

由此看來，真正合理的個人主義，沒有不顧社會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會主義，沒有不顧個人自由的。個人是群合的原素，社會是眾異的組織。真實的自由，不是掃除一切的關係，是在種種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寬裕的選擇的機會；不是完成的終極境界，是進展的向上行程。真實的秩序，不是壓服一切個性的活動，是包蓄種種不同的機會，使其中的各個分子可以自由選擇的安排；不是死的狀態，是活的機體。

我們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們所顧全的秩序，是自由間的秩序。只有從秩序中得來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設的是秩序。個人與社會、自由與秩序，原是不可分的東西。[1]

李大釗指出：

我們如果不是空談自由，那就要行動起來，行動就需要組織，一個組織強大，就因為它有秩序，我們要成事，就需要把自由與秩序協調起來，要知道，真正的自由，腳踏實地的自由，是要靠有秩序的行動，有力量的組織才能實現的，這是五四以來我們的經驗總結。

如果說結社是一種自由，而這種自由，在北洋政府壓迫下都難以實現，那麼，我們一旦結社，就必然要求成員遵守紀律，這就是說，對於那些不願意遵守秩序與紀律的成員，他們自己有退出的自由，青年團也有開除他們的自由。

張國燾也發言了，他批駁了無政府主義的謬論，慷慨激昂地說：「無政府主義者是假共產主義者，他們想用他們的理論來影響和改造我們小組，但是，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能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嗎？能成為毫無凝聚力和戰鬥力的一盤散沙嗎？不能，絕對不能！」劉仁靜接著說：「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的精義，如果不承認這一點，現在就無法一致進行宣傳工作。」

鄧中夏也堅決反對無政府主義主張，他說：「在我還未接觸馬克思主義之前，曾迷戀過無政府主義。在守常先生的幫助下，我經過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逐步認識到，無政府主義是一種美妙的幻想，用它來挽救祖國只是一條死胡同；唯有堅持馬克思主義，唯有堅持無產階級革命，唯有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的祖國才有出路。」羅章龍說：「無論團組織，還是黨小組，都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隨後，李大釗先生在講話中介紹了全國各地共產黨組織籌建的情況。他說，繼上海的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等於8月間組建共產黨的早期組織之後，不僅北京於10月間成立了共產黨的早期組織，湖北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包慧僧等，湖南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等，山東濟南的王燼美、鄧思銘等，廣東廣州的譚平山、譚植棠等，也都成立了共產黨的早期組織。

各地共產黨組織成立後，都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傳播馬克思主義，到工人中開展宣傳和組織工作，以進一步促進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創建進行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上海的黨的早期組織除了將《新青年》作為自己的刊物外，還創辦了半公開的《共產黨》月刊和旨在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啟發他們階級覺悟的《勞動界》，北京黨的早期組織也創辦了《勞動音》等刊物。

《勞動音》

《勞動界》

無政府主義者退出後，李大釗方才跟大家說：「我最近收到上海組織擬定的一份《中國共產黨宣言》，發給大家，一起閱讀。」

會上，李大釗談了關於建立共產黨組織的意義和今後的任務，張國燾還向大家匯報了在上海同陳獨秀商談的情況。

這次的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會議一致決定，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正式成立，李大釗被推選為書記。張國燾負責職工運動，羅章龍負責宣傳工作。

最後，在李大釗先生的提議下，大家圍繞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擬定的《中國共產黨宣言》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他們一致認為：「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

北京的共產黨的早期組織第一批成員全是「北大人」。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時，先後參加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黨員有李大釗、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陳德榮、鄧中夏、高君宇、李梅羹、範鴻劼、何孟雄、張太雷、朱務善、繆伯英、宋介、吳汝銘、江浩等人。[2]

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之後，高君宇、張國燾、鄧中夏他們繼續加強了在工人之中的活動，他們準備依靠長辛店的工人補習學校，建立工會組織。

那個時候的鄧中夏，詩興大發。

最早用「作始也簡，將畢也巨」來形容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的，其實就是這樣一首詩：

「作始也簡，

將畢也巨。」

我於此更相信唯人力為偉大。

看啊！

世界不是勞動的藝術品嗎？

沒有勞動，

就沒有世界。[3]

這首詩寫於1921年4月深夜，作者便是鄧中夏。

那一天，他和友人一同訪問了長辛店工人區和勞動補習學校，白天同勞動工人們深入交流，那些人生、社會、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等激動人心的談話令鄧中夏難以抑制內心的興奮。

那天，他參觀了工人女校，所以把當時成員的名字，都寫到了詩歌裡面。

長辛店工人補習學校開辦不久，就成立了工人女校，早在4月25日，由李大釗領導召開的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第五次大會上決定成立「五一運動委員會」。

1921年的「五一」勞動節，長辛店工人以參加勞動補習學校學習的工人為骨幹，舉行「一個中國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眾的示威遊行」。會後不久，鄧中夏便由北大來到長辛店，召集幾個教員和幾個工人積極分子開會，研究在「五一」節這天開一個大規模的慶祝會，示威遊行，擴大宣傳，趁機把工會成立起來。同時北大許多學生也聞訊前來幫忙。

經過他們一年的活動，工友們已經知道「五一」節是工人自己的節日，也是全世界勞動者的節日，第一次過工人自己的節日，用他們的話來說——大家都感到很有面子。

5月1日上午，鐵路工廠、勞動補習學校等工人們興奮地聚集在長辛店娘娘宮。上午8時30分，老工人陶善琮走上臨時搭建的主席臺推舉大會主席，大家一起唱《五一紀念歌》：

美哉自由，世界明星。

拼吾熱血，為他犧牲。

要把強權制度一切消除盡。

記取五月一日之良辰。

紅旗飛舞，走上光明之路。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不分貧富貴賤，責任惟互助。

願大家努力齊進取。[4]

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請北大印刷所為他們代印了幾十種簡明通俗的「五一」傳單和小冊子，工人趕做了好幾百面供遊行用的小旗，上面寫著：「工會成立了！」「工會是最好的法子！」「平等！」「最合理的事情是每人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教育八小時！」「官僚是公僕，工人是神聖！」「我們的仇敵是不勞而食的人！」等等。

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和北大的許多同學也都參加了大會和工人的遊行，遊行隊伍高呼「勞動萬歲！」「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五一節萬歲！」等口號，從娘娘宮出發經長辛店前街到后街，最後又由后街回到前街娘娘宮內，並高呼「勞動萬歲！」。

當天晚上，娘娘宮裡張燈結彩，工人們自編自演著話劇、相聲等，像過年一樣熱鬧喜慶。鄧中夏參加了全天的活動，當晚看完工人演出的戲後，歡天喜地，就住在長辛店沒有回校。

在這次群眾大會上，工人還興高採烈地通過並成立了工會。長辛店工會成立後，《共產黨》月刊曾專發消息，稱讚工會辦得「很有條理」，「實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勞動界的一顆明星」。

《共產黨》月刊

工人階級一旦覺醒，他們就不需要別人替他們包辦一切了，包括，他們很快就不喜歡「工會」這個中國學生們替他們起的名字。

起初，當籌辦勞動補習學校時，鄧中夏和張國燾曾拉攏過幾個有影響的工頭參加發起，因為開始必須得到他們的贊助才行。張國燾那時還找人給參加發起的工頭鄧長榮家門口掛了一塊題詞「英才教育」的匾。於是，成立工會也邀請他們參加。不久，工人們說：「工會是工頭共同發起的，現在我們獨立組織了，不要那個名稱，要由另外一個來分別。」最後，在學生們提出的幾個名字中，工人以為「俱樂部」聽起來最喜慶，於是便一致同意，把工會改稱長辛店工人俱樂部。

「工人俱樂部」實際上是「工會」的變名，在中國職工運動的初期，由長辛店工人命名的「工人俱樂部」這一名稱，相習成風，成為當時除廣州以外全國各地工會通用的名稱。

就這樣，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活動，從「幾家報館的紀念日」「三五文人的運動」「紙面上的筆墨運動」[5]開始轉向勞動者自己的吶喊，轉向社會，轉向工人階級自己切實的行動。

在全國範圍內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已經日益成熟了。

長辛店工人俱樂部 （舊照）

[1]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三卷，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第327頁。

[2]蕭超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版，第357—358頁。

[3]鄧中夏：《遊工人之窟》，《鄧中夏全集(上)》，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0 —103 頁。

[4]黃迎風，方東傑：《「今天是你們覺醒的日子」》，引自《紅樓舊址群故事》，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北京出版集團，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版，第138—139頁。

[5]《「五一」 （May Day）運動史》，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註：《李大釗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頁。

「紅樓星火」專欄

楔子：大槐樹下

第一章 紅樓-奠基

第一章 紅樓-1916級

第一章 紅樓-開學

第一章 紅樓-引無數英雄

第二章 新文化-新道德

第二章 新文化-中國文藝復興

第三章 改造-他來了

第四章 五四

第四章 五四-覺醒與確立

第五章 互助

第五章 互助-分道揚鑣

第五章 互助-少年中國與互助試驗

第五章 工讀互助團

第六章 初心-問題與「主義」

第七章 覺醒-火種

監製：皮鈞

終審：藺玉紅

審校：劉曉 劉博文

編輯：王楠（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