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明星對助理的差距有多大（從明星領笑員爭議表現說起）
2023-07-20 23:57:20 2
《脫口秀大會5》已經播至後半程，但這一季口碑上遭遇滑鐵盧，豆瓣評分跌破5分。就目前看來，這一季的口碑不振，與剛開播時的領笑員人選有很大關係。除了李誕、大張偉以外，另外兩個領笑員是周迅和那英。但顯然，她倆對脫口秀的了解不深，很多梗get不到，深度表達能力欠缺，以至於她們對不少選手接地氣的表達缺乏共情。比如山東農村女孩的處境、快遞小哥的遭遇，或者一個父親為了給孩子落戶高考去看兇宅，「她們聽不懂。沒感知。沒感受」。不少觀眾感到憤慨：對選手這麼重要的比賽，為什麼要把生殺大權掌握在不懂的人手裡？
新人南瓜，很好的表演只得到兩燈，周迅、那英沒拍燈。
共情稀缺，正成為時代的特徵之一，文娛領域就表現得頗為明顯。遙想曾經的流量時代，粉絲高度共情自家愛豆/偶像所受的「苦」，什麼愛豆連軸轉拍戲、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什麼愛豆那麼辛苦、經紀公司卻給他安排了經濟艙，什麼愛豆拍戲時手指受傷了、強忍著疼痛繼續拍戲……這一切都能讓粉絲心疼不已。
但後來的明星稅務風波，「日薪208萬」刺痛了網友，尤其是在經濟進入下行周期，當普通人的生活變得更難時，高收入的明星不免成為敵對情緒的宣洩口。「208萬」的標籤變得難以撕下，很多人不再信任愛豆的「賣慘敘事」。前段時間，有位選秀出道的愛豆上節目自曝已經九個月無收入，上了熱搜頭條，但很快，網友就把「真的建議明星別賣窮了」刷上熱搜頭條。而這一次，周迅、那英作為領笑員不合格的表現，不過是加劇了這樣的印象：「208萬」離普通人的生活太遠了，明星共情不了普通人，還指望普通人去共情他們？
#真的建議明星別賣窮了#閱讀量突破9億
明星與大眾之間，率先表現出共情的斷裂。但實際上，社會生活中共情稀缺、共情斷裂的現象，比比皆是。一群人仿佛永遠無法理解另外一群人的處境，對於他人的難處、不堪、痛苦，有些人不是報以理解、同情並伸出援助之手，而是隔岸觀火、冷嘲熱諷，甚至持「受害者有罪論」。比如有人在公共場合遭到異性騷擾，網友首先問你是不是穿得太清涼了；有人在網上表達遭遇某種不平之事，網友要求他給出全部的證據，否則就是故意「帶節奏」；有人滯留異地，網友卻質疑：為什麼都這樣了你還要旅遊……
當然，現實生活中也不乏人們藉由共情的力量，從而推動社會進步的個例。比如唐山燒烤事件後，全民的共情讓案件引發廣泛關注，加快推進了此案合理合法解決；也得益於很多共情的存在，各種各樣的公益項目、民間互助項目得到支持並得以運轉……
為什麼有些時候我們能共情，有時不能？我們發現的是：共情更多地在同性別、同身份、同階層的人之間發生，比如明星同情明星、girls help girls；或者當有一方陷入傳統的極端的困境（比如罹患絕症），我們更能跨越差異去感同身受。但總的來說，不同性別、身份、階層的人之間，共情更難實現，尤其是在一個「分化」時代，我們日常陷入巴別塔困境，雞同鴨講、相互對立，比如明星遠離大眾、大眾看不慣「208萬」，比如女性議題輕易引起男女之間的撕裂。
這一切值得我們對共情有更多的思考：分化的時代、分化的社會，如何加劇共情的稀缺？共情為何重要，如何可能？
識別並複製他人的情緒
同情（sympathy）是很多人的一種本能，當我們看到好人被傷害、弱小被蹂躪，內心就會有所觸動。但共情（empathy）不止於同情，共情是同情的更進一步。同情有可能只是一種高高在上的視角，或者隔岸觀火——他知道你很「可憐」，也動過惻隱之心，甚至也掉下眼淚，但就局限於此。共情不僅僅是說，我們因為他人所經歷的不幸、所感受到痛苦而心有漣漪，更在於，我們能夠站在他人的立場上去感受這一切，換位思考，將心比心，感同身受。共情需要經歷這樣一個心理過程：不僅僅是識別他人的情緒，還在於「複製」他人的情緒。
泛心理學品牌KnowYourself還釐清了二者一個差別：「與惋惜、憐憫或者同情不同，共情更多地使人從『獲得關心的人』的角度出發，而不是以『給予關心的人』為中心」「共情的出發點是為他人的利益，而不是為自身的利益——共情是為了理解、體諒和緩和他人的苦難，而並非是出於自我保護」。換言之，同情、惋惜等情緒有時很容易變成一種自我感動，我們從滿足自我情緒的立場出發去同情他人；共情則從對方的立場出發，真切去感受他的經歷與情緒，「你理解我的處境，從而不會隨意地評價、貶低、羞辱我」，並讓他人覺察到「被懂得、被愛著」。
當共情這個詞彙流行之後，它一直被視為一種寶貴的品質，甚至被看作為人處世做事成功的秘訣，由此，共情成為專業學術研究以及各類心靈雞湯讀物（比如商業秘籍、人際交際法則或情緒管理）共同感興趣的話題，中文圖書裡有關共情的書籍（包括本土原創以及譯本）紛紛冒了出來。論者談及了共情各種顯而易見的好處：比如對讀者情緒有共情，文章更容易成爆款；對員工情緒有共情，企業更容易做大做強；對孩子有共情，孩子會建立起更強大的安全感；對愛人有共情，婚姻幸福感會更高，云云。
共情如何讓商業更成功
這些雖是部分事實，卻不是本文所要論及的共情。我們感興趣的是：在一個不斷分化的時代、不斷分化的社會裡，共情如何在不同群體（而不僅僅是同類之間）、如何在遙遠的人（而不僅僅是親近的人）身上成為一種可能。就譬如一個中產男性如何對一個底層女性共情，一個拿著天價年薪的上流社會人士如何對一個外賣小哥共情，一個身處和平國度的民眾如何對發生在異域的一場災難中的受害者共情。這樣的共情，無法產生那種對親近的人共情所具備的立竿見影的效果，卻是必要的，在當下顯得尤為迫切。
時代變遷中的共情能力
人們共情的分配，常常有著親疏遠近之分。我們的同類、同行，與我們親近的人，或者事件發生在距離我們不遠的地方，我們更容易識別他人的情緒、複製他們的情緒，更容易感同身受。這是很自然的反應。但對於遠方的人或事，哪怕是那些總能對身邊人共情的人，反應也大相逕庭：有的能深深共鳴，有的則心如止水。這恰恰說明了：共情是一種「能力」，人們或多或少都具備這種能力，只不過大多數人的共情能力也許非常有限。
是什麼影響著人們的共情能力？
心理學者已經有過比較成熟的研究。國內知名心理諮詢師嚴藝家指出，「共情形成機制主要包含三方面：第一，先天因素；第二，養育環境，它能讓我們學會共情，或徹底破壞我們的共情能力；第三，社會文化，假設一個文化環境認為男性不應過多共情，而女性應該給予大量共情，那麼個體也會受影響」。只不過，不同的學者對這三者重要性的排序是不一樣，尤其是養育環境與社會文化之間的次序。
就比如嚴藝家就偏向於認為，養育環境排序第一位。一個孩子從小在缺愛、情感無法得到回饋的環境中成長，那麼孩子就會形成「情感不重要」的內在認知，從而很難與他人共情。與之相對地，當孩子的父母情緒不穩定，孩子一直在驚恐、焦慮的環境中長大，他們漸漸就形成小心翼翼的性格，對他人情緒的敏感是為了消除內心的恐懼。這時，孩子對於他人的情緒雖然顯得敏感，但這樣的共情就變成一種「討好」。
養育環境是很關鍵。不過，如果從歷時性的視角審視不同時代人們共情能力的差異，就會發現社會文化對人們共情能力的影響更大；不同時代人們共情能力，與時代的發展狀態息息相關。
在農業社會，與其說人們具備更強的共情能力，毋寧說，當時的社會形態無須調動太多的共情就能運行。因為農業社會相對封閉，人員流動非常有限，人們在一個群落裡生活，「種植同樣的作物，養殖同樣的家畜，吃一樣的食物，用一樣的東西，過一樣的節日」，彼此的相似度很高，個體不會呈現出太大的差異，你遭遇的情況我也會遭遇，「當身處困境或需要幫助的時候，人情網絡即顯現出它龐大的活力與支撐力」……人們依循一套古老的、穩固的、自洽的價值理念生活，很多反應是「自然而然」的、下意識的，個性化、差異化很難出現，也談不上對它們有共情。一旦人們跨出熟悉的區域，當他們為了爭奪生存地盤，發現另外一個族群與他們的種族、信仰或價值觀不同，殺戮有可能發生。蒙昧的人類很難理解熟悉的圈子以外的世界與人類，在恐懼的主導下他們選擇先下手為強。
進入工業社會以後，社會流動增加，物質生活水平提升，觀念的水位不斷提升。人們對「同類」的理解擴大了，這也意味著大多數人所能夠共情的範圍，從一個部落、一個族群到同一個國家、同一種膚色、同一個信仰。遺憾的是，這個過程充滿血淚，殖民主義的野蠻擴張，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空前破壞，就是慘痛的教訓。對戰爭的深刻反思，在之後的幾十年時間裡促進了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了解、相互融合，「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為全人類帶來了廣泛的福祉。親社會互惠（prosocial reciprocity），對不同文化者的共情、對受害者的共情、對弱勢群體的共情，以及利他主義（altruism），成為「文明」很關鍵的組成部分。雖然「政治正確」偶爾遭到群嘲，卻不得不說，「政治正確」是人類共情能力不斷發展的一個標誌——人們試著去識別不同族群的人的情緒、試著去複製他們的情緒，哪怕這種識別與複製是出於外界壓力，但它終究規訓了個人的言行舉止。
然而，這種跨越分歧的共情終究是脆弱的。比如亨廷頓鼓吹的「文明的衝突」一直就很有市場。亨廷頓將文明看作是塑造社會和心理環境的決定性因素，文明將決定未來衝突爆發的地緣政治結構，包括：根深蒂固的宗教差別；不斷增加的文明間互動產生自相矛盾的但不斷增長的差別；非西方社會中社會精英的非西方化和本土化；文化特徵的相對不可改變性，等等。「分化」，成為時代愈發顯眼的特徵。世界的分化、不同國家之間的分化、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分化，在霸權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反全球化等浪潮下愈演愈烈。
從娛樂明星無法共情普通人，談到所謂的「文明的衝突」，這個跨度並不是為了將共情全然泛化，而是在一個衝突與分歧逐漸增多的時代裡，人與人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文明與文明之間的共情愈發稀薄，我們也在熟悉與適應各種衝突與脫鉤，共情只能越談越小，最後就變成了僅僅是心靈雞湯讀物中能夠給人們帶來好處的一種品質。然而，往大裡說，共情一直是一種美德、一種求同存異的智慧、一種雙贏。它與房龍的「寬容」（「容許別人有行動和判斷的自由, 對不同於自己或傳統觀點的見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分享著某些相似之處。
[美]房龍《寬容》
具體在一個社會內部，社交媒體的發達加劇分化的發生。網際網路看似互聯互通，實際上，網際網路上的「人以群分」放大了不同族群之間的「孤島效應」。人們更喜歡跟身份地位相似、價值觀相似、興趣愛好相似的人玩在一塊，每一類人待在各自的孤島上，待在舒適的同溫層裡，他們不太了解另一個孤島的生活實況，更談不上去尊重、去了解、去共情。所以網際網路上的爭吵總是那麼多，因為人群過於碎片化了，我們似乎在討論同一件事情，實際上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場、發出的是不同的聲音，缺乏共情也就缺乏對話的基礎、缺乏寬容友善的氛圍、缺乏共識的追求。
總之，共情的匱乏是時代發展的後遺症之一，同時也是很多時代問題的病灶。我們不能天真地認為，共情就是解決一切矛盾衝突的鑰匙，尤其是在那種龐大的文明差異面前，以為有了共情就迎刃而解也是一種可怕的幼稚病。很多衝突與分化背後有著相當久遠相當複雜的原因，要化解它們的難度也許並不亞於愚公移山，也不是本文有能力討論的話題。
我們只能說，缺乏共情一定是分化與衝突的原因之一，缺乏共情也是分化與衝突的結果之一。所有的論述只是為了強調，共情與時代變遷的關聯，以及共情之於當下這個時代是多麼重要。
共情何以成為可能
試圖用共情去解決文明衝突和國際糾紛，其背後隱藏的邏輯鏈條實在太長了，也太難駕馭了。但我們的確可以用共情去對待身邊的人，去解決日常生活中很多與我們緊密相關的事情。如果對身邊的人與事都無法共情，更不必去談論對不同的文明、對遠方的哭聲共情了。
看到他人的難處、識別他人的情緒，是一切共情的基礎。前提是得看見，才能識別。只是，在信息爆炸、信息的呈現經過多重過濾和篩選、「陳述客觀事實對民意的影響力弱於訴諸情感和個人信念」的後真相時代，要清晰「看見」，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我們要有足夠的媒介素養，才能看到更為真實的世界、更加全面的信息；我們要走出信息繭房、遊出信息同溫層，去接受那些與我們的價值觀、認知水平相悖的信息；我們得去識別何為真何為假，幾分真幾分假；我們還得擺脫「後真相」的陷阱，重建對真相的信仰，而非立場、情緒優先。實現這一切需要挺高的門檻，但我們至少可以在公共討論裡多談論共情的話題，逐漸提高人們對「共情」這個詞的敏感度、對共情內涵的敏感度，並慢慢有踐行它的意識。
從識別他人的情緒，到複製他人的情緒，又是一道漫長鴻溝，太多的外在因素阻礙著人們同情、憐憫、憤慨等情緒的發生。比如，很多人只看得到棋局，卻看不到個人。
我們經常引述約翰·多恩那個著名的布道詞，「沒有人是自成一體、/與世隔絕的孤島，/每一個人都是廣袤大陸的一部分。/如果海浪衝掉了一塊巖石，/歐洲就變少。/如同一個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領地失掉一塊。/每個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傷，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在很多情境下，這段話一點都沒有過時。我們需要識別、複製他人的情緒，是因為我們身處同一個環境，我們看似不同，實際在棋局裡，沒有哪顆棋子特別金貴，每顆棋子都有可能成為棋手捨出的代價。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往往認為自己掌握更多資源，所以「自我機會高估」。
但就像知名作家韓少功所說：「所有輸家的『候補贏家』心態，最終支持了贏家的通吃；所有輸家那裡『別人遭殃』的預期，使自己最終被別人快意地剝奪。在這個意義上，自我機會高估意味著人們自尋絕路，意味著我們的敵人其實源於我們自己。」可見，共情不應只是一種可有可無的良好品質，它應該成為一種我們都該習得的能力——能救他人也能自救，保護他人終究也是在保護自己。
當很多人還無共情能力時，已經有學者在呼籲「擺脫共情」，他們發現了共情可能帶來的一些危害。世界知名心理學家保羅·布魯姆在《擺脫共情》（Against Empathy）列舉了共情的種種害處，諸如共情是帶有偏見的，會讓人更傾向於表現出狹隘的地方主義甚至是種族主義；共情是短視的，會讓人只顧眼下，做出一些現在看來好處多多，在未來卻會引發災難性後果的事情；共情會慢慢腐蝕人際關係，讓人不堪重負，削弱人們保持善良和愛人的能力，等等。所以作者總結道，「共情依然是一種不好的情感。共情不是膽固醇，而是碳酸飲料，口味迷人、誘惑多多，卻對人有害」。
[加]保羅·布盧姆《擺脫共情》
也許作者說對了某一小部分事實，但在一個共情能力匱乏、共情稀缺的時代裡，大談特談共情的危害，大概就像本科線都上不了的人大談特談以後去北大讀書要讀什麼專業——想多了。
不過，保羅·布魯姆在書中沿用了對共情的兩個經典分類，情緒共情（emotional empathy或affective empathy）和認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並進行了具有一定啟發性的闡釋。他認為，情緒共情是一種狹隘、短視的行為，它迎合人們的情緒，阻礙人們做出理性判斷，甚至也會激發暴力，「人們關愛自己親人和同族的強大力量往往會帶來戰爭，讓人殘暴地對待他人」。想要做出更明智的行為和道德決策，我們需要依賴理性而非情緒共情，「在沒有任何情緒傳染的情況下，理解他人腦中想法的能力」，這就是認知共情。一個人如果感覺疼痛，我們不必「鏡像反映出同樣的情感」，而是依靠基於觀察和邏輯原則的理性獲得認知共情。就比如對於醫生來說，情緒共情雖然有助於理解病人的疼痛，卻很容易造成情緒過載，並影響醫生的醫療行為；這時，認知共情同樣可以讓醫生在學理層面了解病人的疼痛和憂慮，之後醫生可以理性冷靜地做出決策，儘可能去治癒病人。因此，認知共情能促使我們運用理性並進行成本收益分析，讓更為冷靜的憐憫和善良之心幫我們做決定。
誠如前文所言，人們的共情受親疏遠近影響，假如我們有過某種經歷，當我們看到其他人陷入相同的處境時，我們更容易識別並複製他們的情緒。這也就意味著，人們普遍的焦慮、擔憂、恐懼等情緒，很容易被操縱利用。事實也是如此，當下有不少營銷號通過挑起人們的情緒共情，獲得源源不斷的流量；但對於被共情對象來說，他人的情緒共情常常是止於情緒，未能真正給他們帶來什麼幫助，也未能改善他們的處境。
這時，認知共情就凸顯出它的理性力量。倒不必像保羅·布魯姆那樣，把情緒共情與認知共情幾乎對立，可以僅有認知共情，也可以二者共存，即，人們在情緒共情的同時，也能理性認知自己的共情，並進一步思索共情以後，怎麼辦？該如何將共情轉化為一種有效的行動？
回到周迅、那英的爭議。周迅、那英對脫口秀選手的經歷缺乏共情而遭到批評，但假若她們能夠對選手共情，這種共情可以做些什麼？假如她們拍燈了，選手多了兩盞燈，他們在臺上留下的時間就會更長一點。但顯然，共情不止於此，否則就真如保羅·布魯姆所說，「共情就像一盞聚光燈，讓人只能看到並關懷眼前的幾個人……看不到自己共情不到或者不能去共情的人」。認知共情是，我們不僅僅看到臺上一個外賣小哥的經歷，而是要看到這個群體的經歷；我們不僅僅是投出寶貴一票將那些優秀的表演者留在舞臺上，也力所能及去做些什麼，讓千千萬萬外賣小哥的處境更好一些。
這是所有共情的真正指向：識別並複製他人的情緒，然後有所行動，儘量幫助他們減輕或消除那些痛苦的感受，並避免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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