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歲王濛現狀（攪局者王濛首次創業賠光所有積蓄）

2023-04-22 19:58:52 6

她是天才，是狂人，在短道速滑賽場有過一段讓人窒息的統治力。她身上的捨我其誰，目空一切，口無遮攔，通常並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式運動員。這是一個「頂流」的故事，也是一個曾經的天才運動員的故事，但更是一個獨立的生命個體，在種種規則的剪除和抑制之外，如何捍衛和保全自我的故事。

文｜盧美慧

編輯｜金石

攝影｜JiaYu

妝發｜LULU ONTIME

造型｜THEXIStudio

沒有王濛熱不起來的場子。

《人物》拍攝封面這天，原本不熟悉的一群人湊到一處工作，理論上總需要點兒寒暄和熟悉的時間。

王濛完全不用。

哪兒都是她的主場，開口必有包袱。化妝的姑娘給她眼線稍微描長了一點點，她說，「哎呀，太媚了，這太妖豔了，整得跟個愛豆似的。」「愛豆」是標準的東北發音，尾聲兩個連續的重讀，逗樂了一屋子的人。

採訪時段子更多，她說起當運動員的時候，央視有位叫尉（yu，四聲）遲學敏的記者長期報導短道速滑，有一回這個記者給她的一位老教練打電話，電話這頭兒說，他叫尉遲，是北京的記者，「我教練就聽岔劈了，他說啥玩意兒？浴池？我在北京沒（四聲）辦過卡啊，哈爾濱的澡堂子倒是有。」

到了拍攝，裡裡外外圍著人，攝影師試圖調動王濛的情緒，結果冷不丁她來了一個反殺，「我跟你說啊，如果你想調節氣氛呢，那可以放一下我的歌兒。」很快，現場音樂從抒情爵士變成新近發行的《我的眼睛就是尺》，她那段東北rap一出來，大家又都樂了。

拍攝那天，上海疫情的消息搞得人心惶惶，焦慮一路蔓延到北京的那間影棚，王濛的出現很快驅散了空氣中的不開心——在她的字典裡，悲觀、失望、壓抑之類的字眼兒沒什麼位置，或者她秉承著東北人天性中消解一切愁苦的能力，日子咋都要過下去，大家都得支稜起來。

製造並供給快樂，對王濛來說實在是小菜一碟。北京冬奧會期間，她的好友、前短道速滑運動員陳尚鵬正在吉林，被封在單位，一個月都沒回家，在那般的困局之中，王濛的解說是一劑強力快樂藥水，「從自己的心態來說，其實那時候離北京冬奧比較有距離」，但是王濛扯著嗓子的吼叫式解說消弭了這種距離，「感覺她拽著你的耳朵在那兒喊，特別親切」。

那份親切極大程度疏解了隔離生活的苦悶。整個冬奧期間，陳尚鵬的朋友們都在跟他討論王濛，他覺得王濛無意中為壓抑的人們提供了一個情緒出口，「大伙兒都覺得，我必須得穿個西裝，帶稜角的。實際上一個穿運動服的人，很舒服，特別好看，會有這種感覺。」

另一位朋友聶鑫跟陳尚鵬感受類似，當時他被封在瀋陽，他告訴《人物》，生活裡王濛就是這樣的人，大大咧咧，沒啥愁事兒，行走的相聲演員，話匣子打開了誰也摁不住，「就聽她叭兒叭兒的，完了給大家都整得挺開心。」

以此作為路徑，或許能理解2022年北京冬奧會期間王濛意外而又似乎必然的「走紅」。

2022年2月5日，北京冬奧會第一個正式比賽日，中國隊在短道速滑混合團體2000米接力決賽中奪得首金，萬分緊張的2分37秒348之內，觀眾們能清晰地聽到王濛在選手們每一個交接棒、每一次超越期間哐嘰哐嘰砸桌子的聲音，武大靖率先滑過終點的時刻，王濛乾脆從解說臺蹦了出來，她揮舞手臂，連吼帶喊，毫不掩飾那一刻的狂喜，並貢獻了冬奧期間廣為流傳的那則金句：「我的眼睛就是尺！」

那一剎那的釋放勾起了許多人的興趣，新冠疫情下全程閉環舉行的冬奧會，因為王濛東北家常嗑兒式的解說、壓迫感十足的激情，讓無數人有了親近和好奇的可能。

整個冬奧期間，王濛用一種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方式重新定義了賽事解說——人們對名宿的印象通常是，端莊、嚴謹，乃至刻板，王濛不管那些，把條條框框都甩到一邊，一副煙嗓兒，調門兒又大，她的出場，仿佛一場嚴絲合縫、容不得一絲差錯的交響樂現場，半路殺出一聲不講道理的嗩吶，橫衝直撞，機關槍似的一陣突突，一度讓激情解說界的「前輩」黃健翔插不上話。

但正是王濛，在種種規則限制和必然的宏大敘事之外，為本屆冬奧會貢獻了一番野生、歡脫、草莽氣十足的生動，也讓人們在2022年這個算不上輕鬆的年份，獲得了難得的喘息縫隙。

此時，作為前短道速滑運動員，王濛距離因傷告別冰場已經8年，距離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她勢不可擋的巔峰之戰已經12年，在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運動場上，大家更為習慣的規律是，榮耀既成過去，深藏功與名才是正途。但2022年年初的王濛，以一己之力成為一個結結實實的意外，用她自己的話說，「誰還不是個頂流呢？」

認識將近20年，聶鑫倒沒有多意外王濛的突然走紅，冬奧期間他聽王濛解說最直接的感受是，那簡直就像王濛坐他家客廳一樣，有沙發敲沙發，有茶几拍茶几，「她跟我們在一起看比賽，看世界盃啥的，她也是那樣兒，哎呀，澎湃啊。」

聶鑫更願意將王濛的解說風格視作她性格的一部分延伸，真實，不裝，絕對的自我——是二十幾年下來聶鑫對王濛的總體印象。黃健翔式的無處下嘴很多時候是他們的日常，王濛能張羅，也樂於把朋友們湊到一起熱鬧，大家聚到一起，氣氛一到，周圍人都插不上話，「要是她開始說了以後，那行了，誰也不用說了。你要是想打斷她的時候，不對不對，你要是想說什麼事，不對不對，不對不對，都是她自己去說。」

在聶鑫記憶中，王濛這種天性也很像她的滑冰風格。聶鑫是軍隊系統培養的運動員，自小的教育是「服從命令、聽從指揮」，但王濛打小就「賊有個性」，教練的話聽一半兒忘一半兒，永遠有自己的節奏。

他們認識在2003年左右，是國家隊同一批隊員。腦海中關於王濛最鮮明的記憶，就是她身上「總是不服的那個勁頭兒」，短道速滑的男隊和女隊經常一起訓練，男孩們因為力量和體能的優勢，偶爾會把王濛過掉，「假如我們男孩給她過了，她就不服啊，她必須得過回來。」

王濛的「刺兒頭」在黑龍江當地早早聞名，她在黑龍江體校時期的教練範宏文記得，早先隊裡挑苗子，七臺河當地教練孟慶餘推薦王濛給他，最先說的不是技術如何如何，「孟教練就說這孩子呢就是比較頑皮，就是比較淘氣」。

一直到現在，範宏文都更偏愛那些個性強烈的運動員，「可能有的教練啊領導啊更喜歡那種乖的，聽話的，我不是，我就說調皮咋還是個缺點了？」

範宏文看了幾次王濛上冰，覺得她天生是練短道的料，但那時的王濛正值青春期發育，一米五幾的個頭兒，最胖的時候超過130斤，這讓很多教練都對她關上了大門。王濛記得自己當時找到範宏文，「我說範老師，我想考你組，你能要我嗎，範老師說咋不要呢，我就想要你啊。」

後來跟王濛接觸多了，範宏文發現她是那種典型的「順毛驢」。因為體重，有段時間王濛跟自己較勁，人也蔫兒了下去，甚至跟他表態「不吃不喝也要把體重減下來」。這種天生的「軸」也是範宏文看重的品質，但他告訴王濛，小孩青春期發育是正常現象，減肥也要講究方法，「過了那個階段她就會瘦下來，慢慢她自己也就有信心了」。

2000年，全國九運會的短道速滑1500米決賽，16歲的王濛與大楊揚、小楊陽同組競技，奪得銅牌，同年，王濛被上調到國家隊。

2002年，大楊揚在鹽湖城冬奧會奪得中國冬奧首金 圖源視覺中國

為中國短道速滑隊培養了幾代世界冠軍的功勳教練辛慶山這個時候開始關注王濛，但當時正值鹽湖城周期，辛慶山和教練組的主要精力必須放在大楊揚等一批主力隊員身上。

頂著少年天才的名頭進入國家隊，卻發現教練們壓根兒不怎麼在意自己，這讓王濛失落過好一陣。像青春期的孩子總要鼓搗出點什麼動作吸引注意力，王濛在國家隊也沒消停，幫別人打架出頭，不按時訓練，最讓人上火是有一回，辛慶山聽大隊員說王濛帶著一堆小孩兒借了很多錢出去吃飯，這讓辛慶山和當時的領隊佟立新十分生氣，佟立新把王濛幾個拽到一邊，「就問她們吃什麼了，說吃什麼也想不起來，後來佟立新給他們找個紙、找個筆，吃什麼了，都給我寫下來。」

等王濛她們寫完交上來，「佟立新一看，好多東西我都挺願意吃的，但這些東西我聽都沒聽過，吃都沒吃過，你們這些小東西你還比我吃得都全。」二十幾年後，辛慶山在電話中笑著回憶這段往事，後來為示懲戒，佟立新找來《孫子兵法》讓她們抄了幾十遍。

那之後，因為其他一些紀律問題，王濛被退回地方隊訓練。那三個月中，發生了一件大事，2002年鹽湖城冬奧會上，大楊揚在短道速滑女子500米決賽中率先衝過終點，實現了中國冬奧金牌零的突破，一時舉國沸騰。

一段小插曲是，當年不到18歲的王濛一度進入過鹽湖城的候選名單，辛慶山覺得王濛能衝能跑，或許可以做個奇兵。但是就是因為太刺兒頭的性格，不穩定因素太多，最終少年氣盛的王濛沒能獲得那張寶貴的冬奧會門票。

同《人物》回憶這段經歷，王濛覺得那是自己人生中的重要一課，她清楚地記著當時代替她入選的運動員最後穿的服裝寫的都是她的名字。

國家隊赴鹽湖城徵戰的時候，王濛黯然回到了家鄉七臺河。在那之前，從10歲開始練習短道速滑的她，只是日復一日地訓練，一圈一圈地滑行，練累了滑煩了就捅點簍子解解悶兒，除此之外的一切都很懵懂，「那時候哪知道奧運會是啥？世界冠軍是啥？」直到冬奧首金的消息傳來，王濛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識到，在冰面上滑行這件事本身，原來意味著那麼多。

一段有必要交代的前史是，短道速滑是一項年輕的運動。上世紀80年代，短道速滑引入國內，經歷十餘年的人才培養和儲備，整個90年代，中國短道速滑隊矢志不渝的目標是，贏下一枚冬奧金牌，實現零的突破。

但似乎每次都差了那麼一點兒運氣，1992年法國阿爾貝維爾冬奧會，短道速滑首次成為正式比賽項目，後來成為王濛教練的李琰獲得一枚銀牌。接下來的1994年、1998年，中國短道速滑隊每一次都有衝金機會，但每一次都與金牌失之交臂。

特別是在1998年的長野冬奧會，短道速滑的六個比賽項目，中國隊拿了五塊銀牌，一塊銅牌，辛慶山對那種失之毫釐的沮喪記憶至今，「有一些項目和韓國，和第一的這個差距只有零點零幾秒，很小，一個刀尖的距離最後我們輸掉了。」

辛慶山原本是速滑運動員，他記得80年代短道速滑剛剛引入國內的時候，當時的一批老教練都不看好，覺得短時間內很難出成績，一個項目是否能做出成績，除開那些宏大的榮譽，也結結實實與工資、待遇、個人的前途命運關聯，「因為它剛引進中國來，到底能走多遠，能有什麼情況也很難說，等兩天這個項目它黃了，我的位置不沒了嘛，對不對？」

那時候辛慶山20多歲，沒什麼包袱，領導皺著眉頭找來，說這個項目要組個隊伍，沒有教練願意接，問他願不願意。一方面是領導持續的軟磨硬泡，另一方面，憑著滿腔年輕，辛慶山也想嘗試一下這個眼前全是未知的項目，相比於速度滑冰，短道速滑更刺激，觀賞性更強，「後來我就（跟領導）說可以做。」

接下來是一段激情燃燒但也困難重重的日子，除開日本最初到中國推廣短道速滑時的一些學習資料，辛慶山眼前一團迷霧，「我們都是大道隊運動員，在訓練方面沒有更多的東西來借鑑，有些東西我們純粹是摸著石頭過河，一點點在摸索，在想，在做。」

當時，國內沒有專門的短道速滑裝備，辛慶山只能憑著直覺在速滑的基礎上一點點改造。短道需要過彎道，運動員必須加強對冰刀的控制，辛慶山聯繫到當時的齊齊哈爾冰刀廠，「人家就冰刀給你做短一點，鞋各方面給你稍微做硬一點，也就這樣了。」

辛慶山記得，80年代的運動員上冰訓練，大家的鞋穿得千奇百怪，「糊膠的，整的各種膠，整的繃帶什麼的裹到裡頭，往鞋上箍，為了讓那鞋硬一點，彎道它半徑小啊，這樣的話好立，能立住啊。」

訓練條件也很艱苦。當時沒有室內冰場，東北入冬以後，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氣，當時他們還要跟冰球共用一個場地，因為當時短道速滑還不是奧運會正式比賽項目，吃的用的也很差，紙板床，幾百塊的訓練費，在這種條件下，辛慶山帶著隊員們賭一個看不出形狀的明天。

這般土法煉鋼一路摸索著進入90年代，大家覺得該出成績了，但迎接他們的是1992、1994、1998的連續不斷的毫釐之差——在奧運金牌與國家榮譽、民族自尊密切綁定的年代，冠軍意味著關注，意味著政策，甚至意味著一個項目的命運。

鹽湖城冬奧會，與弟子們慶祝首金的辛慶山 圖源視覺中國

用今天更成熟的目光看去，王濛也理解教練組當時的選擇，經歷了連續幾屆冬奧會的折戟，中國隊已經不能承擔哪怕一絲絲的失誤。「因為人家想的是零的突破，這個小孩可能身上毛病太多了，亂七八糟的，導致大家壓力很大，所以最後就選擇放棄了我。」

時隔三個月，王濛重新回到國家隊，讓辛慶山意外的是，歸隊之後的王濛不說脫胎換骨，但也改變了許多，「回來以後，各個方面就跟變了一個人似的。訓練方面也特別認真，生活方面各個方面對自己要求也是很嚴格，就覺得一下懂事了好多。」

那次「下放」，客觀上成了一次立竿見影的激將法。2002之後，王濛迎來了自己的爆發期，那是一段至今回憶都甜蜜非常的日子，王濛向《人物》描述那段飛揚的時光，「參加成年比賽的時候一站比一站好，一站比一站好，（其他隊員）都比我大，我就是個小孩，一下子就出來了。就是滑得好，沒有別的其實，就是滑得好。」

2002年，王濛第一次參加世界青年錦標賽就獲得了女子500米冠軍，成為中國第一位世界青年錦標賽冠軍。那是王濛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世界冠軍是什麼。「我的工資就變成世界冠軍工資，就不一樣了。」

2003年第一次參加世錦賽，王濛與大楊揚等隊友合作獲得3000米接力冠軍。2004年，王濛包攬了世界盃荷蘭站、義大利站、韓國站、杭州站500米冠軍。在十運會上，一舉拿下了500米短道速滑金牌和女子全能第一。

這種橫掃之勢一直持續到2006年的都靈冬奧會。那屆奧運會中國代表團出師不利，多個衝金項目均告失利，當時在奧運村，其餘國家陸續有金牌進帳，四處都在歡慶勝利，只有中國隊遲遲不開張。王濛記得當時運動員食堂裡貼著實時獎牌榜，中國隊的金牌後面一直是零，大家去吃飯都有些不好意思抬頭去看。

最終王濛成為那個首開紀錄的人，都靈之夜，22歲的王濛以44秒345的成績奪得短道速滑女子500米金牌，一掃中國代表團此前頹勢，也宣告短道速滑進入了自己的時代。

2006年義大利都靈第20屆冬季奧運會短道速滑女子500米決賽，王濛奪冠 圖源視覺中國

當時的王濛，仍帶著不少稚嫩的少年氣，無遮無攔的性格也在隨後的頒獎環節展現得淋漓盡致。頒獎時，因為太過高興，王濛甚至沒等念完自己的名字，一個大步就蹦上了領獎臺。

對於從小就渴望被關注、「想當個大明星」的王濛來說，那是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時刻。四年前在七臺河的電視上看著師姐大楊揚創造歷史，現在時間是她的了。

從都靈到溫哥華的4年，王濛逐漸成為短道速滑女子賽場的絕對王者，在冰面上展現出令人窒息的統治力——曾經有一段時間，只要她參加女子500米的比賽，就能打破世界紀錄，最終，也是她將這個項目的世界紀錄歷史性地推進43秒大關。

4年之內，17次世界大賽，王濛創造了16次奪冠的奇蹟，唯一一次金牌旁落，是2009年世界盃保加利亞站起跑時意外摔倒。

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王濛實現了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兩連冠的偉業，之後在重感冒的情況下，又接連獲得女子1000米以及3000米接力的冠軍，成為中國短道歷史上第一個三冠王，也成為繼李寧（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鄒凱（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後，在同屆奧運會獨得三枚金牌的中國運動員。

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日子，王濛在冰面飛馳。退役多年，這些年每逢大賽，總有冰迷不斷重提王濛曾經的風馳電掣。王濛告訴《人物》，作為觀眾，大家或許更在意的是那些紀錄和成績，但回想過去，更讓她懷念的是冰上的快樂。

許多年前的一段採訪中，王濛對冰面上的世界有過一段浪漫形容，「其實冰場很潔白，冰刀划過去了，就是一道痕。在賽場上非常公平，規則明確，眾目睽睽，就你自己。有多大本事就使多大本事。所以我喜歡在上邊，我喜歡去滑。」

冰場上的王濛 圖源視覺中國

但與潔白冰場共生的，是一個更複雜的混沌世界。冰場上的王濛可以「有多大本事就使多大本事」，但在冰場之外的那個世界，作為舉國體制下的運動員和作為一個獨立、簡單，乃至任性的自然人中間，不可避免地漸漸生出裂隙——性格裡橫衝直撞的那部分，很多時候帶給王濛的，是碰壁與波折。

短道速滑是一項很苦的運動，許多運動員都家境清寒，憑著日復一日的苦練，搏一個改寫自己和家庭命運的機會。相比之下，王濛的家境稍稍好一些，身上也就沒那麼沉重的包袱。

那時候，老隊員們訓練通常穿老式的白色回力鞋，王濛原本也穿過回力，但是過彎道的時候，非常磨腳，就自費買了更貴也更舒服的鞋，「當年就算名牌的鞋了」。一些老隊員看了，就會對她說，「那些世界冠軍，人家也沒像你天天這麼奢侈啊。」王濛不在意，也不理解，「我不覺得我奢侈，我就覺得那個東西我不舒服啊，我也沒花你家錢，那我多大的腳怎麼舒不舒服我自己知道，我為啥要跟你一樣呢？」

更莫名其妙的一段經歷是，王濛從小就是個器材迷，運動員的身體和冰刀之間，有一個完美契合的臨界點，她為這個點著迷，「但那會兒沒有人去考慮這個。我就天天琢磨這個，琢磨什麼人刀合一，還有跟冰場的結合。」測量冰刀需要一種精度很高的千度表，王濛天天拿著冰刀磨，後來知道有這種表，一狠心就買了，「那把表可貴了，兩千美金一塊，你知道嗎，頭髮絲兒放上去，都能有很大變化。」但是在一種以統一、乖順、服從為基調的集體生活中，一個初來乍到的黃毛丫頭花那麼多錢買塊表，是很多人無法接受的，「就說我，那個年代說我大手大腳，很多人都看不上，只是認為你浪費，因為這個我還受批評，寫檢討。」

寫檢討是件麻煩事，態度要真誠，要做出痛改前非的樣子，王濛笑著跟《人物》描繪自己分裂的青春期，「就是我錯了，就錯了唄，不應該去買這個東西，也不應該買那個，然後不應該大手大腳花錢，全是不應該，以後再也不這麼幹了，那還能咋整啊？」王濛說，「但其實我都不知道我錯哪兒了，那就硬錯，你知道嗎？」

現在回看小時候的王濛，辛慶山也意識到，那已經是自己帶的第三代第四代運動員，年輕一代追逐個性，已經很難像他們年輕時那樣，自覺自愿成為一顆螺絲釘，完全徹底地把自己變成一項宏大事業的零部件，畢竟時代不同了。

辛慶山覺得，王濛身上強烈的自我意識跟她在冰場上的成績相輔相承。「她對一些問題各方面看法理解，確實比一般的孩子有她獨到之處，想的東西不太一樣。」當時辛慶山也覺察到王濛身上順毛驢的特點，接手她的訓練以後，辛慶山發現王濛的擺臂動作和滑行方式有一些問題，當時給她做了一些針對性訓練，「她改進非常快，很快就把那個東西改掉了。」

王濛對器材的痴迷也讓辛慶山印象深刻。當時下了冰，王濛有事沒事就找個地方磨冰刀，在這位老教練看來，這種琢磨的勁頭兒不是外部訓練可以培養的，這是王濛身上自覺自主的東西，「沒有那個勁頭，沒有這個東西，比賽場上她也很難發揮出來自己的（能力），也很難成為一個又聰明，各方面都很優秀的運動員。」

日常訓練中的王濛 圖源視覺中國

相比國家短道速滑隊的前幾代運動員，王濛像一個突然闖入的「異類」，用一種「大鬧天宮」的方式，打破了大眾過往對短道速滑運動員、甚至整個運動員群體的刻板印象。

很明顯的一個例子，短道速滑是一項毫釐之間的運動，裁判判罰在其中承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早些年，中國隊在國際上沒什麼話語權，對規則也不是很熟悉，辛慶山說，「裁判怎麼判，我們就認，就吃了很多這種虧。」

王濛不一樣，不公平絕對不是可以忍受的事，2005年第十屆全運會上短道速滑500米決賽中，王濛遭遇判罰下場。對結果不服的她隨即追著技術代表理論，要求重看比賽錄像，遭到拒絕後王濛當場發飆，摔冰刀，砸頭盔，罵罵咧咧表達自己的不滿。

國際比賽也是，早些年王濛的英語沒那麼好，但碰到爭議判罰，幹吃啞巴虧之類的事她絕不能忍——在賽場上，退讓不會帶來尊重，「至少我跟裁判理論是，以後你判我王濛的時候，你得看著點，並不是什麼都能判的。可判可不判的時候，你不是說隨便輕易就能判我的」。

跟韓國幾代運動員的糾葛也是冰迷們津津樂道的話題。整個運動員時代，王濛對「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傳統都很反叛，運動員到了賽場上當然比賽第一，「我的目標就是幹掉韓國」，如果你敢罵我，我就一定回過去，跟誰倆呢。

在對手與判罰造就的不確定中，王濛唯一能仰仗的，只能是更快更強，只要把對手甩得足夠遠，麻煩就追不上她，「我只希望讓我的對手離我很遠，讓你們看不到我、碰不著我，裁判挑不出毛病。」

那個時候的王濛，毫不收束自己的鋒芒，「你不是判我麼？行，我要讓你哪個國家隊的跟都跟不上我，讓你們連我屁股的影兒都看不見。我看你怎麼判我。」

但世上的事，很多時候，不能靠更快更強去解答。

在聶鑫看來，王濛一直是個很簡單的人，有時甚至有些「愣」。都靈拿完金牌回到隊裡，外部力量催促著王濛做出一個世界冠軍該有的樣子，但王濛自己後知後覺，依舊由著自己的性子，愛咋地咋地。有人說她走路姿勢「搖頭擺尾」，她尋思已經這麼走了20年，「咋現在不行了呢？」

在國家隊的系統內，即便是奧運冠軍，更多的時候也需要服從安排。2006年都靈冬奧會之前，王濛的主管教練換了人，帶了她4年的恩師伊敏離開了國家隊，王濛不認可這個決定，「實際上如果不換教練（都靈的）成績可能還更好。」從都靈回來後，教練又換了，從美國回國的李琰出任短道速滑隊主教練，這種只能被動服從的感覺讓王濛很不舒服。

因為主觀上的不接受，李琰的訓練方式、戰術安排，甚至是言談中偶爾蹦出一兩個英文單詞，都讓王濛覺得難受。她懟天懟地的性格，終於在2007年長春亞冬會時爆發。在長春，王濛衝擊1500米金牌失敗，賽後採訪時，她表示主教練李琰完全沒有給自己制定任何計劃，並當著一眾媒體放言，「我要回地方隊訓練，因為國家隊訓練不適合我。」

這次衝突帶來的是禁賽三個月。王濛禁賽期間，短道速滑隊參加了世錦賽，但卻士氣低迷，僅收穫了兩銀兩銅。

後來，冷靜下來的王濛主動向李琰道了歉，之後的訓練，李琰也摸清了王濛順毛驢的性格，給了她更多的關注和指導，經歷一段時間的磨合，芥蒂得以解除。後來接受採訪提起這段往事，有著「冰上鐵娘子」之稱的李琰說，「王濛就是一個孩子。」

兩年多後，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王濛連奪三金，女子500米比賽衛冕成功後，王濛衝向李琰，在冰場上演驚世一跪，然後一躍而起，撲向緩衝帶，兩個人相擁哭泣。賽後，面對一群懵掉的國外媒體，王濛說，當時正是中國的春節，她想用那種方式，「感謝最想感謝的人」。

愛與恨都寫在臉上，行事全憑直覺，王濛用絕對王濛的方式，給自己孫悟空式的反叛故事，製造了一個讓人們恆久回味的結局。

2010年加拿大溫哥華冬奧會女子短道速滑500米比賽後，王濛與恩師李琰慶祝奪金 圖源視覺中國

溫哥華冬奧會的三塊金牌，讓王濛躍向人生之巔，直到那時，王濛的人生都是一支嘹亮、激昂的樂曲。溫哥華之後，王濛將自己親吻金牌的照片紋上右臂，底下寫一行小字，to be continued，滑行還沒結束，還有索契，甚至平昌。

但令她沒有預料到的是，除了索契和平昌，在四枚奧運金牌的光環與榮耀之外，還有她必須要承擔的人生重量。

2011年6月，中國短道速滑隊在麗江與當地聯防人員發生衝突。在媒體之後的報導中，這起事件卻演變成了「王濛打架」，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這都是王濛心裡一道傷口，因為麗江衝突發生時，王濛並不在現場，「我到了都打完了」。但當時隊裡的決定是不發聲，「現在這個階段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憋屈的王濛時不時就跟隊裡反映，自己天天在網上挨罵，能不能跟外界至少說一下，打架的不是她，但隊內還是決定冷處理，等事態自行平息。這一下戳中了王濛的逆鱗，她的性格是，自己做了的自己認，自己沒做的，不能白白被冤枉，「我要真打了，那保安不一定能幹過我。可我沒打啊！」

那陣子王濛天天被冤枉、委屈、憤怒折磨，每天都過得很艱難，沒法正常訓練，直至一個月後，在青島集訓期間，因為喝酒晚歸，隊內積壓的矛盾最終爆發，王濛等6名隊員與領隊王春露發生矛盾，衝突中，王濛手臂受傷，王春露也在衝突後離開了短道速滑隊。

王濛沒等來自己心心念念的清白，反而陷入更大的輿論譴責中。最終，中國冬季運動管理中心開出罰單，王濛被撤銷隊長職務，開除出國家隊，取消參加國際、國內比賽的資格。

那是王濛職業生涯的至暗時刻。她仍然處在競技生涯的巔峰期，但沒有期限的處罰，令她深受折磨。在接受白巖松採訪時，她承認錯誤，接受處罰，但也表達了自己的難以承受，「我今年27歲，我回來了，我回來是為國家爭光，我還有夢想，可是你現在把我所有的比賽都停了，你讓我訓練的理由是什麼？而且你沒有期限，就是你的處罰是讓我前面沒有光明，讓我回頭就是牆，讓我沒有辦法去做我能想去做的事情。」

多年以後，在自製節目《濛主駕到》中談及冰場最傳奇的人物，王濛給出的答案是與自己同屆出道的安賢洙，對這位不世出的天才，節目中，王濛帶著欽佩和惋惜講述了安賢洙耀眼也波折不斷的職業生涯——

2006年，安賢洙代表韓國隊拿下三塊奧運金牌，但後來因為韓國隊內派系鬥爭嚴重，安賢洙成為一顆棄子，王濛描述安賢洙當時的狀態，「他還在一個巔峰期，還在做這樣的（努力），但是呢，可能國家並沒有給他很好的這種機會……其實他就需要一個機會，就需要一個扶持，只需要一塊訓練的冰場。」

回看王濛自己的職業生涯，打架風波的結果是，在人生中的第三個奧運周期，王濛失去了寶貴的13個月。從10歲練習滑冰開始，王濛從來沒跟冰面分開那樣長的時間。

13個月後，王濛重回賽場，輕鬆拿下加拿大卡爾加裡短道速滑世界盃500米金牌，那之後，王濛接連拿下9個世界盃分站賽冠軍，並在次年世錦賽上再次斬獲金牌，成為世錦賽歷史上獲得金牌最多的選手。

王濛依然是冰上的王者。2013年奧地利世錦賽預選賽，王濛起步時採取跟滑戰術。對手們一個一個嗖嗖往前，王濛背手滑行，擺出遛彎兒大爺的姿態，直到最後一圈，她突然開始發力，從外圈超越了所有對手。後來在綜藝節目中聊起，王濛這樣解釋自己背手的動作，「就是滑不動，這手也不能拿下來，你在上面你得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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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她29歲，閒庭信步中依然持續著對冰面的統治，所有人都滿懷期待，等著一年後的索契，王濛去寫就新的歷史。

但誰也沒有想到，命運最終以不由分說的冷酷，給王濛的運動生涯強制按下了停止鍵。

2014年1月16日，離索契冬奧會開幕只有22天，王濛在訓練中與隊友意外發生碰撞，導致右腳內外踝骨雙骨折，努力了很久的夢，在受傷的剎那成為泡影。

本屆冬奧會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金牌得主範可新當時還是隊裡的小隊員，她記得王濛受傷以後，「隊裡覺得好像天都塌了」。範可新記得，王濛手術後，隊員們一起去看她，幾個姑娘看著她打著石膏躺在病床上，還沒說話，大家就開始掉眼淚。反倒是王濛沒事兒人一樣，反覆告訴她們不要受影響，還要準備後面的比賽。範可新告訴《人物》，這是王濛給自己上的重要一課——關於一個運動員在遭遇挫折時，可以做到怎樣的鎮定。

如今差不多到了王濛當時的年齡，範可新覺得現在更懂得了王濛當時的平靜，「我感覺她在忍著，肯定在忍著。」

王濛在黑龍江體校時期的教練範宏文記得，那次手術之後，王濛有一次回到哈爾濱，當時，這對師徒已經是可以喝著酒掏心窩子的朋友，王濛跟範宏文描述了自己受傷的那個瞬間，「當時她說我感覺就是一下，哎呀肯定完了，她說我的感覺已經沒有知覺了，她說我這下肯定完了。」

但範宏文覺得王濛很好的一點是，不管內心有多痛苦，她能快速地接受現實，範宏文原本還準備了一些安慰的話，但王濛自己排解得很好，「既然已經這樣了，我為什麼還要去上這個火呢，有什麼用呢？是不是？」

王濛不喜歡用自己受傷的經歷去渲染悲傷的氣氛，在她的認知中，運動員受傷實在是太平常不過的事，小時候訓練，每到周五，總得有人被拉到醫院，因為練了一周，周五太累了，失誤增多，冰刀磕著誰碰著誰都太正常，王濛不覺得這有什麼，「我們就是幹這個的啊。」

但因為受傷而終結的運動生涯，卻是她心裡永遠的遺憾。

北京冬奧會期間，王濛解說短道速滑女子500米決賽，看著曾經的對手、第五次參加冬奧會的義大利名將方塔納與一眾年輕人拼殺，最終摘得金牌，成為這個項目繼自己之後的第二位衛冕者，冰迷們還是從她的言語中捕捉到一絲傷感，「5屆冬奧會啊，我只參加了兩屆，看到她我也想備戰下屆奧運會了。」

與《人物》聊起方塔納，王濛收起兩句話不離包袱的歡脫，很認真地講述了自己的內心，她再次提到索契之前的那次受傷，她一直相信，如果當時去了索契，自己也一定會去平昌，今年的北京冬奧會，她應該會出現在冰場上，而不是解說席，「大家說遺憾，我也覺得遺憾，誰能沒有遺憾啊？」

一切就那樣結束了。

天才，刺兒頭，師徒紛爭，打架事件，神壇跌落，王者歸來，未完成的夢，所有的一切隨著那次嚴重的骨折成為昨日雲煙。

對王濛來說，自己的生活還要繼續向前。運動人生很短，但人生很長。

自少年時代飛馳在冰場上，王濛一直呈現並實踐著自己作為運動員的世界觀：她是一個人，一個不完美的，易衝動的，渴望勝利、不甘平凡的「人」，而不是一個乖順的、服從的、滴水不漏的、自我格式化的「機器」。這也是她能在一個龐大的系統中成為攪局者、讓王濛最終成為王濛的力量——運動員時期是如此，後運動員時期也是如此。

舉國體制下，某種意義上運動員都是國家的孩子，王濛的隊友、好友周洋這樣形容運動員時期的生活，「吃啊、喝啊、睡啊、出門什麼的，所有都是有人給你安排。你每天可能什麼都不用想，想訓練就行了。」這種培養體系的優勢不言而喻，但也會令運動員形成一種自我和封閉的性格，「眼界通常會很窄」，然後時間一到，灰姑娘失去水晶鞋，接下來的人生，必然要面對許多迷茫。

周洋說到自己剛剛退役時的感受，「你發現你面向社會的時候，有這麼多會發生的事，你又不知道你自己適合做什麼，這個選擇其實是很難的。」退役後突然擁有了大量的時間，時間多到讓周洋心裡發慌，「每天早上起來我就什麼事都沒有，躺在沙發上，我說我怎麼好像過了60歲的生活？」

以自己作為參照，周洋印象中王濛沒有這樣的時候，一方面王濛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另外一方面，周洋覺得外界更習慣依靠過往那些標籤認知王濛，「當運動員的時候，我覺得她是把她所有的那些稜角啊，性格都表現在短道速滑上，所以她那種霸氣啊，對對手的那種感覺，可能所有人就不管她能不能滑過王濛，都被她的霸氣所壓制。」

甚至包括周洋自己，第一天到國家隊報到，跟隊裡除王濛外的所有人都打了招呼，「就看她長相什麼的，覺得比較兇，感覺很害怕，不敢說話。」

但真的接觸下來，周洋發現王濛完全不是新聞報導和自己偏見中的樣子，她非常熱心，會湊過來告訴她隊裡每個人的滑行特點，叮囑她訓練前做好準備活動，當時周洋只有15歲，比賽間隙，王濛還會帶著她去買巧克力。

因為自少年時代對器材的著迷，王濛在運動員後期對冰刀精度的控制，能夠做到完美貼合運動員的腳型。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周洋比1500米時冰刀折了，一直負責她器械的王濛把備用冰刀磨得跟出問題的那雙一模一樣，周洋用那雙冰刀拿到了金牌。

2010年加拿大溫哥華冬奧會女子短道速滑1000米，王濛與周洋慶祝奪金 圖源視覺中國

溫哥華冬奧會女子3000米接力的另一位隊友張會也提及王濛的細心，當時王濛和周洋是隊內的絕對主力，張會坦言，作為運動員個體來說，跟王濛和周洋同處一個時代，「是一種無奈」，因為絕對實力擺在那裡，滑不過就是滑不過。這也就造成了隊伍內部，其實一直有主力和非主力的區分，「我們這整個代表隊的10名運動員，可能就相對比，會有一些受冷落的這種感覺。」

但在溫哥華，王濛有什麼事都會拽上張會幾個，「像白天樓下去吃飯，還有一些按摩、開會，她會主動去把我帶入到那種環境裡面，讓你覺得你受重視了。」

周洋和張會都提到王濛身上「不只要自己好，還要大家一起跟著好」的特質，周洋將這種特質形容為「主人翁意志」，「她就會把你的事兒，真的當自己的事兒。」

退役之後躍入真實的世界，王濛身上這種主人翁的意志也沒有消散，「她是一個，為每個人都著想的人。她就覺得她有種義務。」周洋覺得，就運動員來說，這是王濛與其他運動員很大的不同。

離開國家隊後，王濛折騰公司，開工廠，建立品牌，其中一個很大的動力是，她一直希望自己能帶著曾經的隊友，同樣已經退役的運動員，為他們做點什麼。但失去水晶鞋之後的日子，每一步要自己趟、自己熬。

《人物》的第二次採訪中，王濛提到了自己首次創業卻破產的故事。

那是2014年，剛退役的王濛，帶著前奧運冠軍的名號，還有滑冰十幾年「攢下的血汗錢」，回到家鄉七臺河創業的日子。但因為缺乏經驗、判斷失誤，以及「太容易相信別人」，這次創業以破產告終，「賠了幾百萬吧，兩三百萬，我相當於自己這些年的滑冰的血汗錢，你自己就賠裡了嘛。」

但最讓她無助的不是賠光了所有錢，而是奧運冠軍的名聲帶給她的軟肋。即便破了產，合作方還是不肯罷休，不斷騷擾她的家人，她爸爸開車出門，會有人在車旁假裝摔倒碰瓷，如果報警，又有人說王濛姐夫是公安局局長，事實上，姐夫只是一個普通警察。後來，王濛決定走法律途徑解決，謠言又來了，「即使法院判決書下來也無休止，就變成法院院長也是我家親戚，哎呀媽呀，你說這城市都是我的呀。」

那段時間的王濛，被「奧運冠軍」四個字綁得束手無策。她選擇停下當時所有的業務，「我不想再做下去，我受不到任何的保障和保護，你就感覺它是個（坑），你看到了你自己未來就在這個窪地當中耗死。」

「她當然有特別難的時候，叫天天不應的時候。」張會也對《人物》提起了那種「盛名之下，卻有苦難言」的感受，「我們抱頭痛哭的時候，怎麼可能讓別人知道呢，人在最難的時候，自己最難的時候，只有自己身邊的人能理解。」

那場噩夢持續了幾年時間，直到2018年王濛受邀重回國家隊擔任教練，她仿佛得到了一個重新證明自己的機會，即便在國家隊執教時期，還是會有關於她的舉報信寄到國家體育總局。

2018年5月，王濛出任速度滑冰國家集訓隊主教練。一年後，她又出任速度滑冰和短道速滑國家隊教練組組長。這期間，聶鑫、周洋、張會這些舊日的隊友和朋友也被納入教練團隊。

聶鑫記得，接到王濛電話的時候，自己的女兒剛出生，戶口都沒來得及上，但他立刻就從瀋陽來到了北京。退役多年，他們這群人又有了一段共同燃燒的時光，經常夜裡12點還在開會，運動員怎麼整，教練員怎麼整，還有一些對外宣傳或者商業贊助之類的活動怎麼整。

有一次國家隊在外地訓練，王濛的母親去探班，老太太在基地呆了三天，只在吃飯的時候見過王濛兩次，聶鑫一直叫王濛媽媽「老娘」，「老娘說，那我來幹啥來了，你們這麼忙我就不來了，完了就說，說的革命要像你們這麼幹，早就勝利了。」

只是，那段壯志在胸最終以悄然啞火的方式作結。北京時間2020年4月28日，國家冬管中心正式完成最新的人事任命，王濛卸任教練組組長一職。

聶鑫到現在也不太明白當時發生了什麼，2019-2020賽季短道速滑6站世界盃比賽中，中國隊取得的總成績為10金10銀10銅，成績亮眼，「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說不讓做就不讓做了。」

王濛平靜地接受了這個決定。聶鑫記得，當時王濛的態度是，「她最多就是說這個東西有點問題，我決定不了，那就這樣吧。」但令王濛高興的是，北京冬奧會的教練團隊，基礎班底還是自己執教時期搭建的。她還特地從俄羅斯請來了安賢洙，雖然經歷了諸多風波，但因為對短道速滑的貢獻和理解，安賢洙始終是王濛最尊重的運動員。

王濛記得，領導談過話之後，她心裡的第一個想法是，趕緊回家收拾東西，然後第一時間去海南，親自把這個消息告訴在那裡生活的父母。她想的是，父母年紀大了，如果通過別人聽到關於她不好的消息，肯定又要著急上火。索契受傷那年，父母最早是從外界聽到的消息，當時給老兩口嚇得夠嗆。

那天，她開車開了一天一宿，一路沒合眼趕到海南。「到了跟前，我自己說完了，好了，我自己說完了相當於他們就理解了，他們年齡大了，受不了這些刺激。」

2006年冬奧會中國代表團載譽返京，王濛摟住家人 圖源視覺中國

不管是運動員時期，還是國家隊的短暫執教經歷，外界習慣的一套敘事模型是把王濛視作體制的對立。

王濛自己並不接受這種關係。或者說二十多年下來，她在體制中成長，成熟，她以個體的榮耀成為一段持續的集體榮耀的一部分，她也在其中有過掙扎，衝撞，背離與歸來，她渴望奉獻自身。

張會覺得，王濛身上一直有一股非常正向的能量，「就是我們在她身上看不到一點負面的東西，我們並沒有覺得國家對我們不好，國家給了我機會，我做到了，並沒有說國家要給你什麼，它是給你機會了。」

據聶鑫介紹，王濛媽媽是個亢奮的老太太，從小就給他們幾個孩子灌輸愛國愛黨思想，「沒事的時候就給我們上課，我還是部隊的呢，就沒事跟我們講，必須得聽黨話，不能啊，你們不管是幹到多大的官啊，到什麼位置上，你們可不能對不起國家，對不起黨。」

從小浸泡在這種教育中，加上運動員時期的經歷，聶鑫覺得王濛骨子裡也是有一股「精忠報國」式的豪情，「她當時有很多想法，怎麼對運動員好，怎麼讓整個隊伍更好。」

有時候這種豪情甚至會弄得大家哭笑不得。2019年一次冰上項目誓師大會，王濛提出要求，所有參加誓師大會的外教必須要會唱中國國歌，很多外教壓根兒不會中文，但王濛覺得為中國隊打比賽，這種要求不算過分，最終的誓師大會上，世界人民大聯合，各種發音聲調，總算是把歌唱完了。

王濛執教國家隊期間，辛慶山被邀請過來擔任顧問，那段時間，辛慶山在昔日弟子身上觀察到一些運動員時期沒有的東西，「當得挺有樣兒的，挺像模像樣的各方面，各方面考慮的問題，挺有力度，挺有魄力。」

王濛說，國家隊的經歷是一次很好的歷練，經歷過就是財富，國家隊最多的時候500多人，日常要處理的事情堆成山，但反過來也是很好的實戰練習——練習從一個人往前衝到慢慢走進人群、走進人與人締結的各種網絡。

說到此處，王濛來了精神，她眉飛色舞地講起自己信奉的終極東北哲學，「當兩年教練的時候幹了多少事啊，跟人家交流，跟人家搞關係，維護關係，是不是啊，請人裁判來，請人國際裁判到中國來執裁中國最重要的比賽，比完賽了請人喝酒，那裁判那一個個的，你以為呢。」

切換身份之後，王濛也切換著自己的處事方式，她很少再衝動。中國隊以往在判罰上吃過很多虧，梳理琢磨一番，王濛最後的結論是，得把規則吃透。這時，運動生涯中累積而成的世界觀也在頑固地發生著作用，「裁判他是個人，他是個人啊，他不是個機器，對不對？」

請客吃飯的錢都是她自己掏腰包，「幹這些事目的是啥啊，不就是希望我們把這個規則弄好，這個事得做，你還能跟人打架去嗎？」

為了跟國際滑聯技術代表蘭伯特請教一些技術細節，她心思細膩的一面也在這個時候派上了用場，「那請教你咋請教啊？不是喝個咖啡就是吃個飯吧，我還不能帶翻譯，就自己真是『邦邦邦』往出嘣啊，那怎麼辦。你多帶一個人，你就讓人多了一個不舒服的感覺，對吧，就咱倆，划拳都行，來吧，為了把事幹好嘛！」

蘭伯特是加拿大人，後來中國隊到蒙特婁比賽，他特意請王濛吃了頓火鍋，「那你說憑啥人能請你，為啥前幾年的時候你都跟人家在幹仗呢，那怎麼到我這兒的時候就不打了呢。對吧，咱得請教，打啥架啊，是不是？」她繪聲繪色地描述那段時間的收穫，「那裁判就說不管我執不執裁北京冬奧會，我都記住有你這個朋友。」

在王濛的認知中，你給我面子，我也給你面子，大家互相交換真心，那才是理想的人際關係，但除此之外更複雜的關係，很多時候她也沒有辦法招架。

王濛執教期間，正好趕上四年一屆的全運會。全運會對地方來說，意義遠重要於國際比賽。那是王濛帶隊最吃力的一段時間，在這個過程中，王濛要平衡很多關係，「你當運動員的時候，我管我自己，我好好練好了，我帶著大家都上，不是的，做教練，做管理完全不是一回事。」

很多事情沒法細說，地方上過來做工作，得保全運會的成績，運動員這時候的心思也會變化，「你說你明知道他去保這個全運會的狀態，但是你還沒辦法說，比如說他說他昨天沒睡好，是吧，我就找科研團隊，來，你這個睡眠監測儀，給我分析分析他到底睡沒睡好？但是它意義不大啊！」

大家心思不往一起使的時候，說什麼團結奮進都沒用。對王濛來說，那是一段「每天都是很頭疼，今天不是這個有問題，就是那個有問題，就沒有沒有事的時候」。

「我不可能為你每一個領導去負責。因為我沒有辦法對你們每個人負責。」王濛這樣描述那段時間的難，「就是我不會把握這個，去平衡這種關係，自己就天天也睡不著覺，不踏實，幹得就是太心累。」

總結國家隊期間的工作，王濛告訴《人物》，她的底線只有兩條，「第一，我要對得起運動員；第二，我對得起國家。」

辛慶山相信，以王濛的性格，一定經歷了種種難處，「我們接到一個通知，散了就完事了，大家都一頭霧水，也不能問，也不能說，這個東西就，哎呀。」

都靈冬奧會後，辛慶山淡出國家隊，後來受吉林方面邀請，在吉林工作了很長時間。對於他的這個選擇，當時身邊的很多人都不理解，「國家隊帶那麼多奧運冠軍，實現那麼多突破，零的突破，你看你那裡頭那幾個人，哪有行的人啊，好苗子都去國家隊了，根本就沒有行的人，那不把你的名聲都毀了嘛。最後帶不出來，你名聲就沒了。」

辛慶山覺得這樣思考問題就太累了，他說服自己的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喜歡這件事情。」

退休之後，辛慶山又接受新疆的邀請，這兩年在新疆忙著訓練隊員和梯隊建設。似乎冥冥中註定的是，辛慶山前往新疆，又回歸了自己的老本行——速度滑冰，隨著短道速滑的火熱，速度滑冰在國內漸漸受到了冷落，與世界一流隊伍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辛慶山希望能趁著這幾年的時間，撿起年輕時候擦身而過的另一番命運，為速度滑冰「真的做點兒什麼」。

關於「人」和「體制」的關係，經歷了中國短道速滑從無到有、一代又一代的人事更替，辛慶山形容，就像樹上的葉子一樣，新的冒出來，舊的總要掉下去，沒有永遠的世界冠軍，也沒必要糾結其中，「大家都是其中的一部分，這是物理規律」。

人是一種結果動物，或者說人始終是慕強的。因為四塊奧運金牌傍身，王濛的出格言行可以被包容諒解，仔細端詳甚至還有幾分可愛。因為莫名其妙成了頂流，眾人看王濛，又是一陣風的崇拜喜歡。人們樂於藉助那些閃亮的標籤認知她，記憶她，評判她，當然也在某種程度上持續地誤解著她。

真實的人生裡面，眼前的牆一直存在，而且比運動員時期更高更厚更堅固。坐上網絡解說臺，對王濛來說，更多是一種曲線實現自己價值的方式。

卸任國家隊主教練之後，王濛成立了一家體育文化公司，早在冬奧開始之前，王濛和團隊就圍繞著冬奧期間可以做哪些嘗試絞盡腦汁。之所以到咪咕解說也算偶然，王濛苦笑著說了一串自己的「頂流」前史，「你看平臺一共就那麼倆，有那個直播權。所以這個過程當中也是，人家也不願意用我，人家找了一圈人說這個人不能用，怎麼的，她這個說話（摟不住），其實我說話多正啊！」

碰壁了就換個方向再試試，帶著運動員時期的緊迫感，王濛和團隊廣撒網多撈魚，前期做節目，市場不認，招商也不好，就壓縮成本自己做，之後拿著節目去找平臺談，「還是到處碰壁，我還得交佔屏費，我說我賠錢，我還給你交佔屏費，不可能，沒有。置換，置換吧，我免費給你們在冬奧會期間幹點活，你把我這個給我播了」。

誰也沒想到，隨著王濛的頂流效應，《運動者聯濛》和此前的《濛主來了》都成了香餑餑，這時候，所有的平臺、合作方態度一下子來了個大轉彎。

王濛身上，集合了二人轉演員和薩滿神的興奮和瘋魔，只要還能做事，只要還有機會，「那就得去幹吶，幹唄，幹就完了。」對於短時間內體會了一番人情冷暖，王濛也不覺得什麼，爆紅之前答應別人的事，哪怕只是口頭約定，她都配合完成，「就是說你既然答應人家了，這個事不管你抽出來10分鐘、20分鐘，我都給你幹了。」

要操心的不只是這些。王濛告訴《人物》，靠「我的眼睛就是尺」衝上熱搜的那天，事實上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是「焦慮」，「你這直接一個熱搜第一給我幹懵了。」

她翻了一些網上的評論，許多粉絲往事重提，也有不少情緒性的發言，這讓她感覺緊張，她第一時間找團隊商量，看看能不能把一些關鍵詞撤下來，她向《人物》解釋自己的擔憂，「就是不希望這些事放大。我已經過了在上面的那個年齡了，還是想持續發展的事，持續發展不是你今天你把我捧多高，明天給我摔多狠，這個我已經經歷過太多了。」

如今38歲的、更加成熟和穩重的、擁有一家公司和更多閱歷之後的王濛更願意向外界展示自己此刻的雲淡風輕。執教國家隊之前，每到大賽，老有粉絲在網上評論，王濛為什麼不當教練，這回這種聲音沒有了，王濛覺得這回大家終於成熟了，「你看我的粉絲說啥，趕緊好好讓老王去搞自己的事業，搞錢吧。」

只是，當頂流實在太累了。北京冬奧會結束之後，王濛的時間被分割成無數碎片，10分鐘見一波人，15分鐘見另一波，直播、節目、商務合作，幾乎日日都處在透支的狀態。但有一天跟周洋視頻聊天，她一臉滿足地告訴對方，「我看見我身邊的這些人都有事做，就是他們都很享受他們自己的工作，我很開心，特別有成就感。」

採訪中聊到這部分時，王濛展示出自己被外界持續忽略的那部分人格，人們以一個前奧運冠軍追憶她，以一個段子手認知她，但她是一家初創企業的負責人，有很多人要靠她吃飯，她也想做出一家更成功的公司，「如果我要掙在我自己身上的錢，我去別人直播間做嘉賓就好了，半個小時，一個小時，我掙我自己的出場費我很輕鬆。」但她始終惦記著更多退役運動員的生活，「無論他是來自於哪的，你做的事情，讓很多人，哪怕無名之輩，都可以讓大家能去生活，有正常的生活。」

這是她的動力，也令她焦慮，時有反覆的疫情，也加劇了一家初創企業的困難——聊到這些難處，還有這些年在社會四處撞牆的經歷，情緒幾乎很少低落的王濛不自覺地有了一聲嘆息，「我倒覺得，運動員還是最幸福的。當運動員多好。你可以自由地在冰場上馳騁，多好，唉。」

在描繪了很多商業計劃、未來藍圖之後，王濛說到自己能想到的最好的放鬆方式，她希望不那麼忙的時候，可以重新做一副冰刀，舒服一點兒，鞋幫高一點兒，把受過傷的腳踝保護好，然後不考慮任何事情，到冰場去滑上幾圈。

索契之前的那次受傷，讓王濛最終失去了腳踝處的軟骨。一直到現在，王濛去海拔高的地方，「腳就腫得像個豬蹄似的」。兩三年前在國家隊，有時候需要上冰，穿上原來的冰鞋，她發現受傷後腳型變了，忍著疼穿了進去，結果滑了幾圈，還是感覺喜歡。

在王濛所有的故事中，最動人的也始終都與那塊冰場有關。

範可新和王濛是七臺河老鄉，2005年，王濛回到七臺河參加活動，那一年範可新12歲。王濛的出現讓她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比七臺河更遠的地方，如果滑得好滑得快，就「可以站在世界舞臺去為國家爭光」。這個沉默內向的姑娘一直記得自己當時鼓足勇氣問王濛，「我說濛姐，你是幾歲練的啊，就問了這一個問題，還特別小心翼翼的。然後我記得她回答我，她說她也是10歲練的。」

2008年，範可新被診斷為嚴重貧血，醫生直接告訴她不能再練滑冰，當時，她剛剛接到入選國家隊的消息，對人生的一切美好期待剛剛開始就要宣告結束，範可新完全無法接受，回到家天天哭。

最終把範可新從絕望中打撈起來的，是一件白色T恤。當時王濛跟範可新交集不多，但知道老家又出了一個天才少女，範可新後來收到王濛的籤名T恤，名字上面寫了兩個字，「加油」。

還有一次是2018年平昌冬奧會，因連續遭遇爭議判罰，範可新與金牌失之交臂。很長一段時間她都聽不得「平昌」兩個字，那陣子她回到七臺河，整個人陷入抑鬱狀態，「老是哭，就不想滑了，想退役就算了。」

當時王濛也在七臺河，兩家離得不遠，她就薅著範可新到家裡嘮嗑兒，王濛說了很多她當運動員時候的經歷，很多鬱悶的事，結論卻是不能不滑，「還是得滑，咋能當個逃兵呢？」

說起王濛和那塊冰場，老教練範宏文感觸很深。本屆冬奧會，他負責武大靖的訓練，在他看來，王濛和武大靖都是那種真的對這項運動有眷戀的運動員，他們真的愛這項運動。備戰冬奧期間，很多時候範宏文看武大靖訓練都覺得心疼，他覺得不管是這時的武大靖，還是當年的王濛，「作為老將，該有的（榮譽）也都有了，他們可能就是想再多滑一下，時間再長一些。」

王濛與《人物》交談時，話題也會常常回到冰場，「我最喜歡冰場，我最喜歡的就是滑冰。我（後來）教隊員的時候就是說，哎呀媽呀，瞅他們滑我都累，我都想自己上去滑，我說每天看著冰場非常快樂，對吧，我也想能再滑啊。」

和曾經的那段形容一樣，她始終認為，那是一個「特別自在，特別簡單的世界」。

許多年前，也正是這個世界，吸引住了幼年好動的王濛。七臺河的冬天奇冷無比，洗臉水往地上一潑，凍上一宿，再在爐子裡掏點爐灰撒一圈就是一處天然冰場，與冰面的緣分，開始於那樣粗糙的單純之中。

後來決定練滑冰，爸爸媽媽覺得體育太苦，起初死活不同意，爸爸還說過一句扎心的話，「打出溜滑兒能打出什麼出息來？」

王濛沒聽爸爸的話，拎著自己的冰鞋按時出門，在七臺河、在哈爾濱、在北京、在都靈、在溫哥華，在一圈又一圈的「出溜滑兒」中，無限接近和掌握了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