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燈記是哪個京劇團創作的（京劇紅燈記編劇署名）

2023-09-16 11:20:37 4

近日，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70周年華誕，北京、天津、上海、深圳等各地紛紛舉辦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和藝術匯演，紅色經典《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江姐》等再次唱響華夏，獻禮國慶。

今年10月10日，適逢京劇《紅燈記》誕生55周年；大型同名電視連續劇也即將展現屏幕。在致敬經典、緬懷先哲的今天，聽戲APP特意推出一篇重談京劇《紅燈記》編劇署名問題的文章，文中首次披露翁偶虹先生的證明手稿和難得一見的史料圖片！讓我們隨著作者的講述，一起來回顧那個火紅年代的經典作品《紅燈記》的創作和演出的真實歷史及其不為人知的如煙往事吧一一

翁偶虹、阿甲還是阿甲、翁偶虹？

——重談京劇《紅燈記》的編劇署名

京劇《紅燈記》的編劇究竟是「翁偶虹、阿甲」還是「阿甲、翁偶虹」？翁偶虹弟子張景山先生近日給筆者出示了一份翁先生手寫稿——《翁偶虹先生談與阿甲合寫劇本的情況》或許能為這段公案提供一點新的說法。這份手稿是1976年末，翁偶虹先生應《紅燈記》副導演駱洪年的要求而寫的《紅燈記》的編劇情況說明。

在這則長期不為人知的材料中，翁先生描述了自己在1963年末，接受了編寫《紅燈記》的任務，在「寫完一、二稿後，阿甲同志參加了編劇」。阿甲從導演構思出發，提出了修改意見和方案，並和翁偶虹研究，共同編寫，往返「修改數十次，寫出了六、七遍稿」，才使劇本漸趨完善。兩人的編寫模式是「有的同寫一場，有的是各寫一場」，其中，翁偶虹增寫第三場「粥棚脫險」的同時，阿甲「獨立思考結構」，編寫了第八場「刑場鬥爭」。有些唱段是阿甲同志獨自寫成的，例如：「第八場鐵梅唱的爹爹留下無價寶」一段，還有第五場「聽罷奶奶說紅燈」的一段，第九場「提起敵寇心肺炸」的一段，都是阿甲寫好後，和翁偶虹研究，他只在「個別字句之間」「提出看法，又經阿甲同志自己「修改加工而成」。兩人就這樣，相互合作，共同研究，將《紅燈記》的思想性、文學性、藝術性各個方面逐漸提高，直到最後完成了1965年《紅旗》雜誌第二期發表的《紅燈記》演出本。

根據翁偶虹的描述，我們可以恢復出明確是阿甲增寫的唱段是三段：（1）第五場《痛說革命家史》的「聽罷奶奶講紅燈」一段。（2）第八場《刑場鬥爭》鐵梅唱的「爹爹留下無價寶」一段。（3）第九場《靠群眾幫助》的「提起敵寇心肺炸」一段。在1964年11月《劇本》刊出的劇本《紅燈記》中，我們可找到以下阿甲獨立編寫的段落：

1）聽罷奶奶說紅燈，言語不多道理深。我看到：爹爹不怕擔風險，（轉「慢原板」）表叔甘願流血犧牲。他們到底為什麼，為的是救中國、救窮人，打敗鬼子兵。我想到做事要做這樣的事，做人要做這樣的人。鐵梅呀，年齡十七不算小，（轉「流水」）為什麼，不能幫助爹爹操點心。好比說，爹爹挑擔千斤重，（叫散）鐵梅你，應該挑上八百斤。（第五場《痛說革命家史》）

2）爹爹留下無價寶，怎說沒留什麼錢。爹爹的品德留給我，兒腳跟站穩，如磐石堅；爹爹的智慧留給我，兒心明眼亮永不受欺瞞；爹爹的膽量留給我，兒敢與豺狼虎豹來周旋；家傳紅燈有一盞，爹爹呀！你的財寶，千車載，萬船裝，千車載不盡，萬船裝不全。鐵梅我定要把它好好保留在身邊。（第八場《刑場鬥爭》）

3）提起敵寇心肺炸！（轉「原板」）強忍仇恨咬碎牙。賊鳩山，千方百計逼取密電碼，將我奶奶、爹爹來槍殺。（轉「二六」）鳩山無可奈何，將我來威嚇，鐵梅至死不理他。我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強咽下，仇恨入心要發芽。不哭泣，不流淚，（轉「快板」不許淚水腮邊灑，流入心田開火花。萬丈怒火燃燒起，要把昏天黑地來燒塌。鐵梅我，有準備：不怕放，不怕抓，不怕皮鞭打，不怕監牢押！粉身碎骨也要保住密電碼！賊鳩山，你等著吧，（叫散）這就是鐵梅給你的好回答！（把號誌燈灰土擦乾淨，整理好貨籃，不覺悲從中來，叫頭）（第九場《靠群眾幫助》）

據此，我們也可以看出阿甲主要增加的是李鐵梅的唱段，屬於抒情的增補而非情節設計，在篇幅的權重上與翁偶虹相比並不佔多數。

在這份完整、簡要的手稿之前，翁偶虹還留下了幾頁充滿刪改的草稿：

另外還有兩頁正式的謄抄稿，用詞簡練、穩重：

據張景山先生的說明，這三則材料的順序是這樣：

（1）先寫了5頁；

（2）抄寫了2頁；

（3）翁先生認為有些冗長，再最後寫了開頭的那1頁。

翁偶虹在「文革」後的這番說明清晰指出，阿甲和他在《紅燈記》編劇中各自承擔的部分。但是，真實的歷史則滑到了另一個方向。根據張景山先生回憶：1988年秋，時任國家京劇院院長呂瑞明代表京劇院，登臨翁偶虹家中，當時張景山也在場。呂瑞明向翁偶虹闡述將《紅燈記》的編劇排名由翁偶虹、阿甲的署名順序調換一下，把阿甲放在翁偶虹之前。呂瑞明說這樣做，主要是從政治上為年邁的阿甲做一些努力。翁偶虹沉默許久，後徐徐點頭同意。但是，同時提請呂應注意一下以前各種版本上的署名事實存在。此後，國家京劇院的各種文書以及對外演出的說明書等，都按「編劇：阿甲、翁偶虹」表達。

中國京劇院青年團赴臺灣演出戲單

時隔近30年後的今天，阿甲作為《紅燈記》的第一編劇似乎已經是各界公認的事實。翁偶虹曾提請呂瑞明所注意的以前版本署名的事實，被大家心照不宣地遺忘了。可是，翁先生真的被湮沒了麼？如果我們稍微有點當代戲劇史知識，翻閱一下1964年——1966年之間《紅燈記》演出戲單和劇本，我們會發現，編劇一欄卻一律是：翁偶虹、阿甲。例如1964年京劇《紅燈記》參加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的戲單：

再如，1964年10月份公演之後的戲單：

1964年11月《劇本》月刊刊出的《紅燈記》及編劇署名：

1965年第2期《紅旗》雜誌刊登《紅燈記》劇本及署名：

我們能看到，當時《紅燈記》創作演出後，各類演出戲單和出版物上的編劇署名次序都是：翁偶虹、阿甲。現在各大舞臺上演出的《紅燈記》其實是在江青領導下，「十年磨一劍」，前後改動200餘次而完成的「樣板戲」版本，而阿甲在「文革」一開始，就被打倒了。歷史的弔詭之處恰恰在於，「樣板戲」《紅燈記》離阿甲是最遠的，卻一律標註著——「改編：阿甲、翁偶虹」。有意思的是，1967年中國唱片公司錄製，中國京劇院一團演出的《紅燈記》選曲唱片，扉頁上標註：「劇本改編：翁偶虹，副導演：駱洪年，音樂設計：劉吉典，演出單位：中國京劇院一團，演唱：錢浩梁、劉長瑜、高玉倩、谷春章，伴奏：中國京劇院一團樂隊，司鼓：賡金群、王德元，操琴：沈玉才、周國興、李廣伯。」裡面幾乎涵蓋了《紅燈記》劇組的全部重要成員，唯獨缺少導演阿甲的列目。而編劇一欄則只有「翁偶虹」。據知情者透露，阿甲並未參與唱片錄製，而裡面所精選的囊括了祖孫三代人的重點唱段，翁偶虹、駱洪年等參與了錄製的全部過程。如下圖：

其實，在「文革」期間，翁偶虹也未中斷對《紅燈記》劇本的改編，他在《翁偶虹編劇生涯》「千秋功過記紅燈」一節中談到，自己不止一次被江青像「傀儡似的牽線提出而與另一位同志共同剪裁、共同編寫了『接受任務』、『赴宴鬥鳩山』、『靠群眾幫助』三場裡李玉和、李奶奶的唱段」。並修改了兩個細節：「一個是第二場「接受任務」，交通員死在李玉和家裡，屍體沒有交代；一個是為了表現李玉和的機警，在粥棚脫險之後，他把密電碼安全轉移，不再帶回家中。」其中，翁偶虹所提到的「另一位同志」叫張永枚，1932年出生。四川人，詩人，也寫過小說與紀實文學，歷任中國人民志願軍文工團團員，廣州軍區戰士歌舞團、軍區政治部文藝創作組創作員，代表作品有詩集《新春》《海邊的詩》等。《紅旗》雜誌1973年第7期，發表了中國京劇團集體創作、張永枚執筆的革命現代京劇《平原作戰》，翁偶虹也曾參與其中的創作。但不為人知的是，張永枚在執筆《平原作戰》之前，已與翁偶虹合作《紅燈記》的後期修繕，完成了「樣板戲」《紅燈記》的定稿本，兩人的合作一直延續到1971年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成影片《紅燈記》。

因此，京劇《紅燈記》的編劇署名，若實事求是的講，應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是1964年7月的李少春的「會演本」，署名應為：翁偶虹，阿甲。

第二時期：是1964年10月的「公演本」，署名應為：翁偶虹、阿甲。

第三時期：是1970年的「樣板戲」本，署名應為：翁偶虹、阿甲、張永枚。

關於《紅燈記》較早版本「會演本」，現存有李少春會演時的實況錄音，由翁偶虹珍藏，其弟子張景山先生提供，於2014年由北京出版集團刻錄成CD光碟發行。

《紅燈記》李少春飾演李玉和，劉長瑜飾演鐵梅，高玉倩飾演李奶奶

如果我們聽過李少春先生的錄音版，我們會發現這一版和「公演版」有著很大的區別，而翁偶虹在這一版的成型中，著墨是最多的。從「千秋功過記紅燈」一節中，我們能基本復原《紅燈記》最初的編寫情況：

1963年秋末，翁偶虹在接到阿甲交付的初稿任務後，很快對滬劇《紅燈記》進行了研究：「我當時接過了滬劇《紅燈記》劇本，一口氣讀完，戲是好戲，但覺滬劇原作還有些豐富與剪裁的餘地」，於是他「埋頭探索如何運用京劇形式，儘量保留滬劇精華，聯想很多」。在阿甲1963年底帶領京劇院工作人員赴滬觀摩滬劇版《紅燈記》的同時，他獨自在京潛心創作，於1964年1月份完成初稿交給阿甲：

「他只用一個晚上看完了劇本，肯定了我改編的方向，又具體地提出許多問題，同時也把我認為可彼可此的地方作了鑑定……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又把劇本重新調整了。他似乎滿意而又不滿意地說：『劇本可以了，但是有些地方在導演時還需加工。劇本處於平面階段，不容易談出要領，立起來，才能看出路數。』他很興奮地命人列印了劇本，分發給音樂設計、唱腔設計、舞美設計各組，要求全面開花，並指定了一團的駱洪年擔任副導演，先把戲搭起來，他再以總導演的身份全面開工。」在翁偶虹看來，初稿本是需要修改的，並且自然要在總導演的指示下完成。於是，他「愉快地」「把劇本重新調整了」，駱洪年「搭架子」正是在翁修改後的第二稿上開始的，此時阿甲並未較多介入。

隨後，阿甲邊導邊改，翁偶虹則密切配合了導演的劇本改編工作：「他在肯定我所寫的劇本的基礎上，根據他的導演構思，又有所改動，每改一點，必請場記任以雙同志向我說明……有時候我索性到排演場觀摩，遇到改動劇本的地方，就地研究，及時解決。後來，我又有其他任務，不能每天都到排演場，他卻仍如一往地請場記互通消息……最後，楊知同志徵求我意見：為了導演直接修改劇本的靈活性，是不是請阿甲同志也參加編劇？我當然同意。參加改編，即是負責改編，阿甲在導演中再改劇本，自然是責無旁貸的了。」於是，我們便看到了《紅燈記》出版後一直都是兩人共同署名的歷史事實。

對於《紅燈記》這部在20世紀中國的歷史變革、政治生態及社會發展中都極度特殊的劇目，編劇署名次序的調整顯然並非一件小事。排名順序的調換直接意味著翁偶虹與阿甲在《紅燈記》劇本寫作中權重的改變，即以翁偶虹為主，轉變為以阿甲為主。這並不符合1966年之前各種公開版本中的署名順序，至於「樣板戲」《紅燈記》生成期間，阿甲也沒有參與「定稿本」的刪定。

拋卻江青後來將《紅燈記》劃定為「樣板戲」並據為己有的政治因素，還原《紅燈記》最初的編、導、演班子，從最初彩排到會演後各類出版物、戲單上，《紅燈記》的編劇署名一直是翁偶虹、阿甲這個順序。最可參照的是1964年現代戲會演戲單及出版的《紅燈記》演出本，上皆標註：「改編：翁偶虹、阿甲，導演：阿甲，副導演：駱洪年，音樂設計：劉吉典，唱腔設計：李金泉、劉吉典，美術設計：李暢、安振山、趙金聲」。京劇《紅燈記》作為一個包含編劇、導演、音樂、唱腔、美術多個環節的創作項目，其完整的創作集體署名應該包含以上全體，而符合歷史真相的《紅燈記》劇本改編作者只能是「翁偶虹、阿甲」。「阿甲、翁偶虹」的署名次序，是「文革」結束後才流傳開的一種誤解。我們有必要糾正1989年以來的種種錯誤的署名排序，恢復歷史的真相，進而在這個基礎上探究翁偶虹與阿甲在「文革」之前的融洽合作中共同為編寫《紅燈記》劇本而貢獻的藝術作用。

（作者陳晶晶：南京大學文學院戲劇與影視學專業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