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比倫神話中的兩位創世神（層累的創世神伏羲）

2023-09-15 23:04:16 2

文/張開焱

摘要：楚帛書伏羲神系具有層累性特徵，楚帛書創世神話產生的時代不會早過戰國早期。伏羲是綜合了來自北方的楚王室神熊崇拜和南方原住民苗蠻族團葫蘆崇拜元素的產物，其產生年代也不會早過戰國早期。但在楚帛書創世神話中，先出的夏商周若干大神都成為後出的伏羲的屬神，其層累性特徵十分明顯。造成這種層累性神系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祖宗崇拜的集體無意識、特殊政治需要以及多民族融合歷史進程中強化國族認同的文化建設需要。

上世紀20年代，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提出「層累地形成的中國上古史」命題曾引發了古史研究領域的巨大轟動。這個命題指的是，古籍中上古史人物譜系具有層累特徵，越後出者地位越高、時間越靠前，越先出者地位越低、時間越靠後。通俗地講，即中國史書中上古歷史人物譜系應倒著看。根據這個命題，他發起了對《尚書》以來中國史書關於夏商歷史的顛覆性研究，由此形成了以他為中心、影響巨大的疑古學派——古史辨學派。此命題引發的爭議持續至今。在中國古代典籍中，上古傳說性歷史人物和神話人物有許多交集和重合：從歷史學角度看，他們是歷史研究的對象；從神話學角度看，他們是神話人物或者具有某些神性。伏羲正是這樣一個受到兩個學科交叉關注的人物。從漢迄今，很多人將他當做真實存在的遠古帝王、三皇之首，也有學者認其為上古神話人物。因此，筆者將顧先生的命題轉換為「層累地形成的中國上古神史」，以楚帛書創世神話中伏羲的神係為研究對象進行考察，來驗證這一命題是否適用於中國上古神史，同時也為中國上古歷史和神史研究提供一個有益的案例。

一、楚帛書甲篇創世神話基本內容與產生年代

1942年，楚帛書出土於長沙楚墓。經過近80年的研究，學者們關於楚帛書的研究成果已十分豐富。但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其主要成果集中在文字識讀和辯詞釋義方面。直到1994年，始有人確認楚帛書甲篇內容是以楚人神祖伏羲和女媧為原始父母與其四子（神）及夏商周多神共同完成創世的神話。這一認定得到大多數後續研究者的接受。

筆者選擇饒宗頤先生《楚帛書新證》一文中楚帛書甲篇原文及其釋文為底本，個別文字識讀釋義吸納其他學者最近二十多年新成果，今將楚帛書甲篇文字大意翻譯如下：

話說洪荒遠古，（楚人祖神）天熊伏羲從雷澤出生之時，世界只有一片混沌原始大水，懵懵昧昧，無明無別，風雨淤積不暢。伏羲娶某某氏(缺二字，疑為塗山氏)之子女媧（陰陽上下結合），生了四個神子（四方神）。他們（在原始大水中）創造了最早的土地，開始區別天地上下，按照陰陽參合的原則化育萬物。他們命令禹和冥湮填洪水，創造和掌管大地。他們又測量天地，上下騰轉（繼續創造世界）。世界初創之時山陵尚不通泰（謂河流山川阻隔，淤滯不暢），他們於是令山川四海接通，陰陽二氣調和，使山陵通泰，瀧、汩、益、厲諸水（均在湖南，代指天下河流）得以暢流。當時還沒有日月（因此無法制定精準的曆法），由四神輪替推步確定四時。四神的老大叫青囗檊，老二叫朱四檀，老三叫白大橪，老四叫囗墨檊。

千百年後，夋（俊）生日月（世界有了光明）。但（大約因天不兼覆、日月亂行之故）世界出現災難，九州大地坼裂，山陵翻側。於是四神開始補救，他們（使天空完滿地覆蓋大地）使天蓋順向旋轉，還以五木精華加固天蓋，以捍蔽大地（天地得以安寧）。災難平息，炎帝命祝融讓四神到人間大地，奠定天之三維與地之四極，並告誡民眾說：「違逆九天諸神就會出現大災難，所以絕不可侮篾天神！」此後，夋（俊）才制定和安排日月正常運行的規則。

後來共工氏（根據日月運行規則）推定十幹、四季和閏月，制定神聖的曆法，天地、神靈、自然皆按秩序運行，不相錯亂。共工此後將制定曆法的原則傳給相土，相土又將一天分為霄、朝、晝、夕四個時段，使時間更為精準。

神話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從「故（古）大熊雹戲（伏羲）」到「四曰囗墨檊」，敘述世界的初創階段。原始父神伏羲娶女媧生四子，率領禹、冥等人在混沌中開始創造世界，天地上下四方四時被初創和確立。第二部分從「千有百歲」到最後的「又晝又夕」，敘述世界災難與再造階段，涉及這個過程的重要神祇有四神、夋、共工、炎帝、祝融、相土等。顯然，楚帛書甲篇神話與很多民族創世神話一樣，內容都有世界初創與再造兩個階段。

楚帛書創世神話大約產生於什麼時代？此帛書出土於長沙子彈庫的一個楚國貴族墓，學者們依據有關信息大體確認，墓的年代應是戰國中後期。在有關先秦的文獻史料中，伏羲創世神話首見且僅見於此帛書。神話產生的時間肯定要比文字記載的時間更早，對於神話產生的具體時間，有學者如董楚平推斷為「上古」。但「古」到什麼上限？筆者考證，認為「上古」的上限並不遙遠，應多半在戰國早中期。

首先，根據水桶理論，一個水桶的最大容積由最短的一塊木板高度決定，可以此來推斷楚帛書神話形成的時間上限。邏輯上講，這個神話只能產生於創世活動中諸神最晚出的神之後。有關資料顯示，伏羲之外，這些神祇中「四神」和炎帝可能出現最晚，大約不會早過戰國早期。

先說四神。伏羲、女媧所生「四子」（四神）模式源自商人四神模式，商以後四神模式一直被不同時代和地域轉借。不同時代和地域，四神所指的具體對象不同。如《尚書·堯典》四神與楚帛書四神名字各不一樣。楚帛書四神分別叫「青囗檊」「朱四檀」「白大橪」「囗墨檊」，未見於任何先秦典籍，但帶有楚人本土神的特徵。學者們大都認為，這四神是木神，這個觀點是可以肯定的。其一，四神的名字均與「木」有關。其二，四神戰勝宇宙災難的武器（用五木精華加固天蓋，捍蔽大地）也與木有關。其三，與甲篇內容相關，楚帛書丙篇有一幅四方（四季）神圖，在四方四角分別有青、朱、白、黑四棵神樹，與甲篇四神顏色完全對應，饒宗頤等學者都認為丙篇這四棵神樹就是甲篇四神的原型，這個觀點應該能接受。關於楚帛書四神時空特徵及其木神屬性，筆者已撰有專文討論，此不贅述。楚人原住民苗蠻族團有神木崇拜傳統，這不僅在《山海經》中，有苗蠻族團首領蚩尤被黃帝誅殺後枷化楓木的神話，而且近人記錄的苗人史詩《楓木歌》中，也有苗人遠祖姜央生自楓木的故事為證。筆者認為「楚」名稱的來源也應與神木崇拜相關。「楚」原指南方多見的一種落葉喬木，又稱牡荊，故楚又名荊或荊楚，以其名地名國，內含楚原住民苗蠻族團神木崇拜的習俗。因此，帛書四神應是帶有濃厚苗蠻族團特色的神祇。

但是，還不能說楚帛書四神完全是地道的南方族團的神祇。因為四神模式的源頭之一來自商甲骨文四方神模式，這是顯而易見的。而且，商甲骨文四方神也是植物神。所以，楚帛書四神就其源頭而言，還要追溯到甲骨文四神中去。它是甲骨文四神模式與楚國南方苗蠻族團神木崇拜觀念和五行觀念結合的產物。這種結合產生的楚帛書四神大體產生的時間上限在哪裡？既然四神以「青」「朱」「白」「墨」四色命稱，意味著他們只能產生於按五行學說以四色/五色配四方/五方的習俗形成之後。學者們公認五行學說是在春秋晚年、戰國初年出現的，故楚帛書四木神出現的時間不會早過戰國早期。雖然，苗蠻族團神木崇拜習俗起源遙遠，但是原始部落崇拜的具有圖騰元素的「眾神」，往往是不同時代的先民按照自己時代的需求創造出來的，並不是同時產生的。因此，楚帛書四子（四神）只能是戰國楚人據四色配四方四時的規則創造出來的。

再說炎帝。炎帝出現的時間應該也在戰國初年前後。如顧頡剛先生認為黃帝、炎帝是晚至戰國時代才出現的，這個觀點眾所周知，且被學術界廣泛接受。謝選駿先生《神話與民族精神》一書中也認為，炎帝所在的「『少典氏帝系』的形成，是晚在春秋、戰國之際的事情。如《論語》最多追溯到堯（見《堯曰》篇，不過據認為這還是晚出的偽作），對於黃帝、蚩尤還是絕未提及」。《尚書》首篇《堯典》記載古帝事跡只從堯講起，炎、黃未曾出現，據此推斷那時他們尚不存在並非無稽。而近人研究認為，今見《尚書·堯典》是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的產物，作者尚不知有炎黃故事，多半因為他們那時尚未出現。總之，從四神和炎帝出現的時間上限推斷，楚帛書創世神話產生時間不可能超過戰國早期。

其次，楚帛書創世諸神尚未完全血緣化、世系化，說明這則神話從產生到記錄，其時間並不久遠。夏商諸神之間的血緣世系關係都比較明確，但楚帛書卻是個例外。伏羲、女媧除與四子（神）之間有明確血緣關係外，與其他參與創世的諸神均無血緣關係。從這個創世神話時間先後可認為其他諸神應產生於伏羲、女媧之後，是在後者帶領或指令下完成各自使命的（實際並非如此，詳後論），故而邏輯上與伏羲、女媧有統屬而無親緣關係。即便如此，這種統屬關係也往往沒有體現在具體敘述中。如四神、禹、冥的行為都得到伏羲、女媧的指令，但「日月夋生」中的「夋」（帝俊，夔，商人神祖）的行為、炎帝派祝融令四神到人間告誡下民的行為、共工制定曆法並傳於相土的行為等，都未見伏羲指令，他們與伏羲有何關係？又如，四子既為伏羲、女媧所生，其地位當遠在其他諸神之上，如何有祝融令其到人間傳達指令的情節？這些矛盾或突兀之處，都說明楚帛書創世諸神是臨時組合在一起的，他們之間遠沒有時間從容地血緣化和世系化。這也有理由讓人推斷，這個神話被記錄的時間與它產生的時間不會相隔太遠。

最後，戰國中期的偉大詩人屈原博聞強識，但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沒有出現伏羲創世的神話。屈原在《天問》開篇就發出世界是由誰、如何被創造的疑問。假設他知道伏羲創世神話，那麼他在邏輯上就不會這樣設問。最大的可能是，屈原在他那個時代還不知道這個神話。這個神話在屈原時代還沒有被創作出來，即便被創作出來了，也沒有傳播開來。

最後，最重要的一個證明是楚帛書神祖伏羲產生的時間上限，其一般不會早於戰國早期，最早不會早於周代，筆者將這個問題留到下節論證。

綜上，筆者有理由判斷，楚帛書神話產生的年代最早不會早過戰國早期，被記錄於帛書的年代應該在戰國中期以後 。

二、伏羲出現的年代再考察

關於伏羲的眾多研究成果中，最重要的是顧頡剛、楊向奎先生合著的《三皇考》（1936年）和聞一多先生的《伏羲考》（1942年前後）。顧、楊《三皇考》以歷史學家的眼光，從疑古的立場出發，依據今見典籍，對以伏羲為核心的「三皇」體制形成的過程及其原因進行了深入考察，其核心觀點是：「三皇」是戰國末期才出現的稱號，最早指的天、地、泰皇，到西漢中後期和東漢，才開始指具體人物。伏羲是戰國時代產生的神性人物。「三皇」均非遠古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而是後世創造的神話人物。「三皇」指代的人物有不同版本，但所有版本中，「伏羲、神農為『三皇』之二是各說俱同的，還有那一『皇』各說不同」。聞一多《伏羲考》則認為，伏羲不僅與苗蠻族團祖神盤古、盤瓠是同一個神，還與太昊、東皇太一是同一個神，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起源古遠。

顧、楊二先生與聞先生的觀點明顯不合。筆者認為，雖然顧、楊《三皇考》的基本觀點遭到一些後來學者的置疑，但從其文獻本身而言，還是基本可靠和客觀的。相比之下，聞一多先生的論斷稍欠懷疑精神，他對秦漢以後典籍中將伏羲逐漸認定為華夏遠祖的記載沒有過多懷疑，有些盲信。但聞先生對伏羲來源於南方苗蠻族團的認定，對近代關於伏羲的民俗學資料和南方少數民族有關神話傳說資料的搜集，以及對古籍資料相互映證的創造性運用，為伏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是值得學界重視的。

聞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斷定伏羲是南方苗蠻族團的祖神，而楚墓帛書創世神話的發現，也印證了這一觀點的正確性。《名義考》謂三苗「建國在長沙」。楚帛書創世神話出自苗蠻族團集聚的湖南地域確非偶然。筆者研究，楚帛書創世神話祖神「天熊伏羲」，是苗蠻族團的葫蘆崇拜和楚王室的神熊崇拜結合而創造出來的。楚帛書中伏羲號「天熊」（或作「大熊」），而熊是楚王的名號（如鬻熊、熊麗、熊繹等），應是其遠祖在北方時的圖騰族徽。北方大神中許多都有熊圖騰元素，如鯀死化為黃熊、禹通嬛轅山化為熊、黃帝號「有熊氏」、周高祖母姜嫄履「大跡」感生周祖后稷（孫作雲先生謂「大跡」即熊跡，熊足印）等，這些都是楚王室熊圖騰北方來源的佐證。眾所周知，楚人先祖季連族團於周初從北方分封到長江流域，其攜帶本族所崇拜的北方圖騰到南方來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伏羲身上又有明顯的南方基因。南方苗蠻族團沒有熊崇拜習俗，他們盛行鳥崇拜、植物崇拜（如木神崇拜和南瓜、葫蘆等瓜果崇拜）。伏羲之「伏」，據聞一多先生考證，通「瓠」，即葫蘆，伏羲即葫蘆神，苗族民間有伏羲和女媧在葫蘆中躲過大洪水劫難的傳說，正是伏羲與葫蘆崇拜意識相關的典型表達。聞一多《伏羲考》對伏羲與葫蘆的同一關係，從音訓和神話故事角度都做了深入研究，謂伏羲（還有盤瓠）就是葫蘆神，他同時採集了近50則西南少數民族關於伏羲、女媧兄妹作為洪水遺民婚配再造人類的故事和民俗資料，證明了伏羲是南方苗蠻各族祖先神，這是十分權威的結論。

故楚帛書「天熊伏羲」應是苗蠻族團葫蘆崇拜與楚王室神熊崇拜結合而創造的形象和名稱。儘管楚王室來自北方，但在季連族團進入楚地600多年的過程中，王室文化必然與地域文化相融合，此乃楚帛書「天熊伏羲」神話能在楚國廣為流傳的重要歷史文化原因。若此判斷無誤，則能推出關於「天熊伏羲」產生時代上限的第一個結論，即「天熊伏羲」是季連族團分封到楚地之後的產物。有學者如葉舒憲教授根據伏羲身上的熊圖騰元素，推斷其起源遙遠，乃至在中華史前原始社會。熊圖騰可能起源於史前，但不能斷定凡有熊圖騰元素的神都起源於史前。族群的圖騰可能延續幾千年甚至更遠，但不意味著凡有這種圖騰元素的神祇與圖騰一樣起源遙遠。在幾千年的發展變遷中，人類所有族群都在不斷創造攜帶自己族群圖騰元素的不同神祇，如果因為具有同一圖騰元素就斷定不同時代的神祇都和圖騰起源一樣遙遠，則理論和實踐上都會遇到不能解釋的困難。

順便討論伏羲身上圖騰元素的變化現象。如果說伏羲原初極可能是苗蠻族團的葫蘆崇拜和楚王室的神熊崇拜結合的產物，但漢以後，在伏羲成為中華民族人文始祖的過程中，他身上還融合了鳳圖騰和龍蛇圖騰的元素。司馬貞《史記·補三皇本紀》中有「太皞庖犧氏，風姓。……蛇身人首」及「女媧氏亦風姓。蛇身人首」的說法，所謂風即鳳也，鳳也是古代長江流域的重要神性圖騰之一。在漢代畫像磚上，他們又是人首蛇身的形象。顯然，在伏羲成為全國性神祇的過程中，他身上不斷聚合了不同地域和族群文化徽章的元素。這種情形在中國古代許多神帝身上都出現過，如黃帝的名號有軒轅氏、有熊氏、縉雲氏、帝鴻氏等，分別內含有龍蛇、熊、雲、鳥等圖騰元素。

從周初季連族團分封到楚地，到戰國中期伏羲創世神話書寫於帛書，這期間有600多年，伏羲到底產生於哪一個時期？理論上，這似乎是一個很難確定的問題。但依據現有資料進行考證，筆者可以大體判斷出這樣一個結論：伏羲的出現一般不會早於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

首先，戰國中期及以前的古籍文獻，如《尚書》《詩經》《論語》《墨子》《孟子》《左傳》《國語》等，在這些重要的典籍中均未見伏羲其名。伏羲最早載於先秦典籍如《商君書》《管子》《荀子》《莊子》等書中，這些典籍都成書於戰國中晚期。《易·繫辭》中有伏羲，但《繫辭》乃西漢人撰作。

其次，司馬遷在《史記》中撰寫遠古神帝的《五帝本紀》，打破了《尚書》以堯、舜為最早聖君的認知，將炎、黃、嚳、顓頊等置於堯、舜之前，但卻沒有貿然地將伏羲為首的三皇置於五帝之前並為其立紀。並非司馬遷不知道伏羲等三皇的說法，只是覺得「薦紳先生難言之」而不敢過於冒險。這說明司馬遷不認為以伏羲為首的三皇來源很早，至少他是不能肯定的。

最後，黃帝與蚩尤的戰爭傳說也提供了一個側證。黃帝與蚩尤的故事，最早出現在大約成書於戰國中晚期到西漢早期的《山海經·大荒北經》中。這個故事肯定比成書時間要早，但不會早過黃帝產生的春秋晚期、戰國初期前後。在涿鹿大戰中，在族群生死存亡的戰爭中，苗蠻族團的神性首領是蚩尤，不是伏羲。可見，在黃帝和蚩尤戰爭故事產生的時代，伏羲應該還沒有被創造出來。

退一步講，即便不考慮上述這些文獻資料和研究成果，只從伏羲號「天熊」的角度推斷其來源，那最早也只能是周初楚人季連族團從北方分封到南方楚地時帶來的。但是，這種假設如前所述在邏輯上也是不成立的。若周初以前伏羲就是北方諸族大神，北方諸侯國應知「天熊伏羲」，進而有伏羲崇拜。但事實上，在戰國中期以前，中原任何古籍文獻中都沒有關於「天熊伏羲」的記載。

由以上得出判斷，伏羲最可能是戰國早中期產生於苗蠻族團的楚人祖神，他最可能是楚王室神熊崇拜和苗蠻族團葫蘆崇拜結合的產物。這也間接回答了楚帛書創世神話產生的時代問題：楚帛書創世祖神伏羲最可能產生於戰國早中期，而以他為神祖題材的創世神話絕不可能產生得更早。

三、伏羲與楚帛書諸神關係的層累性特徵

在前兩部分的基礎上，筆者進一步討論楚帛書創世神話中伏羲與其他12位神祇關係的層累性特徵。楚帛書中伏羲的妻子女媧大體出現在什麼時候？秦漢間《世本》謂女媧即塗山氏，為禹妻。聞一多、郭沫若、王孝廉等學者在各自的著述中都採信了此說。葉舒憲、趙國華、龔維英等一批神話學者則認為，媧同蛙，女媧即「女蛙」，女媧應源自崇拜女性生殖力的蛙神崇拜，起源於母系社會，而蛙紋是仰韶器物四大紋飾之一，這說明蛙神崇拜確實來源久遠。女媧是否為「女蛙」，容有歧見，但女媧來源比較久遠，似可肯定。她可能先是夏人高母神、禹的妻子，在楚帛書中才成為伏羲的妻子。除了上面的證據外，更重要的證據是典籍記載塗山氏即女媧，是夏啟的神母，且參與了夏人創世神話的許多重要環節（如泥土造人、鍊石補天等），筆者對此也著有專文進行論證，此不贅復。女媧先是夏人高祖母，在楚帛書神話中又成為戰國時代楚國大神伏羲的妻子，其層累性是明顯的。

筆者已大體確認帛書「四子」出現的年代當在戰國早期之後，「四子」與伏羲出現的年代大體相當，很難準確判斷他們之間誰先誰後，是否具有層累性。但是，伏羲與楚帛書中參與創世的夏商周各位神祇之間的層累性就十分明顯。在這裡，後出的神祇排在前面、先出的神祇排在後面的現象是最多的。禹為夏人祖神，這是典籍明確記載的。共工乃夏人神祇，亦無疑問。有學者如楊寬等研究鯀即共工，獲得眾多學者認同。若忽略此觀點，僅從《山海經》等先秦典籍中記載的禹與共工的衝突也可看出，共工最早應該在夏人神系。在少典帝系中，祝融分別是炎帝和黃帝的屬神，但他其實產生時間應該很早，據筆者研究，他最早應是夏人神祖啟。祝，朱也；融，明也。祝融即朱明，即東升的朝陽之神。啟之本意即開明，在夏人由鯀-禹-啟（水-地-天）構成的創世神系中，啟代表的是光明之天。先秦典籍中有帝令祝融擊殺鯀於羽山的故事，也有祝融與共工交戰的記載，鯀與共工都是夏人神話中的神祇，與他們有關聯的祝融當然也應該是夏人神祇。在春秋戰國之際，祝融被編入周人少典帝系，成為炎黃的屬神，在楚帛書中，又稱為伏羲屬神，這正是層累化的結果。

在楚帛書中，商人多位神祖也成為伏羲的屬神，其層累性也十分明顯。如「夋」，眾多學者根據典籍資料研究已證實，「夋」即帝俊，是商人神祖夔、嚳，也是後世歷史化人物舜。關於帝俊（夋）與舜的同一性，自晉代郭璞注《山海經》對此確認以來，後來學者們多從之，甲骨文也多有對這位神祖祭祀的記載。冥亦商人先祖，在《禮記·祭法》中載有：「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相土乃商人三世祖，在《詩經》《竹書紀年》等典籍中均有記載。在楚帛書中，他們作為伏羲的屬神，都晚出很多年，並參與到以伏羲為祖神的創世活動中。還有，炎帝在少典帝系中為周人神系中的大神，產生的時間大約要略早於伏羲，但是這些早於伏羲的夏商及晚周大神，包括炎帝在內，在楚帛書中都成了後出伏羲的屬神。究其原因，答案在「層累的中國上古神史」命題裡，楚帛書創世諸神的次序和關係，即具備了「層累的中國上古神史」的特徵。

四、中國古代神系層累化的原因及歷史意義分析

並非只有伏羲神系具有層累性，中國古代幾個大的神系，如舜（帝俊）神系、炎黃神系、盤古神系等，都有這種層累性特徵。對此，古史辨學派已經有較多研究成果，限於篇幅，筆者不再展開詳細介紹和具體論證，僅以楚帛書創世神話為例，探討中國古代神系層累性產生的重要原因。

一是祖宗崇拜的集體無意識。中國上古社會由各地域不同族團組成，幾個主要族團力量此伏彼起，形成了不同朝代。每個大的族團都有自己的神話，最高大神都是自己族團的祖神，並以祖神為源頭和中心建立起一個神系。在族團發展強大的過程中，被其徵服的宗主國族團先出的大神都必須成為這個神系祖神的屬神或子裔，這是普遍存在的現象。筆者曾研究了中國古代夏、商、楚創世神話神系，發現都是按此原則形成，故類型上都是祖宗創世神話，創世神也是特定族群的祖宗神。這種創世神話，滲透著基於血緣宗法意識的祖宗崇拜意識，這對理解中國上古幾個重要神系的層累性十分重要。

二是特定時代、特殊政治需要。顧、楊《三皇考》提出，漢代王莽出於「託古改制」的政治需要而將伏羲推為百王之先。劉歆等為支持新莽代漢，根據「新五德始終說」，重新排列遠古帝王次序，將太昊伏羲氏置於五德之首木德的位置。按這種順序，秉有土德的王莽，必然繼火德的漢高祖而興，這樣新莽代漢就具有天道運行規則層面的合法性。在劉歆《世經》中，伏羲太昊氏就因為這種政治需要而被推到百王之先的位置。

這還不是伏羲成為百王之先、人文神祖的唯一原因。事實上，在劉歆《世經》之前，伏羲百王之首的位置已經形成，且新莽垮臺之後的東漢，這位置也一直被承認。原因何在？回顧漢代造神運動的歷史，不難發現漢初延續了戰國中期開始的以黃帝為核心的造神運動，漢初黃老之學盛行，即與此有關。但少典帝系是北方創造出來的，黃老之學「大本營」在齊國，而漢的統治者是南方楚人，這裡精神層面主導性意識形態與政治上統治者族群之間的文化錯位不諧是很明顯的，因此，黃老之學的統治地位必然慢慢喪失，少典帝系的重要性必然慢慢淡化。西漢中期開始，漢人在文化上逐漸將三皇由哲學性的天地人替換為三位想像性遠古神帝，並將楚人祖神伏羲置於三皇之首，將三皇在時間上推及黃帝為首的五帝系統之前，逐漸將黃帝及其他重要大神和神系融合進伏羲神系或置於伏羲之後，這是漢代統治者塑造自己祖神主導文化系統的政治需要和結果。劉歆《世經》不過是利用了已形成的伏羲文化上的強勢地位而已。而新莽垮臺後，東漢繼續塑造和強化伏羲百王之先位置的原因也在此。

三是族群融合的歷史需要。從更廣闊的歷史角度看，中國上古是一個多族群並立的社會，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族群居於主導地位。任一統治者族群建立的社會共同體走向強大的過程中，都必定融合其他多個族群。為了在文化上給本族群融合其他族群提供主體性和合法性支持，有給其它族群在自己主導的天下格局中獲得存在的合法性，就必須在自己族群的重要文化形式（神話）中，以自己族群祖神為中心或源頭，融入其他族群神祇，尤其是此前成為統治者族團的神祇，既顯示自己族群的主導地位，又在這個神系中讓其他族群的存在獲得合法性和一定程度表達，從而有利於不同族群之間的融合，有利於國族意識的形成和國族認同的產生，這是商、周、楚各族神系中都具有層累性的重要原因。

四是與此相關的社會文化建設需要。在神話還是重要意識形態形式的時代，一個多族群構成的社會，要融合成為一個整體，在文化上就必須有一個能讓各族群認祖歸宗的統一神系，這種神系的建立，將為意識形態層面消除不同族群之間的矛盾衝突、加速加深融合進程提供文化合法性。因此，以後起的勝利者族團大神為中心，建立一個統合先出眾神的神系，是促進不同族群在新的社會、新的時代融合的重要條件和需要。

上面以楚帛書伏羲神話為主要例證，對伏羲神系的層累化特徵進行了論述，這一論述如果大體正確，就從一個獨特角度證明了顧頡剛先生關於「層累的中國上古史」的命題具有特殊洞見。筆者要補充的是，這種層累的神史現象，具有世界性，許多早起的文明民族的神話中諸神譜系都有這種現象，如印度最早的吠陀神系中，是創世主梵天生了大神毗溼奴，但在後來的印度教神話中，變成了毗溼奴生梵天。在希臘神話中，比宙斯早出的古老神祇，有些也變成了宙斯的屬神或者兒孫神，如坦塔羅斯神系，據研究乃是先於希臘宙斯神系的，但在希臘神話中，坦塔羅斯卻成了宙斯的兒子。每個國家和時代的統治者，以自己信奉的主神或祖神為最高大神或祖神，統合其他族群的神祇，讓其他族群神祇融入自己族群的神系，是具有重大意義和價值的文化整合運動。這既有利於突出勝利者族群的主導地位，也有利於其他族群與主導族群的融合，在所有族群之間建立統一的族群意識，強化國族認同，從而建立統一的國家和民族。楚帛書以及此前此後中國古代所有層累性神系的形成，都具有這樣重大的文化與政治功能，這是需要有清醒認識的，也是中國上古「層累地形成的神史」觀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