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二十題鄭永年（二十大二十題鄭永年）

2023-10-09 10:54:41

開欄的話：

今天，「二十大•二十題」正式上線了！

中國社會科學網圍繞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網上宣傳首要政治任務，緊扣迎接宣傳貫徹闡釋黨的二十大主題主線，結合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努力策劃了「二十大•二十題」專欄。

該專欄將精心選擇二十個標誌性議題，如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人類文明新形態、人類命運共同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全過程人民民主、共同富裕、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等，約請專家學者進行深邃思考、權威解讀，生動展現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紮根中國大地、引領時代變革的思想偉力，全面展示新時代的變革性實踐、突破性進展、標誌性成果，充分反映中國人民踔厲奮發、篤行不怠的精神風貌，自信講述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激勵人們意氣風發地奮進新徵程、建功新時代。

【二十大•二十題】

鄭永年：如何構建知識強國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急需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當時，大家普遍意識到，貧窮不應當成為社會主義的代名詞，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得益於改革開放，中國很快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在川普執政時期，認為中國和俄羅斯是美國最大的挑戰者和敵人，如今到了拜登執政時期，美國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能夠對其構成威脅的競爭者甚至是敵對者。物質方面，我國完全符合大國標準。在制度層面，我們也形成了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國情特點的制度體系。但衡量一個國家是否達到大國的標準，不僅要符合物質層面和制度層面的現代化，更要在知識層面達到現代化的標準。

一、建立自主的知識體系是中國學者的使命

在知識層面，我國仍在砥礪前行，還沒有達到大國的地位。無論在學科建設還是在學術成果方面，我們還有巨大的發展和改善空間。下一步如何走？這是未來知識體系建設與知識強國建設不可避免的研究課題。中國不僅要成為學術大國，更要力爭成為思想大國。

經驗地看，不論是國內的學者還是在海外留學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都可以在美國、歐洲頂尖的社會科學雜誌上發表文章，但是大部分文章都屬於西方的命題，西方的命題加上副標題『Evidence from China』，即所謂「西方的命題，中國的證據」。此種命題，歸根到底是屬於西方的命題，是針對西方問題所提出來的命題，和中國社會相關度很低，甚至沒有。人文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和工程研究，自然科學和工程是普遍性的語言，即通用性語言，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屬性，是社會在前，科學在後，要先懂社會的實踐才用得上科學的理論。

再者，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缺少「軟實力」（soft power）。近年來，我國綜合實力發展迅速，網絡技術發展與媒體信息傳播能力方面，都在將我國推向科技強國。但我國的形象仍在國際社會中遭遇西方媒體的汙名化傳播，這是由於西方媒體背後帶有本國特色的知識體系作為「軟實力」的基礎，而我國相對而言只是媒介技術、信息傳播等「硬實力」的增長，背後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作為基礎。錢學森先生曽提出「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改革開放促成了巨大的經濟成就，教育也進行了無數的改革和更新，但仍未培養出舉世矚目的大家。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扶貧實踐和知識之間的巨大鴻溝。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約有八億多人脫貧，黨的十八大以後，約1億多人脫貧，但是這樣的數據並未反應在我們的學術發展與知識體系建設中。埃絲特·迪弗洛和阿比吉特·巴納吉兩位經濟學家因為研究扶貧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閱讀二位學者的書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學家與二位學者所研究的內容還是有很大差距的。我們在扶貧的巨大成就，沒有轉化成為知識體系。

因此，在未來的學術研究中，要保證意識形態導向正確的前提下擴大研究眼界、充實研究領域，爭取構建起自主性完備的知識體系。建立起完備的知識體系，是學界專家的科研使命，也是黨和國家的要求。自主性的知識體系要求擁有原創性的知識結構，避免學術界「卡脖子」的現象。上世紀80年代後，我國大部分仍然應用西方技術，自主原創性的內容少而又少，現在進入科創時代，已實現從應用到原創的轉型。知識界也一樣，隨著中國經濟實力與科學力量的發展，中國亟需構建一套基於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社會科學體系。

二、西方的知識體系無法解釋中國的歷史與實踐

一是不能唯西方歷史觀馬首是瞻。近代以來歐洲的歷史觀佔據優勢，對中國影響深刻。歐洲的史學家認為人類社會是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再過渡到封建社會以及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又加上了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兩個階段，當然這屬於對未來社會的展望。這樣的歷史觀被西方歷史學家認可，但用這樣的史學觀不適合來解釋中國的歷史。首先，就奴隸社會而言，歐洲是長時期和大規模的奴隸社會，而中國並沒有這樣的奴隸社會階段。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奴隸規模遠未達到像歐洲奴隸社會的規模，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奴隸概念與西方的奴隸概念是很不同的。

其次，秦始皇統一後，中國再沒有像歐洲那樣的封建社會。正如美國學者福山所言，秦漢帝國是世界上第一個近代國家，因為如秦漢這樣的大統一形式的國家，直到歐洲近代才開始出現。由此而言，在中國知識體系認知下的封建概念跟歐洲知識體系認知下的封建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再次，「資本主義社會」概念也不能隨意在中國歷史研究的語境中使用。近代以後直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學界一直在爭論明清時期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如果按照歐洲對資本主義的定義，我認為唐宋時期遠遠比明清時期更加接近資本主義化，尤其是宋朝的商業發達，產權制度明晰，明清時期反而封閉起來了。我國的一些學者認為明清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期，道理很簡單，這是由於歐洲的資本主義起源與發展是在中國的明清時期而不是唐宋時期。這就說明，簡單地挪用歐洲的知識體系來比照中國的歷史經驗是不合理的。

正如我們的歷史觀遵從歐洲史觀是有淵源的，中國社會科學的美國化也是有歷史淵源的。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社會科學與西方的社會科學中斷了幾十年，改革開放後，一些學者留學美國，剛好二戰以後西方的社會科學的重心從歐洲轉向了美國。久而久之，一些學者看問題都是美國化的。例如，經濟學領域的稱之為轉型經濟學，政治學領域的稱之為政治轉型，研究社會學的稱之為社會轉型。但在西方的語境中，「轉型」是有特定含義的，而且是以西方所存在的一切為標準的。我們需要研究這些問題，但研究這些問題要依託於我國發展大背景的需要，而不能僅從西方視角看中國的轉型。

卡爾·馬克思提出來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對中國與西方的學術界影響很大。如今所說的「東方專制主義」跟「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個概念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是馬克思沿用西方社會看東方社會的知識體系得出的，馬克思的思路仍然是基於西方的思路。從古希臘的亞里斯多德，到法國的孟德斯鳩、德國的黑格爾，再經馬克思發展到如今的「東方專制主義」是一脈相承的。這種類似產生「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的知識生產方式非常值得我國學者借鑑，但我們不能簡單搬用來分析中國。

中國（東方）的哲學與經濟、社會、政治相互嵌入的，但我們並不是西方人所說的「東方專制主義社會」。西方人觀察「東方」是以希臘為中心，離希臘近一點的東方稱「近東」，較遠為「中東」，最遠的就稱「遠東」。這就是一種單線的思考模式，也是相當片面化的模式。西方思考模式的方法論大都來自自然科學，包括「二分法」、「理想類型」和「範式」的思考，這種模式認為世界上只有A、B兩種類型，喜歡的放在A，不喜歡的放在B，將世界看成只有A、B兩類。東方的思考模式也有兩分法，例如中國人認為的「陰陽」，跟西方的認知是兩個概念：西方認為非黑即白，而中國人的陰陽則是相對的概念，強調陰中有陽，陽中有陰。

西方概念中，「國家」跟「社會」是「二分法」式的對立政體，在社會科學領域稱為「市民社會」（civic society），「市民社會」概念就是跟政府相對的。中國相反，從國家到社會，從政府到人民完全是一個統一體。

在西方，市民社會從近代產生以後，到現在為止已經變化了很多。目前西方社會每個個體之間大都處於對立與對抗狀態，而東亞社會的儒家文化圈不是這樣，我們的社會與政府是連續的統一體。因此，對以往的西學東漸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才能為我所用。

三、構建知識體系需要從中國的經驗和實踐出發

一是要找到屬於中國的命題。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後，逐步建立起微觀層面的社會科學。這是因為之前，西方已經確立了宏觀和中觀層面的社會科學，從宏觀發展到中觀，隨後發展到微觀這個階段，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中國還沒有走過從宏觀到中觀這兩個階段，一下子到了微觀，這就出現了很大的問題。這也說明，亟需中國在學科建設上要迎頭趕上，在研究中國的問題上找到屬於中國的命題。

二是要建立成熟的知識體系。要意識到，沒有一個成熟的知識體系，於政治、於社會、於經濟都會是有害的。西方對「Professor」的定義是職業的知識創造群體，是知識創造者，而不是我們翻譯進來的「教授」。「Professor」不只是自身學科知識的傳授，而要進行自己學科的知識創造。

在社會領域，沒有一個能夠解釋自身發展的自主知識體系，會對政治產生負面的影響。亨廷頓的著作《文明的衝突》中講到，近代以來的土耳其是完全西化的典型代表，是迷失方向的國家。如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衝突與戰爭，很多都是其所處的知識體系的西化與自身知識體系的缺失導致的。

所幸我國的實踐沒有被完全西化。一個國家的制度經驗只能適用於本國發展，學科中的知識體系建設與應用也是一樣。中國一直在實踐中尋找中國化的特色。中國共產黨強調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孫中山先生早期想把西方的制度搬進來，比如三權分立體制（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後來孫中山先生又試圖將傳統與實際結合，把中國歷史體系中的監察權、考試權加到裡面，形成了中國語境下的「五權憲法」。孫中山先生起初選擇的三權是西方文明演變的邏輯，後來他選擇中國的兩權是對中國文明進行篩選的結果。儘管「五權憲法」並沒有成功，但這表明即使孫中山先生也在思考西方的東西「中國化」問題。當然，「中國化」方面最成功的就是中國共產黨。

最近一段時期，經濟學界在討論相關的經濟問題時，提出的觀點大多根基於西方理論。其中一些經濟學家觀點非常激進，主張採取公有制，消滅私有制，把經濟問題歸責於中國的民營企業。這就給民營企業造成很大的困惑。實際上，憲法早就承認我國是採取混合所有制的國家：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國有資本、民營資本都是合乎憲法、受法律保護的。但迄今還有一些人在繼續提倡原教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觀。也有經濟學家提倡凱恩斯主義的，主張當國家經濟有困難了，經濟增長緩慢了，就要大規模搞公共工程。也有少數新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具體講就是開所謂「私有化」的藥方。除此之外，一部分人也提出貨幣量化寬鬆。以上觀點本質上都是西方的不同的經濟學派觀點，而不是探尋和提出中國學派的觀點。究其原因，上世紀80年代以後，學界人士大都研究西方經濟學，很少有人研究中國經濟學。

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政治經濟學傳統雖然沒有學理化，但實踐非常豐富。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經濟學研究要立足國情，從本民族的文化中尋求智慧，在本國現實中搭建學科知識體系。假若未能構建自主性的知識體系，未來的學術研究脈絡與方向將會出現偏差。

社會科學家跟社會現實之間的關係就像醫生跟病人之間的關係，要「對症下藥」才能「手到病除」。利用西方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現實是行不通的，例如不能用西方的三權分立制度研究中國的政治體制，因為三權分立制度在中國的語境下始終未出現。學術研究要勤於思考，如果用錯誤的理論或者不符合當下實踐的知識體系的模式思考，則會出現學術成果的偏差，宏觀來講甚至會影響政治的穩定。

四、如何利用綜合性的交叉學科框架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知識體系？

第一個方面，我國是依法治國的國家，落實在學術領域也要依法治學。要樹立知識和政治的邊界。知識的研究要帶有責任感，有話語權的學者，在學術研究上要對社會負起責任，也就是要保證方向正確。在社會科學領域，所有國家都有「政治正確」問題。這就是要依法治學。用法律來規定知識界的責任，儘量減少不必要的政治幹預，給予學者充分且相對自由的研究空間。

第二個方面，保持方法論的科學屬性。西方的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大都來自自然科學的方法論，社會科學將其邏輯性應用到本學科的研究。或者說，西方社會科學工作者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論解釋歷史，觀察本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現象。所以，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把所有的社會現象稱之為「社會事物」。

例如，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在英國提出，是因為英國是第一個工業化的國家，是機器生產開始之後的產物。機器生產之後，「階級」這個現象跟以前的農業階級不一樣了。這就是馬克思「階級論」的實踐起源。如今運用的「官僚體系」、「階級論」、「科層理論」、「勞動分工理論」等這些理論都屬於西方社會科學家對西方語境下的實踐所觀察而來的原創性理論。隨意應用到不同語境將會產生錯誤的學術成果。我們應當思考馬克思為什麼能發現「階級」？為什麼亞當斯密能提出「勞動分工」，能發現「看不見的手」？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而不是馬克思提出的概念的簡單應用。馬克思觀察到「階級」現象，他提出很多的工具是要解決西方的問題，或者說，馬克思所研究的是西方的命題以及西方的方案。我們需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來重新觀察中國問題，確立中國命題，提出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

例如，西方近代以來一直信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從盧梭到馬克思，人們一直認為私有制是人類所有問題的弊端。所以，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要消滅私有制。但中國與之大不相同，我國很早就開始實踐如何把公有制跟私有制結合在一起。我比較了中國的計劃經濟和蘇聯的計劃經濟：蘇聯的計劃經濟，其公有制完全是中央政府的公有制體系，當時蘇聯的中央官僚機構，掌握了90%以上的生產要素，而同一時期中國的地方政府，包括省政府、市政府、縣政府掌握了將近80%以上的生產要素。然而在中國，即使是公有制，產權也是可以分化的。由於制度的不同，中國沒有像西方那樣出現那麼極端的理念。從近代到當代西方的方法論，不要簡單地應用，而要將其中國化再應用，即把握住西方的思維方式的科學面，重新確立中國的理論，而不是簡單地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來歪曲現實。

第三個方面，學術制度改革避免官僚化。中國的學術評審制度應避免官僚化模式。科研經費方面，中國的科研資源目前較多地向年資較高的學者傾斜，這些年長的學者掌握了相當多的學術資源，未來應當將更多的學術資源投向年輕學者的群體。學術成果發表也不應該為了發表而發表，而是要有學術的創造性。

第四個方面，學者群體要有自我認同感，保持獨立性。保持經濟上的獨立，不屈從於資本；研究政策不能「唯上」，不屈從權力，要客觀求實地做研究；在社交媒體時代，不依附流量。如果知識分子沒有強烈的自我認同，很難做到客觀的研究。馬克思受恩格斯幫助，但是馬克思從來沒有依附資本。恩格斯是資本家，幫助馬克思的研究，但馬克思一方面從恩格斯身上了解到很多資本運作的知識，另一方面也是客觀地批評資本的。學者要有獨立思考的意識，做到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本文由大灣區學術編輯組和中國社會科學網就鄭永年教授的講話整理而成）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