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漢族社會風俗簡介（民國漢族社會風俗簡介）

2023-10-23 16:37:22 4

踏破璀璨的歷史長空，瞭望星輝裡斑駁的流光閃爍，千年的風霜，凍結了多少英雄傳說，那古今橫貫的天地長線，串聯著生命最初的力量，帶給人驚奇，帶給人追憶，那歷史的浩繁畫卷，是永不老去的心靈天宇!

民國時期是漢族社會正處於劇烈變革的時期。首先，作為社會最小單位的家庭，革命之風「遍於家、肆於鄉」，傳統的大家庭制度得到批判，家長權威受到挑 戰，「孝」的觀念漸趨淡薄，夫權趨向衰落，以至出現了「家庭改良」。而作為封建社會基礎的宗族制度，開始土崩瓦解，尤其是在土地革命運動中，族權得到猛烈 的攻擊，最後隨著農民革命政權的建立而被推翻。在社會交往方面，沿襲了幾千年的跪禮、頓首禮、拜禮等被取消，而代之以握手禮、鞠躬禮等新式禮節；老爺、大 老爺等稱呼也被廢除，而被「同志」、「長官」等稱呼所取代。而沿襲已久的宗族鬥毆等陋俗也得以基本禁止，整個社會風俗呈現出一派民主進步的新氣象。但是， 在廣大農村，則風俗依舊，封建宗法勢力仍舊控制著人們的社會生活，使整個漢族社會風俗體現出一種不平衡性。漢族社會風俗的改革之路依然很長。

　　一、家庭風俗

　 　辛亥革命以後，家庭革命之風「遍於家，肆於鄉」，引起家庭制度的變遷，傳統大家庭分崩離析，尊長在家庭中的權威受到卑幼的挑戰，「孝」的觀念趨於淡薄， 家庭中開始有了民主氣息。子女成年後離開家庭的人日漸增多。許多學生和年輕的自由職業者經過自由戀愛，或舉行文明婚禮，或者同居，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追 求平等、民主的家庭生活。但這種「家庭改良」的現象僅存在於城市市民或知識分子中，對廣大農村來說，家庭風俗仍然是傳統的。家長制、男尊女卑、孝敬老人等 風俗組成了家庭文化的主要內容。只是傳統的大家庭風俗已不再被社會提倡，分家析產風行，因此而產生了子女自成家業、娘舅主持分家、父母吃輪家飯等新的風俗 事象。

　　１．家庭制度變遷

　　漢族封建社會制度的突出特徵是「大家庭」，即所謂的「兄弟同居」、「同居爨共」。在這種 制度下，漢族家庭能夠「五世同堂」、「九代同居」，會被國人視為美德而受到頌揚。民國以後，尤其是在「五四」時期，一些開明人士發現中國封建家庭制度的殘 酷與不合理，終於喊出了「舊家庭是厲行專制，束縛自由，為社會進步的礙障物」　郭妙然：《新婦女與舊家庭》，《新婦女》第一卷第２號，１９２０年１月５ 日。的聲音，並申言要堅決改造它。

　　民國時人在認識了中國傳統家庭制度的實質，並決心對其進行改制之後，便將構建新式小家庭的參照目光 投向西方。西方的小家庭制度和自由結婚等生活習俗使國人感稀奇、新鮮，並有人開始照樣模仿；在親身體驗中感到西方家庭習俗的文明，從而進行了中國家庭生活 習俗的改良。新民學會會員羅學瓚在法國親眼看到了西方進步的家庭制度，１９２０年從法國寫信給毛澤東，真實反映了在西方文明習俗影響，和中國青年對封建婚 姻家庭的厭惡。他說：「前日在蒙達尼爾會議上，一言及家庭，即有無限的悲傷！家庭、家庭，真是殺盡中國人的牢獄！我等不能不設法急求解決也」。反映了「五 四」時期西方文明風俗對青年知識分子的強烈影響。在這種歷史北京下，封建大家庭紛紛分崩離析，隨之而起的是「父母妻子」或「妻子兒女」的小家庭。

　 　據民國時期一些社會學家對當時社會家庭規模的統計來看，除少數地區家均人中是６～７人外，絕大多數地區的家均人口都是４～６人，農村家均人口是 ５．２０～５．５０人。很顯然，４～６人家庭規模決非所謂傳統農業社會中的多世同堂、子孫滿膝的大家庭。這說明，民國時期傳統的大家庭在現實生活中是極少 的。而且，在絕大多數家庭中，家庭成員基本上是由「父母妻子」或「妻子兒女」組成的。在一般的４～６口之家中，有３～５口完全是由「妻子兒女」兩代組成， 其餘才是祖孫輩的家庭成員。至於與家長同輩的兄弟姐妹，則極少在一起共同生活。

　　民國時期新式家庭的出現，既是世界性的趨勢，也是中國 近代經濟政治變動帶來的家庭制度變遷的一個必然結果。臺灣學者認為從此「由世界性的趨向取代了中國家庭的典型。它改變了以同族為家庭中心，而成為以婚姻為 家庭中心」，開始了「從制度到伴侶」的轉變。　吳自甦：《中國家庭手冊》，臺灣商務印書館，第８５頁。但是，在現實中民國家庭風俗的變遷過程十分緩慢。至 ２０紀世２０～３０年代，形式上的新式小家庭僅僅局限在城市和貧困的無產者中間，而在廣大的農村，仍通行舊式大家庭。直到全國解放，佔絕大多數的家村家庭 仍然保留著傳統的家庭形式。３０年代作家巴家小說《家》中所反映的四川城鎮大家庭風俗，即是民國時期傳統婚姻家庭風俗的典型。

　　２．分家析產文書為憑

　 　在民國時期，農村俗稱男子結婚為「成家」，意味著結婚已成了新家庭產生的標誌。男子既然成家，就要和父母、兄弟姐妹分家斷產。兄弟多的，等幼弟成家後便 分家，或幼弟與父母一起住。分家即兄弟之間平分父母的財產，包括房屋、田地山產、現金及其它大農具、家具和用具。分家時要請娘舅、姑夫到場，聘請通文墨之 士寫好「分家書」（或「分家簿」），略陳分家之緣由及分家之辦法，開具分到主要財產的名稱（田地、山產須說明面積、坐落位置），並選擇吉日，舉辦分家酒。

　　辦分家酒之日，娘舅、姑夫及主要族親必須到場。浙江湖州地區，分家諸兄弟的嶽家，則要女婿送一對分家竹。分家竹要留枝帶葉，用紅絲帶或薴麻捆在一起；同要送一套炊具、食具。

　 　這天要拜分家主和祭祖，正堂貼分家主的馬張，室內備酒菜，設香燭。分家的諸兄弟和來賓，都要拜揖頂禮；同時燃放爆竹。此前，分家竹已解去捆帶，竹梢某椏 枝上已掛好用紅絲綿兜裹著的竹油盞，叫「掛膳火」，還掛一串用紅頭繩穿起來的六個或十二個「順治銅細」，以討彩頭，並將這兩株竹分立於簷前，間距約一尺。 禮畢，兄弟在「分家書」（或「分家簿」）上畫押確認。

　　分家時，娘舅、姑夫是公正人。若兄弟有爭持不下之事，娘舅、姑夫秉公而斷，兄弟不得再有違拗。據說若筷子按份分後，餘數不足每戶一雙時，娘舅、姑夫要當場折斷，以示公平。若遇娘舅、姑夫也為難時，則由父母裁決。

　　分家時還有「父借子討，父欠子還」的民間成規。即人家欠父親的，子女可以去討（事前分好數量和具體債戶）；父親欠人家的，在分家時平分給諸兄弟負責歸還。也有某兄弟多得一份家產而多分擔相應的債務，或某兄弟少得一份家產而少分擔或不分擔相應的債務的情況。

　　分家後，父母多採取吃輪家飯的辦法。輪家飯多數為半月一輪，也有五天一輪的。輪到時必備稍好的菜餚，要把上座留給父母，父母未入席動筷，子女不得先吃。個別長壽者，子亡媳故，便在孫子家吃輪家飯。

　　二、宗族風俗

　 　漢族社會的宗族制度根深蒂固。民國時期，雖經過農村革命的衝擊，但宗族制度的根基依然存在。傳統宗族風俗如聚族而居、族長制、祠堂、族產、族祭、族譜等 的基本內容和收族敬宗的功能仍沒改革掉，並繼續在影響和規範族人的日常生活。但是在許多方面也有所鬆動，以至出現了一些新的風俗事象。

　　１．宗族離散

　 　民國時期宗法思想已趨向淡化，再加軍閥混戰、水旱饑荒等帶來的社會動蕩不安，也導致宗族出現了離散的現象。如民國《慈利縣誌》載曰：民國初年，由於軍閥 連年混戰，該地持續處於兵荒馬亂之中，民不安業，疲於奔命，宗族成員四散，以致出現了「耆舊凋零，典型浸失」，「舊日典常一切廢棄隳壞無餘」　民國《慈利 縣誌》卷十一，《祠祀第八》。同時，由於城市工商業興起，大量農村人員流向城市，流向工礦地區，而且還出現了一些與傳統家庭迥異的城市家庭、工人家庭。這 些為數眾多的流動人群，特別是城市家庭、工人家庭，實際上已經遠離了或者基本脫離了農村宗族勢力的束縛。有些人即使仍流落農村，到他處農村謀生，或舉家遷 徙到別的有荒可墾的地方，也是五方雜處，「既無宗族思想之維持，復無安土重遷之觀念」，隨時準備離去。　孟維憲：《洞庭湖濱之農民生活》，載《東方雜誌》 第３３８號，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另一方面，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侵蝕農村，加劇了農村土地兼併，族田已成為買賣兼吞的對象，也逐步破壞了宗族賴以存在的物 質基礎。如郴州陳氏的族田，就大量被本族的豪紳買去，化公為私，名為購買，實則侵漁。　民國《郴陽陳氏家譜》卷一《族譜遺訓》。宗族失去族產這一經濟基 礎，就勢必喪失了它凝聚力，加快了它的離散。

　　２．修譜從寬

　　在民國社會動蕩不安的情況下，一些地方在修族譜時，出 現了「源流主寬」的現象。過去，一個家庭如果無子，收外姓子弟為繼嗣，則在族譜中只能別為附譜，以免混淆血統，造成「亂宗」。民國時期，這種情況則逐漸有 所鬆動。如在汝城縣，民國時期，已是「闔縣家譜，主寬者為多」　民國《汝城縣誌》卷二一《政典志?禮俗下》。，即使系外姓收入繼嗣者，與本姓一視同仁，不 入「另冊」。「這表明人們宗法觀念有所淡化，對『異姓亂宗』的防範有了放鬆。」　嚴昌洪：《西俗東漸記》，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５３頁。

　　三、鄉裡風俗

　　１．鄰裡互助成風

　 　鄰裡互助，是漢族社會代代相傳的慣俗，民國時期仍沿其舊，而且互助內容及於許多方面。首先有婚喪事的互助。山東乳山、海陽地方，人家有女將嫁，親鄰各送 麥麵若干，雲是「給閨女做『體已乾糧』」，名曰「送面」。人家結婚，村人或多或少，總以紅紙相裹，送一點錢，書面上叫「喜儀」，鄉人只稱作「人情」、「送 人情」。至娶親之日，俗稱「辦喜事」，村人不請自至，紛紛前去幫忙。其中有些人且是辦某項事務的有經驗的裡手，如記帳的，採購的，辦宴的，接待的，掌司禮 儀的，幾乎形成專職，甚至連劈柴、挑水、跑腿傳信的人也都有專責。常見為辦事人家借物的人，數計起來，誰家有桌圍，誰家彩綢，誰家條凳、桌椅，誰家有可以 待家的盤碗酒具等，他都了如指掌，只一剎時，便可籌集具備。就這樣，靠了全村人的熱情與井井有條的行動，婚禮總是安排得有條有序。作為報酬，亦不過吃杯喜 酒，吃碗喜面。

　　遇有喪事，從病危到下葬，前前後後亦都有人相幫。山東長島縣大欽島的幾處村莊，從前村村都有兩位善理喪事的老人，一男 一女，男日「土公頭」，女日「漿水老婆」。村民家有喪事即請此二人來，從更換壽衣、整容、報廟、燒倒頭包袱、停屍、報喪、入殮、直至出殯下葬諸種禮儀、事 務均由此二人主持。「土公頭」主外，「漿水老婆」主內，分工明確，絕不紊亂。各地通行的風俗還有，富家喪葬，開壙、殯儀多僱鄉間專門班子辦理，而貧寒人 家，一切挖墓、抬埋事情都由村人幫忙包辦。《商河縣誌》記有一種喪事互助的形式，「平時聚錢為會，有喪之家，輪流分用。白衣素冠，持幡前導者，號曰『喪 社』，其社條之嚴，凜如法官。或謂之『隨會』，有『紙杆旗幡會』，有『禮賓會』，有『拜棚布幕會』。其念經禮懺，名曰『作齋』，親友夜集，名曰『伴坐』， 又曰『坐棚』。」

　　其次是修房蓋屋中的互助，包括備料當中的伐木、採石、運沙、運土、運磚瓦，開工以後，則和泥、挑水、來往遞料諸事，統謂之「當小工」、「拉下腳」。這許多工作都是靠鄰裡「幫工」來做的。

　 　再次生產勞動中的互相，也是千百年來的協力習俗，各地都有不同的形式。幾家幾戶聯合，這幾日為此一家幹活，那幾日為彼一家幹活，勞動量大體相當，名為 「換工」或「變工」。一家有役畜，一家有車或有大農具，合在一起互相使用，名為「插犋」。幾家幾戶常年互相勞動，名為「插夥」或「搿夥」。此外，如借驢推 磨、壓碾、走親戚、借車借船辦急務等等，更是習以為常。海島漁村推船、拉船，只要號子一聲，男女老少紛紛跑來海邊，這是協力鬥風浪中形成的特殊風俗。

　 　複次是經濟上的互助，如「扒會」，是鄉間的一種互貸活動，是窮苦人家對付高利貸的一種手段。由一人作會首，串連若干人入會，定期扒會，入會人各攜相等股 金前來，會首主持拈鬮，事前議定幾人中籤，拈中的，幾人平分所有股金，作無息貸款。下次再扒會，上次中籤的就只拿股金不參加拈鬮了，這樣，反覆幾次，最後 得還本的人也得到一次使用會中貸款的機會，這一次會就算結束。扒會的總期一年到三年不等。

　　最後是日常生活的互助，平時極多互贈菜蔬瓜果、好飯好菜的活動，俗語之所謂「三把韭菜兩把蔥」、「三碗餃子兩碗面」即指此。若請人作事或受人禮物超出了通常範圍，則謂之「欠人情」必於年節期間以相當禮品報答，名為「打人情」。

　　２．結義拜親流行

　 　結義民國時期，農村中還流行各種活動，俗名「結拜」、「拜把子」。結拜的儀式多半要焚香、盟誓、跪拜，有的還要刺破手指滴入酒碗喝「同心酒」。這種結拜 的目的，有的是在謀求生活上、道義上的知心人。如他們的誓詞中所說的「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又有受《三國演義》等故事的影響，結生死之交，「不能同年同 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

　　此外又有拜乾親。大凡年輕人之間，情投意合而結拜的，叫「拜幹兄弟」、「　幹兄弟」、「拜乾姐 姐」；若年輕人或年輕人之家長為某種目的要結拜長輩為乾親時，名為「拜乾爹」、「拜乾娘」、「認乾爹」、「認乾娘」；反之，由長輩主動與年輕人結乾親的， 則稱為「認幹閨女」、「認乾兒」。這種種關係，親密時則十分親密，冷落時亦任其冷。

　　此外還有同村異姓異族之間的，互認「街坊輩」，按相應的親族稱謂，稱村中異姓人為爺爺、奶奶、大爺、大娘、叔叔、嬸子、兄、弟、姐、妹等，相沿幾輩，序列不亂，這大約總是先輩外來戶攀附老住戶的結果。

　　３．村規民約

　　村規，又叫「村規約」、「鄉規民約」，是村民進行自我約束與管理的一種風俗。

　 　民國時期的村規大多沒有白紙黑字的條文，多數是代代相傳共同遵守的成規。村規的內容很多，各村也不一樣，禁鬥毆、禁賭博、禁吸毒的內容，差不多村村都 有。山區為保護公共林木，常常規定何時禁牧，何時禁拾草、何時禁採藥等等，統謂之「封山」，開禁則曰「開山」。山東蓬萊、黃縣一帶沿海村莊，男子多出外經 商，家中只老幼、婦女守戶，為安全，亦為避嫌，家家都有白日閉戶的習慣，有人來，必「啪啪」打門，主人聞聲，未出門即高聲喊問：「誰呀！」答：「某某 某」。開門而出又必大聲寒暄，之後才禮讓入門。若不叫門即入，習俗以為失禮。

　　４．村落治安

　　民國時有村落調解的風俗，俗稱「說合事」、「和弄事」。村人分家、家務糾紛、鄰舍糾紛都由村中有威望的人出面調解。

　 　又有村落保衛，許多地方村中建有「更屋子」，村民每夜輪流「打更」。「打更」的方法是備一大木梆，按一夜五更時刻，巡街打梆子，目的是報更點，也是報平 安。山林、果林、莊稼地、菜地的集體守衛，通常是每到收穫之前，選一人或數人巡迴看管，名為「看山」、「看泊」、「看青」。與守護的同時，必伴之以傳統的 或臨時制定的「山規」、「泊規」。犯了「山規」的人往往受到沒收工具、罰物罰款等等處罰。

　　還有村落消防，民國時期許多村落都備有「水龍」等消防設備，並組織有義務消防隊。浙江東陽農村每逢夏至後的第一個辰日，要進行「分龍」儀式，屆時將「水龍」抬至溪陂或池塘邊「分龍噴水」，實際上是進行消防演習。

　　四、社交禮節

　　１．新式禮制流行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同時也就否定了維護這一制度的跪拜禮以及其它相應的社交禮俗。民國成立伊始，１９１２年１月初，就有人在《申報》發表文章，提出 「拜跪、脫帽之禮，概廢不用，但用鞠躬點額（軍界所用之額手禮能通行最佳）」。　《服式芻議》，《申報》１９１２年１月７日。同年３月，「丁祭」祀孔日子 來臨，浙江民政司請示是否照常祀孔，行何禮儀？內務部、教育部通電答覆：在民國通禮未頒行之前，「文廟應暫時照舊致祭，惟除去跪拜之禮，改行三鞠躬，祭服 則用便服」。　《丁祭除去跪拜》，《申報》１９１２年３月５日。隨後，又明令廢除社交中的跪拜、作揖、「打千」、請安、道「萬福」等舊式禮節。在此基礎 上，１９１２年８月１７日，北京政府正式以法律的形式頒布了普通《禮制》，共２章７條，具體內容為　見《政府公報》第１１０號，上海書店１９８８年影印 本，第４冊，第４８１頁。：

　　第一章　男子禮

　　第一條　男子禮為脫帽鞠躬。

　　第二條　慶典、祀典、婚禮、喪禮、聘問，用脫帽三鞠躬禮。

　　第三條　公宴，公禮式及尋常慶弔、交際宴會，用脫帽鞠躬禮。

　　第四條　尋常相見，用脫帽禮。

　　第五條　軍人、警察，有特別規定者，不適用本制。

　　第二章女子禮

　　條六條　女子禮適用第二條、第三條之規定，但不脫帽。尋常相見，　用鞠躬禮。

　　第七條　本制自公布日施行。

　　與廢除跪拜禮密切聯繫，南京臨時政府也實行革除「大人」、「老爺」等不平等稱呼。１９１２年３月２日，孫中山發布《令內務部通知革除前清官廳稱呼文》，全文如下　《孫中山全集》第２卷，中華書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５５頁。：

　 　官廳為治事之機關，職員乃人民之公僕，本非特殊之階級，何取非份之名稱？查前清官廳，視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爺等名稱，受之者增慚，施之者失體，義無 取焉。光復以後，聞中央、地方各官廳漫不加察，仍沿舊稱，殊為共和政治之玷。嗣後各官廳人員相稱，鹹以官職，民間普通稱呼，則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 官廳惡稱。為此令仰該部遵照，速即通知各官署，並轉飭所屬，鹹喻此意。

　　民國初年社交禮改革中所推行的鞠躬禮，在本質上已不同於古代社 會中的鞠躬禮。傳統的鞠躬禮僅僅單方面行之於下對上的恭謹，在上者是不用鞠躬回禮的；新的鞠躬禮則推廣於全社會，人人奉行，含有平等的意義。廢除大人、老 爺之類的稱呼，也是從民主共和制度建立考慮的，對於破除封建等級觀念具有重要意義。然而，職員稱呼「鹹以官職」，仍顯得與「人民之公僕」的宗旨不相適應， 包含有新的等級意義；而民間普通稱「先生」、稱「君」，在廣大勞動群眾中也覺得過於文雅，難於普遍實行。

　　民國十七年（１９２８年），國民政府內政部在民國初年禮儀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擬訂《相見禮》，雖未正式公布，但已在各省試行推廣，對社交禮俗變遷也產生了重大影響。茲錄《相見禮》原文如下　《醴陵縣誌》卷四《禮俗》，１９４８年鉛印本。：

　 　一、官廳。甲、職員於初次任職謁見主官時，由傳達先行通知主官，於會客室或辦公室延見。職官入即脫帽，向主官行一鞠躬禮，主官答禮，各就位。主官訓話 畢，職員告辭，向主官行一鞠躬，主官答禮。乙、職員奉委出差，到差銷假，或其他相見時，均行一鞠躬禮，主官答禮。丙、其他機關職員及地方人民因公來見者， 由傳達先行通知，並說明事由，主官認為有相見之必要時，即於會客室延見。客脫帽向主官行一鞠躬禮，主官答禮，各就坐。事畢，客興辭，相向鞠躬而別。

　 　二、社會。甲、朋友相見時，彼此互行一鞠躬禮，或握手禮。臨行，主人送至門外，相向鞠躬，或握手而別。乙、親族往來：屬兄弟行者，通用甲項之規定；幼與 尊長相見時，卑幼先行一鞠躬禮，尊長頷首或握手示意。臨行，在卑幼家，卑幼送至大門外；在尊長家，尊長送至戶外，鞠躬而別。

　　三、家庭。遠出或遠婦時，卑幼向尊長行三鞠躬禮，平輩行一鞠躬禮。」

　　２民間以茶為禮

　 　民國時期的民間禮節當以客來敬茶之禮最有影響。漢族社會自宋代以後，即有客來敬茶的禮俗，發展到民國時期，一個茶字，又衍化出許多新的交際禮俗。如浙江 地區若有小輩言語間或行動上衝犯了尊親，致使尊親發怒，於是由第三者從中調解，經尊親許可，囑小輩向尊親敬茶，表示賠禮，以平其氣，事態嚴重的還須跪敬。

　 　又有新女婿茶。新女婿第一次上門，嶽家例先奉茶，富裕人家上茶達七道之多：參茶、燕窩茶、銀耳茶、蓮心茶、桂圓茶、紅棗茶、清茶。普通人家只備二三道而 已。茶畢，新女婿拜見嶽父母以及尊長，然後開宴款待，陪客４人或６人，菜餚精美。這時嶽家五服之內的親房要一一向新女婿敬茶，茶具用有蓋瓷質茶碗，泡茶四 杯或六杯，盛於錫制或紅木製長方形的茶盤中，用紅紙寫明某房某房。但此茶並不直接送到新女婿座前，而是放在主人預先擺在廳堂外走廊中的八仙桌上，茶具精巧 玲瓏，五光十色，式樣既別致，排列又整齊，看上去非常美觀。茶的種類視各房的家境而定。

　　民國時期兒童上學時，家長要備紅糖茶一大壺，先向孔子的牌位敬茶，其次敬老師，最後分敬同學，俗稱上學茶。之所以用糖茶是希望日後師生相處和同學相聚都甜甜蜜蜜。

　　當客人來訪，獻上香茗，賓主例不飲用。若來客三言兩言告辭，主人當然歡迎；若喋喋不休，主人聽得厭煩，或有要事急待處理，沒有時間長聊，於是端起茶杯請客用茶，這是表明送客之意。敬茶本是客氣，在此場合變成逐客之令，可算是種特殊的功能。

　 　新娘進門，賓客入洞房鬧房，新娘例須一一敬茶。賓客去而復返，新娘照敬不誤，來五次敬五次，來十次敬十次，不可厭煩。有的親戚朋友在結婚之日未曾參加， 以後不問時日如何長久，第一次光臨必須由新娘親自奉敬一次茶，而且不分輩份長幼要同等看待，稱為「吃新娘子茶」。張行周：《寧波習俗叢談》，臺灣民主出版 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２４２～２４４頁。

　　新娘子孝敬公婆的茶，則叫「早茶」。獻早茶一般在新媳婦進門的前三天早晨，皆由伴娘將茶準備就 緒，靜候公婆起身並盥洗完畢，新媳婦親手端奉茶水，以示孝意。為期一般只有三天，然而也有無限期的。如有夫弟則要等到娶了弟媳，為嫂的才可免除此役，否則 須待自己生下兒子並娶了兒媳，這項差使才始由下一代來承當，而自己也有資格享受兒媳婦孝敬的早茶了。

　　五、婦女風俗

　　１「自梳女」

　 　在民國時期，在廣東一帶的婦女中流行一種名為「自梳」的特殊風俗。自梳女習俗曾盛行於廣東中部的順德、番禺、中山、南海等縣，是封建制度下的畸形風俗。 民國時期未婚少女均蓄辮，婚後始束髻。唯上述地區一些婦女卻通過一種特定的儀式，自行易辮而髻，以示決心不嫁，獨身終老，稱為「自梳」或「梳起」。另一種 少女迫於父母之命不能「自梳」，只好在舉行婚禮後長歸母家，避免與丈夫同居。這種婦女名曰已婚，實亦獨處，與「自梳」名異而實同，稱為「不落家」。

　 　女子一經「自梳」後即成鐵案，終生不得翻悔。如有勾三搭四，即為鄉黨所不容，其甚者往往被捆縛塞入豬籠，投於河中浸死。自梳儀式的籌備，多在自梳女及不 落家婦女聚居的「姑婆屋」內進行。所需的物品如：新衣（包括內衣、底褲）、新鞋、新襪、梳子、紅頭繩、妝奩及祭品：燒肉、雞、紅包、大發、生果、線香、寶 燭、茶、酒等，均由「姑婆屋」內的姐妹暗中幫助陸續備辦。自梳前必須住宿「姑婆屋」，以香湯（黃皮葉煲水）沐浴後，即召齊志同道合的姐妹聚談，由已自梳的 姐妹傳授「心法」，如：如何堅持獨身、應付家庭阻撓，及如何在家庭立揣、獨立謀生、互相幫助等。至晨光曦微路上沒有行人時，聯同前往附近的神廟舉行自梳儀 式。自梳的女子到神廟後，在觀音座前擺開攜去的衣物和祭品，點起香燭，向神像前三跪九叩，以示自梳永不婚嫁的決心。然後由事先約定的已自梳的婦女為她拆開 原梳的辮子，改梳雲髻（也有在先一晚將辮梳成髻的）。接著便將衣服脫下，換上新衣。這個自梳的女子在向觀音菩薩叩拜後即與同行的姐妹互拜、道賀。儀式至此 便告結束。

　　自梳女一經「梳起」，即有權視母親為己家，以母家之事為自己之事，為母親操持家務，俗稱「把家姑婆」。這類自梳女一般都具 有較濃厚的傳統的宗法觀念，以兄、弟輩之「榮辱」為榮辱；視兄、弟輩之子女為子女。由於她們對母家事過分關心和專斷，常引起兄嫂弟媳的不滿。但母家的親屬 寧願忍讓，也不願讓她們離家出走而使鄉俗認為其兄嫂弟媳霸道加以指責。

　　有些人家的女兒蓄意要過獨身生活，但父母防範甚嚴，無法自梳， 或雖已秘密自梳，但不也告訴父母及公開宣布，致被迫出嫁，就只好採取婚後「不落家」的辦法。這些婦女為了達到不落家的目的，在結婚後設法保護其向，不與丈 夫發生性關係。因為一旦懷孕，按俗例必須落家，從此便不得脫身。決心不落家的婦女臨嫁時需由先輩姐妹教以應付的辦法，還要由金蘭姐妹（結拜姐妹）特製一套 防禦衣服給其穿上。這種衣服用厚布製成，上下衣相連，穿上後由金蘭姐妹用麻線將所有夾處密密縫牢固，使新郎難以扯開。為保護自己的身體，多隨身攜帶剪刀作 為自衛武器。如新郎施用暴力，即大聲呼救。當時習俗，新婚時娘家必遣「大妗」（陪侍新娘的婦女）伴隨新娘過門，決心不落家的婦女，其「大妗」及僕從即以金 蘭姐妹喬充，聞聲即群集護衛，幫助新娘度過難關。

　　２「不落夫家」

　　在廣東地方，新娘在婚禮後，須在夫家住至「三 朝」才能回母家，俗稱「回門」。回門的當晚仍須回到夫家，直至滿月才許回母家小住。但不落家的婦女則不依此習俗，公在夫家住至「三朝」，回門後即不返夫 家。有些小康以上的家庭，既不願意女兒自梳，又拗不過女兒獨身終老的決心，且又怕女大不嫁逢年過節留在家中不吉利，只好採取「買門」的折衷辦法，即替女兒 找夫家時，訂明女兒不落家，寧願花錢給女婿納妾為代。以後凡大年大節，則由夫家迎回去；若迎而不去，則任由其任往鄉中姐妹處度年、度節。家資富有的由父母 另撥房屋給她們居住，以免留在母家。不落家的婦女雖不與夫家共同生活，但在夫家仍是主婦。夫家有紅、白喜事，必派人迎回去。尤其遇到翁姑及夫婿喪事，必須 回去「上服」盡孝。除此之外，就只有待到她本人病重無可救藥時，才使人抬回夫家待斃。彌留期間的飲食、醫藥以至死後的殮葬、招待費用等均由她本人自備，不 用夫家破費一文，且多有遺產留給妾及庶出子女。其死後，夫家必以主婦禮送喪。也有不回夫家而死於「姑婆屋」或尼庵的。如果死在母家，則視為不祥，非有特殊 情況，必為鄉黨不容。　陳曾等：《自梳女與不落家》，《廣東風情錄》，廣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３～２９頁。

　　六、社會陋俗

　　１．民間黑社會

　 　黑社會特指大規模有組織地從事犯罪勾當的邪惡社會勢力。動蕩不安的民國中國社會是黑社會普遍發育、泛濫的時代，其中上海黑社會更具典型。它從上海開埠、 租界誕生起醞釀，至本世紀２０年代成型。這支幾乎無所不在的龐大惡勢力，直到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才告消亡，其發展史幾乎貫穿整個民國史，是民國期間一種 奇特的社會風俗現象。

　　民國時期，兩種經濟體系和社會機制衝撞、對接時出現了嚴重錯位，這是黑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本歷史和社會條件。鴉 片戰爭後，一些大都市，尤其是上海逐漸發展成中國當時最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而周邊農村還處於傳統的封建宗法制農業社會中。辛亥革命後，伴隨著資本主義的 進一步發展和頻繁的戰亂，上海周邊地區的封建農業經濟迅速解體，而上海則因為租界的建立，及工商業的繁榮而引起城市規模的擴大，開始了都市化的進程。它的 勃興、發達與內地鄉村經濟的衰敗成鮮明對比。大批鄉鎮人口流入上海，使上海這個城市呈超負荷運轉狀況，出現了「過份都市化」的傾向。無業游民階層悄然形 成，並在這個階層中產生和推廣著一種社會組織——幫。許多幫會與黑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中一些幫會本身就是黑社會組織。

　　民國隸 屬於黑社會的集團，從歷史的承襲上看，主要有四類集團：一是青幫集團，是在清前期為承運漕糧而形成的；二是紅幫集團，其源自洪門，起源於明末清初的反清復 明組織；三是流氓集團，俗稱「亂人」，是沒有正當職業，靠從事敲詐勒索、霸佔地頭、詐騙偷盜、搶劫販毒、聚賭護娼等罪惡勾當而維生的那一類人；四是癟三集 團，屬流氓中的窮極無奈者。人稱「衣癟、肚癟、住癟」，故被呼為「癟三」。這四類黑社會集團作為相對獨立於主體社會之外的一個整體，其成員長期生活在這個 封閉型的生活系統內，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獨特的生活習慣和行為規範，如各個團夥、集團的特定犯罪手法與活動、行為規則。

　　由於黑社會成 員絕大多數生活在社會的最低層，沒有機會受到系統的教育，故他們的科學知識極其貧乏，文化修養極其低下，社會道德觀極其墮落；同樣，對人生的認識也極其愚 昧。因此，他們的社會行為更多的是大規模的犯罪活動。其中的販毒、聚賭和控制賣淫最為典型。它們也是上海黑社會的日趨壯大的經濟基礎，煙賭娼的盛行極大地 敗壞了社會風氣，同時也擴充了黑社會的社會基礎。

　　黑社會作為一個亞文化群，其行為規範和生活習尚也構成一個亞風俗圈，此風俗圈輻射出 的民俗因子較之上層或官方的文化有更為強烈的滲透力，在民間有著十分廣泛的市場和土壤。由於黑社會成員在社會上有著令人敬畏的地位，他們的所作所為得到相 當一部分人的傾慕和仿效。這樣，亞風俗的範圍便不止是局限於黑社會階層，而是擴大延到社會的底層，使得民國時期上海都市的民俗文化染上了濃厚的「黑色」。

　　２．煙毒泛濫

　 　民國時在全國各地流行的毒品種類甚多，最主要的當然是鴉片煙。鴉片煙系由罌粟果實中白色乳汁焙制而成。按其產地區分，有印度土、波斯土、土耳其土、中國 土等幾大類。在中國毒品市場上唱主角的，主要是印度土。印度土有大土、小土之分。大土質地較軟，質量上乘，每兩價格要達到三、四地名，是供貴族、官僚吸用 的上品。小土質地較大土為硬，質量稍次，價格高最時為每兩二元。

　　民國時期，中國有一支數量十分可觀的癮君子隊伍，他們的人數之多，成 份之複雜，可以說達到了空前的程度。上海作為全國鴉片貿易的中心，吸毒人數同樣相當多。儘管當局一而再、再而三表示禁菸，但充其量只是紙上談兵。到 １９４８年，上海全市平均每８０戶就有１戶吸毒，吸毒總人數在１０萬人以上。

　　民國時人數眾多的吸食者中，佔多數的當然是富人，然窮人 也不在少數。與富人把吸毒當作消遣解悶的手段，當作導歡作樂的方式，當作顯示身份的途徑等完全不同，窮人往往是為生活所迫而吸食鴉片的。吸菸者都有著固定 的場所。煙館即是當時專供癮君子吸食鴉片的地方。在四川，上自省城，下至鄉鎮，乃至於窮鄉僻壤之地，都有煙館。異鄉客地的人到四川，要找飯館、旅館有一定 的難度，然而找煙館卻相當容易。因而曾在川軍２１軍中主持過禁菸事務的王錫圭曾以「十室之邑，必有煙館」的文字來描寫四川煙館林立、煙災泛濫的情況。

　 　煙館而外，當時有些地方還流行著一種名為燕子窠的吸菸場所。燕子窠，實際應稱售吸菸所，它是一種低級煙館，開始盛行於辛亥革命時，當煙館迫於社會上的禁 煙輿論被迫關閉之時，燕子窠這種私設的煙鋪更加猖狂起來。燕子窠初興之時，煙鋪只提供菸具和場所，煙土需由吸食者自備。到後來凡私設煙館均稱燕子窠之時， 煙鋪裡，不僅有臥榻燈槍，且準備了各類煙土供人隨意吸食了。

　　民國時最低級的吸菸場所，大概要算籠頭水店了。所謂籠頭水，實是以熬過煙膏而剩餘下來的渣屑泡製而成的低劣毒品。這種毒品，售價低廉，花五六塊銅元，就可以吃到一碗，因而光顧這種店鋪的，都是黃包車夫、小商販等處於社會底層的民眾。

　　民國時期，政府亦要屢屢禁止鴉片，但收效甚微。有好事者編了首《鴉片煙歌》，歷數吸食鴉片的害人之外，以警示人。現將歌詞錄下：

　　鴉片本是外國生，一到中原絕了我命根。如何好把洋菸吸？一耗精神二費錢，三餐茶飯常欠缺，四季衣衫不周全，更寒冷少被蓋，六親斷絕真可憐！開門七件無來路，單怪八字沒遇好時辰。仔細思量無好處，懸梁高掛一條繩。《民國日報》，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３日。

　　３．賭博盛行

　 　辛亥革命後，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在推翻封建帝制的同時，也曾致力於蕩滌包括賭博在內的毒化社會風尚的惡俗陋習。１９１２年３月５日，南京臨時政府內 務部頒布法令宣布在全國禁止賭博。短短一月之內，連發數道法令禁止賭博，充分體現了南京臨時政府嚴厲賭禁，全面整飭社會風氣的決心和魄力。民國初期的禁賭 舉措，使清末以來瀰漫全國的賭風得到暫時遏制，連素有「賭國」之稱的廣東也出現大小賭博一度斂跡的局面。

　　然而，好景不長。隨之而來的 袁世凱當權以及以後的軍閥割據，社會動蕩不安，使本來就難以禁絕的賭博不久又死灰復燃，並迅速蔓延至城鄉每一個角落。在上海，民初以後傳統賭博如麻將、牌 九、花會繼續發展，其中花會在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３０年達到鼎盛。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５年間又時興一股「詩迷賭博」，捲入者甚眾。２０年代末，外幫、本幫流 氓相繼開設名目繁多的賭場，富商巨賈、洋行買辦興辦各類「總會」，官僚顯貴的公館賭博也風行一時，輸贏動輒上方，遠勝於正規財場。而賽馬、跑狗、四力球、 輪盤賭、吃角子老虎機等西方賭博方式也大量輸入上海，引發國人新一輪嗜賭狂潮。

　　日軍佔領上海時期是上海賭博的全盛時代。整個滬西賭窟 林立，著名的有來順林、王茂亭的「秋園」、王寶善的「好萊塢」，邵蓮賡、錢宗範的「榮生公司」、「北豐俱樂部」，二等流氓榮炳根之徒沈祥麟在愚園路所設的 愚園飯店大賭窟等。　朱聲昌：《「中山公館」和「特色機關」的內幕》，《文史資料選輯》第９１輯。１９３８年，李鴻章之孫李瑞九在海格路（今華山 路）６２６號設大賭場，張嘯林也曾在１９３９年假一俱樂部於大新公司五樓，與高鑫寶、俞葉封、程效沂等投資賭業。沈銀水依仗其老頭子盧英的勢力，也在南陽 巧開「祥生公司」，招徠賭徒。此外還有同慶飯店、華南、滬南、綠寶等賭檯，不下百餘處，跑馬跑狗依然人進人出，興旺無比。

　　抗戰勝利後，一些大賭窟如由四力球場改稱的「中華運動場」被接收，但是黑社會操縱的牌九、麻將、沙蟹、骰子等，依舊遍地開花，直至解放，才將此風基本杜絕。

　　４．淫業興盛

　　民國時期，淫業獲得了畸形發展。從邊遠小鎮到繁華都市，從內陸省份到東南沿海，無處沒有妓女、妓院。娼妓業在官府禁馳無序的情勢下，經過清末以來百餘年間的發展，終於在全國各地城市或集鎮的商業繁華地段逐漸形成了一個或數個妓院相對比較集中的地段和地區。

　　此期間公私娼妓的總數，缺乏一個系統的、完整的統計。但即使是一些較為零碎的材料，也能夠讓人領略到當時畸形發展的娼妓業的概況。

　 　上海是著名的「東方花都」。其淫業之盛，娼妓之多，甚為驚人。據甘布爾將１９１９年北京、上海公娼與居民的比例同世界各大名城所作的比較可知，上海每 １３７名居民中有一名公娼的比數，是遠遠超過北京（１：２５８）、東京（１：２７７）、名古屋（１：３１４）、芝加哥（１：４３７）、巴黎 （１：４８１）、柏林（１：５８２）、倫敦（１：９０６）的。然而，公娼僅是當時所有娼妓中的一個部分，實際上，上海的娼妓遠不止此數。據工部局在在 １９２０年的統計，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妓女為６１１４１人。其中野雞最多，為３７１６１人，花煙間釘棚也有２１３１５人。１９２８年後，由於皖蘇浙三省和 南京廢娼，失「業」妓女大多流入上海，加上咖啡館、遊樂場的女招待、按摩女、舞女、女相士等變相的妓女種類逐漸增多，因而此時的娼妓總數估計在１２萬人以 上。到民國末年，上海的妓女數量更是驚人，光從福州路徑西藏路到愛多亞路這幾百米長的路段上，竟有７６４名娼妓在拉客。

　　民國妓業之所 以出現畸形繁榮的景象，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自１８９５年《馬關條約》和１９００年《辛丑條約》籤訂以後的近半個世紀，中國幾乎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殆 盡。在「租借地」、「租界」、「通商口岸」、「租借港口」，西方資本主義對娼妓業採取放任不管的態度，因而社會控制減弱，疏於管理。「夷夏糅雜，人眾猥 多，富商大賈及五方遊手之人，群聚雜外，娼寮妓館，趁風駢集，列屋而居，倚洋人為護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詰，日盛一日，幾於花天酒地矣。」上海通訊社編： 《上海研究資料》，上海書店１９８４年版，第５５４頁。另外，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和中國陷入長期的社會動蕩，一方面破壞了封建自然經濟結構，促使中國農村 經濟崩潰，大批破產的農民和逃荒災民進入城市，成為廉價的勞動力，其中的婦女，則是娼妓的最主要來源。另一方面，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又刺激了中國工商業的 發展。工商業的發達，促進了為其服務的一系列服務業，如錢莊、當鋪、珠寶店、茶館、酒樓、書場、戲園等業的興盛，娼妓業的興盛當然也在其中。還有，民國特 定政治環境也為娼業的發展提供了溫床，「政界風氣起了深刻變化。前清時期，官吏可以納妾蓄婢，但是不許宿娼叫局……『花街柳巷』，官吏不敢問津。官吏宿娼 被認為『有玷官箴』，可以被參奏革職。……辛亥後，官吏、議員不但可以在飯館子裡叫堂差，大吃大喝，而且可以到妓院擺花酒，大宴賓客，因此……娼妓的人數 和營業也大大發展了」。菊隱：《長沙響應起義見聞》，《辛亥革命回憶錄》第２冊，中華書局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９９～２００頁。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民國末 年。

　　５．匪患叢生

　　自民國以來，無處不匪，無年不盜。在中國１９１１～１９４９年的兩次革命期間，幾乎所有的報紙 和雜誌都充斥著有關盜匪在鄉村製造騷亂和傷人的報導。儘管國家多次立法通過「剿匪」的議案，但是土匪的數字有增無減。到１９３０年，據保守的估計，全國土 匪總人數達兩千萬。匪患活動的時間、地域範圍、人數規模、為禍程度和社會影響等方面都是空前絕後的，成為民國社會同風俗變遷所造成的畸形的社會現象。

　 　要精確統計民國時期的土匪活動狀況和分布情況是相當困難的。土匪不像駐紮在固定地點上的軍人，他們總是行蹤不定。東北三省合起來以「滿州」著稱。當地官 府管土匪叫「馬賊」（或叫紅毛子）。馬賊實際上是一種「邊境線上的土匪活動，尤其是在黑龍江北部的大部分地區，土匪活動是求生活命的重要手段，據說，在那 個地方，每個村莊都留有土匪活動的蹤跡」。陝西是作為一個老牌的「土匪生產區」，早在１９１１年該省北部地區就已經是強盜窩遍及四野了。在軍閥勢力的統治 下，陝西成了各色暴力行動的匯集地，從名符其實的農民起義到軍閥支持的土匪武裝，乃至地主豪門自行組成的民團，無所不有。軍閥閻錫山統治下的山西一直被譽 為中國的「模範省」。可是就像中國的其他地區一樣，該省的山川田野中也遍布土匪的蹤跡。直隸省的北部地區直到１９２８年，始終是首都北京的所在地。此後國 民黨北伐軍蜂擁而至。當時正碰上空前的饑饉災荒，省內的土匪人數突飛猛增到５００萬，幾乎佔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從那以後，特別是在１９３０年國民黨遭 到北方軍閥聯盟的挑戰時，直隸省各地沒有一塊土地不受土匪的洗劫。華北地區土匪活動的焦點是黃河下遊地區，包括豫南、魯南、皖北和江蘇北部，特別是四省交 界地區。山東土匪臭名昭著，一言以蔽之，可謂「魯國多盜」。對那些竭力趕上辛亥革命浪潮的人們來說，土匪歷來是山東省的主要問題。據２０年代中期的統計， 山東的土匪人數在２萬到３萬之間。安徽的土匪現象最初只局限在皖北地區，到２０年代後期，隨著地方軍閥戰事頻繁和北伐軍的推進。土匪活動蔓延至整個省內， 過去零零星星的小股土匪這時已被人多勢眾，以士兵為基幹的新式土匪所代替。其它的江蘇、湖北、湖南、廣西、江西、浙江、福建、四川、雲南及廣東等諸省，土 匪活動都很猖獗。可以說，總是和殘暴的制度形影不離的土匪活動成為民國社會風俗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中心問題之一。

　　匪患歷代皆有，但都算 不上是風俗文化現象，惟獨民國匪患滲入到鄉村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迎合了當時特有的普遍的尚武心態，成為破壞正常行為規範的越軌的時尚。之所以會出現此事 畸形的社會風俗，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因大革命失敗或政治動蕩而造成社會無序，治安失去保障，進而遺留下後患；二是１９世紀末至２０世紀前半期國際政治動 蕩、變化對中國的波及和影響；三是近代資本主義生產、生活方式在中國的出現，大大刺激土匪隊伍的壯大；四是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時期，以及南京政府成立後至 ３０年代前期，軍閥之間的戰爭從未間斷過。這些軍閥戰爭，迫使部分喪失生計的人鋌而走險，加入到土匪的行列之中。

　　民國時期中國社會的劇烈動蕩和巨大變遷，雖然在總體方向上是符合歷史潮流的，但遠不是充分的、健全的。在這種不充分、不健全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產生民國時期嚴重的匪患這種社會風俗現象，應當說是不足為怪的。

好了今天的文章到這裡就結束了，喜歡歷史和房產知識的朋友，可以關注一下小甲，每天都會更新好文章哦^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