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星巨棺主人之謎

2023-03-22 04:29:05

2008年10月15日，防城港市上思縣距縣城5公裡處一個名叫 「官皇屯」的山坡上，人們挖山取土時，挖出了兩具巨棺「三合土」棺槨。嗣後，在自治區文物局的主持下，聯合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以及有關省市文博單位共同攻關，經過近3年的搶救性、抽絲剝繭般發掘，一個驚天秘密正一步一步向我們走來：上思「三合土」巨棺與明朝「失蹤」的建文帝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具有重大的人文價值。逐章推出「七星巨棺」之謎，以饗廣大讀者。

一、「石棺」出自「官皇屯」

時間定格在2008年10月15日。誰也沒有預料到，這天的不久之後，卻引起國內各媒體，特別是引起了中央電視臺各類欄目極大的關注，並在國內考古界也引起了轟動，而上思也成了全國關注的焦點。

對於人們來說，這天只是一個平常的日子。然而，就是這一天，在距上思縣城東面約5公裡的思陽鎮廣元村東北面約800米處，當地人稱之為「官皇屯」的山坡上，卻因為一個正在這裡進行挖山取土的施工隊，從山坡處挖出一塊外殼十分堅硬而又類似石頭的長方形「石塊」，由此人們一傳十、十傳百地紛紛湧來觀看這個大「怪石」。

也許在場的施工隊領導意識到，展現在人們面前的這個大「怪石」並非一塊普通的石塊，當即向政府作了報告。縣文化和體育局領導接到政府的通知後，要縣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員立即趕往現場進行勘測。在對這個「石塊」的勘測過程中，發現這個類似「石塊」呈長方形，頂部分呈「人」字形，長2.40米，高1.16米，寬0.96米。而在山坡上，另一個也類似的「石塊」，其頭端已露出地面。經測量，這兩塊「石塊」的排向相互距離0.5米。在過後發掘這大「石塊」出土後，測量其長2.50米，高1.45米，寬1.15米。這兩大「石塊」的形狀，類似棺材的形狀。

經對兩大「石塊」進行勘測，結論為：這兩大「石塊」並不是普通的「石塊」，而是兩座系「三合土」夯制的墓葬。隨後，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覃芳、何安益、楊清平等文物考古專家，根據這兩座「三合土」墓葬製作的形狀，初步推斷，屬明代時期的墓葬。並還斷定，以「三合土」為外槨的這兩個墓葬，在「三合土」槨內必然存在有棺木。

這種以「三合土」 夯制的棺槨，也就是當地人所俗稱的「石棺」。所謂「石棺」，只是當地人的俗稱，它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用石頭鑿刻而成的棺材。其實，它是一種採用「三合土」在棺木四周夯制形成的棺槨。只不過在「三合土」乾涸後，它的堅硬度也像石頭那樣的堅硬，甚至比普通的石頭還要堅硬。

而所謂的「三合土」，這也僅是一種考古專業上的俗稱術語。「三合土」它是由多種成分組成，只不過它其中的主要成分是黏土、石灰和沙子。而其中的石灰成分比較多，黏土也佔有一定的比例，沙子的比例相對少一點。壯族民間有這樣一種說法，就是夯制這類「三合土」棺槨，有時為了增加其黏性，會在「三合土」中加進適量比例的糯米漿或糯米飯進行攪拌。另外，有時為了增加其硬度，也會在「三合土」中加進適量的桐油進行攪拌。

經考證，採用「三合土」夯制棺槨，在我國自宋、元時期就時有出現，至明、清時期，在山東、福建、廣東的沿海一帶就盛行了。其原因，沿海一帶土地溼潤且酸鹼性較強，如埋在土中的棺槨受到酸鹼性的長年侵蝕，棺槨就容易腐爛。因此，為了更好地保護棺槨及棺內屍體、物品，就採用了「三合土」混攪，並在木質棺槨四周夯築，形成一種「三合土」外槨，以達到長久保護木質棺槨的作用。以後，這一帶不斷有沿海的移民遷移內地，就把「三合土」夯制棺槨的喪葬習俗沿襲到各地。

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考古專家李珍說，以前在山東、福建、廣東等地也曾發掘類似的「三合土」棺槨，但多數僅為五面密封，且多數都遭到嚴重毀壞。自己從事考古工作多年了，以前從沒有見過像在上思出現的這麼完整的兩座「三合土」夯制的棺槨。

專家推斷，這次在上思發現如此完整的呈六面密封形狀的「三合土」棺槨，在廣西屬於首次發現，在國內也屬罕見。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梁宏剛博士，根據中國傳統的喪葬習俗推斷，這應該是一處夫妻合葬墓。因為，不僅在壯族或是其他民族的喪葬習俗裡，父子葬或者母子葬它們是不能平排葬的，只有夫妻合葬，才能平排葬。

根據有關文獻記載，在我國的西周時期就已經開始存在夫妻合葬的習俗，即夫妻分別葬在兩個相互緊造的墓穴中。到春秋戰國時代，這種夫妻異穴合葬的制度更加趨於普遍。

也不知道從何時起，從「風水」學的角度說，凡家族的墓葬，長輩墓一定在墓地的上方，而晚輩墓只能在墓地的下方，否則，那就是「騎祖」，就是人倫顛倒的表現。這是喪葬習俗中的一種禁忌。

自從出現了夫妻異穴合葬的習俗，幾千年來，人們還一直在遵循著這樣的喪葬「風水」規則，並一直延續至今。經過完全發掘出土後，發現這兩座「三合土」棺槨呈一大一小狀。經體積推算，大棺槨的重量應在5噸左右，小棺槨的重量也在4噸上下。

按照墓葬所呈的坐北朝南向排列，大棺槨位於墓地東面，小棺槨位於墓地西面。在壯族的喪葬習俗裡，墓地的安葬，排列均為男左女右。因此推斷：大棺槨裡的墓主人為男性，小棺槨裡的墓主人為女性。

經2008年12月19日、2009年6月9日由廣西文物局、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北京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湖北荊州文物保護中心、陝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廣西醫科大學等各路專家，對兩座「三合土」棺槨的開棺發掘勘測，結果也證明了當時「夫妻合葬」和大棺槨裡為「男性墓主人」，小棺槨裡為「女性墓主人」的推斷。

內棺剛抬出「巨棺」，「巨棺」的內底部呈現的「北鬥七星墩」又帶給大家新的驚喜。「北鬥七星墩」的排列形狀與上次發掘的小副「巨棺」中出現的「北鬥七星板」排列形狀基本一致。專家認為，這7個小墩子由三合土堆成。為何「北鬥七星」屢次出現在上思「巨棺」中，到底具有什麼意義呢?有些了解當地民俗的網友稱，「北鬥七星」有兩層含義，一是「北鬥七星」能指引死者升天，二是構成「北鬥七星」的7個孔6條支線象徵著人世間的七情六慾，人死之後，人的七情六慾也跟著升天。

更為奇異的是，當切割了「三合土」外槨後，展現在人們眼前的「三合土」外槨內有一副樟木製作的內棺槨，而在樟木槨之內又是一副十分堅硬的木質板製作比較精緻的內棺。再者，發現內棺的兩側，都用兩個木質「燕尾鎖」將棺蓋和棺槽進行凹狀「鎖扣」。採用這種「燕尾鎖扣」 棺蓋和棺槽的喪葬方式，在壯族的喪葬習俗裡，還沒發現過先例。

以往的考古，在「三合土」 槨內只有一個棺木。而像這樣呈「三合土」槨 「樟木棺槨」 內棺的喪葬方法，目前在國內還沒有類似考古發現的記錄。

雖然說，這兩座「三合土」棺槨的開棺勘測工作已告一段落，儘管棺槨內出土的文物甚少，但是，這兩座曾轟動國內考古界的「三合土」棺槨卻留下了諸多的謎團，其中，這兩座「三合土」棺槨為什麼如此奇異，而墓的主人又是誰，它又是何時埋在這裡的，為什麼墓葬的地面上沒有留下任何的墓碑標誌，棺內也沒有留下任何能證明墓主人身份的標誌。

而從出土的物品中，為何女性墓主人身穿在封建社會裡，只有皇族及王公貴族才可穿著，否則就是犯「忌」的金黃色的絲織衣服，身上又呈現一塊質地為綢緞的繡有形似 「荷花」狀圖案的方帕。再者，男性墓主人在棺內所呈現的是雙手交叉平放於腹部的睡狀，這和壯族喪葬習俗的死者在棺內呈雙手平放身體兩側睡狀的習俗儘是不同。可惜的是，女性棺槨在挖掘時，民工以為是大石塊任其隨意翻滾，棺內骨骸已經零亂，無法分辨其睡狀。而且，經推斷這兩座墓葬的年代應為明代時期的墓葬，但為什麼在女性棺內卻呈現唐代的「開元通寶」錢幣，男性棺內呈現的是唐代的「乾元重寶」錢幣。值得驚奇的是，男、女性墓主人都身墊刻有「北鬥七星」圖案的「靈板」。

記者發現，在槨蓋中心的位置上，有呈發散狀的絲網狀的白須。這是墓葬的特意雕琢，還是後天因素導致，這些絲網白須透露著什麼信息呢?上思文管所王善初所長說，按當地民間的說法，這種絲狀白須被稱為「龍鬚」。民間傳說，親朋好友在送葬時，會感動棺內的死者，死者因受感動而噴出一口唾沫，「龍鬚」就是由唾沫在棺蓋板上揮發形成。但「龍鬚」形成的科學原因，還須進一步研究考察。醫學專家則認為，「龍鬚」可能是由真菌引起。

所有這些「三合土」棺槨裡出現的種種謎團，是否深藏著什麼樣的玄機呢？

當年這兩座「三合土」棺槨是採取了「一次葬」的形式進行安葬的。或許墓主人生前有過遺囑，或者是墓主的後人原意把墓葬埋下以後，就不再讓世人知道墓葬的蹤跡。所以，這兩座「三合土」棺槨採用的是「深葬法」，即在地面上甚至包括棺內都沒有留下任何能證明墓主人身份的墓碑及墓志銘。

清朝《事物原會·墓志銘》書中記載，墓志銘真正成為一種文體始於南朝時期。墓志銘一般由「志」和「銘」兩部分組成。明代《文本明辨序說》中記載：「按志者，記也；銘者，名也。」「志」是用散文形式記敘死者姓名、字號、籍貫、官級、功德事跡的。「銘」，是用韻文形式概括「志」的全文，並對死者致以悼念、安慰、褒揚之情，是委婉抒情的。但也有只用碑記或碑銘的。

在古代，「墓誌」主要是把死者的簡要生平刻在石碑上，放進墓穴裡，中國人講究立德立言立行，死後這些都是要寫進墓志銘，以求得死後留名。

中國的夏、商、周時期的喪葬是「墓而不墳」，就是只在地下掩埋棺槨，地表不樹任何標誌。自春秋、戰國時期的喪葬形成了「墳」後，才有了「墓碑」，而「墓碑」則立於「墳」前。

墓碑文上一般刻記死者的姓名、籍貫、成就，逝世日期和立碑人的姓名及與死者的關係。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我國從春秋晚期就開始盛行在墓葬上構築墳丘。如《禮記·檀弓》中記載，孔子為父母的墓建造墳丘。並認為此前之所以沒有在墓上建造墳丘，即有「不封不樹」、「墓而不墳，與地平齊」的回歸自然之意。

我國傳統墓葬的形式是土葬，而土葬必需有墳墓。墳墓，似乎是一種連帶的稱呼，其實，「墳」與「墓」的字義是有著本義上的區別。《禮記·檀弓》引用孔子的話說「古也墓而不墳」。東漢末年的經學大師鄭玄對此的注釋為「墓為兆域，今之封塋也。土之高曰墳。」所謂「土葬」，就是要把死者安放在棺木中，然後再把棺木埋入土穴，因此，埋棺之處叫做「墓」，也叫做「塋」，墓地範圍以內叫做「兆域」。而在墓地埋棺之處的地面上堆土成丘的，叫做「墳」，也叫做「冢」。這就是說，在墓地裡，高處為「墳」，平處為「墓」。

歷史文獻記載，秦漢以後，喪葬制度形成了「無墓不墳」。在整個封建社會，墳墓等級分明，官爵越高，墓地越大，墳頭越高。東漢末年的經學大師鄭玄提到「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七星巨棺

我國唐、宋、元、明、清五朝的墓葬典章裡對不同品官和庶人墓地的大小規格以及墳高規格都有具體嚴格的等級規定。

自戰國中期起，趙、秦、楚、燕、齊、韓等國君主死後都營造高大的墳丘，並尊稱為「陵」，即指其高大無比，也象徵著王權的尊嚴和地位的崇高。

在我國的喪葬習俗裡，是有「一次葬」和「二次葬」的說法和習俗。

「一次葬」，是指人死了以後，就把遺體直接安放進棺內，永久性的埋在地下，有的地方叫「大葬」。

「二次葬」，是指人死後，把遺體安放進棺內埋於地下，若干年後，再把遺骨撿出來重新安葬。

所謂「深葬法」，就是壯族民間民俗所說的「暗葬」。其意就是把棺槨埋在地下後，地面上不壘築墓堆，也不留下任何墓碑標誌。如果在地面上壘築墓堆，並豎立有墓碑及其他標誌的，壯族民間民俗稱之為「明葬」。

經查訪兩座「三合土」棺槨出土地附近村民，凡是上了年紀的七、八十歲的老人們都說，自從他們懂事起，都沒有聽到有上輩老人傳說這座山坡上有古時墓葬，他們也從來沒有見這座山坡上有過古墓葬的墓碑標誌。

壯族的民間有這樣的習俗禁忌，不能隨意去毀壞別人的祖墓和墓葬，否則，是要損陰德的。悠久的歷史以來，人們還是遵循這一習俗準則。何況數百年前，這裡還是屬於荒郊村落，就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數十年間，這裡也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工程建設，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時期，這座山坡雖然也開闢過果園，可也沒有聽說曾經搗毀過兩座古墓葬。如果不是這次因建設工程需要而進行挖山取土，這兩座古墓葬或許再過幾十年或許上百年後也不會露出地面。

那麼，為什麼當年墓的主人或是其後代要採用這樣的喪葬法，是不是墓主人生前有什麼神秘的經歷呢！

按照喪葬習俗的常規，不論是在歷史上有過何顯赫地位和取得過什麼功名的人，或是一般普通老百姓，死後由後人壘墳豎碑，以世代祭祀。

可是，這兩座「三合土」棺墓葬其製作這樣的精緻，並且當年是要耗著不少的人力、財力來夯制，這也不是一般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了的工程。可它們卻要如此的沉默於地下數百年且從沒有後人進行過祭祀。儘管這兩座墓出土後，附近村民也曾試圖認「祖」攀「親」，然而，經查對上思歷史上有過「名望」的歷史人物的家譜、族譜，卻沒有發現記載缺、漏其「祖先」墓葬的。這就不由得人們去進行種種猜測。

從墓葬的巨大夯制工程和棺木的精緻，以及死者身墊「北鬥七星」靈板這些奇異的現象，對此，可以做出這樣的推斷：這兩座墓的主人，其生前應該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且墓主人極有可能還隱藏著極深的神秘背景。

在上思出現過的歷史名人、望族裡，有誰更接近這樣的條件呢？查閱當地史料後，更是一片茫然。雖然，上思在歷史上也出現不少的名人和望族，但他們的最終歸宿都找到了「佐證」，就是說，他們的墓葬，至今都仍在享受著其子孫後代的年年血親祭祀和對墳丘的修茸。

那麼，在歷史上曾居住於上思的有誰更能接近這樣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的人物呢。

經查閱有關歷史資料和有關的縣誌資料，《上思縣誌（民國版）》有這樣記載：清順治元年甲申，即崇禎十七年也（公元1644年）。是時，明之版圖，此數省已去其半。迭經臣工擁立桂王，力圖恢復。乃清急分兵追擊。桂王朱由榔走南寧入雲南。李定國、孫可望等皆隨之。有經上思邊地而欲匿跡圖存者。如左江道黃其晟，避居城內，置有屋地。

《上思縣誌（民國版）》還記載：上思營都司僉書署在城內東南隅，系明黃官故宅。又載：城守營向無署。明季左江道黃其晟，為避亂計，在城內築屋一座，後他適，房遂空。清初設城守，暫駐其間。至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其孫黃奕欲扶櫬旋閩，因索償屋價。再者，《上思楊氏家譜》中記載，其先祖於「永曆二年」（公元1648年）的一處墓葬有落款：「賜進士年前左江兵巡道今升通政使通家侍生黃其晟拜撰」 的墓碑文。若如上思縣誌所載，身為明朝廷命官的黃其晟自清軍入關後開始避居上思，至清康熙年間其與家人在上思居住了四十年。

難道這兩座「三合土」棺槨就是黃其晟夫妻的墓葬？

據福建省《同安縣誌》（今為廈門市集美區）資料記載：黃其晟，字仲芝，號元眉，明末清初同安縣鼎尾人。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進士，任東城御史，以耿直不容人，出知撫州、南昌、桂林等知府。

黃其晟任廣西左江道時，聞明廷亡後，同瞿式耜等在肇慶奉「永曆帝」（指桂王朱由榔）。後並隨帝欲逃往緬甸，為清軍所獲，在獄中關押6年後，於康熙元年（公元1662元）釋放回鄉。

《臺灣文獻叢書·第302種》《嶺海焚餘（明清）》全集《奏明會推本末疏》載：「黃其晟已改兵侍，奉差久矣。當日求甚苦，予改樞銜甚歷，而又坐缺不出，不可也。」

由此可知，黃其晟當年應該是受到貶嫡而轉任廣西南寧左江道的。於是，根據這樣史料的記載，在開始對「三合土」棺墓主人身份的考證時，為了能夠獲取更多的歷史信息，不妨把這段歷史做個還原性地推斷：

黃其晟在任廣西右江道時，聞知清軍在明軍叛將吳三桂引領下進入關內，併入主中原，建立了「大清國」。其時，明朝崇禎皇帝朱由檢在李自成率領起義軍攻陷北京城後，無奈吊死於北京城紫禁宮煤山的那棵老歪脖子的大樹上。可是，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攻佔北京後，由於「兵驕將奢」，造成明將吳三桂投降滿清，並引清軍佔領了北京城。

雖說清軍攻佔中原後，南方數省一時還處在明朝控制的勢力範圍內。作為明朝廷命官的黃其晟深知，明王朝已是無回天之力了，而清軍會繼而舉兵大舉進攻南方，以取得明朝的整個天下。所以，就事先將其家人如《上思縣誌（民國版）》所載，避居於上思城內。而為什麼黃其晟會選擇上思為避居之地呢？其一，廣西左江的範圍雖然包括寧明、崇左、大新等地，但這些地方都是十分顯眼，不易避居；其二，上思距南寧僅百餘公裡，並且地處綿綿數百裡的十萬大山，交通不便，官兵不易追剿，是避居的理想之地。

標誌明朝滅亡的時間，應為1644年。其時，南方數省的明朝官吏馬士英、史可法等始推並擁立明福王朱由崧於清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初三監國於南京，並於五月十五即皇帝位，年號「弘光」。清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十五日，大臣趙之龍、王鋒、錢謙益等獻南京城向清政府投降，廿二，朱由崧被俘，並解往北京處死。福王朱由崧的「弘光」朝廷滅亡後，清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閏六月初七，明福建巡撫張肯堂、禮部尚書黃道周等，奉唐王朱聿鍵稱監國於福州，同月廿七稱帝年號為「隆武」。清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八月廿八，朱聿鍵被清軍擒殺，「隆武」政權滅亡。

與朱聿鍵建立「隆武」政權的同時，在浙江餘姚、會稽等地抗清義軍及明官吏縉紳的扶持下，明魯王朱以海監國於紹興。但是，魯王因其政權腐敗，並熱衷與「隆武」政權爭奪皇統，勢同水火不能相容。該政權建立不到一年就宣告滅亡。清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十一月初二，明大學士蘇觀生、隆武政權時的輔臣何吾等於廣州擁立朱聿鍵之弟朱聿粵為帝，改年號為「紹武」。同年十二月十五，清軍攻入廣州，朱聿粵等皆死。「紹武」政權僅存41天也就宣告滅亡。清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十一月初八，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翟式耜、原兵部尚書李永茂等擁立桂王朱由榔在廣東肇慶繼皇位，以次年（公元1647年）為「永曆元年」。史稱朱由榔為「永曆皇帝」。

朱由榔為人懦弱寡斷，昏庸無能。在抗清名將何騰蛟、瞿式耜、鄭成功等的支持下，尤其是大順、大西農民軍與之聯合抗清，永曆政權得以生存下來，支撐臺灣及中南、西南數省半壁江山，聲勢頗大。順治五年（公元1648年）春收復了湖廣、湘桂部分地區。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收復廣西全境。接著北取長沙，東掃江西，收復二州16郡。但永曆朝政腐敗，統兵將帥專橫跋扈，朝廷中宦官專權，朋比為奸，內訌激烈。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四月，清軍主力從湖南、四川、廣西3路進攻貴州，年底進入雲南。大西軍精銳損失殆盡。十六年（公元1659年）正月永曆帝狼狽西奔，經廣西南寧轉往雲南進入緬甸避難。

以上的這段歷史，史料稱為「南明政權」或「南明王朝」，也稱「小南明」。

黃其晟是否參與在廣東肇慶擁立朱由榔的活動，史料沒有明確記載。但從《上思楊氏家譜》的記載，黃其晟於公元1648年（即永曆二年）曾為楊氏先人撰寫的墓碑文的情況推斷，黃其晟當年並沒有在廣東肇慶參與擁立朱由榔的活動。但是，他確知朱由榔繼位，否則，就不會在碑文的日期上標上「永曆二年」的字樣，也許後來在其他明朝廷命官的召喚下，黃其晟將家人留在上思，便獨自前往跟隨朱由榔，進行「反清復明」的活動。

這也從《上思縣誌（民國版）》記載「明季左江道黃其晟，為避亂計，在城內築屋一座，後他適，房遂空。清初設城守，暫駐其間。」的字句裡得到了印證。就是說，黃其晟到上思後不久便離開了上思。

黃其晟去了那裡，這也許如福建廈門同安縣誌所述「（黃其晟）聞明廷亡後，同瞿式耜等在肇慶奉永曆帝。」

隨後，「永曆帝」朱由榔在清軍的追剿下，於1659年由廣東經廣西桂林、柳州、南寧等地前往雲南並逃往緬甸。1662年，清軍完全控制了南方後，責令吳三桂繼續追剿已「避難」在緬甸的朱由榔等。而吳三桂也威逼緬甸國王交出朱由榔，否則就進攻緬甸。緬甸國王為了自保，便設計誘出朱由榔，由吳三桂率清軍將其俘獲。不久，朱由榔遭到吳三桂縊殺並焚屍。

黃其晟在南明王朝徹底滅亡後，也許正如福建廈門同安縣誌所述：「隨帝欲逃往緬甸，為清軍所獲，在獄中關押6年後，於康熙元年（公元1662元）釋放回鄉。」

據此可以證實，黃其晟確有其人，而其又是明朝進士和遺臣並任過廣西左江道，明亡後又隨「小南明」的桂王朱由榔。黃其晟獲釋之後，是否「回鄉」，或許繼續返回上思避居。不然，在《上思縣誌》裡，怎麼又有「至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其孫黃奕欲扶櫬旋閩」的記載呢。

由此推斷：其一，黃其晟獲釋後，可能確實回鄉了，不然就不可能有如福建廈門同安縣誌所述：黃其晟「性喜《辭楚》、《漢書》，常題句云：『熟讀離騷痛飲酒，細看傳注喜觀書』」的記載。再者，黃其晟或許在故鄉思念遠在廣西上思的親人，並經多年的輾轉書信才聯繫到自己的親人，所以，才有了如《上思縣誌》「至康熙二十三年，其孫黃奕欲扶櫬旋閩」的記載。其二，黃其晟在受清軍俘獲關押獲釋後或許仍返迴避居於上思，並一直默默地生活，直至逝世。至康熙二十三年時，其孫黃奕意率家人返回福建原籍，便向縣署索償「清初設城守，暫駐其間。」的屋價。其時，或許黃其晟之孫黃奕早已埋葬了先祖黃其晟。只不過對外聲言要「扶櫬旋閩」罷了。

再者，當年黃其晟之孫黃奕要「扶櫬旋閩」，談何容易？其一，上思地處偏僻，且交通不便；其二，上思至福建，千裡之遙。當時也不具備這樣的運輸條件；其三，如果不聲稱「扶櫬旋閩」，其後人也怕先人的墓葬日後遭到盜挖及毀壞；其四，其後人「旋閩」後乃至數百年裡再也沒有任何後人到上思「尋蹤祭祖」；其五，或許數十年乃至上百年後，其再有後人來此「尋蹤祭祖」，但是，由於歷史的變遷，或許再也無法找到其祖先的墓地了。

然而，當對「三合土」棺墓主人身份初步推論疑似為當年的廣西左江道「黃其晟夫妻合葬墓」時，一條信息的反饋，幾乎全部推翻了開始的種種推論，因為，在福建廈門同安縣鼎尾村已經發現黃其晟夫妻當年的合葬墓。如此，就更使得上思「三合土」棺墓主人的身份更加撲朔迷離了，也就更加顯示出它濃重的神秘色彩。

那麼，墓葬的主人又是誰呢？

四、皇上住過「官皇屯」？

此前提到，兩座「三合土」棺槨出土的地名為「官皇屯」。但現在已經無法考證是何年何月此地取名為「官皇屯」了。

其實，本文所稱的「官皇屯」，按照壯族的傳統地名，不是稱作「屯」，應稱為「板」。在當地壯族的方言裡，「板」即是「村莊」的意思。而「屯」則是漢族地區，特別是北方村莊的俗稱。現在的壯族地區把村莊稱為「屯」，只是行政文字的一種表述。

《中國少數民族簡史叢書·壯族簡史》記載，廣西屬於我國古代百越民族之重要支系——雒越民族。

對於百越民族的歷史淵源，在有關論述百越民族的文章裡做了闡述，百越族是居於現今中國南方和古代越人有關之各個不同族群的總稱。在中國歷史上，整個廣大的江南地區，即所謂交趾至會稽七、八千裡，在秦漢以前都是百越族的居住地。現在居在中國南方屬壯、侗語系和瑤語系的各個民族，不論在語言上，或者是在文化習俗上，都與古代的百越族有一定程度的關係。

在有關的文章裡，對於雒越民族，也做了這樣的闡述，雒越是很早以前就居住在我國南方的古老民族。據考證，雒越是嶺南原住民族先民所建的一個古老方國，雒越文化對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雒越人是夏、商、周及秦漢時代在嶺南的古老民族，是古代壯族、侗族、黎族、毛南族、仫老族、瑤族、水族等民族的祖先。遠溯到舊石器時代時期，先秦時期，廣西為雒越國，居住著百越族中的最重要支系——「雒越」、「西甌」、「蒼梧人」等民族。

史料記載，上思地處廣西西南邊陲，秦以前為百越地，隸屬部落南交，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在嶺南設南海、桂林、象郡，上思屬象郡（今崇左市境內）。秦末漢初為南越地。

因而，可以確認上思自古就屬南越地，是百越民族中的支系——雒越民族的居住地。雖然歷經了幾千年的歷史風霜，但是，上思直至如今，還深深地留下了原雒越民族的生活習俗、生產習俗的烙印，特別是在地名的稱呼上，如在地名開頭冠以「那」、「祿」、「渠」、「板」、「婆」、「派」、「汪」、「馱」、「枯」、「念」等，更顯出古代駱越民族的歷史印記。

而「官皇屯」也可諧音為「棺皇屯」。按照壯話也可以解說為「皇帝的村莊」或「皇帝棺材的村莊」。這或許就是當年為了對兩座「三合土」棺進行保密而以村名（地名）作為一種標記。

在對「官皇屯」地名歷史淵源的民間調查時，民間有這樣傳說：明朝時期，這裡還是一片荒涼之地。但是，之後有一位落泊的皇帝帶家眷及一大批僕人，從遠處來到此地築屋居住了很久，並形成了一處小村莊。後來，不知道這位皇帝是什麼時候離開了，村裡的房屋也隨之全部被毀，不留痕跡。到了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上思實行了「改土歸流」，為了防備原土司殘餘的不斷侵擾，上思首任「流官」（指由朝廷委派的官吏）同知曾丙將上思州城（即現在的舊州屯）從明江南岸遷至明江北岸（即現在的上思縣城），有民眾就到這個地方建屯，為了懷念原來居住過的「舊主」 （指曾經居住過此地的避難皇帝），所以，就把此地屯名叫做「官皇屯」（壯族方言為「『板』官皇」），還把通往「官皇屯」的一道坡，稱為「官皇坡」。而把當年或是無意或是有意遺留下來的一口井稱為「官皇井」。

「官皇井」位於「官皇屯」西南面約500米處，按照壯族當地方言，「官皇井」可譯為「皇帝的井」。據群眾傳說，此「官皇井」 其井口邊系砂巖長條石圍砌，井水清澈甘甜，幾百年來保存完好，並一直是附近民眾生活之「源泉」。

再者，位於上思縣城西面，南面距明江河二裡有一個村屯，名為「渠皇屯」。據屯裡老族譜記載，此屯始建於公元1660年。

可是，在民間裡早就有了這樣的傳說：這裡原來是沒有村屯的，只是一片樹綠成蔭之地。明朝時期，有一位落泊的皇帝時常帶著一隊隨從來到靠近此地的明江河邊垂釣。閒時，這位皇帝就和他的隨從到這片樹蔭下起有幾間茅廬乘涼，並將釣到的魚在此地膳煮。可有時釣到的魚實在是太多了，皇帝就命隨從挖了個池塘，把活著的魚放生進池塘，並定下規則，已放生的魚就不能再捕捉。久而久之，池塘裡的魚又肥又大。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這位皇帝再也沒有來到這個地方了。後來，有民眾到這個地方建房居住，以後再有民眾不斷聚集建房，並逐漸形成了有個屯。為了懷念原來在此地開池放生的皇帝，所以，就把此地屯名叫做「渠皇屯」（壯族方言為「『板』官皇」）。「渠皇」，按照壯族當地方言譯義，就是：皇帝的池塘。

此後傳說，當年皇帝放生池塘裡的魚成了當地官府專供品。

據查閱當地史志，在上思的歷史地名裡，沒有發現「官皇屯」、「渠皇屯」的標誌。但是，在坊間裡的地名確實存在「官皇屯」和「渠皇屯」。由此，可以推斷，上思有一小段神秘的歷史已被封閉、封存，或是被掐斷，且不讓文字記述於史料之中。

為什麼上思的史志在數百年裡，要封閉這一段和地名相關的歷史呢，其中是否含有出於一種承諾「默契」的情懷，或是出於某種隱情呢？

經過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北京大學、陝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荊州文物保護中心以及廣西文物局、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部門文物考古專家的勘測，確定：在上思出土的兩座「三合土」棺為明代時期的墓葬。

據考證，在明朝時期的喪葬習俗裡，比較盛行類似上思出土的「三合土」夯制的棺槨。這種「三合土」夯制棺槨的形狀特徵，就是呈「棺材」的形狀。

而清朝時期的喪葬習俗，多數不再夯制類似「棺材」形狀的墓葬，則盛行以「三合土」在墳堆上壘築成「鯨魚頭」、「烏龜」、「坐獅」、「臥獅」等形狀的墓葬。

在喪葬習俗裡，這樣的墳堆形狀則是代表一種「圖騰」崇拜。如「鯨魚頭」、「烏龜」，表示其祖先是從沿海一帶遷移來的民族，因此，就對「鯨魚」、「烏龜」等「圖騰」特別崇拜；再如「坐獅」、「臥獅」， 表示其祖籍原是靠近大山森林的地方遷移來的民族，所以，就對「獅」的「圖騰」特別崇拜。

誠然，這兩座在上思出土的「三合土」棺槨，其形狀的夯制以及埋葬的朝向，都給世人留下了一時難以解開的謎。

其一，棺槨的形狀。

當確定這兩大「石塊」為兩座「三合土」夯制的墓葬後，便對其頂部為什麼呈「人」字形的含義進行了探討。經對整座棺槨的勘測，在棺槨的兩頭頂部分呈「人」字形，其含義是象徵「陰」、「陽」，而「陰」、「陽」則代表「乾」、「坤」。再者，棺槨頂部所呈的豎形「凸」狀，則象徵「龍脊」。從「風水」學的角度說，這就是「龍脈貫陰陽」或「龍脈接應天地之氣」之意。

以此推斷，當年這兩座「三合土」棺的夯制者，是刻意將「乾」、「坤」和「龍」的象徵附於棺槨形狀之上，並以此來隱喻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其二，墓葬的朝向。

據古代喪葬制度的歷史文獻記載，在中國歷代帝王陵中，秦、西漢以前的墓向多為坐西朝東。東漢時墓向改為坐北朝南，唐代以後，凡帝王陵「坐北朝南」幾乎形成制度。古代把南視為至尊，而把北象徵為臣服。皇帝稱「南面稱尊」；臣服之人為 「北面稱臣」。正因為正南這個方向如此尊榮，所以，除了皇帝和宮殿、廟宇之外，誰也不敢取子午線的正南方向，否則，是犯忌而獲罪。

我國歷代帝王的陵墓之所以選擇坐北朝南向，其寓意就是以示死後也要君臨天下。為此，在風水學裡就有了：坐北朝南，皇帝位；坐西朝東，富貴家。在上思發現的兩座「三合土」棺的葬式，不僅朝向為坐北朝南，在墓地的選址上也應驗了「陵地的選址與天象有關，陵址的前後左右要有山，象徵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以山象徵天上的星座，而皇帝的陵則位於星座之間，自然皇帝也置於天宮之上。」這樣的地理環境了。

有專家經考證後指出，中國歷史上帝王陵寢的體制，雖然開始也形成了一定的制度，但是，在明朝時才得到逐步完善起來的。這則是朱元璋始以「孝陵」新創了一套帝陵體制。

「孝陵」，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寢之一，是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馬氏的合葬陵墓。因皇后諡「孝慈」，故名「孝陵」。

《大明孝陵神宮聖德碑》記載，朱元璋「審天象，作地誌」，所以，「孝陵」是採用了象天法地，以「天帝」所居之「北鬥」位居中央，周圍按二十八宿構成的「青龍」、「白虎」、「朱雀」、 「玄武」四象環繞的神秘布局。

再者，當年兩座「三合土」棺的造墓者是刻意在墓主人身墊的「北鬥七星」靈板上留下了「玄機」。因為，它的「尺度」是按照漢代「丁蘭尺」刻度排布。

所謂「丁蘭」，是漢代《二十四孝圖》裡《丁蘭刻木祀》典故的孝子：丁蘭自幼父母雙亡，時常思念父母，就用木頭雕刻成父母的形象，供在堂上，如同父母在世一樣，早晚都要向雕像跪拜請安。地方官很敬佩丁蘭的孝心，就奏請皇上，而皇上也為丁蘭的孝心感動，下詔把丁蘭刻木孝親的事跡畫成圖像，加以傳揚。

因此，自漢代起人們把用於造墓、制神龕等的特殊用尺稱為「丁蘭尺」。曹植在其《靈芝篇》裡也賦詩曰：「丁蘭少失母，自傷早孤煢，刻木當嚴親，朝夕致三牲。」

「丁蘭尺」在刻度上分「丁」、「害」、 「旺」、 「苦」、 「義」、「官」、「興」、「失」、「死」、「財」、「兩儀」等大格，為「討吉避兇」，使用時以「丁」、 「旺」、 「義」 、「官」、「興」、「財」字為吉，以「害」、「苦」、「失」、 「死」字為兇。

兩座「三合土」墓主人身墊的「北鬥七星」靈板上，則取了「苦」、 「義」、 「官」、 「興」、 「義」、 「官」之格。總而言之，上思出土的這兩座「三合土」棺槨與史載的帝陵有著異曲同工的內涵以及相似的格局。

難道「三合土」棺槨與歷史上的皇陵有什麼淵源？

古代時期的星象家，把宇宙間的大熊星座中的七顆亮星看作一個鬥勺的形狀，並將它稱為「北鬥七星」。

所謂「北鬥七星」指的是：天樞（北鬥一）、天璇（北鬥二）、天璣（北鬥三）、天權（北鬥四）、玉衡（北鬥五）、開陽（北鬥六）、搖光（北鬥七）。

《晉書·天文志》稱，「北鬥七星」各有所指， 「北鬥七星」在太微北：樞為天，璇為地，璣為人，權為時，衡為音，開陽為律，瑤光為星。因為季節的不同，所以，「北鬥七星」在天空中的位置也不盡相同。因此，我國古代人民就根據它的位置變化來確定季節：「鬥柄東指，天下皆春；鬥柄南指，天下皆夏；鬥柄西指，天下皆秋；鬥柄北指，天下皆冬。」

大熊星座中排列成鬥形的七顆亮星。我國古代星象家，將這七顆星中的前四顆，即天樞、天璇、天璣和天權組成鬥形，故名鬥魁，或稱魁星，又名璇璣。後三顆星，即玉衡、開陽、搖光三星組成鬥柄(即鬥杓)或稱玉衡。

關於「北鬥七星」，有個比較古老的神話故事：傳說龍漢年間周御王的妃子，名叫「紫光夫人」，明哲慈慧，「誓塵劫中已發至願，願生聖子，輔佐乾坤，以裨造化。」傳說她有一天在後院遊戲，到了金蓮花溫玉池邊，進去洗澡，「忽有所感，蓮花九包應時開發，化生九子。其二長子是為天皇大帝，紫微大帝；其七幼子是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之星。或善或惡，化導群情。」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鬥。」這就是賦予「北鬥七星」的「七政」。

《尚書大傳》稱，所謂「七政」，即是：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因此，在神話中，自然界天地的運轉、四時的變化、五行的分布，以及人間世事的否泰皆由「北鬥七星」所決定。

道教形成時，稱「北鬥七星」為七元解厄星君，即北鬥七星居北鬥七宮：天樞宮貪狼星君、天璇宮巨門星君、天璣宮祿存星君、天權宮文曲星君、玉衡宮廉貞星君、開陽宮武曲星君、搖光宮破軍星君。

「北鬥七星」君是道教崇奉的七位星神。佛教中則行《大藏經》的「佛說北鬥七星延命經」。

所說此經，有大威神大威力，能救一切眾生重罪，能滅一切孽障。西漢司馬遷在《史記·天宮書》中對「北鬥七星」稱：「鬥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又認為北鬥是「天帝的車子」。所以，人們又把「北鬥七星」稱為「帝星」。

我國從秦、漢兩代皇朝起，「北鬥七星」就開始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對「北鬥七星」的崇祀。唐、宋時期，「北鬥七星」的地位得到了道教、佛教的極高崇奉，「北鬥七星」成了「至尊神」。

民間裡流行有「南鬥主生，北鬥主死」的說法，而《星經》也曰：「南鬥六星，主天子壽命，也主宰相爵祿之位。」

同時一些道書又說，人們的生命被分屬於七個星君所掌管：「貪狼太星君，子生人屬之；巨門元星君，醜亥生人屬之；祿存真星君，寅戌生人屬之；文曲紐星君，卯酉生人屬之；廉貞綱星君，辰申生人屬之；武曲紀星君，己未生人屬之，破軍關星君，午生人屬之。」各人根據自己的生辰，即可找到自己的主命星。

因此，道教認為:若能朝拜北鬥，便可得道成仙，從死籍上永遠除名；朝拜南鬥，可增加陽壽。所以，無論「北鬥」，或是「南鬥」，兩個都是好運的代表。然而，在上思發現的兩座「三合土」棺槨裡，不僅發現女性墓主人身墊一塊長1.52米，寬30釐米，厚2釐米的中間刻有七個排布似天文「北鬥七星」的圓孔，並陰刻六條線將七個孔相連形似「北鬥七星」圖的靈板，男性墓主人也身墊長1.72米，寬30釐米，厚2釐米的「北鬥七星」圖靈板。並且還在這兩座「三合土」棺槨的內棺裡，發現各放置有唐代七枚「開元通寶」及「乾元重寶」錢幣。

這種以墓主人身墊「北鬥七星」靈板的墓葬形式，目前不僅在廣西沒有發現先例，就是在國內也屬不多見。

七、明朝皇陵何葬式？

我國考古文獻記載，1956年—1957年，考古工作者發掘了明代萬曆皇帝的陵墓後，發現萬曆皇帝及他的孝端、孝靖兩位皇后在棺內的睡姿呈「北鬥七星」狀式，而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南京的「明孝陵」，整體建築布局則呈「北鬥七星」狀。

據此，北京十三陵文物專家王秀玲在一次南京召開的「世界文化遺產論壇———中國明清皇家陵寢」學術研討會上，提出了論證：古人以紫薇星垣比喻皇帝的居處。「北鬥七星」在古代被認為是極星，指向正北，位於天空中心，在星宿中屬紫微垣。古代常以星象變化預測人事吉兇，紫微垣對應的是人間帝王，是帝星所在。所以極星北鬥又被認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

封建皇帝認為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間的主宰。自稱「真龍天子」，信奉「君權天授」、「天人合一」的思想，視皇位為「天位」，並時刻把自己的行為與「天」聯繫在一起，每當天空有變化時，他們便「自省」，認為是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對。基於這種思想觀念，他們將死視為「升天」，所以皇帝「升天」也就意味著到「北鬥七星」上去住了。

在明代帝陵中，其開國皇帝朱元璋的陵墓，主要建築走向就呈「北鬥七星」布局。「明孝陵」反映的是陵寢地面布局，已發掘的明定陵地宮的布局即是仿生前皇宮模式，也是源於天象。

除此之外，在陵墓選址上也與天象有關，陵址的前後左右要有山，象徵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以山象徵天上的星座，而皇帝的陵則位於星座之間，自然皇帝也置於天宮之上了。

從古代風水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北鬥七星」式的「S」形葬式最能夠「聚氣」。

王秀玲說，古人對天體有一種神秘感，認為「北鬥七星」具有避邪功效。如河南西水坡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遺址就發現墓主人東西兩側和腳下分別塑龍、虎和北鬥天象圖。古人還把它刻在避邪劍上。其奧秘在於「北鬥七星」的形狀恰為一個巨大的聚氣的「S」形。

皇帝選陵址，要選能「聚氣藏風」的地方，選擇標準是山環水抱，因山環水抱必有「氣」。在風水學中，用「曲則有情」來形容水和路的吉祥。山脈的起伏呈「S」形，河流則更明顯，總是蜿蜒曲折。明孝陵和明十三陵的選址及設計是與古代的風水理論相合的。

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觀念去分析，皇帝死後，也需要生氣，「北鬥七星」式這種「S」形葬式能夠「聚氣」，有了生氣，就有了萬物，預示著子孫萬代繁衍旺盛。如果依此而論，帝、後的葬式源於天象是有一定道理的。

朱元璋採用天象來設計皇宮、帝陵。他的思想肯定要影響到他的子孫後代。明十三陵所葬都是朱元璋後代，在陵墓選址和規制上均效仿明孝陵。作為明太祖朱元璋的子孫，又身為皇帝的朱翊鈞的葬式「源於天象」也就不奇怪了。

王秀玲最終推斷，從朱元璋開始，明代的帝王都可能沿襲採取「北鬥七星」葬式。那麼，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為什麼極大推崇「北鬥七星」呢，這應和朱元璋的身世有著密切的關係。朱元璋自幼貧寒，父母兄長均死於瘟疫，在孤苦無依之下，其早年出家為僧及後來加入「白蓮教」、 「彌勒教」、「明教」 共同組織的起義軍，並在被擁戴為「大明王」的過程中，同時受到宗教思想的薰陶有著極大的內在影響。

由於朱元璋終其一生都與道教有著不解之緣。因此，朱元璋在感情上崇道，並利用道教在他執掌政權期間和死後繼續為他服務也是很自然而然的。而明代的帝王自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及以後的仁宗—朱高熾、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鎮、憲宗—朱見深、孝宗—朱佑樘等對道教都以尊崇為主。至世宗朱厚熜更是把政治權利與宗教高度聯合起來，並以宗教為其治理朝政的中心。

所以，從這樣一種歷史淵源的視角來探明，為什麼明朝自朱元璋以後的歷代皇帝的陵墓都尊崇被視為至高無上象徵的「北鬥七星」葬式的原因之一。

經考證，在具有歷史悠久的壯族喪葬習俗裡，除了在棺內有放置七枚錢幣的習俗外，再沒有其它更加特殊的習俗了。

在壯族民間的喪葬意識裡，人死了叫做「歸陰」，那麼死者在「陰間」裡是一種「遭罪」，只有上了「天堂」，才能「逍遙自在」。再者，人們把「北鬥七星」當成黑夜裡的引路星，所以，要在死者的棺內底板的四周各放置一枚硬幣，中間排放三枚硬幣，共為七枚硬幣。這七枚硬幣象徵著「北鬥七星」，其寓意就是要指引逝者沿著「北鬥七星」方向升天。另一種寓意，就是願逝者永遠都享受到「七星普照」。

誠然，在上思發現的這兩座「三合土」棺發現死者身墊的「北鬥七星」靈板，其寓意應該不像類似民間喪葬習俗中「要向死者指明升天的方向」及「讓死者得到『北鬥七星』的普照」這樣簡單的寓意。

再者，也許墓主人深感生前還有遠大宏圖未酬，遺憾在人間，所以刻意以六條線連接「七星」，寓意死後也要帶著「七情六慾」一起升天，繼續在天上完成自己在人間未能完成的宏願。

其實不然，「北鬥七星」既然成為明朝皇陵的葬式，在那個皇權至高無上的時代，誰能甘冒如此天下之大不韙呢，這也不合舊制常規。這也許就是兩座「三合土」棺槨墓主人死後身墊「北鬥七星」「靈板」的玄機之一。

難不成在上思出現的這兩座「三合土」棺槨裡的墓主人就是明代的某位皇族？

朱元璋的明王朝建立後，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王朝派楊景南下徵剿廣西，返京時，朱元璋問起廣西土司黃、岑兩氏族所轄情形，楊景言：「蠻獠頑奸，散則為民，聚則為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彼始畏服」。

朱元璋則言：「蠻瑤習性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可，若撫之以安靖，待之以誠，喻之以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並詔諭廣西兩溪峒官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德以化遠人，此古先哲五威德並施，遐邇威服者也，著茲兩江地處南微，風俗質樸，自唐、宋以來，黃、岑二氏，代居其間，世亂則保境土，世治則修職貢，良由審時知機，故若如此，傾者，朕命將南徵，入閩克靖，兩廣平定。爾等不需師旅，奉印來歸，嚮慕之情，良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諭，爾其克慎乃心，益□厥職，宣布朕意，以安居民。」

隨之，江州、忠州、遷隆州、思明州等土司州府相繼向明王朝表示願意歸附。而唯獨上思土司黃英傑不願歸附明王朝，反而於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聚眾反明，曾一時間聚集萬餘人，從上思一路攻城奪州，毀興業城（今玉林市屬），並一直攻至鬱林郡（今玉林市）圍攻鬱林城，無奈攻打了半月餘，卻未能攻下城池。明朝廷命潭州王慶為總兵率指揮胡海、左君弼重兵圍困鬱林城。黃英傑隊伍勢孤力弱，抵擋不住明軍的強大攻勢，且戰且退，退回上思。

然後黃英傑重組兵力，再度與明軍大戰中，黃英傑陣亡，其弟黃英覽被俘。是年（公元1370年），黃英傑之弟黃英衍向明王朝表示願意歸附，明王朝準允，被編管泰州（今崇左太平），又任泰州知州。

朱元璋在位統治時期，黃氏「土司」對明朝仍然是「反覆無常」的反叛。可是，到了明永樂年間乃至明弘治十八年間的一百多年裡，上思黃氏「土司」雖然在廣西還出現與右江的岑氏「土司」相互仇殺，但卻再也沒有出現「反叛」明朝的行為，並再表示「歸順」朝廷。

這其中，是不是黃氏「土司」受到了某種「感化」和「默契」。民間傳說，黃氏「土司」是受到了一位「身份神秘」人物的指點後，表示對朝廷不再反叛。

這位「身份神秘」的人是誰？為什麼能有這樣的感召力。可以說，黃氏「土司」極大因素很有可能受到「建文帝」的「感化」和「默契」。試想，自宋、元兩朝起，上思黃氏「土司」在廣西的左江一帶的勢力是比較強大的，為了穩定統治，宋、元的統治者對上思黃氏「土司」的「安撫」多於「進剿」。而朝代的頻繁更迭，更是給予上思黃氏「土司」的壯大提供有利條件。在「山高皇帝遠」的邊陲地區，要與朝廷「分庭抗禮」，那也是朝廷數十年間難以「剿平」之舉。如果不是受到某種「感化」和「默契」，黃氏「土司」也不會輕易罷手的。

而曾為明朝一代皇帝的「建文帝」，雖然「遜國」而「避難」在外，但他也不會希望明朝天下處於長期動亂的狀態，這也許就是他「遜國」後，寧願四處「避難」，也不利用他「正統」皇帝的身份去和「篡逆」的四叔進行抗爭的原因。再者，他也不願意看到他曾經的「臣民」進行與朝廷對抗而陷入「生靈塗炭」的結局。

所以，應該是「建文帝」到上思「避難」後，就與當地的「土司」有所接觸，並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感化」了「土司」，也許還達成了某種「默契」，而這種「默契」可能也包含對「建文帝」身世的 「保密」。上思黃氏「土司」也許正是出於「建文帝」對「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如此「體恤」寬大心懷的「敬仰」，並把「瀼江」改為「明江」以對明朝表示「臣服」。繼「明江」之後，上思又出現許多與明朝有歷史淵源的地名，如「鳳凰山」、「應天池」、「官皇屯」、 「渠皇屯」等。也許正是如此，幾百年來，無論是上思的民眾及官府一直承諾對「建文帝」「避難」上思的歷史給予「永久性保密」的「默契」。

「金絲」服飾解謎團

當對女性「三合土」棺槨開棺後，在內棺裡清理出一件在當年看來，質地非常優質，而又十分考究的絲織衣服，現在粗略呈現在人們面前的顏色是金黃色。雖然經過數百年埋於棺內，但色澤度還是十分晶亮。而這服飾的式樣與當地壯族女性服飾的式樣又不相同。經測量，長約80釐米，寬約61釐米。

據考證，古代時期的壯族，一般平民百姓，無論是男性或女性的服飾，多以手工梭織的粗布料裁剪並手工縫製而成。其顏色以土辦法染成的深藍色，質地則比較粗糙。

試想，在封建帝王社會裡，能夠身穿黃色金絲服飾的人，除了皇帝和王公貴族以及皇帝御賜的黃馬褂之外，其他的人是不能隨便穿著的。否則，就是犯了大忌。然而，這位埋在窮鄉僻壤裡的「三合土」棺中的女墓主人卻能身著這樣在封建帝王社會裡是犯了大忌的衣服，其身份更是令人撲朔迷離了。

如果，假設推論的這兩座「三合土」棺裡的男主人就是當年曾任過廣西左江道並又追隨小南明的桂王朱由榔，在廣西一帶進行反清復明活動的黃其晟的話，那麼，作為南明永曆皇帝的重臣黃其晟的家眷，因其追隨「朝廷」有功，而受到「皇帝」恩賜的黃色金絲服飾，也不是沒有這個可能。

然而，上思縣誌記載的黃其晟避居上思是一段史實。可是他的最後蹤跡卻有了定論：在現今的福建省廈門市同安縣鼎尾村已經發現了不是衣冠冢的黃其晟夫婦的合葬墓。

通過這件服飾，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論證：能夠身穿這樣服飾的人，在當年決不是一般普通的平民百姓，而是一個有著較高身份地位的人，還可能和「皇宮」裡有著不同尋常關係的人。

《明會典》是明代官修的一部典章制度書，其中記錄貴族女裝用料均為「各色紵絲綾羅紗隨用」，而平民女服用料則受限制，即便是禮服，也限用紫色粗布（即「絁」）並且禁止用金繡，袍衫也只限用紫色、綠色和桃紅色等淺淡的顏色，而禁止使用大紅色、鴉青色和明黃色等濃豔的色彩。明洪武十四（公元1381年）年還規定，商賈之家只能用絹布制裝，農家可以使用紗和絹布。

誠然，「三合土」棺女性墓主人衣服絲質的質地是和皇宮裡皇后所穿衣服的絲質的質地是不能相比的。這是因為皇室裡所用的布料是由專門負責皇宮日常所用布料的作坊所供，裁縫時又由專職的裁縫師進行縫製，這當然是其他普通的人無法相比的。

經考證，「三合土」棺女性墓主人的「金絲衣服」在當年已經是一件在民間與之無法相比的「奢侈」服飾了。

通過比對，這件「三合土」棺女性墓主人的「金絲衣服」的款式，與明朝皇宮裡皇后的常服有著明顯的相似之處。並且其衣料質地也屬《明會典》所記錄的「絲綾羅紗」之列。

史籍記載，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對宮中皇后的常服作出了規定：雙鳳翊龍冠，首飾、釧鐲用金玉、珠寶、翡翠。諸色團衫，金繡龍鳳文，帶用金玉。四年更定，龍鳳珠翠冠，真紅大袖衣霞帔，紅羅長裙，紅褙子。冠制如特髻，上加龍鳳飾，衣用織金龍鳳文，加繡飾。

明朝皇后的常服則稱為「鳳袍」。

而「鳳袍」的樣式與滿族貴婦服飾基本相似，圓領、大襟，衣領、衣袖及衣襟邊緣，都飾有寬花邊，只是圖案有所不同。經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第四紀年代測定實驗室於2010年1月20日對「三合土」棺女性墓主人衣服殘片的鑑定，結論為：上思「三合土」棺女性墓主人衣服屬於公元1430年至1440年以前的製作品。

難道上思「三合土」棺女性墓主人的「金絲衣服」是屬於明朝皇后的「鳳袍「嗎？

「荷花」，又稱為「蓮花」，它是生長在湖中的一種植物，素有「出汙泥而不染」著稱於世。在上思「三合土」棺槨的內棺裡，清理出一塊長11.5釐米，寬11.5釐米，質地為綢緞料的「補子」，中間凸繡著一朵荷花狀圖案。而這塊繡有荷　 花狀圖案「補子」的質料與棺內清理出來的幾件絲織品的質料不一樣。可以說這是一塊附屬於呈黃色金絲衣服上的一件裝飾物。

明代官員常服、清代官員補服在前胸後背處分別裝飾一塊方形（或圓形）飾有鳥獸的圖案，稱為「補子」，以圖案的不同而代表不同的官階。

據說「補子」的源頭可以追溯至唐代武則天時。《舊唐書·輿服志》載：「延載元年五月，則天內出緋、紫單羅銘襟、背衫，賜文武三品以上。」

真正代表官位的補服到明朝才定型。《明史·輿服志》記載，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規定，官員穿袍，前胸後背各綴一個方形補子，文官繡飛禽，以示文明；武官繡走獸，以示威武。

史料載，明、清時期，受過「誥封」的朝廷官吏的母親及妻子，也備有補服。她們所用的「補子」紋樣以其兒子或丈夫的官品為準。女補的尺寸比男補要小。凡武職官員的妻、母，則不用獸紋補，也和文官家屬一樣，用禽紋補，意思是女子以嫻雅為美，不必尚武。

那麼，這塊出現在「三合土」棺槨裡的「荷花」 圖案「補子」，它的真正函意及作用又是什麼，或許它是從某種角度在暗示著墓主人某種特殊身份的標誌物。而這樣的標誌物又能證明墓主人的什麼特殊身份呢？

在「三合土」棺裡出現的這塊「荷花」 圖案，不能不使人聯想到始於宋代，而在明、清時期比較盛行的民間宗教組織——「白蓮教」。

史籍記載，「白蓮教」，創立於南北朝時期。始初只為始祖慧遠在江西廬山邀集十八高賢，於東林寺結社念佛，立誓死後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他們還鑿池種植白蓮花，並將念佛之地取名為「白蓮社」。

史籍又載，元代期間，「白蓮教」曾得到元朝統治者的承認，並一度達到全盛時期。元朝末期，因不滿於元朝政權的暴政統治，引發了全國規模的「白蓮教」大起義，為推翻元朝政權的暴政統治起到極其關鍵的作用。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當年也投入到這支「白蓮教」起義隊伍中，而在自詡為「大明王」登基稱帝，建立明王朝後，深知白蓮教造反的意義，即頒布取締白蓮教禁令。但是，自明朝建立後的二百多年間，對於明朝建立的暴政，白蓮教眾進行起事造反幾乎接連不斷。清朝入主中原後，「白蓮教」則以民族大義為重，倡言「日月復來」，舉起「反清復明」旗幟，鼓動民眾起來進行抵抗清朝。所以，白蓮教一直遭到清朝歷代統治者的鎮壓。

據有關史料記載，明朝滅亡後，活動在我國南方數省的「小南明」政權，為了進行「反清復明」，曾有過多次和「白蓮教」聯合抗清的活動。

由此，如果推斷「三合土」棺男性墓主人曾是追隨桂王朱由榔的明朝遺臣黃其晟能成立的話，那黃其晟和他的家人曾經或和「白蓮教」有過關係，或參加過「白蓮教」進行「反清復明」的活動，以圖拯救明朝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真是如此，在後來「小南明」被清軍追剿徹底滅亡後，「三合土」棺墓主人避居上思，就以「荷花」圖案繡在一塊「補子」上，以示對「白蓮教」的紀念，死後也將其隨棺而葬的可能性也是比較大的。

然而，至今為止，在有關記載「白蓮教」的歷史資料中，沒有發現「白蓮教」以「蓮花」圖案為標誌的歷史佐證。總而言之，這塊「荷花」 狀圖案 「補子」是刻意留在墓主人身上的一種特殊身份的標誌，而不是一塊普通的裝飾品。

經比對北京十三陵出土的明代皇后服飾，其服飾胸前都繡有一朵「荷花」狀圖案，這與上思「三合土」棺內出現的「荷花」狀圖案是相吻合。可以說，「荷花」是明代皇后服飾的標誌性圖案之一。

再者，據有關資料表明，朱元璋的「明孝陵」及朱元璋在安徽鳳陽縣明中都城的父母陵墓周邊條石上都刻有「荷花」狀圖案。據此，可以這樣推斷，「建文帝」真正的「皇后」在當年無法離開皇宮，已經跳進大火裡「自焚」了。而逃出京城後的建文帝，在四處「避難」之時，是不可能再享受有皇宮裡那樣的待遇了，只能以一塊「荷花」圖案「補子」讓或許是他在漫長的「避難」過程中相遇並在以後的生活中與他「相依為命」的「皇后」佩飾，以作為「皇后」的一種標誌。

「三合土」棺女性墓主人的棺槨開掘後，經對其頭部骨骼進行Ｘ光透視，醫學專家從骨骼的輪廓推斷，女性墓主人年輕時是一位「漂亮」的女性。

那麼，這位年輕時是一位「漂亮」女性的墓主人，果真是明代的皇后嗎？

在上思的兩座「三合土」棺裡，分別於女性主人的棺槨裡清理出七枚唐代的「開元通寶」錢幣，而在男性主人的棺槨裡也清理出七枚晚於「開元通寶」137年的唐代「乾元重寶」錢幣。而且，通過Ｘ光對男性墓主人整體骨骼拍照，這七枚錢幣也是按照「北鬥七星」狀分呈棺內。這些唐代錢幣的年代和這兩座「三合土」棺年代相距近千年，卻為何又分別呈現在明代時期的墓葬裡呢？它們其中又有何寓意？

歷史文獻記載，中國的貨幣，自秦始皇滅六國之後才真正得到統一，象徵著「天圓地方」呈圓形方孔的「秦半兩」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古代錢幣的初步成熟。此後，錢幣成為古代中國貨幣的基本形式，以重量為錢幣名稱的銖兩錢幣，如秦半兩錢、漢三銖錢、隋五銖錢等，流傳了700多年，直至唐代「開元通寶」的流通。

據《舊唐書·食貨志》記載：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廢五銖，行開元通寶錢。開元錢之文，為給事歐陽詢制詞及書。「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右會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

「開元通寶」是唐高祖李淵於武德四年所開鑄並流通的幣種。從此，中國的幣制正式脫離了以重量為名的銖兩幣制而發展為通寶幣制，成為自唐代以後歷朝的鑄幣標準，並沿襲了1300多年。

「乾元重寶」，是唐肅宗李亨為了填補「安史之亂」的國庫虧空，於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開鑄發行的幣種，並以一當十「開元通寶」用。但至唐代宗寶應元年（公元762年），也就是短短的五年時間，「乾元重寶」便退出了流通領域。現在，已經無法考證人們從什麼時候開始在墓葬裡放置錢幣，並作為一種喪葬的習俗了。

「三合土」棺墓的主人是明代時期的人物，死後卻在棺內放置唐代的錢幣。這其中又有什麼寓意呢？

如果僅依錢幣的表面現象推斷的話，其一，「開元通寶」是開闢了中國錢幣新紀元的幣種；其二，「乾元重寶」雖然晚於「開元通寶」137年，但是「乾元重寶」卻是以一當十「開元通寶」之用。所以，「三合土」棺男性墓主人內棺裡放置「乾元重寶」，而女性墓主人內棺裡放置「開元通寶」，以示男性墓主人的身份高貴於女性墓主人。然而，從這兩座「三合土」棺出現的種種玄機進一步剖析，那麼，其中的「乾元重寶」和「開元通寶」就有更深層次的玄機了。

「三合土」棺裡的男性墓主人，當年是否以「乾元重寶」中的「乾」之意來隱喻表明自己的身份呢。因為「乾」在《易經》中「八卦」的「卦象」裡代表「天」之意。

《周易》，也稱《易經》，誕生於三千多年前我國的夏、商、周時期。但是，從伏羲「八卦」算起，易學的起源也有七、八千年的歷史。儒家奉《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為《五經》。而《經易》的「經」是指經典的著作，它是古人用來預測未來、決策大事、反映當前現象，並且上測天、下測地、中測人事的一部「經」書。

「八卦」，是《周易》裡的一種有著象徵含義的特殊符號。用文字表示為：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用特殊符號表示，則「一」代表陽，「–」代表陰，用三個這樣的符號，組成重疊的八種形式，叫做「八卦」。

「八卦」中的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乾代表天，兌代表澤，離代表火，震代表雷，巽代表風，坎代表水，艮代表山，坤代表地。

而「八卦」互相重疊再組成六十四卦，用來象徵和預測各種自然現象和人事現象。因此，在封建社會時代，封建君主總是以「乾，為天，為君，為父」，為代表至高無上的象徵。

「三合土」棺裡的女性墓主人，當年是否以「開元通寶」中的「開元」之意來隱喻表明自己的身份呢。「開元」，也稱「始元」， 則有與神話「女媧補天造人」之意，這是否也象徵了其墓主人為「母儀天下」的身份呢。「乾元重寶」和「開元通寶」中的「乾」及「開元」的寓意，符合封建時代「皇帝」、「皇后」的身份和地位。《明史稿》中記載，明朝皇帝生前的住所為「乾清宮」，皇后生前的住所為「坤寧宮」。

為什麼墓主人不用當朝的錢幣來隱喻身份而卻用與之相距幾百年前的唐朝的錢幣來隱喻身份呢。

縱覽中國的古代錢幣，雖然不僅歷史悠久而且種類繁多，但是，先秦時期的各諸侯國實行不同的貨幣制度，在不同的地區使用形制各異的刀幣、布幣、環錢等。秦統一中國後，廢除了各國的刀幣、布幣，將方孔半兩錢作為統一錢幣，並一直延續到隋朝改為使用五銖錢。

以上歷代的錢幣中，都沒有體現出能作為隱喻墓主人身份的錢幣。就是與明代相距不久的宋代所流行的「天聖元寶」、「皇帝通寶」、「至和通寶」、「嘉祐通寶」、「治平通寶」、「熙寧元寶」、「熙寧重寶」、「元豐通寶」等，雖然其中的「天聖元寶」、「皇帝通寶」都可以喻明墓主人的身份，但是，從字意上太過於顯露了。在明代，白銀則是最主要的流通貨幣。

而只有流行於唐代的「開元通寶」、「得一元寶」、 「順天元寶」、「鹹玄通寶」、「乾元重寶」、「乾封泉寶」、 「建中通寶」、「大曆通寶」等錢幣中的「乾元重寶」和「開元通寶」更具有隱蔽性地隱喻墓主人身份的標誌。

這也許就是在墓主人棺內放置「乾元重寶」和「開元通寶」錢幣的原因所在之一。

總而言之，根據以上的種種跡象考證，認為：在上思發現的這兩座「三合土」棺，很大程度疑似為明代初期，經「靖難之變」後消失人間，而又經歷史學家苦苦尋找了幾百年仍沒有下落的明太祖朱元璋之長孫（明太子朱標之子），明朝第二代皇帝，年號為「建文」的「建文帝」朱允炆之「陵墓」。

上思，地理位置處廣西十萬大山的中段腹地，史籍《正文·卷一百十廣西五》記載：「上思州府西南三百裡。西至思明府二百五十裡，東南至廣東欽州界七十裡，西南至交州偏村界一百裡。」而當年的「官皇屯」則處於上思州城東北面數裡的一片丘陵裡，其數裡之外，全是高山峻岭，雖然東北面百裡之外可達南寧府，北面數十裡可達忠州（今扶綏縣），但是，要到達這些目的地，則要翻越幾天路程的崎嶇山間小路。而要到達南面數裡的州城，也則要渡過呈東西流向的滔滔明江河。

經對地名歷史考證，這一帶數十裡方圓內的村莊，最早建莊也是在明弘治十八年上思「改土歸流」（公元1505年）以後的時間，而大多數村莊的建莊時間則是清朝中、晚時期。

因此，當年「官皇屯」所處的這片地方，應該是當年的一塊「世外桃源」。可以說，這也就是當年為什麼在這裡進行了大規模夯制兩座「三合土」棺的工程，而外人卻一無所知的歷史原因之一。

誠如兩座「三合土」棺槨出土之時，文物考古專家曾經推測，如此六面都是密封的棺槨，其棺內的屍體應當是保存完好。然而，當打開了兩座棺槨後，棺內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情形，實在令在場的專家都大吃一驚，並且也為之大失所望。女性棺槨由於從山坡上翻滾到平地，造成了棺內骨骸已經零亂，而男性棺槨裡呈現的也只是一具裹屍布重重包裹的「乾屍」。對此，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梁宏剛博士推測說，這兩座「三合土」棺槨當年或許是實行了「二次葬」的形式，所以，才造成了如此屍體已經腐化的現象，不然，這樣的「三合土」夯制棺槨，是可以保存棺內屍體完好的。

在對上思兩座「三合土」棺槨的各種信息進行不斷考證時，始終受到幾個歷史謎團困擾。為了能獲得更多的信息反饋，不妨列出這些謎團與讀者共同探尋。

「馴象衛」之謎

《上思縣誌·山川（民國版）》記載：「十萬山，距城九十裡，環縣東南西三面。峰嶂嶙峋，接續綿延。由安南國祿州地方而來，皆曰十萬山。」十萬山之稱緣於何時，本文暫且不去深究。可據史籍記載，元末左江總督黃堅在申奏朝廷疏文中稱十萬山為「象山」。史籍記載，明洪武年間，為滿足朝儀需要，朱元璋在廣西十萬山地區特設「馴象衛」以捕捉、馴化在古代象徵太平的瑞獸——野象。

對於明朝在上思設置「馴象衛」的具體時間，有如下幾種說法：

《太平郡志》記載：「洪武十八年，十萬山象出害稼，命南通侯率兵二萬驅捕，立馴象衛於郡」。

《明實錄》記載，馴象衛最先設置於思明府上思州鳳凰山。可是，具體的設置時間，《明實錄》中沒有明確記載。此後，廣西一些地方史志則根據《明實錄》中記載，洪武十九年八月時，明太祖「命營陽侯楊通、靖寧侯葉昇領兵捕象於廣西左江之十萬山」，推測馴象衛的設置是在洪武十九年前後。清代乾隆年間所修《橫州志》也載「馴象衛，明洪武十九年置於思明府」。但據明嘉靖方瑜纂修的《南寧府志》記載，洪武十二年，「移軍上思州鳳凰山駐紮，取交阽象，因名」，顯然，上思設置「馴象衛」的時間，應是洪武十二年間，而非洪武十九年。

《明實錄》又記載，洪武二十一年春正月，明太祖「以廣西馴象衛指揮僉事王德為陝西都指揮使。先是德為山東都指揮使，坐事下吏，尋宥之，左遷馴象衛指揮僉事。至是上思其材，復升用之」。而《廣西布政司·南寧府》載「馴象衛，在橫州治東，洪武二十一年建」。

據此可知，朱元璋自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開始在上思設置「馴象衛」，九年之後的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即將「馴象衛」又遷至橫州（現橫縣）。

如果說「馴象衛」的設置，目的只是為了捕捉、馴化野象，以供朝儀之用，那是情有可原。然而，各種史料的記載裡，十萬大山並不是象群聚集以及象群出沒的地方。而且，綿綿數百裡的十萬大山橫亙著寧明、上思、欽州、防城等地。為什麼朱元璋卻把「馴象衛」的設置在上思呢？況且，如真的有「象出害稼」，那也不必「命南通侯率兵二萬驅捕」啊！再者，為什麼過了九年之後，又把「馴象衛」移至不屬於十萬大山山脈的橫州呢？

此後，上思的民間裡有了：明朝初年，朝廷派了浩浩蕩蕩的工匠在十萬大山開鑿了一處地下宮殿的傳說。並於2008年在一處古稱「官皇屯」的山坡上出土了兩座仿明皇陵「北鬥七星」葬式的「三合土」棺槨。而橫州也有了建文帝住持「佛壽寺」十五年，並且留有「御筆」親書「萬山第一」的史料記載。

筆者已記不清在什麼時候以及在哪一本小說或史料裡看到了這麼一段記述：太祖（朱元璋）對著十萬大山的地形圖久久凝思，且兩晝夜則難以入眠。難道朱元璋早已在冥冥之中，預料到他嗣立的孫子——朱允炆日後會遭到不測，而為他安排了最後的歸宿：橫州——十萬大山——上思？！

「束髮」飾之謎

在上思兩座「三合土」棺槨全部開棺勘測後，也許在絕大多數媒體的報導裡，都忽視了呈「乾屍」狀的男性墓主人其中的一個細小信息。那就是，從X光的透視下，顯示出頭枕著草灰枕頭的男性墓主人是「束髮」飾。顯然，與明朝前後的元、清兩朝人們的髮式比對，「三合土」棺「束髮」飾的男性墓主人，明顯是一位明朝時期的人。

如若把上思的「三合土」棺男性墓主人推斷為明代建文帝——朱允炆，不僅在理論上有一定的歷史依據，而且有物為證。如果真是那樣的話，將是對幾百年來歷史學家所作的「建文帝——朱允炆當年逃離南京城後已出家當了『和尚』」的種種論述來個顛覆性的推翻：建文帝——朱允炆當年逃離南京城後並沒有出家當了「和尚」，仍以皇帝的身份四處避難，直到他生命在上思的最後終結，而他的「陵墓」沒有能像他的祖父——朱元璋的陵墓那樣顯示皇家氣派的「北鬥七星」葬式，卻只能「不樹不封」以「三合土」裹著的「北鬥七星」葬式深埋地下。

因為上思「三合土」棺男性墓主人只剩「裹屍布」緊緊包裹的「乾屍」，目前在國內尚為不可多見，所以，專家們經過縝密思考後，整體保留了「乾屍」。可以說，「三合土」棺男性墓主人其身上的許多信息，則有待於今後進一步的揭秘。

「黑色」棺之謎

上思出土的「三合土」棺槨，呈現的是「兩槨一棺」的葬式。讓人驚奇的是，其內棺則是一口「黑色」的棺材。不可置否，「黑色」棺材，它是我國古代民間喪葬習俗裡的傳統色調。史籍記載，在古代的封建帝王社會裡，對於喪葬禮儀有嚴格的規定：庶民的棺材顏色只能用黑漆。如此說，難道「三合土」棺槨裡的墓主人只是「庶民」的身份嗎？可是，兩座「三合土」棺的葬式卻是符合「帝後外槨兩重」的封建王朝的葬禮習俗。

其實不然，這就是「三合土」棺槨及墓主人身份的最大玄機：建文帝儘管曾是「皇帝」，可他畢竟「遜國」在外漂泊了數十年，已是「庶民」。所以，死後雖然也以「兩槨」顯示「皇帝」身份，但卻也只能躺在「黑漆」棺內，表明難以「復國」的「庶民」。

這也許就是幾百年來一直受到世人同情、憐憫的建文帝悲慘一生的真實寫照。

其實不然，這裡所說的所謂「二次葬」，和喪葬習俗中所說的「二次葬」是有著不同的概念。如《「石棺」 神秘墓主人》一文所述，喪葬習俗中的「二次葬」是指人死後，把遺體安放進棺內埋於地下，三、五年或若干年後，再把遺骨撿出來，按人的骨架順序裝入「金壇」（人死後專裝骨骸的壇罐）重新安葬。而這裡所說的「二次葬」，其實質就是如喪葬禮俗中的「厝」。

史籍記載，自夏、商、周時期出現了夫妻合葬的喪葬習俗，並趨於普遍後，因夫妻死期不相同，所以多採用異穴合葬的禮俗。再者，為了解決夫妻死期的不同，喪葬禮俗中又出現了「厝」的概念。

厝者，置也，停柩待葬之義。即將先死者停柩一側，再待與後死者一同安葬。「厝」的實質乃為長喪久葬，是厚葬之風的重要表現。

難道這兩座「三合土」棺槨當年是在遵循著如《禮記·五制》所記載：「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這樣的喪葬禮制之模式？

除此之外，確實難以釋疑「三合土」棺槨內屍體不能完好保存之謎。再者，如若「三合土」棺槨內的男性墓主人就是當年也曾身為一代皇帝的建文帝，為什麼卻如此的「薄葬」呢。史籍記載，春秋時期，厚葬之風在西周各項禮俗制度集大成的基礎上，得到了極大的崇尚，此時的喪葬制度，根據死者生前的身份，決定陪葬物的有無和數量的多寡。

而至秦滅六國而一統天下後，由於生產力水平大為提高，經濟上的殷實，使得生活上的奢華成為可能，更因「事死如生」的厚葬之風在社會中迅速蔓延，也更使得秦王朝的皇陵也表現出排山倒海、氣吞山河的氣勢。其陵墓雄偉的布局，高大的牆垣，華麗的寢殿，堅固的墳丘，豐富的陪葬，令今人嘆為觀止。

據史料記載，明朝時期的喪葬制度，相對而言，多數人不願將大量的金銀財寶埋入地下，則導致墓葬內容日益簡單，並形成了一種「薄葬」之風，隨葬物品多由象徵性物品取代。雖然如此，因受地位、身份和禮制的限制和影響，特別是帝陵，其陵寢仍相當奢侈。誠然，儘管建文帝也曾為一代皇帝，但是，他早已經成了一位「遜國」的皇帝，而在民間四處流落了數十年。因此，在他死後也只能以「象徵性物品」取代對他的「厚葬」了。

經過種種的勘測和考證，可以得出結論：上思出土的兩座「三合土」棺槨，是仿照明朝自朱元璋及以後歷代明朝皇帝陵墓專用「北鬥七星」葬式的格局。

這個結論，得到了北京十三陵文物專家王秀玲老師「有物為證」的共識，也得到了山東大學宗教、科學與社會問題研究所博士生朱磊「『北鬥七星』在明代得到了帝王的極大推崇」的共識。而朱磊為目前國內專題研究「北鬥七星」的博士生，並於2010年11月20日，專程到上思考察了「三合土」棺槨。

此後不久，博士生朱磊在其題為《中國古代北鬥信仰的考古學研究》的論文闡述，「雖然，廣西上思縣明墓並沒有出土非常豐富的隨葬品，但此墓葬棺外用非常結實的三合土做槨，製作精良，亦耗費了不少的人力、財力，非普通百姓能夠負擔。墓主當為擁有一定身份地位的貴族或官員。」

據此，可以推斷，在崇奉「北鬥七星」象徵「至高無上」為「帝王」的朱元璋影響下，作為朱元璋長孫、明朝第二代皇帝的「建文帝」朱允炆，儘管他已是一位「遜國」的皇帝而四處「避難」，應該說，他的「帝王」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的。且不論他「避難」的幾十年間有無「復國」之意，但是，在他「駕崩」後，或是他「駕崩」前有過「旨意」，他的隨從們便仿「孝陵」的「北鬥七星」狀式，以身墊「北鬥七星」的靈板「入寢」，並以此來象徵表明他的「建文帝」的「帝王」身份。

誠如《棺形葬式疑竇生》一文中所提，上思兩座「三合土」棺槨墓主人身墊的「北鬥七星」板上，取了「苦」、 「義」、 「官」、 「興」、 「義」、 「官」之格。

這其中又有什麼「玄機」呢？

據此，可以這樣推斷：「建文帝」二十一歲「登基」，僅在位四年，就遭到了四叔「藩王」的「靖難」而「遜國」，其命運可謂「苦」；「建文帝」為了明朝的天下免遭「生靈塗炭」而 「出逃」並「讓位」給四叔朱棣，可謂為「義」；「建文帝」雖然「遜國」，但是，仍不失為「皇帝」的身份，可謂為「官」；「建文帝」 雖然「不在其位」，但是，其四叔朱棣「繼位」後，明朝的天下也還呈一派「太平」景象，可謂為「興」；朱棣「繼位」後，雖有「篡逆」之嫌，「建文帝」仍有以「正統」的號召力與朱棣抗衡，但是，「建文帝」卻以明朝的天下為重，不計自身的「得」與「失」， 再可謂為「義」；無論歷史朝代怎麼輪迴，也無論時光怎麼流逝，歷史上的明朝「建文帝」最終仍然還是「建文帝」，是不因「永樂帝」的「篡逆」而更改，所以，又再可謂為「官」。

而兩座「三合土」棺外槨長、寬、高的夯制「尺度」，也合於「丁蘭尺」上「苦」、「義」這一「吉」一「兇」字樣的刻度。不言而喻，這就是兩座「三合土」棺，當年沒有留下「墳堆」乃至沒有留下表明墓主人身份的「墓碑」和「墓志銘」，而卻留下了諸多能「隱喻」墓主人身份的「玄機」。

根據廣西醫科大學人體解剖研究室黃紹明、龔繼春、周麗寧等教授對兩座「三合土」棺墓主人的骨齡推算，男性墓主人的死亡年齡約55~60歲，女性墓主人死亡年齡約65~70歲。

因此，對於「建文帝」的經歷也比較相互吻合：朱允炆，生於1377年。1398年，其年二十一歲繼「皇帝」位，1402年，其年二十五歲，在位僅四年就被其四叔朱棣篡位後逃離「皇宮」。如傳說的那樣，「建文帝」 逃離「皇宮」後，曾在四川的廣元、福建、浙江、貴州、雲南等地「顛沛流離」若干年後，再輾轉到廣西橫縣「避難」十五年，這時，「建文帝」已是五十多歲的年紀了。可以推斷，「建文帝」在上思的「避難」估計也就是幾年的時間就去世了，反而是他的「皇后」仍然在上思繼續「避難」十年左右，直至去世，並與「建文帝」合葬。

再者，「三合土」棺男性墓主人為什麼在棺內所呈現的睡狀是雙手交叉平放於腹部呢。對此，就是說，這樣的葬式和壯族喪葬習俗中的死者在棺內的睡狀為雙手平放兩側的習俗儘是不同。

根據有關喪葬習俗的考證，可以推斷，「三合土」棺男性墓主人之所以在棺內呈現雙手交叉平放於腹部的睡狀，這是因為：其一，這是顯示墓主人生前的身份「高貴」，死後「安詳」的姿態。而一般或普通死者在棺內呈雙手平放兩側的睡狀，則表示死者對於死亡的一種「無奈」的姿態；其二，佛教及道教中的高僧在「圓寂」時，都呈雙手交叉平放於腹部的姿態，以表明其自身已修成「正果」。

若如史傳的「建文帝」當年逃離「皇宮」後，便「削髮為僧」的那樣，對「三合土」棺男性墓主人在棺內呈現雙手交叉平放於腹部姿態的解釋，也就順理成章了：生前為一代皇帝，此後只能「削髮為僧」，淪落民間數十載，這就是最後魂歸上思的明朝皇帝——朱允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