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承魯逝世（一個直言的科學家）

2023-04-13 10:38:33

一代科學大家鄒承魯，天賦異稟，成就斐然，卻也命途多舛，只能隱忍蟄伏。

他是科學巨匠，也是「打假鬥士」，雖知道站出來將付出的代價，他也不要求身邊的人也這麼做，但他本人，卻是一往無前，雖千萬人吾往矣。因為，在不義面前，他不願意做沉默的同謀犯。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韓啟德院士曾評價：「鄒承魯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也是一位富有激情的愛國主義者。讓人感受最深的是鄒承魯的科學精神。無論什麼情況下，為了追求真理，鄒承魯都是坦率的，鄒承魯是一個直言的科學家。」

1981年，鄒承魯在哈佛大學醫學院任客座教授（圖源：鄒承魯提供）

撰文 | 熊衛民（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

編輯 | 邸利會

一轉眼，鄒承魯先生離開我們已經13年了。但是，在我的腦海中，他的形象還栩栩如生；他講述過的許多往事，尤其是那些我查證過或與他共同親歷過的，還歷歷在目。

天賦異稟

鄒承魯於1923年生於山東青島。他父母都是江蘇無錫人。母親胡葵是大家閨秀，畢業於蘇州女子師範學校；父親鄒恩元是小地主家庭的獨子，畢業於唐山工業專門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西南交通大學的前身），然後一直在鐵道系統工作，收入較為豐厚。

無錫人歷來重視教育，而他的家庭也負擔得起，所以他的哥哥、姐姐、小妹也都上過大學[1]。

圖1. 全家去郊遊，1931年攝於北京。左起: 鄒承魯、哥哥、父親、母親、姐姐。（圖源：鄒承魯提供）

作為這樣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年齡最小的兒子[2]，鄒承魯可以說是一位天賦異稟、得到了上天眷顧的人。

他從小就聰慧異常，喜歡問東問西，學習十分努力，雖因家庭關係（他父親需經常變換工作地點）和戰亂的原因，先後在長春、瀋陽、北平、漢口、長沙、重慶等地換過很多小學、中學，往往同學還沒認全，就不得不另換學校，可他依然取得了門門功課均極為優秀的成績：數理化等學科幾乎全都考滿分，文史作品過目不忘，到八十多歲時還能背誦多篇少年時背過的長詩、名文，善於對對聯、寫詞，重慶南開中學1941級的級歌就是他寫的。他所寫小說經常被壁報連載、被很多同學傳抄，所寫戲劇曾得重慶南開中學公演。

他還背誦過很多英文名文，閱讀過很多英文小說，中學時就能用英文思考，英文說、寫水平都很高。

圖2. 1939年，鄒承魯在重慶南開中學上高一（圖源：鄒承魯提供）

從1938年在重慶南開中學上高中起，鄒承魯就表現出了很強的演講天賦。

他參加很多演講活動，所有講稿都由自己書寫。由於思維敏捷、口齒伶俐、見解獨到、感情充沛，他很受聽眾的歡迎，多次在中文或英文演講比賽中奪冠，而其他選手往往對其心服口服。

有一次，作為重慶南開中學的代表，他還奪得了重慶市中學英文演講比賽的冠軍，由時任教育部長陳立夫親自給他頒獎。

後來，在西南聯大念書時，他又曾獲得全校英文演講比賽冠軍——那些英語專業的高材生也遠不是他的對手。他競選成為西南聯大學生會主席，這在相當程度上也得益於他的演講。

直到八十多歲後，他的演講依然極少廢話、十分精當、敏銳異常，往往筆錄下來即可拿出去發表，基本無需進一步的整理。

他的演講形象在老師、同學心中是如此的深刻，以至於在分離六十多年後，一提起鄒承魯，他們首先就說他善於演講。

有競爭對手記得他的指導教師對鄒承魯的評價：「講演，一靠天分，二靠努力，鄒承魯二者兼有，你不服不行」[3]。

有男聽眾還記得鄒承魯某次演講的題目——Smiling Through The Tear（《透過眼淚的微笑》）。

還有女同學向筆者談起過當年鄒承魯在高臺演講時的神態。據她介紹，當年學校還有很多與她類似的仰慕鄒承魯的女生。這也難怪，哪位少女不善懷春，誰叫這位男生太過優秀，不但每門功課都非常好、文採熠熠、口若懸河，還高大、英俊，似乎把所有的優點都集中到了一身呢？

考慮到評價自然科學成果比評價人文學科成果的標準更為客觀，兼受到化學老師鄭新亭先生影響，1941年，鄒承魯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西南聯大化學系。

隨後幾年中，他於日寇的轟炸下，跟隨楊石先、高崇熙、黃子卿、沈同、陳寅恪、朱自清、王力等名教授學習，在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上又得到了更好的薰陶，學術水平得以進一步提升。

1946年春夏之交，他參加了第九屆庚款留英考試。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這個考試已中斷了好幾年。它的錄取率原本就非常低，這次變成由多屆畢業生競爭僅僅一二十個名額，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攤到每個專業，意味著每科基本只錄取多年考一次的全國狀元（有的學科還加上榜眼）。鄒承魯第一次參加這類考試，一考就成了化學類第一名，並因此得到了寶貴的留學機會。

圖3. 1946年，鄒承魯參加英庚款留學考試時的報名照（圖源：鄒承魯提供）

1947年7月，鄒承魯搭客輪赴英國留學。他先被分到伯明罕大學化學系，在諾貝爾獎得主、系主任霍沃思（Norman Haworth，1883-1950）教授的指導下從事糖化學研究，幾個月後，他成功地轉入劍橋大學，跟隨凱林（David Keilin，1887-1963）教授研究更心儀的酶學。

儘管受戰爭影響，他在中學和大學時得到的實驗機會並不是特別多，研究機會更是欠缺，但他進步非常快，很快能自己找研究題目，自己設計研究設備，自己製備實驗所需試劑。

1949年12月31日，他得以在Nature（《自然》）上，以單獨署名的方式，發表他人生的第一篇科學論文。

在隨後的2年時間內，他又接連在Biochemical Journal（《生物化學雜誌》）等著名雜誌上發表了6篇論文。

在所有這７篇論文中，有3篇是他自己找的題目，自己提出的設想，而且，除其中1篇是與凱林教授實驗室一位博士後共同署名的外，其餘6篇論文都是他單獨發表的。

如此不同凡響之人，在什麼地方都會如錐處囊中一般，鋒芒畢露。鄒承魯得到了其他留學生的關注，被公推為1949-1950年度留英中國同學會會長。

他還贏得了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的獨生女兒、和他同在劍橋大學留學的李林的芳心，於1949年8月與她結婚。

1951年6月，年僅28歲、入劍橋大學才三年多的他順利拿到了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在留英中國學子中，他風頭之盛，一時無兩。

圖4. 1949年夏天，鄒承魯與李林在劍河划船（圖源：鄒承魯提供）

滿腔熱血

一拿到博士學位，鄒承魯就被英國政府勒令限期離境。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他是留英中國同學會的會長，而此前的會長曹日昌、黃新民等均為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黨員，令該會成了一個左翼組織，而鄒承魯也組織過一些左翼活動，譬如派代表去布達佩斯參加第三屆世界青年聯歡節、動員和組織留學生歸國等。

圖5. 1950年與同學在一起，前排左1：鄒承魯；左2：李林。（圖源：鄒承魯提供）

這是比較自然的事情。又有哪個聰明、能幹的年輕人不是富於理想、渴望公正、熱情澎湃的呢？

事實上，早在念高中時，他就因言辭犀利、敢做敢為而險些遭到開除。當時國民黨欲對學校施行黨化教育，派了軍訓教官到各學校去引導、監視青年學生，並力圖控制同學們的思想。

鄒承魯對此非常不滿，就經常找機會譏諷那些教官。他不時把教官話語中邏輯欠通或者有違常識之處挑出來加以譏笑、諷刺，往往弄得對方下不了臺。

他還和其他同學一道，給教官們起諢號，比如，肥肥胖胖的軍訓教官處中隊長被他們私下稱為「土肥原」（日本特務頭子、侵華日軍元兇之一）。高三上學期末的某一天，中隊長走進了教室。鄒承魯對同學郭可信[4]擠眉弄眼，一齊叫：Doihara（「土肥原」的英文名）。同學們哄堂大笑，中隊長不明所以，只覺極不對勁。不久以後，他弄清楚了Doihara的意思，大怒，告到學校，聲稱鄒、郭操行太差，堅決要開除他們。幸虧他倆沒有黨派背景，再加上成績特好，得到了鄭新亭等多位老師的力保，最後以各記一次大過了事[5]。

1944年底，鄒承魯又做了一件讓母親十分擔心的事。

這一年，面對日寇的大規模進攻和國軍在豫湘桂戰場的節節敗退，國民政府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發起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決定改以往的強徵文盲貧民入伍為動員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志願從軍，以大幅提升軍隊的戰鬥力。

鄒承魯從小就遭日寇驅趕：在瀋陽上小學時，他親歷「九·一八事變」；在武漢念初中時他差點沒能衝出圍城日軍的包圍；在重慶念高中時他又遭遇重慶大轟炸；在昆明念大學時他還要不斷躲避日本鬼子的飛機。

從小學到大學，他可以說是被日本鬼子從東北一路追炸到西南，所以他極恨日本鬼子。在日寇佔領貴州獨山，兵鋒直指貴陽、昆明和重慶之際，尚未完成大學學業的他，決定和西南聯大的許多同學一道，站出來報名參軍，為國家、民族而戰。

收到兒子關於忠孝不能兩全的信後，喪夫不久的胡葵大驚，立即發電報阻止，後來又派長子專程從重慶來昆明阻止。可鄒承魯心意已決，仍於1945年1月正式入伍，成了青年軍207師炮一營補給連的一名二等兵。

2月，他們被美軍運輸機送到訓練基地——印度的藍姆伽（Ramgarh）——接受美國軍官的嚴格訓練。然後，他們作為「中國駐印軍暫編獨立汽車第一團」的運輸兵，參與了繁忙的戰爭物資運輸工作，為中國遠徵軍的勝利反攻和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做出了貢獻。

圖6.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紀念碑（左，現雲南師範大學校內）、北京大學複製的碑（中，現北京大學校內）、及碑刻細部（右）（圖源：熊衛民攝）

1951年7月，鄒承魯從英國乘船回到闊別4年、舊貌換了新顏的祖國。

他於博士答辯前同時收到了清華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的邀請信。以他的口才，他本可以選擇去清華大學任教，但他最後還是選擇了去中國科學院生理生化所工作，因為當時的中國把科研重心放在了科研院所而非高等院校，而他有很多研究設想，更想做研究一些。

在王應睞副所長的幫助下，鄒承魯建起自己的實驗室，在科研方面迅速打開局面，取得多項重要成果。他和王應睞等合作的論文於1955年8月被作為當時中國生物化學界最重要的成果在第三屆國際生物化學家大會宣讀，而他和李林還被作為有很好的科研條件、過著幸福生活的歸國科學家的典型於1956年8月得到《人民畫報》的長篇報導[6]。

圖7. 從英國劍橋大學留學歸來的幾位同學在鄒承魯家度過一個愉快的周末（圖源：採自《人民畫報》1956年第8期，為該期與鄒、李相關的5幅照片中的一幅）

作為喝過洋墨水、成就斐然的海歸博士，鄒承魯和很多更資深的科學家一樣被稱為「先生」。他們確實受到當局的禮遇，但另眼相待也意味他們並非「自己人」，是不宜主動對主人家的作為說三道四的。所以，儘管鄒承魯和過去一樣，忍不住會關心公共問題，但他努力控制自己，並不輕易提什麼不同意見。

1957年，情況發生變化，當局多次動員他們站出來發言，替黨整風。5月15日，於前幾天有不少科學家講過話之後，鄒承魯在上海宣傳工作會議上，根據自己的切身體會，提了三條意見：「允許學生選擇老師、老師選擇學生；科學院應該由科學家來管；對有海外關係的人不要歧視。」[7]上海的《文匯報》很快在頭版把他的部分發言登了出來。

圖8.《文匯報》（1957年5月16日）一角（圖源：《文匯報》）

這個報導只記錄了鄒承魯的兩條意見，話語寫得比較平淡。實際上，對鄒承魯這樣一個具有演講天才的人而言，現場比文字要精彩得多。四十多年後，作為參會人員之一的巴延年先生還對當時的情形記憶猶新：

還有鄒承魯先生，他不贊成大學生統一分配製度，說大學生統一分配是「包辦婚姻」、「亂點鴛鴦譜」，認為在招研究生時應當先生選學生，學生選先生，自由戀愛，自由結合。這也是在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啊。鄒承魯先生很善於演講，說話很生動，有理有據，提問題很尖銳的。[8]

這三條意見中，真正核心的主張是「科學院應該由科學家來管」這一條，這一條解決了其餘兩條也就跟著解決了。這類主張其實也是其他很多知識分子的心聲。譬如鄒承魯的老師、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黃子卿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談到：「我們學校是『幹部治校』……領導辦事不是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而是先集中後民主，這樣的民主實際上是虛假的」[9]。

蟄伏隱忍

鄒承魯沒料到的是，邀請知識分子幫黨整風變成了「引蛇出洞」，那些勇敢而有見識的提意見者被認為是「最猖狂的」「敵人」——「右派」。鄒承魯的意見提得那麼尖銳，又以大字標題發表在《文匯報》的頭版，可想而知，他的處境十分危險。

從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上半年，鄒承魯受到了全所、全上海辦事處的多次批判，其長篇檢討還被印入1958年出版《插紅旗 拔白旗 上海部分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檢討》一書全國發行。

在這一整年內，他都是在白天驚恐不安、夜晚頻作噩夢的狀態中度過的。但不幸中的萬幸是，經中國科學院上海辦事處黨委書記王仲良等人全力保護，甚至到柯慶施跟前據理力爭，最終鄒承魯還是沒有被打成「右派」[10]。

飽受創傷的鄒承魯從此蟄伏起來，不再就公共事務表達不同意見。譬如，1958年下半年，對《人民日報》關於水稻畝產萬斤的報導，他根本就不相信，但並不說出來。

「不少人像我一樣，有些話不說。但很要好的朋友，私下說說也還是有的。什麼畝產6萬斤啊，下面還是有議論的，不過在會議上，在公開場合，大家都是不說的，揀要好的朋友下來以後說說。」[11]

雖然知道當時的很多說法、做法都不對，但作為不算「自己人」的基層人員，他又有什麼力量去力挽狂瀾呢？他所能做的，只是埋頭於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做科學研究而已。

1958年底，他參與了人工合成胰島素研究。次年，他領導的胰島素拆合組取得重大突破：先是完全拆開天然胰島素的三個二硫鍵，將其變成穩定的A鏈和B鏈；然後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將拆開的A鏈和B鏈又重新組合成有5-10%生物活性的產物；後來又將產物中的胰島素提純、結晶出來。

換句話說，他們不僅完成了人工合成胰島素的最後一步，還發現拆開的A、B兩鏈能夠按天然結構自動摺疊成胰島素。

他們想根據國際慣例儘快發表成果，但基於保密方面的要求，直到國際競爭對手於1960年在Nature（《自然》）、1961年在J.B.C.（《生物化學雜誌》）上發表類似成果後，他們才於1961年在並無什麼國際影響的《中國科學》雜誌上將成果發表出來。

1972年，競爭對手之一美國科學家安芬森（C. B. Anfinsen，1916-1995）因為類似工作而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

1982年7月，中國國家自然科學獎在斷評20多年後再度開評，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鄒承魯是列於獎狀上的八位主要完成人之一。

圖9. 1959年中科院生物化學所胰島素工作參加者合影。中排左4-7：鈕經義、鄒承魯、曹天欽、沈昭文。後排：左4，杜雨蒼；左8，龔嶽亭；左9，戚正武；左11，張友尚；左12，許根俊。（圖源：鄒承魯提供）

基本解決胰島素拆合問題後，鄒承魯把主要精力投到了自己更感興趣、但並不那麼「聯繫實際」的酶學理論研究上來。

他想追問的問題是：蛋白質分子那麼大，究竟哪些基團和它的功能有直接關係？他設想，用化學方法改變側鏈基團的化學性質可能對說明這個問題有幫助。

經過查文獻，他發現，這方面的研究在30年前就已經開始，而且業已積累大量的資料。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大家普遍都沒有深入到必需基團的修飾和酶活性喪失的定量關係上來。

他從統計學出發，經過深入的思考，並根據一些已有的數據不斷修正自己的思路，最終提出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公式。在此基礎上，考慮到其他一些情況，他還得出了其他一系列公式，以及確定必需基團數的作圖方法。想出這些公式和作圖法後，他趕緊把其他已有數據代進入，欣喜地發現它們全都和自己的理論計算相符合！

他還以木瓜蛋白酶、胰島素、胰蛋白酶等為材料做了幾個新的試驗，確定了它們的必需基團數。就這樣，鄒承魯把必需基團的修飾和酶活性喪失的定量關係確定了下來。

1962年，他先後在《生物化學和生物物理學報》和《中國科學》上發表了論文的中、英文版。1987年，這項研究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鄒承魯所提出的方法、關係式和作圖法在國際上分別被稱為「鄒氏方法」（Tsou method）、「鄒氏公式」（Tsou equation）和鄒氏作圖法（Tsou Plot），不但被收入美、英、日等國的教科書和專著之中，還得到大篇幅的介紹。

隨後，鄒承魯又開始思考酶活性不可逆抑制動力學方面的問題。1964年夏天，他想清楚了關鍵之所在。1965年，他的新理論發表到了《生物化學和生物物理學報》上。

這個理論為大量藥物篩選提供了方便。換句話說，它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也有相當大的實用性。按以前的慣例，這樣重要的成果應當儘快翻譯成英文到《中國科學》上發表，同時還應做大量實驗以檢驗這個理論。但時局很不遂科學家之所願，不久之後，因為「四清」等運動，鄒承魯就被迫離開了實驗室。這一離開就是十多年！

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後，已經五十多歲的他才重新開始從事研究工作。而重新拾起酶活性不可逆抑制動力學研究，則還要等到1981年實驗室條件有所改善之後。那一年，他用胰凝乳蛋白酶對1965年提出的方程進行了驗證。新論文次年發表在Biochemistry （《生物化學》）雜誌上，而16年的那兩篇原始論文也被壓縮起來，作為新論文的附錄發表。

和那兩篇根本就沒有國際同行知道的中文論文不一樣，此文發表之後，很快就在國際上得到廣泛注意，並且被迅速推廣到酶的活化、變性酶的重活化等領域。1988年，鄒承魯應邀在國際酶學領域權威的叢刊《酶學進展》（Advances in Enzymology）上發表為以介紹自己工作為主的長篇綜述論文，又對這項研究進行了更詳盡的介紹。之後，它也被採納到一些酶學教科書上。這不僅是鄒承魯本人受引用最多的工作，也是國內生物化學家所做出的最受關注的工作之一。1993年，這項工作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

改革開放後，鄒承魯還對胰島素分子正確結構的形成和蛋白質二硫鍵異構酶、酶活性部位的柔性、新生肽鏈的摺疊與分子伴侶等問題做了深入研究，並因此而分別獲得1995年、1999年、2002年的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

他與合作者何燕生於1978年完成的羧甲基-D-甘油醛-3-磷酸脫氫酶光照產生新螢光物的研究發表在1979年1月18日出版的Nature（《自然》）雜誌上。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學家在國外重要期刊上發表的第一篇論文。鄒承魯等因此於1989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三等獎。此外，他還獲得過陳嘉庚生命科學獎（1989年）、何梁何利科學技術成就獎（2003）等重要獎項。

長期以來，國家自然科學獎都是中國在自然科學領域聲望最高的獎項，一等獎不時空缺，有不少人因為獲得二等獎或三等獎而當選為學部委員（院士）。鄒承魯兩獲一等獎、四獲二等獎，科研業績之佳，在當時可謂罕有其匹。他因此自然而然成了中國科學界的一面旗幟。

1980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2]；1991-1997年，任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主任；1993-2001年，任中國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會理事長。從1978年起，他連續擔任了20年的全國政協委員，1994-1999年還擔任全國政協常委。

圖10. 1981年，鄒承魯在哈佛大學醫學院任客座教授（圖源：鄒承魯提供）

他還成了多家國際著名期刊的編委；1990年，他應邀而撰寫的學術自傳被載入著名的國際性叢書Comprehensive Biochemistry（《綜合生物化學》）之中；1998年，全球最富盛名的科學期刊之一Science（《科學》）請他撰寫「 Science and Scientists in China」（中國的科學和科學家），介紹科學在中國的過去、現狀和未來[13]……

科技知識分子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言論環境大有好轉。鄒承魯不但在科學上煥發第二春，還舒展了知識分子的本性，開始重新關注公共問題，有時還利用自己地位和聲望，促成某些政策的形成和實施。

自1971年聯合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驅逐臺灣代表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度要求包括科學、衛生、體育組織在內的其他國際組織也驅逐臺灣代表。而許多國際科學組織以促進不同地區學者的交流為己任，不願意這麼做。

是按某些保守政府官員的要求退出或拒絕加入這類組織，還是根據國際組織的意願修改己方的要求？這是1979年7月擺在第11屆國際生化大會代表、時任中國生物化學學會正副理事長的王應睞、鄒承魯面前的一個問題。

他們與國際生物化學聯合會秘書長威倫（W. Whelan）、司庫斯萊特（E. C. Slater），以及位於臺灣的生物化學學會代表蘇仲卿、羅同璧進行了廣泛的磋商。與威倫和斯萊特的會談尤其令鄒承魯感覺愉快，因為前者是他在伯明罕大學時的同學，而後者則是他在劍橋大學時的同學。

最後，他們決定接受威倫和斯萊特的建議，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際生物化學聯合會所屬中國名下有兩個團體會員，也即位於北京的中國生物化學學會和位於中國臺北的生物化學學會，從而妥善地解決了海峽兩岸的生化學家同時參加國際生化學會聯合會的問題。

這個具有裡程碑意義的方案後來被海峽的兩岸領導批准，成為正式協議，並在此後為國際科學聯合會（ICSU）所屬的許多國際性學會聯合會所採用，不僅給海峽兩岸的科學界同行越過政治障礙一道參加國際會議、交流學術問題帶來了很多方便，還給體育、經濟、衛生、文化等其他領域處理兩岸關係提供了示範，對於擴大中國大陸的對外開放，促進海峽兩岸的和平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14]

圖11. 1979年7月，鄒承魯（右前）和威倫（左）洽談加入IUB的事宜（圖源：鄒承魯提供）

1989年後，許多留學生在學成之後仍選擇滯留海外。面對這樣的狀況，國家有關部門一度採取了對出國嚴加限制、使用各種手段迫使出國人員歸來的措施。

鄒承魯很不贊同這種與開放搞活政策相背離的做法。

他認為，在熱愛自己的祖國方面，這批新留學生和他們這批1950年代歸國的老留學生並無二致。面對新留學生中有相當多數滯留海外的狀況，我們應當從國家的歷史和現實，尤其是從現行的知識分子政策中找原因。

在現實方面，一個突出的問題是知識分子的待遇和工作條件太差：一旦回來，他們未必能被分配到一個合適的單位，未必能獲得經費和條件進行研究，未必能延續他們有所專長的工作，未必能在收入方面脫離那時國內知識分子所處的社會底層。我們決不可逆時代潮流而動，採取管、卡、壓的手段，因噎廢食，因暫時有人滯留海外而影響國際交流。

真正急待我們去做的是改善國內工作條件，改善國內知識分子的待遇，增加自然科學基金，把提了多年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口號真正落到實處。[15]

他的觀點首先在1992年的全國政協七屆五次會議的大會上得以闡發，旋即被《光明日報》、香港《大公報》等多家報紙登載，不但在留學人員中引發很大的反響，還影響到有關部門的領導，對鞏固和穩定國家「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

圖12. 1992年鄒承魯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圖源：鄒承魯提供）

相比出國留學、訪問及開會，閱讀國際上最新的論文、並把自己的論文發表在國際刊物上是一種更加簡便易行的交流的方式。對於促進論文的交流，鄒承魯也有屬於自己的深入思考。

他先是鼓勵自己的學生和同事儘量向國際刊物投稿，後來又通過政協會議、接受採訪和自己寫文章等方式發出了「走向世界」倡議[16]。

「走向世界」指的是我國科學家應當把更多的優秀成果發表在國際知名刊物上。

以往，因為強調保密，我國科學家所做出來的很多結果，經常不能發表或沒有及時發表。它們的水平到底如何，只好由領導說了算；或者組織一些人作同行評議、搞驗收，由他們說了算。可中國人好面子、講關係，在評議會上往往很難聽到批評的意見。而驗收會也通常是走形式，評議結果早已由當事者寫好，它找來的「同行專家」也往往是那些有把握會為自己說好話的。

改革開放之後，情況發表變化，強調要發表論文了。我們國家也出版了更多的學術期刊，其中一些還是西文的。但總而言之，由於水平普遍較低和語言問題，這些期刊很少得到國際同行的關注。在這些地方發表論文，固然因解決了國內所面臨的一些問題而有其經濟或社會價值，也有助於國內同行進行交流，但光自己跟自己玩，畢竟難說為世界科學發展做出了多少貢獻。

所以鄒承魯倡導，我國的科技工作者也應像廣大運動員一樣「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積極參與國際競爭，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投往被SCI收錄的、影響因子較高的刊物。那些刊物的匿名審稿人一般都是國際知名的專家，接受他們的嚴格審核，參考他們的意見對論文作修改，與他們進行討論甚至辯論，哪怕只是得到了他們的退稿說明，對投稿人而言也都往往是一種難得的提高機會。而我們的研究論文經常在國際重要刊物上出現，對於逐漸樹立我國科學在國際上的聲譽也有極大的作用。[17]

鄒承魯的這個倡議得到了不少科教機構的響應，南京大學、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等機構更是長年發布國內科教機構發表SCI論文量的年度排名，因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自1990年代以來，我們國家變得越來越重視在SCI收錄刊物上發表論文。很多單位甚至產生了SCI崇拜，一度只要在SCI收錄刊物上發表了論文，不管其內容和質量如何，統統給予較高的獎勵。它們不但要求科研和教學人員每年必須在那類刊物上發表多少篇論文，而且對研究生也有類似要求，沒完成任務就不讓畢業。SCI還滲透到了項目評審、科教人員職稱評定等科教領域的每個角落。

這些措施使得我國在SCI刊物上發表的論文總數直線上升，從1990年的6055篇上升到2017年的36.12萬篇[18]，其世界排名也由1995年的第15位上升到2008年的世界第2位並持續至今。儘管正如有些科學家所指出的那樣，不考慮學科特點，以SCI 論文為主要或唯一標準未免失之偏激（實際上鄒承魯並沒有倡導以SCI論文為唯一標準），但是考慮到八九十年代我國學者與國際科學界的普遍疏遠，當時強調在SCI刊物上發表論文以進入世界舞臺還是有其必要性的。

鄒承魯還曾提出不可以管理技術的方式來管理科學，應當將科技部改為總理科技辦公室[19]，建議重建西南聯大[20]等。雖然這些倡議並未變成現實，但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有可能也已基本達到他的目標。因為他知道，很多事情做起來有難度，並非他一句話就能達成，能在官方和民間引發對問題的足夠關注，也就不錯了。

雖然鄒承魯提出的一些建議對國家產生了很大影響，但他最為普通民眾所知曉的，還是他對科學道德的倡導[21]，尤其是他與科學界的不端行為所進行的不懈鬥爭。

從1970年代末起，他就公開批評得到過領導人批示的劉亞光、得到過多位領導接見的牛滿江[22]。

後來，他又以寫文章、做報告、接受記者採訪等方式，對陸祖蔭、李富斌、邱滿囤、王洪成、張穎清、周林、潘愛華、陳章良、王銘銘、陳曉寧、顧冠群、徐榮祥等人，以及「水變油」、「特異功能」、「偽氣功」等事件進行過公開的譴責。

據不完全統計，改革開放以來，光維護科學道德、反對學術腐敗的文章，他就發表過五十多篇。

圖13. 鄒承魯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做維護科學道德方面的報告（圖源：2003年2月28日熊衛民攝）

向騙子開戰，向做虛假廣告的利益集團開戰，向假榜樣開戰，告知公眾有領導為「榜樣」所騙……這樣做固然痛快，但也意味著不小的風險。

雖然科學界領袖身份給鄒承魯提供了一定的保護，但他也因此遭受了不少明槍暗箭、辱罵詆毀，甚至，他的學生、傳記作者也受到影響……

鄒承魯知道站出來說實話將付出的代價，並不要求身邊的人也這麼做，但他本人，卻是一往無前，雖千萬人吾往矣。因為，在不義面前，他不願意做沉默的同謀犯。

長江後浪推前浪，鄒承魯的科學成就肯定會被後人所超越乃至遺忘，但他的獨立、自由之思想，牛犢頂橡樹、甚至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正如陳寅恪所言，將「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本文的主體部分曾在《科學畫報》連載（2019年9月、10月、11月號），此處為全文。

注釋

[1] 哥哥畢業於清華大學，姐姐從中央大學肄業，妹妹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

[2] 他哥哥比他大8歲，姐姐比他大5歲，小妹比他小13歲。

[3] 田鵬.我的恩師嚴仁穎先生.見劉鶴守主編.沙坪歲月.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第86頁.

[4] 郭可信（1923-2006），晶體學家，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5] 據筆者對郭可信院士的訪談（2003-11-20），錄音收藏於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資料中心。

[6] 創刊於1950年7月的《人民畫報》是一種圖文並茂的國家級月刊，以中國現代建設成就為主要宣傳內容，用多種文字面向世界發行至今。

[7] 走近鄒承魯.見：北京電視臺「世紀之約」欄目組編.《世紀之約·科學人生》.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192-205頁。

[8] 巴延年,桂世茂,熊衛民.政治風浪中的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J].社會科學論壇2006（4）：84-99.

[9] 黃子卿教授談整風[N].北京大學校刊.1957-5-25。

[10] 巴延年,桂世茂,熊衛民.政治風浪中的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J].社會科學論壇2006（4）：84-99.

[11] 據筆者對鄒承魯院士的訪談（2003-1-18），訪談稿收藏於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資料中心.

[12] 他的夫人李林也於同年當選為學部委員（院士），加上嶽父李四光——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的學部委員，他們共同構成罕見的一門三院士的家庭。

[13] Chen-Lu Tsou. Science and scientistsin China. Science, 280: 528-529.(1998).

[14] 熊衛民. 中西科學社團的交流（1949—1982）——以中國生物化學（委員）會為例[J]. 科學文化評論, 2013 (2):50-72.

[15] 鄒承魯.扭轉人才外流的傾向：造成有來有往雙向交流的健康局面.原發表於全國政協七屆四次會議的大會發言材料彙編，可見諸於：鄒承魯.維護科學尊嚴 探索科學真理.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第64-71頁。

[16] 僅他在國內報刊發表過的相關文章，就包括《科學研究必須走出亞洲、衝向世界》、《立足國內走向世界》、《發表科學論文要遵循國際慣例》、《我國科學期刊如何走向世界》、《衡量學術期刊水平的客觀標準：影響因子》、《中國科學的前途寄托在你們身上》、《對青年讀者的希望》等。這些文章大多已被收錄到他的《維護科學尊嚴探索科學真理》一書之中。

[17] 鄒承魯、王志珍.立足國內走向世界[J].生理科學進展.1996（1）：5-6。

[18] 石巋然等.我國科技論文需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http://cast.org.cn/art/2019/5/21/art_41_95574.html.

[19] 饒毅、魯白、鄒承魯. 中國科技需要的根本轉變：從傳統人治到競爭優勝體制. Nature，432 (Suppl), A12-A17,November 18, 2004。

[20] 鄒承魯.建議重建西南聯大[N].科學時報.2006-02-17.

[21] 早在1981年，鄒承魯就聯合張致一等3位學部委員發起關於《開展「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的討論》的倡議。10年後的1991年，他又聯合沈善炯等13位學部委員，在《中國科學報》上發表了《再論科學道德問題》一文，對科學道德規範進行了更加明確的闡述，並建議繼續開展關於科學道德問題的討論。1993年，他又在《中國科學報》上發表《科學道德規範應早日出臺》一文，建議國家科委制定「科學工作者道德規範」，中國科學院和國家教委成立自己的科學道德委員會，並要求他們在大學和研究生院開展科學工作者道德問題的教育。

[22] 詳情可見於：石希生.鄒承魯與30年前的兩起學術腐敗事件[N].南方周末.2006-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