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商人的地位（北宋全民皆商）

2023-09-12 04:41:09 3

自東漢傳入中國後，佛教逐漸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發芽，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進一步發展，到隋唐時期已趨於極盛。經過歷代的發展，佛教早已融入到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更成為統治者維護統治的思想工具。

佛教宣揚因果輪迴等理論，勸導人們逆來順受、忍受現世苦、追求西方極樂世界。統治者利用佛教教化，給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勞動人民以精神慰藉，以弱化其反抗意識，削弱社會矛盾，庇護統治秩序。北宋佛教發展如何？有何政策？東京寺廟經營狀況如何？

經過唐末滅佛運動，加之五代各國普遍釆取的限佛政策，特別是後周世宗的滅佛運動，北方佛教幾近殆盡。入宋以後，北宋統治者結合以往歷史上出現的「三武一宗」滅佛運動，特別是看到經過周世宗滅佛運動之後，全國依然有寺院2694座，僧尼共計61200人。

宋人深知佛不可滅的道理，因此，為維護其封建統治秩序，北宋統治者改變五代時期的佛教政策，實行對佛教的保護政策，以利用佛教作為其思想統治的工具，從而「有禪政治」為其統治服務。

北宋建國之初，宋太祖一改周世宗顯德二年開始實施的滅佛政策，入宋以來，佛教思想早已深入人心。

但五代之世，朝代更迭，社會動蕩，為防止寺院經濟與國爭利，對佛教採取限制政策，加上周世宗滅佛，給北方佛教帶來了空前打擊，大量寺院、佛像被毀，僧民流離失所，使包括僧尼在內的飽受戰亂之苦的廣大基層民眾，渴望得到佛教的慰藉。

因此，宋太祖趙匡凰停止廢佛，以存其教的政策正是人心所向，有利於北方的安定和趙氏政權的穩定。其次，北宋建國之初，面對南方亟待收歸的局面，實行保護佛教的政策，有利於取得奉佛的南方諸國的擁護，使統一大業順利完成。這是由於從中唐開始，大批僧團南移，佛教開始在南方興盛繁榮，並逐漸超過北方。

五代十國時期，與北方佛教發展緩慢不同，南方地區雖政權林立，但社會環境相對穩定、經濟發達，加上各國統治者提倡和支持佛教，佛教勢力得到迅猛發展。因此，為得到南方奉佛諸國的擁護和佛教勢力的支持，宋太祖一改後周的廢佛政策，積極保護和提倡佛教的發展。

北宋建國後，實行「右文」策略，崇文抑武，大興文教。而佛教作為文化領域的一部分，在「三教合一」的思想下，與儒、道文化相互滲透，使佛教從此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保護佛教的政策也成為「右文」策略的一部分。而佛教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載體，它超越了宗教信仰的含義，在北宋對外文化交流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佛教在北宋之前經歷了唐末、後周兩次滅佛運動，政教關係一度緊張，而北宋政權的建立，使僧侶們看到了重塑政教關係的機會。宋太祖趙匡亂通過「陳橋兵變」建立的趙氏政權，其本身的合法性存在疑問，缺乏正統地位。

佛教僧侶由此杜撰了太祖受禪的讖言和定光佛出世的讖言，賦予太祖以佛的神格，以「君權神授」的理論滿足了趙氏政權合法性建設的需要，故太祖調整了後周以來的政教關係，實行對佛教的保護政策。此外，佛教宣揚因果報應，轉世輪迴，與中國的業報論相結合，宋太祖也深受影響，願意相信佛教學說。

北宋東京的寺院位於皇城腳下，優佔皇室權貴的特殊照顧，是統治者舉行祈報、巡幸、恭謝、誕節賜宴、國忌行香、迎待使節等活動的主要場所。在這些活動中；祈報佔有著重要地位。在以農為本的中國古代，遇到水旱災害，人們往往尋求神靈的庇佑，而統治者為安撫社會、收攬人心，往往在宗教場所舉行規模龐大的祈禱活動，北宋統治者也不例外。

東京寺院作為北宋統治者行祈報之禮的主要場所，受到全國人民的矚目，成為人們心目中的神聖之所。而皇家賦予其的神聖色彩，使東京寺院獨佔地位優勢。在這其中的相國寺更是倍受統治者崇奉，地位如日中天，是東京最大的寺院，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座「為國開堂」的「皇家寺院」，領袖全國寺院。

東京新建或重修的寺院基本上都得到了皇帝的賜額，甚至一些寺院的下院也得到了賜額。

北宋東京寺院的經濟來源主要有賞賜、布施和經營性收入（包括土地經營、房產經營、工商業經營及其他）。

除徽宗奉崇道教，實行「改佛為道」外，皆崇信佛教，並大力支持佛教事業。東京各寺院位於天子腳下，受皇恩福澤，往往能得到豐厚的賞賜。錢帛是北宋歷代統治者對東京寺院的主要賞賜物。北宋統治者對東京寺院進行大量的錢帛賞賜，以此表達其對佛教的支持。宋仁宗在寶相院建大悲閣時，「賜禁錢四百萬」。

除了錢財，還有茶葉。茶作為賞賜物，源於佛教對茶的依賴。早在晉朝佛僧就有了飲茶的習慣。唐代禪宗發展以來，更是將茶與禪結合起來，上升為一種茶禪文化，佛家頌茶有三德：一是提神，對於日夜參禪的佛僧，飲茶宜於其靜思；二是助消化，佛僧打座修行，容易積食，而飲茶有助於消食；三是抑思淫，清心茶香，有助於消除邪念。

這些都有助於佛家的修行，而且將飲茶過程中的汲水、告香、點茶等形成茶禮，作為日常修行的一部分。因之佛教對茶的依賴和巨大需求，北宋統治者往往將茶作為重要賞賜物，同錢帛等一起賞賜給東京寺院。

他們的優待不止這些，隨著唐天寶年後均田制的廢除，土地私有化程度不斷加深，北宋統治者佔有的官田越來越少，賞賜給寺院的土地相對前朝來說也大大減少，但位於皇城加下的東京寺院，依然得到了土地賞賜，這在土地資源尤為稀缺的京都表現突出。

度牒本是官府發給出家為僧、道者的一種憑證，「舊法，降賜度牒凡二，有撥賜，有試經。」但由於財政困難，或為快速獲得機動資金，不須本錢即可平地生財以解決燃眉之急，官府開始出賣度牒。出賣度牒的行為始於唐朝。北宋初期並無出賣度牒的記載，到宋仁宗後期，由於財政困難開始出賣度牒，到宋神宗時期逐漸制度化、經常化，歲有定額，價有定格，使得度牒成為一種有價證券，而政府也常將其作為一種價值手段賞賜給東京寺院。

在中國古代社會，遵循以農為本，土地就成了最基本，也是最具決定性的生產資料，開發、佔有土地的多寡也成為衡量社會經濟的重要指標。而寺院經濟作為社會經濟的一部分，土地經營也成了寺院經濟的支柱產業。自南北朝以來，寺院就幵始佔有大量的土地，到隋唐時期，一些大的寺院的田產動輒上千頃，而其田產的來源有國家授田令授田、統治者賜田、信眾施田、寺院開墾和購買等，對田產的經營則採用大土地經營制和禪林經濟的方式。

但是隨著均田制的廢除和兩稅法的實行，土地私有化不斷加深，土地兼併嚴重，北宋寺院經濟的土地來源和經營方式都發生了變化。就北宋東京寺院的土地田產，宋太宗於雍熙四年設置課利司，「掌京城諸寺邸店、莊園課利之物，聽命於三司，以寺務司官兼掌」氣可見東京寺院大都具有自己的莊園。例如，相國寺在建寺之初就擁有自己的寺莊。

對於北宋寺院的土地來源，國家授田和統治者賜田數量減少，主要依靠信眾的施田，而由於土地私有化的加深，寺院購田明顯多於前代，並出現了寺院租個土地，以獲得收益。

入宋以來，商品經濟得到了重大發展，中國封建社會長期以來以商業為「末業」的觀念逐漸被打破。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社會各個階層紛紛投入到商品經濟中，上至皇親貴族，下到平民百姓，呈現出一種「全民經商」的態勢。在這場「商業潮」的衝擊下，寺院、僧尼也紛紛加入到工商業經營的隊伍中來，以各種方式獲取了大量的經濟利益。

而東京地區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官私手工業發達，城內更是商鋪林立，各種交易動輒千萬，並出現了許多資產雄厚的商人，東京「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東京的寺院、僧尼依託東京地區強大的工商業基礎和市場，經營、發展多種工商業，從而賺取了大量的利潤。例如借貸業、飲食業、書鋪、刺繡業等。

北宋統治者大力營建寺院建築，重置譯經院，設立印經院，支持佛教的刊印工作，甚至還親自撰寫佛經，並積極鼓勵僧人西行取經，也歡迎外國僧迦來華進行佛法的交流。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北宋佛教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