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邑旱池的故事（臨淇故事淇陽城的故事）

2023-05-14 07:20:58

「扳青」

此處的「扳」，在林縣話裡讀第四聲，意思是把東西重重地摔到地上。「扳青」是一種封建社會殘餘的賭博活動，1960年代在臨淇鎮淇陽城村死灰復燃。

當時在淇陽城第四生產隊專管飼養牲口的馬王院裡，幾個老農為了解悶，經常偷偷地在牲口棚裡偷玩，也吸引了一些遊手好閒之人的圍觀。

「聯產承包責任制」施行後，人們手裡逐漸有了餘錢，受市場經濟大潮影響，很多人產生一夜暴富、不勞而獲的思想，「扳青」賭博開始在淇陽城迅速發展，甚至一度蔓延到周圍村莊，給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造成了極大危害。

這種賭博形式，規則簡單，三個銅錢或鋼鏰即可開展，人數靈活，三人以上可多可少，田間地頭，山上樹下，不受條件限制，而且輸贏很快，給人帶來非常大的心理刺激——以三人為例，一個當莊家，另外兩個是閒家。閒家將賭注按前後順序擺放，稱為「頭尾」，莊家把三個銅錢全部「字面」朝上平鋪在手中（稱作「全黑」），擲到硬地上或平整的石板上，目的是能讓銅錢彈跳起來，增加氣氛。根據三個銅錢最終出現「字面」或「花面」的不同組合，來判定輸贏：三個銅錢全部「花面」朝上，叫「全紅」，莊家全贏，兩個閒家的賭注全部歸莊家；全部「字面」朝上叫「黑貼」，莊家全輸，兩個閒家下多少賭注，莊家賠付多少；兩個「花面」一個「字面」叫「二紅」，則莊家吃頭，即莊家贏走放在前面的賭注；兩個「字」一個「花」叫「一隻眼兒」，莊家賠付放在「頭」的賭注。如果參與者超過三人，則莊家在投擲前要聲明規則，「吃」正數或倒數第幾個，或者「吃」對門，或「隔一吃一」，甚至還可以根據下注多少選擇對手，比如「一百元以下不吃」、「光吃紅張兒（百元大鈔）」等。

「扳青」活動一開始只是在村內進行，組織者選擇僻靜的人家，或廢棄的老院內進行。在誰家「扳青」，主人是要抽「水頭」（根據賭注大小及贏家獲利情況，抽取幾十到幾百元不等的現金）的。

後來為躲避公安機關打擊，組織者轉移到了戶外，或在村東山坡上的柏樹林中，或在某個低洼隱蔽的地頭，參與的人也越來越多，甚至形成了四五百人在山林中偷偷活動的奇特景象。

圍繞「扳青」還延伸出一個特殊的產業鏈——在誰家樹林中或地頭上的，主人可以抽「水頭」。還有專門為參賭者提供「服務」的：站在高處或路口站崗放哨的（發現公安人員，馬上報信，賭博者便迅速逃散）、管搬石板的（青石板不好，銅錢跳不起來。平整的紅紫石板最好，有人提前從家裡帶來，專門提供給賭博者使用）、提供小板凳的等，都會獲得贏家或組織者一定數量的「獎勵」。再往後甚至出現了帶暖瓶賣熱水的、賣方便麵火腿腸啤酒香菸的、現場放高利貸的等各種「服務」。

到1990年代末期，淇陽城的「扳青」發展到了高潮，猶以每年的冬春農閒時節最為熱火。全村男女老少，幾乎全民參與，有人甚至把出嫁了的閨女叫回來參與。周邊農村及臨淇集上，甚至與林縣搭界的山西陵川縣都有人過來參與。小石板周圍，從早到晚，水洩不通，這個人輸光了，另一個人就頂上去，沒有機會直接下注的就在外圍「釣魚」，有的人為了「佔座」，甚至顧不上吃飯、喝水、上廁所。這些人裡面很多都是在外打工的青壯年，為了賭博，顧不上外出打工掙錢，甚至一年辛苦，上場幾十分鐘便輸得精光。因為賭博造成的家庭矛盾日益凸顯，吵架的、離婚的、變賣家產車輛的、抵押房屋的、蓋不起房子娶不上媳婦的越來越多，社會問題越來越嚴重。

到2010年前後，隨著政府政策宣傳攻勢的逐漸加強及公安機關打擊力度的逐漸加大，大量警力和治保幹部隨時待命，一經發現或接到舉報，馬上清場驅散或抓捕，「扳青」活動逐漸偃旗息鼓，最終淡出了淇陽城人民群眾的生活。

淇陽城劇團

戲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生活形式。

解放後，從城鎮單位到農村生產隊，文藝宣傳隊成為必不可少的組織。這些文藝宣傳隊活躍在廠礦車間、田間地頭，用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開展政工宣傳，豐富群眾文化生活。各鄉鎮縣市還經常組織文藝匯演，或舉辦文藝比賽，每個大隊都要出節目參加，淇陽城參演的節目主要是類似於滑稽戲的「二鬼扳跌」和群體性表演「打花棍」。

王連生講劇團的故事

1953年，淇陽城大隊主抓文藝宣傳的幹部王友珍提議組建淇陽城文藝宣傳隊。他從學校組織了20多個學生，讀四年級的王連生擔任鼓板手，路克興任導演和教練，正式開始排戲。

一開始，他們主要排演山西老腔的傳統劇目。路克興當時是村裡有名的文化人，他可以教大家排演整本的老戲。王連生說路克興本身就會唱戲，至於他是什麼時候從哪裡學的則不得而知。王連生後來成為淇陽城劇團的團長，他經歷了淇陽城戲班起步、發展到由盛及衰的整個歷史過程。

1956年前後，他們開始改唱河南梆子，就是現在的豫劇。宣傳隊裡演員也不斷增加，還加入了幾個女演員，總人數發展到近四十人，文藝宣傳隊也逐漸發展成了劇團。演出的劇目也有了《楊家將》、《劉三鍋訪山東》等長篇經典連頭本，可以連續唱五、六天不重樣。

後來，路克興因年紀大了，身體不太好，選中原來戲班裡負責打鑼的郭有林做了徒弟。郭有林身段、唱腔都不錯，被路克興指導了一段時間後，就替下師傅擔任了導演。

1958年，要街水庫開始修建，淇陽城劇團全體成員上了水庫工地。劇團裡的成年人或抬框或推車，小孩們管發票，推一車發一張票，看見誰推車上土堆得高，就給插上一面小紅旗，以示鼓勵。因為要街水庫地處林縣和輝縣交界處，輝縣人不願意讓修水庫，所以經常有人到工地上搞破壞，往飯鍋裡扔大糞。為了與人搞好關係，讓水庫修建順利開展，劇團白天在工地上幹活，晚上還得經常到附近輝縣的幾個村裡慰問演出。

後來，劇團越來越正規，演出也越來越多。春節前後，農閒時間，經常在村裡演出，甚至還會應邀到外村演出。合作社時期，演員白天幹農活，晚上排練，每晚可以掙5分工，如果白天演出，能掙到8-10分工，已經相當於一個壯年婦女甚至一個壯年男勞力幹一天農活的收入了。要是到外村演出，雖然不收費，卻可以吃上幾頓好飯，演員們感覺有了前途。

戲曲伴奏中掌板的是靈魂人物，控制整個音樂的節奏。當時，伏栓管掌板，王連生管打鑼。後來，原林縣第三豫劇團下鄉選拉弦的、掌板的並現場培訓，當時福源年齡較大，學習有困難，劇團負責人醜孩就推薦王連生去試試，王連生學的很快，就替下福源成了掌板的。

到文革時期，提出了「破四舊」的口號，劇團從傳統劇目改唱《智取威虎山》、《紅燈記》、《沙家浜》等樣板戲，主要演員有路豔梅、鄭先芹、郭有林、張文生、王軟珍等。一開始唱的《紅燈記》、《沙家浜》。《紅燈記》中鄭先芹演鐵梅，郭有林演李玉和；《沙家浜》中郭有林演刁德一，張新啟演胡傳魁，王竹英演安慶嫂……

那時候，冬天農閒時節，劇團經常到臨淇鎮上演出，臨淇的劇團如果在戲院演出，淇陽城的劇團就到當年的林縣三中校園裡演出。兩個劇團各有所長，臨淇劇團伴奏音樂好，淇陽城劇團的唱腔好，雙方互爭高下，不分伯仲。淇陽城劇團還曾經代表臨淇鎮到林縣城串演並獲獎，被授予繡有「淇陽城宣傳隊」的大紅旗。

劇團組建後的前幾年，農村用電還比較困難，白天演出還好，晚上演出連照明設施都沒有，更別提擴音設備了。為了解決照明問題，他們想了各種辦法，甚至用夜壺裝上柴油，再在夜壺嘴上裝上一個燈捻，點燃後掛在舞臺兩邊用以照明。後來又發展到汽燈，用汽油做燃料，打上氣，從噴嘴處點燃用於照明。再後來，有了電，就可以使用電燈照明，甚至還有了麥克風和擴放音設備，都是大隊集體購置的。

三中全會以後，劇團又恢復傳統劇目的演出。演出傳統戲曲需要有服裝和道具，這些行頭價格昂貴，劇團沒有收入，大隊又沒錢，劇團起步時原有的一部分在「破四舊」時也被沒收或毀壞，劇團只好想辦法自己製作。當時，村裡的劉喜全能寫能畫，由他在布料上畫出龍鳳等戲服圖案，然後請大隊裁縫組的女工們繡制；帽子上的圖案由劉喜全畫出來，王連生等男演員負責用金粉、銀粉、顏料等填色繪製；厚底的朝靴用柳木製作，刀槍道具等也都是用木棍、木板鑿刻雕制。經過一年多時間，劇團演出所需的全部行頭基本製備齊整。

裝備、行頭有了改善，淇陽城劇團在周邊的名氣也越來越大，有個山西的臺口就來邀請他們上山西演出。他說只要能上山西，至少可以安排一年的演出，每場戲四、五百元錢。演員們感覺很不錯，於是全團40多人就興高採烈的出發上了山西，在安澤縣周邊農村裡演出。為了提高水平，還專門騰出時間，請了當地有名的導演新排了劇目《桃花庵》。

正當演員們顧不上演出掙錢，專心排戲時，臨淇鎮梨林村的劇團和林縣周邊的幾個劇團也到了安澤縣，競爭一下子激烈起來。為了提高競爭力，接更多的活兒，劇團除了打價格戰外還開始想辦法改良行頭，提升形象。演出之餘，王連生帶大家上山捋連翹賣錢，用這些錢買了幾件像樣的龍袍、蟒袍、鳳冠等，還把舞臺幔布更新了一遍。但終因競爭激烈，日常生活開支也很大，劇團並沒有掙到多少錢。

演員們上山西演出了年把地，家裡也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施行，土地劃分承包給了各農戶，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演員們在山西也坐不住了。

年底的時候，王連生率團回到了家鄉。眼看著劇團沒什麼前途，大家都想著去打工掙錢。大隊幹部說，你們最後再在咱村裡唱三天吧，唱完這三天就算了。

這三天的演出，演員們特別賣力，把從自己的看家本事全拿了出來。有了山西當地知名導演的打磨，有了在山西與其他劇團的激烈競爭的錘鍊，演員們的演出讓人刮目相看。父老鄉親們交口稱讚：你們去山西可真是長見識了啊！

三天唱完，樂器入櫃，行頭裝箱，劇團就地解散……

2019年，78歲的王連生說起這段歷史依然熱情洋溢。這幾年，王連生等又在村裡組建了幾班鑼鼓隊、秧歌隊、廣場舞隊等。每到晚上，淇陽城村鑼鼓喧天，扭一陣秧歌，跳一段廣場舞，氣氛非常熱烈。各隊伍除逢年過節，紅白喜事為大家演出助興外，相互之間還經常開展比拼，互相切磋。

淇陽城與路氏家族

民國時期，淇陽城周圍曾有高大的城牆，東西兩邊有城門，東城門門頭上題有「紫氣東來」四個大字。西面當時有大小兩個城門，城門上題「古淇陽城」。城牆四角曾有十來米高的碉樓，防禦能力很強。

城內東西主道以北曾有東、中、西三座院落，西院九門相照，最為宏偉，中院為前後兩進，東院是三進院落。這三座院落構成了淇陽城村的主體。抗日戰爭期間，因為沒有大的戰事，所以也沒有遭到太大的破壞，直到1958年前後「破四舊」時，才被破壞殆盡。

現存的還有六、七處單獨的院落，最早的建於民國五年，最晚的是民國二十四年。除有兩處被本村的牛林運收藏保管得還基本完好外，其它都已經殘破不堪，風雨飄搖。

其中民國五年所建一座五間三層堂屋，用雕鑿齊整的青石為基礎，手工青磚砌牆，牆厚約70cm，條石把角，藍瓦坡頂。一層中間設兩個門，門兩邊設窗，西二東一。門窗分別用巨大的條形方石做過梁，窗戶上有十字方格木製窗欞，正門門頭青石過梁上深雕有「天賜純嘏」四個楷書大字，結體嚴謹，點畫精美，筆力遒勁，題款「民國五年歲次丙辰仲春」，尾款「主人路金圻建立」；二層為五個拱形頂方窗，形制比一層略小；三層中間三間陽臺，東西兩邊兩個正八邊形窗洞，東西山牆分別設有兩個方窗；房頂為木樑木椽，上覆藍瓦。整體設計精美，用料結實，結構堅固。

1938年六月下旬，八路軍115師344旅徐海東旅長、黃克誠政委率部進駐淇陽城村，當時曾在西院現存的一座房屋內居住過。八路軍在淇陽城村組織農民成立抗日救國會，發展黨員，建立了臨淇區第一個黨支部——淇陽城村黨支部。

這些院落均曾是路氏的家產，據說三座院落中的中院曾是元氏所建，後被路氏購下，其它兩座均為路氏所建。

路氏自明洪武年間從山西省壺關縣晉莊村遷入林縣南西門嶺，十世路平和四個兒子路友仁、路友智、路友榮、路友信遷入淇陽城居住，並在此繁衍生息，逐漸發展壯大。鼎盛時期，路氏的莊田東邊到淇陽城東山，西到李家寨、北山底，南到葦澗，北到荒莊。到土改前夕，僅西院路氏就有37口人。2019年，九十多歲的梁先貴說，他們家是從橫水鎮馬店村來到淇陽城為路家種地的長工，後來便在此落腳，到現在已經是第七代了，路家解放前後的人和事，他都一清二楚。他略有些耳背，但記憶準確，表述清晰。

梁先貴講路氏家族的故事

至於路家何時因何發家，村裡傳說的是清朝順治年間，路家在路邊開店，供來往客商吃飯和住宿。有一年，從山東過來一群響馬路過此地，將沿路搶劫的財物暫存到店裡，然後繼續上山西搶劫，不成想一去不回，後來聽說是被山西的土匪黑吃黑滅掉了，寄存下來的財物自然也就歸了路家。從此，路家在淇陽城買房置地，逐漸興盛起來。但所有這些只是傳說，並沒有任何可靠的證據或記載。

路氏家譜記載路金圻是平祖三門之十七世，親弟兄六個，分別為金城、金坡、金圻、金坊、金湯、金臺，叔伯兄弟共40多人。根據其家譜記載，路氏重視教育，人才輩出，十四世有武生員（武秀才）平祖二門路士俊、太學生（國子監學生）平祖三門路士煌及其弟邑庠生（縣考秀才）奉政大夫（清朝五品文職散官）路士昇；十五世有郡庠生（府學學生）例贈（因推恩授予本人已不在世的親屬以官爵）修職郎（清八品文職散官）平祖三門路際清及其弟監生（國子監學生）路會清、入選貢生（科舉時代，挑選府、州、縣生員中成績或資格優異者，升入京師國子監讀書）候選直隸州同（清時直隸州為地方二級統縣政區，與府平級，隸於省，與不轄縣的散州對應。直隸州知州為正五品，州同為從六品）路士昇之子路維清；十六世有邑庠生員路毓鑫（路際清之子）、湖北法政學堂畢業，任湖北提法司（清末司法行政、司法監督機構）總務科一等科員的路毓淇（路維清之子，原名普春）。此後，雖歷經變亂，路氏後代中仍有很多人學有所成。

土改前夕，路家迫於形勢開始賤賣土地，並將一部分賣地所得贈與革命隊伍購買槍枝彈藥。因路家平時待人和善，沒做過大的壞事，路家老三股還曾在路邊設置粥棚，每家三天，輪流舍粥，因此在土改過程中並沒有遭到過多的鬥爭，只是沒收了其田產房屋，其家人便住進了村西廟中。

路氏後人，有仍居故地，也有遠走他鄉。20世紀30年代，路氏後人路有勤（人稱路老六，姓名可能有變，家譜中沒有記載，根據梁先貴回憶，應該就是路毓淇）曾任國民政府參事，寫得一手好篆書。路毓淇之子路秉模17歲參加革命，後在解放軍某部後勤部工作。路克岐（路金圻三弟路金湯之子），17歲時因不滿家庭指定的婚姻，離家出走，參加國民黨軍隊，官至中將，後隨軍到臺灣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