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品（海明威作家傳媒）

2023-05-13 07:48:11

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品?內容提要：海明威是我國讀者最為熟悉的當代美國文學經典作家之一，也是一位廣受大眾歡迎的美國文化偶像從其作品的文本生產、接受與傳播過程來看，海明威實際上是一個由他本人的自我建構、作家與圖書傳媒的商業合謀經營、大眾的文化消費和複製活動共同製造而產生的經典作家和美國文化偶像審視和反思海明威從文學青年到經典作家和文化偶像的塑造過程，有助於我們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作家的身份和大眾文化消費行為的多元性和複雜性，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於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品?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品

內容提要：海明威是我國讀者最為熟悉的當代美國文學經典作家之一，也是一位廣受大眾歡迎的美國文化偶像。從其作品的文本生產、接受與傳播過程來看，海明威實際上是一個由他本人的自我建構、作家與圖書傳媒的商業合謀經營、大眾的文化消費和複製活動共同製造而產生的經典作家和美國文化偶像。審視和反思海明威從文學青年到經典作家和文化偶像的塑造過程，有助於我們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作家的身份和大眾文化消費行為的多元性和複雜性。

關 鍵 詞：海明威/文學生產/圖書傳媒/文化偶像/文化消費/

作者簡介：於冬雲(1964- )，女，山東濰坊人，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山東 濟南 250014

標題注釋：本文為作者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海明威與美國的現代性問題研究」(17BWW051)的階段性成果。

海明威是我國讀者最為熟悉的美國經典作家之一。作為1954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在諾貝爾獎官方網站動態發布的前十位最受歡迎的文學獎獲得者排行榜中，海明威的名字一直在第二、第三、第四的位次上變換。①而早在1954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揭曉之前，2月23日的美國雙周刊《看客》以「看圖猜名人」為題發表了15張特寫照片，每一張都是某個政界或娛樂界明星的個性標識物特寫，要求讀者猜出它是哪一位名人的標識。這15位被《看客》選中的明星人物包括政界的麥克·阿瑟、艾森豪，娛樂圈的查理·卓別林、馬龍·白蘭度等，身份是作家的海明威也位列其中，他的標誌性特寫形象是白色捲曲的絡腮鬍子。這表明，海明威在美國大眾心目中的聲譽是雙重的，既是文學成就傑出的作家，又是擁有眾多追捧者的文化偶像。前者的聲譽是由其作品的讀者和批評家認可的，而海明威的崇拜者並不一定讀過他的文學作品，或者也不關心他寫過什麼。從1921年前往巴黎追求文學夢想，到195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躋身美國大眾崇拜的文化偶像之列，並成為全世界讀者最歡迎的作家之一，海明威本人的自我建構、他與圖書傳媒的商業合謀經營、大眾的文化消費和複製都同樣功不可沒。放眼當下的文學圖書市場，文學生產、傳播與大眾的文化消費活動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審視海明威從文學青年到經典作家和文化偶像的製造過程，反思其作為文化精英和大眾偶像的雙重身份，有助於我們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作家身份和大眾文化消費行為的多元性和複雜性。

一、海明威的生活方式與寫作策略

總覽海明威的一生，自從1921年告別美國赴巴黎追求文學夢起，他始終選擇與現代化的美國都市保持距離，在邊緣或異域空間中生活和寫作。海明威遊歷或旅居過的國家有義大利、加拿大、法國、西班牙、瑞士、奧地利、德國、肯亞、中國、古巴、英國等，親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西班牙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喜歡釣魚、打獵、拳擊、鬥牛、旅遊等現代休閒生活方式，並將自己在邊緣異域空間中富有傳奇色彩的生活經歷轉化為文學作品。

1918年，海明威加入美國紅十字會的戰地醫院服務團，在義大利戰場因救助傷員受傷，身中237塊彈片，因此獲得義大利政府頒發的銀十字勳章。他在米蘭養傷期間，與女護士阿格紐斯相愛。很顯然，他的這一經歷滲透在小說《永別了，武器》(1929)中，腿部受傷的美國軍人亨利的生活原型就是海明威本人，女護士凱薩琳的原型則是海明威的初戀阿格紐斯。1920年代，海明威與第一任妻子哈德莉旅居法國的歲月裡，多次去西班牙看鬥牛，並於1926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太陽照常升起》。這部小說的敘事空間設定在法國和西班牙，小說人物出入於海明威本人熟悉的巴黎街道、工作間、咖啡館，去西班牙過聖福明節、看鬥牛、釣魚，這種休閒生活與美國本土正在興盛的消費文化遙相呼應。因此，這部以英美青年在法國巴黎和西班牙工作、休閒生活為敘述內容的小說，折射出美國爵士時代主流社會傳統的清教倫理與時興的消費生活方式既牴牾又合流的實況。1932年，海明威又出版了一部關於西班牙鬥牛的非虛構類作品《死在午後》。他聲稱，在寫作《死在午後》之前觀看過300多場鬥牛，目睹過幾千頭公牛被刺殺。在這本書中，海明威對西班牙鬥牛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每一個術語、西班牙著名的鬥牛士、各地不同的鬥牛風格都作了極為詳盡的介紹，書後還附有585條鬥牛術語釋義彙編。這部鬥牛專著受到鬥牛迷的歡迎，他們把它看作是一部了解鬥牛文化的《聖經》。1936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海明威與北美報業聯盟籤訂合同，於1937年2月前往西班牙報導戰事。1940年，他出版了西班牙內戰題材的小說《喪鐘為誰而鳴》，小說中的主人公是為共和國理想而戰的美國志願者喬丹。1933年12月至1934年2月，海明威前往肯亞打獵，歷時72天。1935年，他出版敘述非洲狩獵的非虛構作品《非洲的青山》。海明威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都曾經親歷歐洲戰場，1950年，他出版了長篇小說《過河入林》，敘述親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美國人坎特威爾上校重訪義大利會友、打獵的故事。海明威自幼喜歡釣魚，1934年購買了自己的遊艇，命名為「比拉爾號」。他在佛羅裡達州的基韋斯特島和古巴哈瓦那瞭望農場定居期間，經常駕駛「比拉爾號」出海釣大魚。據海明威傳記記載，他曾經捕到一條重達785磅的鯊魚，距當時的世界紀錄只差12磅。1952年，《老人與海》在《生活》雜誌發表。小說敘述古巴老漁夫桑提亞哥在墨西哥灣流釣魚的故事，其中，關於老人和大馬林魚相持、較量的諸多細節描寫，皆來自海明威本人釣大魚的經驗。作為集戰爭冒險、旅遊漁獵的生活與文學寫作於一身的作家，海明威的文學勞動為他贏得了1953年美國的普利茲文學獎、195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綜上所述，海明威是一位將美國主流社會傳統的職業勞動美德與現代的休閒生活方式完美結合在一起的作家，而這也是他的小說人物塑造方面的突出特點。

很多讀者認為，海明威的小說以塑造硬漢形象見長。筆者更傾向於美國學者艾德蒙·威爾遜和菲利普·揚的觀點。威爾遜於20世紀40年代指出，海明威的小說人物在一戰後的殘暴世界中通過堅守「準則」(code)，留住人性的尊嚴。到了50年代，菲利普·揚發展了威爾遜提出的「準則」一說，將海明威筆下的男主人公界定為「準則英雄」(code hero)。揚指出，《太陽照常升起》中的傑克·巴恩斯和鬥牛士羅梅羅「是有準則的人。他們懂得有些事情要遵循既有的準則，也有一些事情的準則還沒有固定下來。是否懂得這個道理，是區分小說人物類屬的依據」②。小說中的傑克和羅梅羅都是既有個性、又有準則的人物，而猶太人科恩則是一個不懂準則的人，遭到英美青年小團體的一致排斥。菲利普·揚所說的準則，與馬克斯·韋伯闡述的現代職業概念是一致的。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討論路德的「職業」概念時指出，「在英語的calling(職業、神召)一詞中，至少含有一個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務」，「上帝應許的惟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的禁欲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個人在現世裡所處地位所賦予他的任務和義務。這是他的天職」③。以韋伯討論的「天職」觀念和揚提出的「準則」一說為依據，仔細審視海明威在異國空間中塑造的男性形象，就會發現，他們對自己必須擔當的職業角色責任的理解，與美國前現代社會中恪守的新教勞動倫理有內在的一致性。比如，在《太陽照常升起》中，傑克在每一次以休閒為目的的出行之前，總是要首先完成自己的記者撰稿任務。西班牙鬥牛士羅梅羅將鬥牛看作是生命的意義所在，身受重傷仍從容不迫地走上鬥牛場，憑藉自己出色的鬥牛技藝和絕不退縮的信念，捍衛了鬥牛士的職業尊嚴和榮譽；《喪鐘為誰而鳴》中的美國志願者喬丹，在接受了到敵後去炸橋的任務後，面對共和國內部分裂致使行動計劃洩密的混亂局面，大雪封山的困難，與之合作的遊擊隊軍事素質的匱乏，他依然選擇兌現自己的責任，最終炸毀了阻擊敵人援兵的橋梁，並坦然地迎接死亡的到來；《老人與海》中的老漁夫桑提亞哥更是把釣魚看作自己的責任和義務。過去，他曾經在漁夫釣魚技藝中得了「冠軍」，現在，他連續84天釣不到一條魚，跟隨他的小男孩也離他而去，繼而釣到的大馬林魚又被鯊魚吞吃得只剩了一條巨大的骨架，但是，桑提亞哥卻能坦然面對孤獨和失敗，日復一日地盡打魚人的天職。概而言之，傑克·巴恩斯之於記者的撰稿職責、羅梅羅之於鬥牛士的榮譽、喬丹之於戰士的炸橋任務、桑提亞哥之於漁夫的釣魚活動，他們對職業角色責任的理解，與新教徒應神召盡「天職」的勞動美德是一致的。也就是說，海明威在文學文本中構建的硬漢特質，實則是開疆拓土時代新教徒信奉的職業勞動倫理這一「美國性」特質在異國空間中的伸延。

海明威之所以對異國空間裡職業技藝了得的男性主人公情有獨鍾，與他對20世紀20年代現代化、都市化了的美國社會現實的認識有密切關係。海明威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是在美國中西部的橡樹園度過的。橡樹園位於密執安湖畔，緊鄰現代化大都市芝加哥，是一個以中產階級白人新教徒為主的小城鎮。橡樹園鎮上的男人大都是信奉傳統新教勞動美德的專業人員，推崇強健的身體，熱愛親近大自然的戶外運動。海明威的父親就是一位熱愛釣魚、打獵、種地等戶外運動的醫生。受父親的影響，海明威自幼熱愛大自然，熱愛釣魚、打獵等戶外運動。因此，當他從歐洲戰場歸來，面對現代化了的美國社會現實：工廠生產流水線上勞動的機械化，都市生活方式與大自然的疏離，海明威感受到傳統失落的傷痛。在現代化大機器操控的工業生產流水線上，勞動異化為技術(technique)主導的機械性重複活動，個體在勞動過程中自主的愉悅感被機器帶來的壓抑感所取代。在全面現代化、都市化了的美國本土，前現代社會中以男人的身體強健程度和個人技藝(skill)多寡為評價依據的勞動傳統一去不復返，只有到戰場上，或者是到不被現代文明侵染的邊緣異國空間中，才能找回被現代化淹沒的自主勞動愉悅和個體生命自由。因此，海明威在文學寫作中自覺地選擇與現代化了的美國都市生活保持距離，在邊緣異域空間中，通過戰爭、鬥牛、打獵、釣魚等活動去打造一個個專業技藝出眾的男性形象。而在文本之外，他本人也人如其書，是個在邊緣異域空間中行走、書寫的勇敢戰士、優秀獵人、釣魚高手、拳擊英雄、鬥牛愛好者、文學冠軍。有意味的是，海明威和他的男子漢們在異國空間中藉以對抗現代文明異化的鬥牛、打獵、釣魚等活動，在伸延傳統的新教勞動倫理的同時，卻又契合了現代社會宣揚的休閒消費生活方式。正如詹姆遜指出的那樣：「海明威對男性氣概的崇拜，正是同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巨大工業變革相妥協的那種企圖：它滿足了新教的勞動倫理，同時又頌揚了閒暇。」④

如上所述，海明威和他的小說人物一起，一生遊走在不同的空間中，並在不同的競技場上，以釣魚、打獵、鬥牛、參戰、寫作等活動中超凡的個人技藝，打造出一個個陽剛魅力十足的個人英雄神話。在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老一輩開疆拓土的前現代生活已遠去，工業文明、都市生活時代到來，海明威及其男主人公在邊緣異域空間中展示不同技藝的個人神話，滿足了大眾失落在現代都市中的懷舊情感。在海明威有過度張揚之嫌的男性英雄氣概中，美國大眾抵制工業文明所帶來的標準化、均質化操控，實現個體自由和感性解放的需求得到了象徵性滿足。甚至包括海明威的個人生活方式，也成為大眾崇尚的個性化消費娛樂姿態，助推大眾讀者把他當作文化英雄和偶像來追捧崇拜。

二、海明威與圖書傳媒

結構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馬歇雷認為，文學寫作不是一種獨立自足的創作，而是一個生產過程。他反對把作者看作是創造者，認為作家實質上是生產者，沒有理由將文學生產看得比別的生產更神秘。在此意義上，將作家放入資本主義的生產經營機制中來看，一個人成長為著名作家的過程，也就是他本人與圖書傳媒業相互選擇、合謀製造文學產品的過程。就海明威而言，他之所以能夠在1926年因《太陽照樣升起》的出版而一舉成名，與他選擇出版社時的精明是分不開的。

1925年10月，經舍伍德·安德森的推薦，海明威第一本在美國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裡》由博內-利夫萊特公司出版。該公司是1914年涉足出版業的新秀，安德森是他們十分器重的走紅作家。《在我們的時代裡》出版後，文學界認為海明威的文筆清新而獨成一格。因此，博內-利夫萊特出版公司與海明威約定，他此後寫作的三本小說將交由該公司出版，並請他邀請其他作家加入。與此同時，斯克裡布納出版公司的當紅作家菲茲傑拉德也在為主編帕金斯做利夫萊特要求海明威做的事情，邀請海明威與斯克裡布納合作。

安德森是利夫萊特公司最為重要的作家，他新出版的小說《黑色的笑聲》(Dark Laughter，1925)表明，他的文學事業已經在走下坡路。年底，海明威在完成了《太陽照常升起》的初稿後，於11月20-26日，一口氣寫作了一部戲仿小說《春潮》，刻意嘲諷安德森的文風和原始主義傾向。海明威把《春潮》寄給了博內-利夫萊特出版公司。老闆之一霍勒斯·利夫萊特看後很吃驚，在給海明威的回信中寫道：「如果我們願意把它刊行，那會顯得庸俗不堪，更不用說是狠心之至了。」⑤海明威之所以這麼做，其主要意圖有二：第一，他可以藉此與文名漸衰的安德森脫開干係。《在我們的時代裡》問世後，很多評論者都將海明威的文風歸之於安德森的影響，決心要自成一家的海明威卻死不承認，因此，出版一部戲仿安德森的小說，就可以避免評論界再拿他的小說與安德森相提並論。第二，海明威藉助蓄意戲仿安德森的《春潮》，與有約在先的博內-利夫萊特出版公司解除了合約，並與更成功的大牌出版社斯克裡布納公司籤約。斯克裡布納公司創建於1842年，是美國出版界的佼佼者，曾經與眾多著名作家合作，如伊迪絲·沃頓、亨利·詹姆斯、理察·哈丁·戴維斯、菲茲傑拉德、託馬斯·沃爾夫等。美國圖書傳媒業界著名的文學天才獵手馬克斯韋爾·帕金斯是該出版公司的主編。1926年2月，帕金斯答應預支給海明威1500美元，並且給《春潮》和即將完工的《太陽照樣升起》付高達15％的版稅。此外，海明威還可以在《斯克裡布納氏雜誌》上源源不斷地發表短篇小說。總之，剛剛出道的文學新秀海明威決不單純是一個只關注巴黎的文學朝聖事業的文學天才，在借力圖書傳媒經營文學功名和經濟利益方面也頗有一些商業頭腦和運營手腕。對此，致力於20世紀美國作家傳記寫作的斯科特·唐納森在《意志力：海明威傳》中作出如下評價：「確切地來說並不算是不道德，但是海明威在從利沃萊特換到斯克裡布納出版社的行為，非常典型地體現出他與出版商、編輯和經紀人打交道時的算計槓槓。他在處理他的商業事務的時候，總是睜大一隻眼睛緊盯著重要的機會，而另一隻眼睛則警惕那些可能試圖欺騙他的人。」⑥此後，海明威與斯克裡布納公司合作35年。海明威與影響重大的出版社和著名編輯保持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為他在圖書市場上的著名作家聲譽持續不斷地增光添彩。

如果說1926年在出版問題上的精明選擇奠定了海明威在美國文壇的著名作家地位，那麼，到了50年代，海明威再次與圖書傳媒合謀經營，更為成功地打造出了空前暢銷的傑出產品《老人與海》。

《老人與海》在圖書市場上獲得的巨大成功，首先應歸功於好萊塢和百老匯的著名經紀人利蘭·海沃德(Leland Haywad，1902-1971)出色的商業策劃。1950年聖誕節假期結束後，海明威在古巴哈瓦那郊區的瞭望農場開始寫作老漁夫桑提亞哥的故事，次年2月17日完成初稿。海明威原本打算將書稿交給長期合作的斯克裡布納公司出版，後因他的朋友海沃德的介入而改變計劃。海沃德監製的百老匯舞臺劇《南太平洋》《音樂之聲》等劇作都獲得了巨大成功，他在閱讀了《老人與海》的列印稿之後，為海明威提供了一份能使該書的市場收益最大化的出版方案：《老人與海》先交由《生活》雜誌刊載，然後由斯克裡布納公司出版，再後由紐約每月一書讀書會(Bookof-the-Month Club，創建於1926年)向會員發布。起初，海明威還擔心小說在《生活》刊載後會影響斯克裡布納公司的發行量，海沃德和斯克裡布納公司的編輯華萊士·梅耶(Wallace Meyer)卻堅信在《生活》雜誌上發表的《老人與海》將為斯克裡布納版的《老人與海》提供數百萬份免費廣告。最後，經由海沃德多方斡旋，1952年5月13日《生活》雜誌社、斯克裡布納公司、每月一書讀書會達成如下出版發行協議：1952年9月1日《生活》雜誌全文刊載《老人與海》；9月8日斯克裡布納公司發行《老人與海》的圖書版，並且必須在圖書護封和所有的廣告詞中註明該書是每月一書讀書會的主推小說，同時，不得在任何廣告或推銷資料中提到該小說將在《生活》雜誌上發表；9月9日讀書會開始為會員發送《老人與海》。⑦此後，《生活》雜誌社和斯克裡布納公司和每月一書讀書會即按照約定的發布日期開始為《老人與海》造勢。

《生活》雜誌是1936年創刊的一份圖片周刊。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除了《讀者文摘》之外，《生活》是最暢銷的雜誌之一。在決定刊載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之前，《生活》雜誌還從未用一整期的版面全文刊載一部小說。因此，對於《生活》雜誌來說，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商業冒險。但是，正因為這是一次商業冒險，《生活》雜誌為《老人與海》的整期刊載做了極為周密的推銷策劃。詹姆斯·艾·米切納當年曾經應邀為即將刊載的《老人與海》寫了一份新書報導。1984年，他在為斯克裡布納公司整理出版的海明威遺作《危險的夏天》寫作的引言中，透露了1952年《生活》雜誌為刊載《老人與海》而進行的大規模商業運營活動細節。這年夏天，《生活》雜誌社駐東京辦事處派一名信使找到了正在朝鮮戰場參戰的詹姆斯。來人告訴詹姆斯，《生活》雜誌準備實施一項空前的計劃，用整期雜誌刊載海明威的小說《老人與海》，還說，雜誌社為實施這個計劃投入了大量的金錢，也包括雜誌社的聲譽，因此他們想以可能的最好的形式發表這篇故事。所謂「可能的最好的形式」，實則是調動一切可以運用的、最有效的商業促銷手段，來保證《生活》雜誌從這次商業冒險投資中獲得最大的市場回報。於是，他們找到了剛剛開始從事文學創作、將海明威當作偶像的詹姆斯。為了充分挖掘利用詹姆斯為海明威寫作新書報導時的虔敬之情，並確保不洩漏商業秘密，《生活》雜誌的信使告誡他說：「這是紐約以外唯一的一份稿子。倘使您決定發表一篇文章，請儘快交給我們。」⑧接下來，詹姆斯在南朝鮮偏遠山區的小屋裡，讀完了《老人與海》的校樣，為自己能有機會稱頌一位大師的傑作而激動不已。在《生活》雜誌刊載《老人與海》之前，由詹姆斯撰寫的讚美性報導在美國各地以整版的廣告刊出。詹姆斯後來得知，在《生活》雜誌的信使將那份絕密的校樣交給他的同時，該雜誌還在美國和歐洲各地另外分發了600份給製造民意的人，每一份都是絕密的、獨一無二的。結果是，當刊載《老人與海》的那一期《生活》雜誌在1952年9月的第一周出版時，事先在世界各地發布的讚美性報導已經為海明威的這部新作打造出一個人人翹首以盼的接受氛圍。

《生活》雜誌不僅傾全力為《老人與海》的問世炒作接受氛圍，還為沉寂10年後重出江湖的海明威做了一番精妙的促銷形象設計。編輯部在序言中寫道：「故事中的桑提亞哥就是上了年紀的作者海明威，馬林魚就是他高貴又漂亮的作品，鯊魚則是那些攻擊成性地損毀他的作品和榮譽的批評家。」⑨編輯部的意圖很明確，意在提醒讀者此時的海明威與此前評論界一片倒彩聲的《過河入林》作者已經大不一樣。海明威自從1940年出版《喪鐘為誰而鳴》後連續10年沒有發表作品。1950年《過河入林》出版，該小說敘述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老上校坎特韋爾重訪義大利，在威尼斯獵野鴨，對年輕美貌的乾女兒伯爵小姐雷娜塔追憶自己在戰爭中的英勇經歷。海明威借用美國內戰時期著名的將軍託馬斯·傑克遜臨死前說的一句話「讓我們蹚水過河，到樹蔭下休息」⑩，給小說取名為《過河入林》，試圖表達一種男子漢坦然接受死亡，視死亡如樹蔭下休息的無畏精神。但是，在小說的整個敘事進程中，讀者看到的卻是一位廉頗老矣的硬漢吃著該死的救心藥丸，品味著如乾女兒身體一樣豐滿可愛的葡萄酒，酒後躺在床上，如情人般將乾女兒年輕美麗的身體擁在懷中，夢囈般地述說著如今不再的昔日勇猛。因此，當坎特韋爾上校心臟病突然發作，在死亡來臨前仍奮力背誦傑克遜的名言「讓我們蹚水過河，到樹蔭下休息」時，讀者意識到，對於海明威來說，與男子漢的勇氣同在的敘事藝術已經蛻變成一種老硬僵化的龜殼了。美國文學界對海明威十年磨一劍錘鍊出的《過河入林》大失所望，評論家更是頻頻搖頭。在這樣一種無人喝彩、著名作家藝術才能江河日衰的寂靜中，海明威又打出了最漂亮的一拳——《老人與海》。海明威，這頭十年昏睡後一聲怒吼的老獅子，成為《生活》雜誌編輯部為《老人與海》設計的最佳促銷代言形象。至此，《生活》雜誌為海明威沉寂十年以後的重新出場做出了最精妙的市場策劃和形象設計。

除了《生活》雜誌精明周密的商業策劃和促銷手段以外，斯克裡布納公司為《老人與海》先後投入了21551.88美元廣告費。(11)海明威本人也積極尋求權威評論家的支持。20多年前，海明威為了登上美國文壇，曾經寫信請求艾德蒙·威爾遜為他說一些溢美之詞。這一次，海明威想到的是德高望重、年紀已是80多歲的美國著名藝術史家伯納德·貝瑞孫。海明威在致貝瑞孫的信中寫道：「我請問您想不想、願不願意或者高不高興為這本書寫二三句或一句話作為斯克裡布納出版公司的介紹之用，這個要求是否恰當？您是我所尊重的惟一批評家，如果您真的喜歡這本書，這將打擊一下某些我所不尊重的人。如果您覺得我這個要求並不光彩，那請您不必寫，忘掉這件事算了。我提出這個要求覺得不太光彩。不管如何，您知道我寄書給您，並不是為了這個目的。」(12)

海明威在信中還自我表白說，在《老人與海》中，「沒有什麼象徵主義的東西。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孩子就是孩子，魚是魚。鯊魚全是鯊魚，不比別的鯊魚好，也不比別的鯊魚壞。人們說什麼象徵主義，全是胡說。更深的東西是您懂了以後所看到的東西。一個作家應當懂得許許多多東西」(13)。海明威的自我表白一方面回應了《生活》雜誌的編輯序言中關於鯊魚是批評家的說法，淡化自己對批評界的不滿，另一方面又暗示《老人與海》是一部意蘊豐富的偉大作品。貝瑞孫收到海明威的信後，寫了下面幾句話給他：「《老人與海》是一首田園樂曲，大海就是大海，不是拜倫式的，不是麥爾維爾式的，好比荷馬的手筆；行文又沉著又激動人心，猶如荷馬的詩。真正的藝術家既不象徵化，也不寓言化——海明威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但是任何一部真正的藝術品都散發出象徵和寓言的意味。這一部短小但並不渺小的傑作也是如此。」(14)貝瑞孫將海明威的敘事藝術與現代作家區別開來，與今人無法企及的荷馬相提並論。海明威看後十分滿意，立即將這段話推薦給出版社，作為宣傳《老人與海》的簡介。

經過圖書傳媒與海明威本人的合謀經營打造，《老人與海》在圖書市場和文學評論界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刊載《老人與海》的那期《生活》雜誌售出了5449833份。將這個發行數字與《生活》雜誌停刊前的發行量作一個對比，就可以了解這次精明的市場策劃帶給《生活》雜誌的是一種何等巨大的商業成功。1970年，它的全年發行量是850萬份。1972年全年的發行量是550萬份，收入不足以維持發行，導致《生活》停刊。在《生活》雜誌收穫了豐厚的市場回報的同時，海明威本人更是名利雙收。海明威從《生活》雜誌獲得的稿酬是4萬美元。若以千字計算，大約相當於每千字1500美元。斯克裡布納公司出版的《老人與海》一年內印刷11次，總計133650冊，均售出。出版社付給海明威76440美元稿酬。每月一書讀書會付給海明威2.1萬美元稿酬。《老人與海》在該讀書會暢銷書排行榜上保留達半年之久。海明威從《老人與海》的三方接續發售中收到的稿酬總計136588.12美元，這筆稿酬相當於2005年時的950654.04美元。(15)

從上述可見，《老人與海》的暢銷神話背後，是作家和圖書傳媒面向圖書市場的合作共贏關係，他們引導著讀者在市場上的購書選擇取向。巧合的是，1926年，海明威與斯克裡布納公司合作出版第一部暢銷小說《太陽照常升起》時，正是這年成立的每月一書讀書會將該書選為暢銷書，助推海明威一夜成為美國著名作家。伊格爾頓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中曾經指出：「文學可以是一件人工產品，一種社會意識的產物，一種世界觀；但同時也是一種製造業。書籍不止是有意義的結構，也是出版商為了利潤銷售市場的商品。」(16)塞繆爾·詹森也曾經指出，「每一次出版發行，都是添加或削減作家聲名的一次評估。對於勇士來說，一場又一場戰役決定著他一生的功名等級，而一位作家的聲名則是由一本又一本書來決定的。」(17)由此可見，一方面，在作家與圖書傳媒業合謀經營的圖書產品生產過程中，出版商以預期的市場利潤回報來評估作家的價值，並有傾向性地引導讀者的圖書選擇口味，在作家的大眾化、經典化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另一方面，作家對出版商的選擇行為，也是其社會角色建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海明威以不乏商業精明的市場前瞻眼光選擇出版社、雜誌社，並與之籤訂出版或刊載合同時，他不僅僅是一位懷揣文學拯救理想的精英作家，同時也是一位與書商合謀經營文化商品——文學文本以獲取市場回報的生產者，尤其是他與斯克裡布納公司長達35年的合作關係，對於成就他的名作家身份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一個因素。

三、大眾文化偶像海明威

傳記作家斯科特·唐納森在為海明威寫作的傳記開篇就指出，「歐內斯特·海明威在去世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人之一，他的名望跨越了政治和地理的邊界」，「在他60年多一點的生命的後半程，一直是一位聲名遠揚的名人」(18)。截止到2017年，僅在我國出版的不同作者的海明威傳記就有97部之多。1958年，根據《永別了，武器》改編的同名電影由20世紀福克斯公司發行，製片人大衛.O.塞爾茲尼克(David O.Selznick，1902.5.10-1965.6.22)在影片發布會上聲稱，「海明威自己就是明星，他擁有票房」，他是「美國男子氣概的某種半人半神的形象」(19)。上述資料表明，與同時代的美國作家劉易斯、多斯·帕索斯、菲茲傑拉德、福克納等著名作家相比較，海明威在大眾文化領域被偶像化的程度無人能出其右。在海明威的作家形象被偶像化的過程中，美國的報刊媒體、影視公司、大眾都參與其中，導致其作家形象在流行文化傳播過程中不斷地被神化，而海明威真正的文學性價值和魅力卻逐漸被他的公眾聲望蓋過，甚至被大眾製造的偶像光暈所遮蔽。

1999年，海明威誕辰100周年之際，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了時任海明威研究會主席麥可·雷諾茲教授的紀念文章，文章標題是《海明威在我們的時代裡》。雷諾茲教授的文章標題一題多關：第一，1925年10月18日《紐約時報》首次發表匿名文章評論海明威的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裡》；(20)第二，屢述1925至1999年《紐約時報》對海明威作品的重要評論；第三，概括海明威在我們的時代裡從風格清新的年輕作家到美國偶像的形象嬗變過程。雷諾茲特別提到《紐約時報》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評論海明威短篇小說時使用的一系列詞語，像精煉、愉悅、堅韌、肌理緊緻、強健有力、清新、堅硬、乾淨，稱這更像是在評論一位運動健將，而不是一本書。(21)接下來，他歷數1925至1961年間《紐約時報》上發表的關於海明威的文字，指出報紙為了追求新聞價值，迎合大眾讀者，更關注作家的個人生活經歷，諸如戰爭、旅行、釣魚、打獵、看鬥牛等。即使是評論他的文學作品時，重點也是小說人物那些海明威式的男性特質，而不是作品的文學性價值。如此一來《紐約時報》在連續36年對海明威的追蹤評論中，把他打造成一個強壯的、揮動著雙拳的男子漢形象，他的人生就是一場充滿冒險色彩的傳奇。事實上，在20世紀上半葉大眾傳媒日漸興盛繁榮的美國，不斷地為海明威的硬漢傳奇故事增光添彩的又何止是《紐約時報》一家媒體。如果說，20世紀之前的作家們是從一場又一場正式的公共演講獲得其大眾聲譽；海明威則無需親臨公眾聚會的現場，他的個人生活就被追求新聞時效性的媒體及時發布到報刊上。在此過程中，一方面報刊傳媒將海明威的個人生活當作可供利用的新聞資源，以此滿足大眾讀者對名人生活的好奇心或窺視欲，並為海明威贏得更廣泛的大眾聲譽；另一方面，也有越來越多的大眾追捧者不了解海明威的文學作品，甚至不知道他寫了什麼，但卻熟知他的男子漢個性特質，他的個人傳奇經歷，知道他做了什麼。

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期間，海明威生活富足，到處打獵、釣魚、冒險，文學創作卻跌入低谷，因此遭到權威的文學評論家和左派的一致批評。但是，批評界的責難並沒有影響大眾對海明威的迷戀。1934-1936年間，海明威先後在一本男性雜誌《時尚先生》上發表過23篇描寫打獵、捕魚的文章(22)，並出版了關於西班牙鬥牛的《死在午後》和記述非洲打獵的《非洲的青山》兩部非虛構類作品。上述非文學性著述，進一步強化了海明威在大眾心目中的傳奇色彩。因此，在報刊媒體的傳播和大眾的想像中，文學才能跌入低谷的作家海明威被替換成了與釣魚、打獵、鬥牛、旅遊冒險聯繫在一起的硬漢海明威、大眾偶像海明威。30年代，在海明威居住的基韋斯特島上，不斷地有崇拜者到島上來參觀旅遊。

在海明威的作家形象被偶像化的過程中，好萊塢也功不可沒。根據弗蘭克·M·勞倫斯1981年的統計，海明威作品的電影改編情況如下：《永別了，武器》，根據同名小說改編，1932年由派拉蒙公司出品；《喪鐘為誰而鳴》，根據同名小說改編，1943由派拉蒙出品；《有的和沒有的》，根據同名小說改編，1944年由華納兄弟出品；《殺人者》，根據同名小說改編，1946年由環球電影出品；《麥康伯的家事》，根據短篇小說《弗朗西斯·麥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改編，1947年由聯美電影出品；《在我的獸皮下》，根據短篇小說《我的老人》改編，1950年由20世紀福克斯出品；《破裂點》，根據長篇小說《有的和沒有的》改編，1950年由華納兄弟出品；《吉力馬札羅山的雪》，根據同名小說改編，1952由20世紀福克斯出品；《太陽照常升起》，1957年由20世紀福克斯出品；《永別了，武器》，根據同名小說改編，1958年由塞爾茲尼克工作室與20世紀福克斯聯合出品；《操縱武器者》，根據《有的和沒有的》改編，1958年由七藝和聯美電影聯合出品；《老人與海》，根據同名小說改編，1958年由華納兄弟出品；《青年海明威的冒險經歷》，根據《尼克·亞當斯的故事》改編，1962年由20世紀福克斯出品；《殺人者》，根據同名小說改編，1964年由環球電影出品；《島在灣流中》，根據同名小說改編，1977年由派拉蒙出品。(23)從上述統計資料來看，由海明威作品改編的電影皆由好萊塢著名的電影公司拍攝，並由大眾崇拜的明星派克(在《吉力馬札羅山的雪》中飾作家哈利)、庫珀(在《喪鐘為誰而鳴》中飾喬丹)、蘇珊·海華(在《吉力馬札羅山的雪》中飾妻子)、英格麗·褒曼(在《喪鐘為誰而鳴》中飾瑪麗亞)等飾演男女主人公，結果不僅是電影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也為海明威贏得了更為廣泛的大眾聲譽。問題是，電影觀眾的觀影口味和文學作品讀者的閱讀趣味是有顯著差異的，電影公司當然洞曉這兩者之間的區別。製片方為了吸引更多的觀眾，刻意迎合觀眾的觀影口味期待，將文學作品的敘事內容和複雜寓意稀薄化，將電影中的故事與作者本人的冒險經歷聯繫在一起，著力表現個人冒險、兩性愛情、暴力等主題。特別是在影片發布環節，宣傳方有意將海明威的公眾形象打造成偉大的戀人、異域旅行者、冒險者，並且根據小說敘事空間的不同，相應地將「海明威的義大利」「海明威的西班牙」「海明威的巴黎」「海明威的非洲」等宣傳詞印在海報上。追隨海明威去經歷一場異域冒險和愛情，這是不同的電影公司拍攝的海明威作品改編電影共同的票房賣點。比如，1932年派拉蒙公司為電影《永別了，武器》設計的宣傳海報是這樣寫的：「厄內斯特·海明威的世界名著故事，兩人的愛情始於不顧一切的激情，在愛中沉溺，直至超越羞恥、危險和死亡。」「迄今為止，這是在文學作品中或銀幕上呈現的最轟動、最激情的浪漫故事!兩個靈魂為愛而瘋狂，最終在一個陷入瘋狂的世界中為愛而迷惘。」「今夜，讓我們相愛。明天，或許不再來!」(24)最後一句廣告詞出現在所有的電影發行海報上，也被不同的報紙文章所引用。派拉蒙公司的發行廣告為學者所詬病，美國學者勞倫斯稱發行方將電影《永別了，武器》包裝成了最粗俗的性騷擾之作。可見，電影公司在把作家海明威普及成為大眾明星的同時，那些將海明威追捧為偶像的觀眾卻不能真正理解作家海明威和他的作品，甚至很少有觀眾關注他寫了什麼。

大眾文化研究學者費斯克曾經指出，在現代社會中，大眾的文本辨識力與學院派的審美判斷是截然不同的。學院派以中產階級的審美判斷標準為依據對文學文本的特質作出評價，「大眾的辨識力所關注的是文本的功能性，而不是文本的特質，因為它所關注的是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潛力」；「大眾的辨識力並不作用在文本之間或文本內部的特質層面上，而是旨在篩選文本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切入點」(25)。在消費文化時代的美國社會中，對於享有文化消費自主選擇權的大眾來說，他們不關心海明威文本的審美特質、文本張力和終極意義召喚，而更關注海明威的個人傳奇及其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潛力。也就是說，在大眾文化視閾中的海明威，並不是一個生產文學文本的文學精英，而是他們可以在自己的日常消費生活中選擇利用的文化資源庫存。如前文所述，海明威本人雖然選擇在美國都市社會的邊緣或異域空間中生活、寫作，事實上，他的個人生活卻與現代消費活動息息相關。作為一個偉大的旅行者、優秀獵人、釣魚高手、拳擊英雄、豪飲男兒、鬥牛愛好者，海明威為大眾提供了一種自由的、個性化的現代消費生活方式，而在這種現代消費生活中，感性生命的豐富多樣性盡收其中。因此，對於美國大眾來說，海明威本人就是他們崇拜的個性化消費偶像。在此意義上，大眾把海明威當作生活體驗豐富多樣的效仿對象，依照自己日常生活實踐中的情感需求和審美需求，將不同層面的海明威神話內容整合到日常文化消費實踐活動中，並不斷地模仿、複製、拼貼，進而製造出更多富有時代特色、豐富多樣的海明威大眾神話文本，像各種捕風捉影的海明威傳奇故事，根據海明威的文學作品改編的影視劇，旅遊公司、酒店、餐飲業製作的與海明威有關的廣告，海明威迷們發起的海明威模仿秀，等等。1999年，在海明威誕辰100周年之際，美國舉辦了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其內容包括：海明威基金會組織的學術研討會議和以海明威的名義舉辦的寫作班；大名鼎鼎的史密斯學會博物館舉辦的題為《海明威：其人、作家與神話》的巡迴展覽；海明威狂歡節，其間有公牛賽、西班牙式食品、酒水和文藝演出活動；在基韋斯特海明威生前最喜歡的酒吧裡舉辦的「海明威模仿秀」；在海明威故鄉的各大飯店舉辦的以「流動的宴席」為名的食品品嘗活動，等等。在這樣一場熱熱鬧鬧的著名作家紀念活動中，對海明威的接受已經成了一個由學院精英、不同身份的公民個體匯成的大眾、商業經營者共同參與製造的琳琅滿目的文化大拼盤。緊接著1999年熱熱鬧鬧的海明威紀念活動，由海明威研究會主辦的2000年海明威國際研討會也選擇在佛羅裡達州南部的比米尼島上召開，中心會場就設在海明威於1935-1937年間出海釣魚時住過的安格勒酒店2樓1號。對海明威的接受情況表明，在大眾文化的視閾中，文學接受活動已經成為一場由所有享有主體權力的公民共同參與的文本形式多元化、意義和快感多元化的流動的文化盛宴。而在流動的大眾文化宴席上，不斷被強化的海明威偶像魅惑力又在不斷地消解甚至遮蔽著海明威真正的文學性價值。

20世紀50年代末期，有一位擁有西班牙語哲學博士學位的石油大亨是海明威的崇拜者，他留著海明威式的大鬍子，來到了西班牙，時不時地接受那些把他誤當成作家海明威的崇拜者的殷勤款待，為粉絲們籤名。甚至在海明威去世後，這位假冒者依舊給人們籤名，寫下諸如此類的話：「認為我已經走進天堂，不再能夠籤名的人……歐內斯特·海明威。」(26)海明威本人在天堂對此作何感想，我們無法了解。但比他更早些成名的女作家斯泰因說過這樣的話：「當公眾卷進來之後，你就不再是原來那個你了。」(27)在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疆界越來越模糊的當下語境中，作家與自我、與大眾傳媒、與包括讀者在內的文化消費者之間的關係，是每一位文學寫作者和文學批評從業者都繞不開的一個重要話題。

注釋：

基金項目：

①見網址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2018年起，諾貝爾獎官網改版，文學獎首頁顯示6位著名的獲獎者，海明威位列第四。

②Philip Young,Ernest Hemingwa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3,p.13.

③[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於曉、陳維綱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第58-59頁。

④[美]弗雷德裡克·詹姆遜：《馬克思主義與形式》，李自修譯，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349-350頁。

⑤吳勞：《六天寫就的精品，六十年後才獲真賞》，《海明威文集·春潮·老人與海》，吳勞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第5頁。

⑥[美]斯科特·唐納森：《意志力：海明威傳》，董璐譯，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57頁。

⑦Robert W.Trogdon,The Lousy Racket:Hemingway,Scribners,and the Business of Literature,Kent: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7,p.247.

⑧[美]詹姆斯·艾·米切納：《海明威文集·危險的夏天·引言》，主萬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第4頁。

⑨Gerry Brenner,The Old Man and The Sea:Story of a Common Man,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1,p.9.

⑩[美]海明威：《過河入林》，王蕾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第283頁。

(11)Robert W.Trogdon,The Lousy Racket:Hemingway,Scribners,and the Business of Literature,Kent: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7,p.260.

(12)董衡巽編選：《海明威談創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第146頁。

(13)董衡巽編選：《海明威談創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第145頁。

(14)董衡巽編選：《海明威談創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第138-139頁。

(15)Robert W.Trogdon,The Lousy Racket:Hemingway,Scribners,and the Business of Literature,Kent: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7,p.253.

(16)[英]伊格爾頓：《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文寶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第65頁。

(17)Robert W.Trogdon,The Lousy Racket:Hemingway,Scribners,and the Business of Literature,Kent: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7,p.257.

(18)[美]斯科特·唐納森：《意志力：海明威傳》，董璐譯，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頁。

(19)Frank M.Laurence,「Hollywood Publicity and Hemingway’s Popular Reputation」,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Summer 1972,p.21.

(20)1924年，海明威將18篇無題速寫結集為《在我們的時代裡》(in our time)，由William Bird在巴黎出版。1925年，海明威將15篇小說結集為《在我們的時代裡》(In Our Time)，由美國的利夫萊特公司出版。同年，紐約時報發表了匿名書評文章。

(21)Michael Reynolds,「Hemingway in Our Times」,New York Times,July 11,1999.

(22)《時尚先生》(Esquire)，1933年10月第1期在芝加哥發行，後總部遷至紐約。1987年，該雜誌在德國、日本發行。1999年發行中文版《時尚先生》。至今，該雜誌已經在包括英國、西班牙、義大利、希臘、墨西哥、新加坡、紐西蘭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行。

(23)Frank M.Laurence,Hemingway and the Movies,New York:Da Capo Press,1981,pp.297-315.

(24)Frank M.Laurence,Hemingway and the Movies,New York:Da Capo Press,1981,pp.41-42.

(25)[美]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王曉珏，宋偉傑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154、156頁。

(26)[美]斯科特·唐納森：《意志力：海明威傳》，董璐譯，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2頁。

(27)[美]斯科特·唐納森：《意志力：海明威傳》，董璐譯，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3-14頁。

來源: 社科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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