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們的宿營地（新青年主將們的居住地圖）

2023-09-14 07:59:11 3

《老北京歷史風俗地圖》中北大三院位置的標示

《老北京歷史風俗地圖》中北大紅樓位置的標示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最新北京精細全圖》中北池子大街一帶，圖上紅點為箭杆胡同九號

1909年出版的《詳細帝京輿圖》中北池子大街一帶，圖上紅點為箭杆胡同九號

◎楊浪

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學習組發言時講道：「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1920年10月，25歲的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在北大圖書館做資料員，近距離地接觸了新文化運動的大帥陳獨秀。

許多人都是通過電視劇《覺醒年代》知道這段歷史的。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說「現在還不是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因為他1927年離開了中共領導崗位。毛澤東也曾指出，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引導了那時的革命歸於失敗。然而說到五四新文化運動，說到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就不能不「講一講他的功勞」。

箭杆胡同九號：談笑有鴻儒，雄文天下驚

從長安街經天安門東側入門洞進南池子大街，經故宮東華門路口，此處是北池子大街，東入北池子頭條，拐向北多行幾步，箭杆胡同出現在眼前。轉頭即看見「陳獨秀故居」牌以及朱紅大門。此即原箭杆胡同九號（今20號）。附近胡同的指示牌一般均標示「《新青年》編輯部舊址」。

1917年1月至1920年2月，被蔡元培校長聘為北大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就在這所院落裡工作生活了三年。當年從上海遷來的《新青年》雜誌編輯部在此，自然是因為主編住在這裡。

箭杆胡同的得名與弓箭無關，這個「箭杆」是指搭涼棚用的材料，胡同得名也晚在光緒年間。北京與製作兵器有關的「弓箭大院」在東四清真寺北，「弓箭會館」（後名弓箭胡同）在德勝門附近。民國箭杆胡同九號的主人是一孫姓宮裡的下人，門號有東西兩院，陳獨秀租住的是東院。今天這裡大門北向，有兩步臺階，只佔半間房的小型如意門，門簪上刻有「吉祥」二字，青石石獅門墩；院內有北房三間，東側有耳房一間半，南房四間，均為合瓦過壟脊。該院原有東房二間，但在蓋民政部大樓時被拆，現只剩門窗立面作為院牆。騰退以前院裡還住有孫家一位1919年出生的老人，他當年向家裡人描述過，院子哪裡是陳獨秀住的、哪裡是《新青年》編輯部，房角還有個黃包車，陳獨秀是租了黃包車每天去紅樓上班的。當年陳獨秀和妻子高君曼及兩個幼子就住在這裡的北房。

這個院落2001年才被定為北京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此前這裡一直混雜居住著多戶居民，還有各種私搭亂建。2013年年初，東城區將陳獨秀舊居騰退修繕納入該區名城保護重點項目，2015年9月完成騰退修繕。不過在這之前，附近的國家機關建設正與九號院比鄰。

《新青年》1915年創辦於上海，最初名稱為《青年雜誌》，因為基督教青年會起訴重名，第二捲起陳獨秀還老大不願意地改名《新青年》。原為陳獨秀擔任主撰的一人刊物，後來遷到北京改為「同人刊物」，《新青年》最初確定的六位編輯是：陳獨秀、胡適、劉半農、錢玄同、沈尹默、陶孟和，第二卷開始李大釗也深度參與，他們都是大學教授，知識淵博，思想敏銳，提倡新文化，批判舊文化，《新青年》知識分子群體的正式形成深刻影響了中國。

當年《新青年》雜誌社的聚會多是在箭杆胡同的編輯部，而不是在紅樓（那裡畢竟還是北大的地盤）。所以當年這個小院裡當得是談笑有鴻儒，雄文天下驚，是以《新青年》和陳獨秀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部。

這裡本來就是個文化中心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1月13日，教育部復函北大：「貴校函開前安徽高等學校校長陳獨秀品學兼優堪勝文科學長之任……當經本部核准在案，徐令行外，相應函復。」同時發出的還有教育部第三號令：「茲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這中間只有十天，這十天裡包括湯爾和、沈尹默舉薦陳獨秀。沈在前門偶然遇見來京集資的陳獨秀，蔡校長登中西旅社「三顧茅廬」，陳先辭後諾「幹三月試試」——蔡元培的辦事效率實在了得！就這樣，陳獨秀走上了北大文科學長兼不掛名「總司令」的崗位。

今人時有將陳的「文科學長」比喻為「文學院院長」的，大錯！蔡校長時期北大沒有副校長，當年教育部發文北大排序，第一蔡元培，第二文科學長陳獨秀，第三理科學長夏元瑮；蔡校長月薪600元，夏在1913年即應前校長嚴復之邀任北大理科學長，月薪350元，陳學長月薪300元。其時，胡適月薪280元，與辜鴻銘、劉師培同；李大釗120元。魯迅那時候任教育部僉事，那裡經常欠薪，哩哩啦啦平均每月收入也有200多元左右。根據孫明遠著《文化人的經濟生活》，魯迅買下新街口八道灣一套兩進的大四合院花了四千元，後來買阜成門的「老虎尾巴」一千元，剛進北京租磚塔胡同61號三間正房月租金8元。可見20世紀二三十年代，北大教授薪酬之豐厚，足以任由其在紫禁城周圍、皇城根兒裡挑選住處。

陳獨秀當年在這裡居住，到北大紅樓上班，步行只要十幾分鐘，他僱了專門的黃包車，因此十分鐘即可抵達。《覺醒年代》電視劇裡經常出現他家門前的小胡同裡骯髒斑駁，遇雨便泥濘不堪。其實天安門東側的南北池子大街民國元年即已打通，這裡近依皇城，官府豪門聚集，大街的路面早已硬化，但小胡同內多有醃公式。資料上說陳獨秀租住箭杆胡同是「經人介紹」，未說是經哪位介紹。我估計跑不出北大的這一圈人。

在光緒年間的北京地圖上，箭杆胡同多未標註，附近曲裡拐彎的小胡同很多，而且箭杆胡同的歷史也短。不過陳家所住的位置很好識別，民國地圖上標註的「譯書館」或叫「譯學館」就是。

這個地方本來就是文化中心。陳獨秀的小院東邊緊挨著北大三院也就是法學院，位於東華門北河沿54號，原為京師大學堂譯學館所在地。1919年5月3日下午7時，在三院大禮堂召開學生大會，北京高師、法政、高工等校均有代表參加。會上，北大新聞研究會導師邵飄萍介紹了「巴黎和會」討論山東問題的經過和當時的形勢，同學們被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犧牲中國利益的強盜行徑所激怒，個個義憤填膺、慷慨激昂，決議次日各校齊集天安門舉行遊行，於是偉大的五四運動爆發了。

三院舊地現在是國家民政部所在。陳獨秀小院的西南幾十米是孔德學校，1917年開辦的孔德學校也是蔡元培發起的，教師也都來自北大。孔德是北京最早的私立學校，校名並非孔子之德，而是遵從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孔德。該校有法國的庚子賠款支持，不但經費充足，而且注重音樂、繪畫、外文、刺繡等人文教育。它的教師中有蔡元培、李石曾、李大釗、錢玄同、沈尹默、衛天霖、馬書平、徐悲鴻；培養的學生有錢三強、于是之、吳祖光、吳祖強、陳香梅等等。

孔德學校的舊址是清代光祿寺，北大三院舊址是1903年開辦的京師大學堂的譯學館。此地再往前是清代宗人府，專門處理皇家宗室事務的專門機構。

在北大三院與孔德學校之間這個獨門獨院的地盤，顯然是最適宜的「學區房」，恐怕早就被人盯著呢。不過皇城中心的小院一般的學生教師肯定租住不起。陳學長要來，從各個條件看，這裡都是最合適的地方。

說起地圖來，1936年由美國人弗蘭克·多恩繪製的《老北京歷史風俗地圖》中還有一處有趣的細節：在紫禁城東側，他繪製了兩處標有「北大」的地名。一處是今北大紅樓所在的「PEI TA」;一處是在東華門大街與北池子交匯附近的「PEI TA UNIVERSITY」，說明作為情報官員的多恩對北大校本部與三院的關係了解得一清二楚。這位上過西點軍校、後任遠徵軍國軍總顧問的準將，繪圖的功夫很不錯哦。要知道，司徒雷登做校長的那所美國人出錢建立的燕京大學是五四運動那年建立的。

北大的教授們在選擇居住地時，首要的是要上課方便

1912年，北京的城區人口只有72.5萬人，居住也主要在城牆以內的內城區。北大的教授們在選擇居住地時，首要的是要上課方便，也因為內城一個小四合院月租金20元左右對於他們一二百元的月薪是很可以接受的。所以，新文化運動的這些主將們說來都住得挺近，可以隨時來去。

蔡元培先生1917年到1920年租住在東堂子胡同75號一個東西各三進的大宅院，從這兒坐黃包車到北大紅樓大約一刻鐘便至，路上還可在東四買份報紙或吃食。蔡先生食素，這點知道的人不多。「五四」時期，天津學生聯合會請他去講演。聯合會派代表到車站去迎接，但沒有接到蔡元培。原來，他獨自先跑到天津大胡同的真素樓吃素菜去了。蔡元培不僅自己素食，還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在師生中倡導素食。蔡先生到陳獨秀在箭杆胡同的家去過多次，從東堂子胡同穿過金魚胡同再經東安門大街，黃包車十分鐘便到。蔡元培終生沒有自己的房子，一直租房，直到70歲上，他的一眾學生決意要送老師一棟房子，結果抗戰爆發，蔡還是終老在香港的租房裡。

魯迅離陳獨秀家算是遠的。他1912年8月到北京住在菜市口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在這裡寫下了劃時代的《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首發。1919年11月搬家到新街口的八道灣，再以後到西四磚塔胡同和阜成門內，都圍繞著他上班的西單教育部（今教育部街）兩三公裡。魯迅與陳獨秀交情不能算深，上班又不在一塊兒，如果他到過陳家一定與錢玄同有關。因為他倆交情匪淺，而且那時錢就住在陳家比鄰而居的孔德學校。

魯迅與錢玄同是同鄉，留日時又同在章太炎門下。錢是《新青年》六位輪值編輯中的大將，《狂人日記》就是他力邀這位同鄉，催逼多次組來的稿子。錢玄同的夫人是他哥哥介紹的，結婚以後實在缺乏共鳴，周圍有朋友勸他再娶，這一點上錢教授卻是嚴守私德。他在北京師範大學和孔德學校教書時，一般住在學校宿舍裡，很少回家。

李大釗住得離陳家遠，離魯迅近。他1920到1924年住在石駙馬大街後宅35號，今天文華胡同24號，也就是長安街民族飯店對面，那地方離魯迅上班的教育部一箭之遙。從他家坐黃包車往北大紅樓跑一趟要半個小時，車費五角。所以李大釗經常泡在北大，忙於諸多工作，逐漸成了職業革命家。

《新青年》的另一員幹將劉半農住得離陳家近得不像話。周作人在《改地名》一文中曾有記載：「正好東安市場西邊，住過嚴又陵、劉半農的大阮府胡同，至今本地人還是叫做大元寶胡同的。」大阮府胡同至今猶在，反而「大元寶」你是查不著的。這條住過嚴復、住過劉半農的胡同裡早已商家林立，從這裡西去陳獨秀家，溜達著也就五六分鐘吧。

1917年1月，前西南軍政府秘書長章士釗在北京創辦《甲寅日刊》，聘請李大釗、高一涵、邵飄萍等人擔任編輯及撰稿，李大釗、高一涵因此住進了位於朝陽門內竹杆巷4號的《甲寅日刊》編輯部。

同年6月9日，張勳復闢。章士釗、李大釗、邵飄萍等人相繼離京，高一涵滯留竹杆巷4號以撰稿為生。9月30日，剛剛到北京大學任教的胡適，在寫給母親的家信中介紹說：「適現尚暫居大學教員宿舍內，居此可不出房錢。飯錢每月九元，每餐兩碟菜一碗湯，飯米頗不如南方之佳，但尚可吃得耳。適意俟拿到錢時，將移出校外居住，擬與友人六安高一涵君。」

這一年三十出頭的高一涵是日本法政大學的畢業生，也是李大釗、陳獨秀、胡適之的得力戰友。鄭學稼先生認為，「在《新青年》陣營中，尤其是在創刊伊始，除了陳獨秀，發表文章最多、分量最重的當屬高一涵，當屬陳獨秀最為重要的助手。」

胡適所說的「將移出校外居住」，就是與高一涵同住在朝陽門內竹杆巷4號。1918年3月30日，他與高一涵一起遷至南池子緞庫胡同8號，這裡離陳獨秀家直線距離不超過300米。1920年5月又遷至地安門內嵩祝寺後鐘鼓寺14號的四合院，也不過是向北西方向遷去了700米。胡適之所以購置這所宅院，是因為繼第一個兒子胡祖望於1919年3月16日出生之後，江冬秀又於1920年8月16日生育了女兒素斐，正在北京求學的侄子思聰、思永也同住一處。高一涵從日本訪學回國後依然與胡適同住，直到1921年9月20日才從胡適家中搬出，在同一條巷子裡的鐘鼓寺7號比鄰而居。胡適為此專門在當天的日記中留下了這樣一句話：「一涵與我同居四年，今天他移至同巷七號居住。」

《新青年》創刊初期的幾員大將，除了沈尹默和陶孟和的住處我沒有查到，餘下的幾位多在編輯部，也就是「總司令」家附近居住。這肯定不是故意的，離學校近，就是當時北大教授們租房子的習慣。

陳獨秀在北京胡同裡的輾轉藏身

1919年6月11日傍晚，陳獨秀與胡適、高一涵在北京城南新世界娛樂場散發傳單。十一點後胡適和高一涵坐洋車回家休息，陳獨秀繼續散發傳單被警察總署逮捕。經過北大各位同事的努力，在83天的牢獄之後，9月16日陳獨秀獲得保釋出獄。

1919年12月，應章士釗、汪精衛西南大學籌備委員會的邀請，陳獨秀從北京南下先到上海約定與章士釗會晤，再乘船到廣州。後知西南大學籌建暫緩，遂於次年2月2日又應武漢教會學校文華大學的邀請前往演講，於2月5日至7日發表了系列演講，2月9日與北京學生代表劉大渠乘火車回到北京。

陳獨秀剛回到北池子胡同的家中，就有警察前來質詢：說有報紙刊登其在武漢宣傳「無政府主義」，故前來確認。警察一走，陳獨秀知道後面還會有麻煩，故而從家出走前往緞庫胡同的胡適家中。胡適1920年2月9日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因C.T.S.事，未上課」，便是陳獨秀為躲避警察而到胡適家暫時躲避，提供了確鑿無疑的證據。

胡適、陳獨秀考慮到警察知道兩人的關係，又是咫尺之遙，怕是早晚要來緞庫胡同，於是胡適和陳獨秀考慮應該前往其他同事家。

但之後陳獨秀到底藏在誰家？高一涵、馬敘倫、胡適、蔣夢麟等均有記錄。

高一涵回憶裡曾說陳獨秀藏在王星拱家（府右街），馬敘倫回憶的是陳獨秀住在劉文典家（福建司胡同），而胡適則回憶陳獨秀藏在了李大釗家（宣武門外回回營）。三人的描述分別為：

高一涵在1963年10月的《李大釗同志護送陳獨秀出險》中描述：警察廳在北池子寓所門前，派一個警察站崗，企圖等陳獨秀自武漢回京後將其逮捕。我們得到這個消息，就與李大釗商量，派人先從西客站接到陳獨秀，送往王星拱家裡，暫避一避，再設法送他離開北京。

馬敘倫在1948年出版的《石屋餘沈》裡描述：往在北平，陳獨秀自上海來，住東城腳下福建司胡同劉叔雅家。

胡適在1958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口述回憶中描述：（陳獨秀）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裡來，警察局當然知道陳君和我的關係，所以他在我的家裡躲不住的，因而他又跑到李大釗家裡去。

1920年，陳獨秀與胡適關係最為緊密，也多次得胡適支持，按理胡適的說法最為確切。但胡適畢竟是在三十八年後回憶的，記憶也不免有些偏差，但有一點說得極對，那就是陳獨秀肯定與李大釗接觸過，然後根據大家共同的說法，由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出京。

網友「綠居莊主」經過認真的資料搜集，將陳獨秀胡同藏身之謎解密如下：

陳獨秀與胡適從緞庫胡同離開後，本擬前往宣武門外的北大同事又是《新青年》同人李大釗家，經過與李大釗聯繫，得知李大釗愛人趙紉蘭分娩在即，已回到樂亭老家待產，其宣武門外的住房已退租，故而無法前往。雖然未能前往宣武門，但畢竟李大釗知道了陳獨秀的難處，由陳獨秀、胡適二人的小組，變成了三人小組，這就為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出京奠定了基礎。

李大釗家既然無法前往，三人小組商量著陳獨秀應去其北大同事且又是其安徽老鄉的劉文典家。劉文典（字叔雅）家在福建司胡同，位於東單，民國稱為福建司營，新中國成立後併入東井胡同而改成富建胡同。陳獨秀從胡適的緞庫胡同出來後，前往5裡外的富建胡同，人力車腳程快，估計15分鐘就可到達。這便是北大教授馬敘倫得知警察局要逮捕陳獨秀消息後，家住西單闢才胡同，而無法及時前往，只能電話給家住東單同為北大教授的沈士遠，由沈士遠前往告知另一位同事劉文典，讓陳獨秀轉移。經劉文典、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四人小組的討論，考慮到馬敘倫的關係，這才前往離馬敘倫家不遠的府右街王星拱家。王是北大哲學教授，也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

陰曆年底，即2月19日四人小組僱了一輪騾車，由農村出身的李大釗駕車裝作生意人，頭戴氈帽，而陳獨秀裝作夥計，帶著些帳本兒，假裝趁著年根兒外出收債。於是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出京。從府右街的王星拱家位置看，二人不太可能經北池子胡同的陳獨秀家，繞遠且經過警察崗哨而東走朝陽門，直接北走德勝門的可能性最大。

新文化運動「總司令」的這一走，離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就沒有幾天了！2021年5月17日

本版供圖/楊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