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捷成為小說作者（劉捷成為小說）
2023-06-20 04:06:15 3
摘要：明清之際，《山海經》不僅成為了文人士大夫眼中的「小說」，而且逐漸成為市井集市上的通俗熱銷商品。這一轉變既受到了明萬曆朝以來商業出版迅猛發展的影響，又與市井之徒的休閒娛樂息息相關。被書商們從書中提取出來的「山海怪物」與「海外臝蟲」，越來越多地以圖畫的直觀形式出版為《山海經圖》、日用類書等通俗讀物，充斥於市場。這種消費背後所折射出的，是《山海經》接受群體構成的變化，以及不同階層對《山海經》接受態度的區別。而且隨著怪物異人的圖像漸漸成為市場的必需品，《山海經》也就從古代經典轉變成了象徵「新奇」與「怪異」的文化符號。整個《山海經》成為「小說」的歷史過程，便是一段文人士大夫筆下未曾記錄過的大眾文化史。「小說」一詞可以指那種瑣屑、偏頗、缺乏根據的言論，如《漢書·藝文志》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小說」又可以指那種描寫人物故事的文學體裁，如《紅樓夢》、《狂人日記》等文學作品。而在明、清兩代，《山海經》卻從兩種定義上都漸漸等同於「小說」了：明代學者胡應麟在《四部正訛》稱《山海經》為「古今語怪之祖」；《四庫全書》將其列入「子部小說家類」；而以《鏡花緣》為代表的文學作品也早就將《山海經》中的「黑齒國」、「聶耳國」等記載融入到了小說的情節之中。
不過有趣的是，恰恰是在被文化精英、乃至「欽定」的正統思想視為「小說」的明清之際，《山海經》的刊印、《山海經圖》的繪製、以及對《山海經》的評註都達到了前所未有高峰。可以說《山海經》是在不斷被質疑的同時，又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關注。這種反差又該如何解釋呢？其實答案很簡單：因為《山海經》的「研究史」並不等同於《山海經》的「接受史」。科技的進步、文化的發展無時不刻不在改變著學者們對《山海經》的定位，但普羅大眾的「好奇」之心卻亙古不變。即便是逐漸被時代「正統」排斥到知識體系的邊緣、成為不入流的「小說家」，但《山海經》反而能像「街談巷語」一般被最廣大的人群所接受。正是那無數沒能在史書中留下姓名的普通百姓，既不具備考據古代文獻的知識，又沒有一睹名山大川、海外方國的機會，卻會對《山海經》中所描繪的珍禽異獸、遠方異人心馳神往。所以說，《山海經》在明清之際成為「小說」的歷史，是一段作為商品被消費、作為符號被抽象的歷史，更是一段真正屬於普羅大眾的社會生活史。而這一切的開端，還要從《山海經圖》的刊印說起。
一、《山海經圖》的重塑
一個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山海經》雖然自先秦時期便有圖畫流傳，但目前我們可以看到的最古老的《山海經圖》只是明朝的圖畫。
《山海經》（特別是《海經》）原本便與《山海經圖》同根同源，書中不乏如「兩手各操一魚」（《海外南經》）、「食人從首始，所食被發」（《海內北經》）之類的記載，明顯源於對一組靜態圖畫的介紹。《山海經》的傳承也離不開圖畫，郭璞有《山海經圖贊》傳世，陶淵明有「流觀山海圖」的詩句，梁朝畫家張僧繇、北宋校理舒雅也曾先後為繪圖。但是古圖早已亡佚，只留下關於禹鼎之像、地圖、壁畫的猜測[ 歷代注家和研究者對《山海經》古圖的推測，可歸納為禹鼎說、地圖說、壁畫說和巫圖說四種。詳見馬昌儀：《山海經圖：尋找的另一半》，《文學遺產》2000年第6期。]；張僧繇、舒雅等人所繪《山海經圖》也早已不復可得，現存最古老的《山海經圖》可能就是散見於《永樂大典》中的奢比屍、黑人、貘獸等18副圖，這些圖是否承襲自舒雅畫作也不得而知[ 吳洪斌：《插圖再探——兼論與插圖的比較》，《民族藝術》2019年第2期。]。直到晚明萬曆年間，文人墨客紛紛對《山海經圖》進行重新的搜集、整理、繪製、刊印，才使得完整反映《山海經》結構及內容的《山海經圖》得以傳世。
晚明所刊《山海經圖》又可分為胡文煥所輯圖、蔣應鎬所繪圖、日用類書所刊圖這三類。
胡文煥於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將《新刻山海經圖》作為《格致叢書》的一種出版，全書分上下兩卷、共133圖，繪有窮奇、人魚、鐘山神、比翼鳥等神怪、鳥獸及魚蟲；又刊有《新刻臝蟲錄》一書，在描繪高麗、日本、天竺等國人物的同時，將《山海經》中的君子國、羽民國、穿胸國、小人國、三首國等內容收錄於此，同樣也是收錄在《格致叢書》中。《新刻山海經圖》和《新刻臝蟲錄》都是每頁載一圖、記一物、並配有圖說（如圖1），其中所收錄的「山海經圖」源自於胡文煥對當時所見舊圖的搜集整理和增補潤色[ （明）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序：「《山海經》乃晉郭璞所著，摘之為圖，未詳其人。若校集而增補之，重繪而剞劂之，則予也。」見於（明）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北京：中國書店2013年，第1頁。]，不但與《永樂大典》所存圖像有相似之處[ 通過對奢比屍、黑人、貘獸等圖的對比可知，胡文煥圖與《永樂大典》圖的構圖及圖說基本相近，只是在圖畫細節上有所潤色。詳見吳洪斌：《插圖再探——兼論與插圖的比較》，《民族藝術》2019年第2期。]，更直接影響到之後明清時代多個《山海經》版本、乃至日本江戶時代《怪奇鳥獸圖卷》的圖像創作[ 詳見馬昌儀：《明清山海經圖版本述略》，《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可以說，萬曆二十一年胡文煥所刊刻的《新刻山海經圖》和《新刻臝蟲錄》不但是現存最早的「完整版」《山海經圖》，更是整個《山海經》傳播史上承上啟下的裡程碑式作品。
（圖 1 《新刻山海經圖》黑人）
（圖 2《山海經（圖繪全像）》夸父）
又有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聚錦堂刊行的《山海經（圖繪全像）》，由蔣應鎬、武臨父繪圖（簡稱「蔣圖」）。與《永樂大典》、《新刻山海經圖》不同，蔣圖採用合頁連式、左右兩頁組成一圖，全書74圖分別對應《山海經》十八卷的內容，按順序穿插其中；藝術風格上的差別更明顯，不再是空白背景下的一圖一物，而是將珍禽異獸、天地神祇與背景情節融為一體，如將《南次一經》所述鹿蜀、旋龜、鯥魚、類置於山石、水流所構成的背景之中，將《海外北經》中「夸父與日逐走」的描述用頗具動感的構圖表現出來等（見圖2），充分體現了蔣應鎬、武臨父對《山海經》內容的理解把握、以及金陵派插圖的藝術特色。可以說，蔣圖充分反映了晚明時期畫師們的匠心獨運，是當時最具創新意義的《山海經圖》。
明代萬曆年間還有一種《山海經圖》，刊印最多、受眾最廣，卻存世不多、不受重視，那便是以《三臺萬用正宗》、《文林妙錦萬寶全書》等為代表的晚明日用類書。這些書一般都以天文門、地理門、人紀門、外夷門、律法門、繪畫門等為主體結構，對人民大眾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社會生活進行全方位的介紹。而《山海經圖》中的怪物異人，正被收錄在這些日用類書的「外夷門」（或名「諸夷門」）之中。晚明日用類書外夷門的構圖一般分為上下兩層，上層一般題為「山海異物」，描繪《山經》中神靈、動物及其他怪異之像；下層多以「臝蟲錄」為名，記載高麗等海外鄰國及《海經》異人之像（如圖3、圖4）。即便不同的日用類書「外夷門」在收錄數量和個別構圖上存在差異，不過與胡文煥所刊刻的《山海經圖》、《臝蟲錄》相比較，二者的分類方式完全一致，所收錄的對象也大體相同。但是日用類書的繪圖更加粗疏、排版極為緊湊，對同一對象的描繪也會與胡文煥圖存在一定差異。雖然從藝術價值上看，晚明日用類書所刊《山海經圖》略遜於胡文煥圖和蔣應鎬圖，但從圖像的銷量及傳播範圍上說，這些《山海經圖》才是當時影響最大的——根據臺灣學者吳蕙芳的統計，現存34種編纂、出版者可考的明代日用類書，本就已經遠遠多於現存明代帶圖《山海經》數量，而且因為這類民間書籍不被後世藏書家所重視（現多藏於日本、歐美），當時實際刊印數量是這個數字的數百、乃至數萬倍。
（圖3）
（圖4）
二、《山海經圖》與晚明商業出版
這三類《山海經圖》作者不同、特點各異，但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它們的誕生無不彰顯著晚明時期書客群體的活躍、書籍市場的繁榮。正如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四》所提及的：「凡刻書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巨帖類書，鹹薈萃焉。海內商賈所資，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越弗與也。」可見，江蘇、浙江、福建是當時整個中國書籍出版的中心，南京、紹興、建陽的各種刻本都是商人們所鍾愛的商品。而現存明代最早的《山海經圖》（胡文煥圖）、明代最具創新的《山海經圖》（蔣圖）以及明代銷量最大的《山海經圖》（日用類書圖）正分別對應著浙江、江蘇、福建這三大書籍出版中心：胡文煥為浙江錢塘人，久居仁和（今浙江杭州），在杭州開設書坊「文會堂」、在南京也設有書坊「思蓴館」，收錄《山海經圖》的《格致叢書》便是他根據市場需求精心炮製的暢銷商品。蔣應鎬、武臨父都是廣陵（今江蘇揚州）人，刊印二人所繪《山海經圖》的聚錦堂正是金陵（今江蘇南京）知名的書坊，刻制萬曆二十五年刊本刻板的刻工李文孝也來自隸屬於江蘇的晉陵（今江蘇常州）。至於晚明日用類書，現存34種之中只有2種刊刻於金陵，其餘32種都出自福建建陽，像刊刻《三臺萬用正宗》的餘象鬥、刊刻《文林妙錦萬寶全書》的劉雙松，都是建陽當地赫赫有名的書坊世家，長期經營科舉參考書、通俗小說、日用類書這樣迎合市場需求的大眾讀物。
明代《山海經圖》的誕生地與晚明商業出版的中心地如此契合，這絕對不是機緣湊巧下偶然，而是大勢所趨下的必然。明代的雕版印刷技術已臻於成熟，套印、彩印等技巧被大量推廣，還出現了專門用於刻板的「匠體字」，刻工素質也得到提高，使得刻本完全取代了抄本在書籍市場的地位。與此同時，明代書籍不但被排除在關稅徵收範圍之外，而且發展到嘉靖、萬曆年間，紙張、印刷的成本都大幅下降，使得書籍售價也相應降低，每冊圖書的售價不足普通僱工月薪的十五分之一。在這些有利條件下，書籍的銷售流通在明代大為改觀。國子監、司禮監、都察院、欽天監及地方府縣衙門都刊刻並出售有大量書籍，北京、南京、蘇州、杭州等經濟文化發達地區都是書肆林立，私刻、坊刻之作更是成為了燈市、城隍廟等集市中必不可少的商品。可以說，晚明時期書籍的商業出版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繁榮。
正是因為晚明時期城市商業迅猛發展，書坊規模不斷擴大、書坊經營日趨成熟，所以才會形成由畫師、刻工、編輯、書賈等共同組成的職業出版群體，才會誕生胡文煥這樣集藏書家、作者、編輯、出版商於一身的文人，才會有蔣應鎬和武臨父在書坊主人的鼓動和支持下潛行創作、勇敢創新，才會使得以日用類書為代表的通俗讀物、特別是最易讀易懂的「圖畫」源源不斷地被刊印出來，也越來越受到書商的重視。
我們可以發現，瀕臨失落的《山海經圖》之所以能夠在明代得到傳承、創新，都得益於晚明商業出版事業的迅猛發展，特別是從事創作、編校、刻印、流通的廣大書客（兼指讀書人和書商）群體。是他們使得《山海經圖》不但成為了晚明時期的熱銷商品，而且在經歷了歷史的大浪淘沙後依然能呈現在我們眼前。而在這一結果背後所隱藏的問題則更值得深思：《山海經圖》為什麼能夠像當時流行的小說戲曲一樣受到出版市場的青睞？在晚明商業出版蓬勃發展的背景下，《山海經》在讀者心中又處在什麼地位呢？
三、書商群體與《山海經》接受態度的差異
眾所周知，《山海經》是以「地理志」的形式書寫的，《水經注》、《隋書·經籍志》等作品都將此書視為對自然世界的客觀描述。但是隨著唐宋時期《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等全國性地理作品不斷湧現，《山海經》中關於崑崙、河源、山川道裡的記載都被一一推翻，對其內容真實性的質疑也就隨之不絕於耳：杜佑的《通典》稱其「恢怪不經，宜夫子刪詩書以後尚奇者所作」，朱熹則認為《山海經》是好事者根據《天問》所問而杜撰出的解釋內容。明代學者的《山海經》研究明顯繼承了前代學者的質疑：《山海經釋義》的作者王崇慶認為此書不足以治世、序倫，甚至不配被稱為「經」；《山海經補註》的作者楊慎認為此書源於大禹所鑄九鼎之圖，又承認有後人加入了大量秦漢時期資料；王世貞認為《山海經》必定是經過周代文人的加工而成；胡應麟則懷疑此書是戰國好奇之士根據《穆天子傳》、《楚辭》、《莊子》等先秦古籍創作的。
回顧明代學者的《山海經》研究，對其作者的猜測、對其真實性的質疑、甚至對其怪異內容的不滿無不躍然紙上。但這樣一種接受態度是否能夠代表明代所有的讀者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有明一代，除了王崇慶《山海經釋義》、楊慎《山海經補註》等《山海經》注本，《山海經》另有正統道藏本、吳寬抄本、成化國子監刊本、黃省曾刊本、吳琯本、朱箋本、毛氏刻本等多個版本，再加上前文所提及的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蔣應鎬繪圖本《山海經》 、以及各版本的日用類書，「山海經」的刊刻數量是前所未有的。這些作品大多沒有留下評註，無數不知名的《山海經》讀者未能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見解或感受，但這些書籍的存在本身就已經是一條訴說著歷史的珍貴線索——即便文學大儒們將《山海經》排斥到了知識體系的邊緣、儒家經典的對立面，但明代的書籍消費市場卻始終將其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其實隨著明代教育的不斷普及，書籍的接受群體早已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在成為舉人、進士的文化精英之外，越來越多默默無聞的讀書人成為了晚明商業出版的參與者或推動者。明太祖開國之初便逐步完善了由國子監、府學、州學、縣學以及民間社學、義學、私塾等共同構成的教育體系，發展到晚明時期，隨著人口不斷增長、教育不斷普及，各級官辦學校在冊的生員群體更是急劇膨脹。根據顧炎武《生員論》中的粗略統計，全國各縣生員不下三百人，總計超過五十萬人，而其中真正能夠通過科舉考試成為棟梁之才的只有數千分之一，大多數都不過是借「生員」的身份來逃避徭役、保全身家而已。也就是說，在有科名的文化精英之外，晚明社會形成了一個體量龐大的「讀書人」群體，如果沒有富裕的家庭背景，要想維持生活就要靠授徒講學、四海經商、代人撰寫字畫、充當門客幕僚等手段補貼收入。而對於本就熱衷藏書、熟悉購書者需求的「讀書人」來說，在江、浙、閩等地日趨興盛的刻書、售書事業無疑就是最好的選擇。
其實明代《山海經》的誕生背後，或多或少都隱藏著因仕途壅塞而成為書客和商人的無奈。例如校對並刊刻了十八卷郭璞注《山海經》的黃省曾，家道中落後又終身未仕，從正德年間開始便以編校、刊刻書籍維繫生計，除了《山海經》，謝靈運、嵇康、李夢陽、何景明等人的詩文集都是他刊刻出版的珍品。胡文煥多次鄉試落第，一直靠經營書坊謀生，常常將自己搜羅來的藏書冠以「新刻」、「輯校」之名重新翻印牟利，收錄《山海經》和《山海經圖》的《格致叢書》便是他根據市場需求不斷偷梁換柱、魚目混珠的傑作。餘象鬥所在的建陽餘氏家族在晚明時期經營著三十多家書坊，他本人也是早早地放棄學業、成為了經營「雙峰堂」和「三臺館」兩間書坊的商人，而且還身兼作者和編輯。這些刊刻《山海經》或《山海經圖》的書商，都共同構成了有別於文化精英的《山海經》接受群體。
王崇慶（正德三年舉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尚書）、楊慎（正德六年狀元、嘉靖帝經筵講官）、王世貞（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南京刑部尚書）、胡應麟（官宦之後、明代文壇「末五子」之一）等《山海經》評註者，無論是社會地位、還是文化修養，無疑都處在整個《山海經》接受群體的頂端，他們都是以儒家之「經」為標準、對《山海經》內容進行比較或解讀。相比之下，以黃省曾、胡文煥、餘象鬥等人為代表的書客群體則要豁達、瀟灑得多。黃省曾在刊刻《山海經》之餘，創作了《效陶淵明讀山海經》詩共計二十四首，其中有「緬彼八方外，國人安謂奇。拘拘海內客，井蛙局所知。瑰儒雅莫信，郭生寧不悲」（《五嶽山人集·卷八》）之句，明顯是對《山海經》中所記載的海外異人、珍禽異獸抱著一種開放的接受態度，反倒嘲笑那些質疑《山海經》真實性的人是「井底之蛙」，感嘆當世的所謂「大儒」們實在是不得要領、枉費了郭璞的精心注釋。胡文煥的商人氣息則更為明顯，他在刊刻《山海經》的同時將「山海經圖」拆分為《新刻山海經圖》和《新刻蠃蟲錄》出版，其實就是打著「山海經」的名號炮製出了三種（冊）商品；而且即便是《新刻山海經圖》所收錄的133副圖畫，也並非完全名副其實——白澤、和尚魚等23種不見於《山海經》的怪物也被收錄其中；這種更易名目、渾水摸魚的做法充分說明：胡文煥樂於打造「山海經」這個標誌著怪異、新奇的招牌，更積極地引進更多「流行」的神異形象，從而招攬更多的讀者。餘象鬥曾經吹噓自己編撰、刊刻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臺萬用正宗》是「凡人世所有日用所需，靡不搜羅而包括之，誠簡而備，精而當，可法而傳也」，其實這正好反映出了廣大書商們對《山海經》的接受態度，那就是並不在意《山海經》與儒家經典或地理圖志的差異，對其中所記載的怪物異人多持肯定的態度，甚至渲染《山海經》的「博物多聞」。這種接受態度一方面源於這些不同於文化精英的下層文人在放棄仕途、不再執著於追尋「義理」之後，將自己的閱讀興趣轉向了增廣見聞、標新立異；另一方面則因為參與整個晚明商業出版的書客群體都要迎合「消費者」這個體量更為龐大、興趣更加廣泛的接受群體。
四、《山海經》接受群體的擴大與融合
正如許多學者曾指出過的，隨著明代識字率的提升，除了那些有科舉功名的文化精英和依舊以文維生的布衣生員，還有大量介於文人與文盲之間的「功能性識字人口」——包括商人、伶人、軍官、僱工、江湖術士等橫跨士農工商的廣大群體，他們雖然不用熟讀四書五經、但卻必須得讀懂淺顯的文字以滿足工作生活的需要，他們以獲取知識、交際往來、休閒娛樂等為目的的圖書消費是極為可觀的。所以明代《山海經》最大的接受群體，便是燈市、城隍廟的書肆所能接觸到的廣大粗通文字的市民。葉盛《水東日記·卷二十一》曰：「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偽為小說雜書，南人喜談如漢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楊六使文廣，北人喜談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農工商販，鈔寫繪畫，家畜而人有之；痴聯女婦，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為女通鑑。」早已廣受歡迎的小說、雜書在嘉靖、萬曆朝以後愈發豐富多彩，以人物繡像為代表的各種通俗圖畫穿插其間，使讀者在享受感官愉悅的同時，更培養出了對圖畫、特別是新奇圖畫的追逐。所以擁有聰明頭腦和豐富藏書的書商便開始炮製能夠受到市場歡迎的圖書，而受到「農工商販」、「痴聯女婦」的認可後又會有更多文人加入到通俗書籍的創作中去。於是乎「古今語怪之祖」的《山海經》、描繪各種怪物與異人的《山海經圖》、特別是那些價廉物美又無所不包的日用類書，就成為了「家畜而人有之」的「鈔寫繪畫」。
明代中後期的社會秩序日趨崩壞、階級分化嚴重，而隨著生產製造業的大力發展、商品市場的空前繁榮，各大城市追逐奢靡享樂的風氣更是愈演愈烈，又導致「方今法玩俗偷，民間一切習為閒逸。遊惰之徒，半於郡邑。……今之末作，可謂繁夥矣。磨金利玉，多於耒耜之夫；藻績塗飾，多於負販之役；繡文紃彩，多於機織之婦。」（《明神宗實錄·卷四》）這些捨本逐末的商賈、僱工雖然被批評為「遊惰之徒」，對《山海經》的接受也僅僅在於用其中的奇聞異事來娛樂身心、增廣見聞，但恰恰是這些人擴大了《山海經》與《山海經圖》的影響力。胡應麟對自己所接觸的《山海經》就有過一段耐人尋味的評述：「經載叔均方畊、讙兜方捕魚、長臂人兩手各操一魚、豎亥右手把算、羿執弓矢、鑿齒執盾此類，皆與紀事之詞大異。近世坊間戲取《山海經》怪物為圖，意古先有斯圖，撰者因而紀之，故其文義應爾」（《少室山房筆叢·四部正訛》）胡應麟判斷《山海經》因圖而作的依據，一是書中行文極似對圖畫的描述，二是當時種種坊間流傳的《山海經》怪物圖可證此書內容足以入畫。由此我們也可以得知，《山海經》已經被大量市井流行的圖書所取材，這些不甚可信的通俗讀物已經高度融入當時人的日常生活。成為商品的《山海經》（特別是《山海經圖》）也早已不再是簡簡單單的古代文獻，而是集「古老」、「未知」、「怪異」、「神奇」等多種元素於一身的消費品。
整個明代《山海經》的接受群體，隨著商業出版的發達，漸漸呈現出由少數文化精英、各地書客、以及廣大識字民眾共同構成的金字塔型的架構。文化精英的注釋評點，各地書客的出版牟利，廣大民眾的娛樂消遣，不但各取所需，而且形成了雙向的交流互動。在胡文煥、餘象鬥等書商的推動下，《山海經》中的怪物異人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熟知，甚至連精英文人的注釋作品都在圖畫的包裝下成為了反覆刊刻的商品；而在街頭巷尾消費著《山海經》中各種海內奇珍、海外奇聞的普羅大眾，也使得王崇慶、胡應麟這樣的文人士大夫開始對《山海經》產生關注，進而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對《山海經》文化地位的重塑過程中。而這種接受群體的結構與交流模式，不僅延續到清代，而且進一步影響著《山海經》的傳播與接受，使其徹底淪為「小說」。
五、《山海經》在消費社會中的符號化
明清易代，在經歷了一系列社會動蕩與思想衝擊之後，《山海經》重新回到了讀書人的視野，吳任臣的《山海經廣注》、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吳承志的《山海經地理今釋》等都是《山海經》研究史上的佳作。這些作品往往從復古思想出發對《山海經》予以肯定，從《尚書·禹貢》中對大禹「 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記載出發，堅持認為此書內容雖多怪異，但仍可以與郭璞、酈道元等古代名家所記錄的地理、史實相印證，其作者非禹、益這樣的神人莫屬。可以說，在文人士大夫的層面，《山海經》似乎已經不再像以往（唐宋至明）那樣飽受質疑了。
然而這些恢復《山海經》經典意義的嘗試似乎並未扭轉《山海經》在清朝的命運。即便是在旁徵博引的《山海經廣注》問世之後，清代真正被冠以「欽定」之名、代表思想「正統」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仍舊批評《山海經》：「然道裡山川，率難考據，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諸家並以為地理書之冠，亦為未允。核實定名，實則小說之最古者爾。」而與畢沅、郝懿行一樣生活在乾隆、嘉慶年間的學者崔述也指出：「書中所載，其事荒唐無稽，其文淺弱不振，蓋蒐輯諸子小說之言以成書者。」（《崔東壁遺書·夏考信錄》）一邊是維護者對少見多怪者無端猜疑的感嘆，另一邊則是質疑者對好奇者的控訴。這種現象放到《山海經》研究史中看，似乎是貫穿整個清代的奇怪矛盾。但如果聯繫晚明以來《山海經》接受群體的變化我們便能發現，「天下四民」的娛樂休閒根本無視這些矛盾，還是將《山海經》徹徹底底改造成了傳播異聞的小說、彰顯奇怪的符號。
清代康雍乾盛世中的追求享樂並不亞於晚明的萬曆、天啟年間，從蘇州、揚州這樣的商貿中心到楓涇、朱家角這樣的鄉鎮，都充斥著戲館、遊船、青樓、酒肆、茶坊、浴堂、蟋蟀局等多樣化的休閒娛樂空間，各種專門用於休閒購物的市場或街區也紛紛形成，滿足著不同階層的消費需求。而在北京、南京、蘇州等出版中心重新恢復生機的同時，各省主要城市的出版業也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詩詞、戲曲之類通俗圖書的出版與銷售甚至深入到了鄉間村落。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晚明市集中曾經流行的種種「山海經怪異」，又重新在清代的通俗出版物之中活躍起來。例如在蘇州桃花塢著名出版商號「姑蘇王君甫」在康熙年間刊印的《萬國來朝》圖（圖5）中，不僅有西番、日本、寮國、天竺等鄰國各持珍寶來到正陽門外等候朝見，《山海經》中所記載的小人國、穿心國、長人國也相繼前來，足見明代通俗讀物中的「海外臝蟲」依舊在清代民眾的世界觀中延續。還有嘉慶年間問世的長篇小說《鏡花緣》，全書前半部的主人公唐敖在海外遊歷所見識到的怪物異人，基本上都取材自《山海經》，其中第十一回「觀雅化閒遊君子邦 慕仁風誤入良臣府」、第十四回「談壽夭道經聶耳 論窮通路出無腸」、第十九回「受女辱潛逃黑齒邦 觀民風聯步小人國」等內容中所描繪的君子國、聶耳國、無腸國、黑齒國、小人國等，正出自《山海經》的《海外東經》、《海外北經》等篇目。
(圖5)
縱觀明清之際《山海經》的接受與消費，「日常生活」漸漸成為了最根本的依託，《山海經》不再只是文人墨客研究的古籍，而是更大範圍地成為了普羅大眾消費的文化符號。正如波德裡亞在對消費社會的分析中曾經指出過的：「我們從大眾交流中獲得的不是現實，而是對現實所產生的眩暈」，缺乏了解和好奇心將消費者與現實世界聯繫在了一起。明代《山海經圖》中的種種怪物異人（如圖1、圖2），根本無法體現《山海經》所記敘的全部內容；日用類書和彩色年畫中那些與「外夷」形象混雜一處的「山海經」（如圖3、圖4），應該算是混淆視聽的異聞傳說；《鏡花緣》中的「山海經」只是供作者渲染、供讀者想像的故事素材；而各種散落民間的精怪圖樣，更是脫離了《山海經》的民間俗信。但對於明清之際那些小說、圖畫的消費者們而言，人魚是否真實存在、小人國究竟在哪裡之類的問題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知曉了高麗、波斯的存在之後，那些作家、畫家和書商們還能帶給他們什麼。《山海經》恰恰滿足了「市場」的需要——在炎黃二帝、泰山黃河等古代「常識」之外，關於人魚、夸父、羽民國、小人國等怪物異人的敘述共同描繪了一個「鮮為人知的外部世界」。明清之際的「山海經圖」、日用類書、異聞小說、精怪圖畫等等不過是充分地挖掘並發揮了這一點，並且巧妙地營造出一種介於「真」和「假」、「了解」與「不了解」之間的「缺乏了解」，從而迎合了所有人的「好奇」。
在消費主義理論誕生之前，「消費」早就隨著物品交換的開始而佔據人類的歷史，並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著文化發展的軌跡。明代《山海經圖》的傳世、晚明商業出版的繁榮、清代學者視《山海經》為「小說」的判斷，這些信息看似沒什麼關聯，卻提示我們發現了那屬於無數無名氏的社會文化史：怪物異人的圖像給了識字不多的普羅大眾以最直觀的娛樂體驗，商業出版的繁榮大大推動了圖像與異聞的傳播，於是成為熱銷商品的「山海經」也就不再是《山海經》，而是與「新奇」、「怪異」緊密相連的文化符號。正是這種變化，使得原本關於《山海經》作者或其中所記地名、人名的考證不再那麼重要。因為無名的「大多數」已經擺脫了所謂聖人或好事者、經典或杜撰的爭論，將「山海經」作為街談巷語、道聽途說接納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
雖然通俗讀物往往隨生隨滅、難以流傳，對於明代胡應麟所說的「坊間戲取《山海經》怪物為圖」我們可能永遠都不能窺得全貌，但我們可以肯定：市井小民對於各種怪物圖像的熱衷，不能簡單地用低俗或功利去概括；他們對「山海經」這一文化符號的塑造與傳播，不但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山海經》的所有受眾（包括將其視為小說的四庫館臣與努力打造各種圖像的書客群體），而且向我們彰顯了大眾文化的包容力與張力。總而言之，明清之際《山海經》的接受史與消費史就是《山海經》與「山海經」、經典與商品相互滲透的一段文化史；其特徵不能簡單歸結為經典的世俗化，而應該是學者與平民、政治經濟與民俗生活所共同參與的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眾文化發展史。
參考文獻
[1]歷代注家和研究者對《山海經》古圖的推測，可歸納為禹鼎說、地圖說、壁畫說和巫圖說四種。詳見馬昌儀：《山海經圖：尋找的另一半》，《文學遺產》2000年第6期。
[2]吳洪斌：《插圖再探——兼論與插圖的比較》，《民族藝術》2019年第2期。
[3]（明）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序：「《山海經》乃晉郭璞所著，摘之為圖，未詳其人。若校集而增補之，重繪而剞劂之，則予也。」見於（明）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北京：中國書店2013年，第1頁。
[4]通過對奢比屍、黑人、貘獸等圖的對比可知，胡文煥圖與《永樂大典》圖的構圖及圖說基本相近，只是在圖畫細節上有所潤色。詳見吳洪斌：《插圖再探——兼論與插圖的比較》，《民族藝術》2019年第2期。
[5] 詳見馬昌儀：《明清山海經圖版本述略》，《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6]《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臺萬用正宗》，明朝萬曆二十七年餘象鬥雙峰堂刊本，日本東京大學藏。
[7]諸本內容、版式之比較見鹿憶鹿：《明代日用類書諸夷門與山海經圖》，陳器文主編：《新世紀神話研究之反思——第八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灣：中興大學2009年，第280-286頁。
[8]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51-53頁。
[9]根據馬昌儀統計，明代《山海經》圖本尚存4種，除了之前提及的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蔣應鎬《山海經（圖繪全像）》，還有蔣一葵校刻《山海經釋義》、日本刊本《山海經》。馬昌儀：《明清山海經圖版本述略》，《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10]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四》：「當代板本盛行，刻者工直重巨，必精加讎校始付梓人。……凡書市之中，無刻本則抄本價十倍；刻本一出，則抄本鹹廢不售矣。」
[11]《明史·食貨志五》：「關市之徵，宋、元頗繁瑣。明初務簡約，其後增置漸多，……惟農具、書籍及他不鬻於市者勿算，應徵而藏匿者沒其半。」
[12][美]周啟榮：《明清印刷書籍成本、價格及其商品價值的研究》，《浙江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
[13]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四》：「凡燕中書肆，……每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並下浣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
[14]朱熹《楚辭集注·楚辭辯證下》：「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山海經》、《淮南子》）本皆緣解此《問》而作。而此《問》之言，特戰國時俚俗相傳之語，如今世俗僧伽降無之祈、許遜斬鮫蜃之類，本無稽據，而好事者遂假託撰造以實之。」
[15]王崇慶《山海經釋義·序山海經釋義》：「以之治世，則頗而不平；以之序倫，則幻而鮮實；以之垂永，則雜而寡要。惡在其為經也。」
[16]楊慎《後序》：「《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由始也……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
[17]王世貞《山海經跋》：「《山海經》為古文奇書……及禹生均國、均國生役採、役採生循鞈之類，不可枚舉。豈禹本經不傳，或簡略非備，而周末文勝之士為之傳會而増飾者耶？」
[18]胡應麟《四部正訛》：「《山海經》，古今語怪之祖。劉歆謂夏後、伯翳撰，無論其事。即其文與《典》、《謨》、《禹貢》迥不類也。餘嘗疑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侈大博極之，雜傅以汲冢《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詭物、《離騷》《天問》之遐旨、《南華》《鄭圃》之寓言，以成此書。」
[19]張步天：《古籍版本考察》，《福建師大福清分校學報》2013年第3期。
[20]顧炎武《生員論》：「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通經知古今，可為天子用者，數千人不得一也。……一得為此，則免於編氓之役，不受侵於裡胥；齒於衣冠，得於禮見官長，而無笞、捶之辱。故今之願為生員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
[21]詳見李清宇：《五嶽山人黃省曾年表稿》，《中國文學研究（輯刊）》2014年第1期。
[22]（明）餘象鬥：《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臺萬用正宗》，萬曆二十七年刊本，第一卷，第1b頁。
[23]詳見郭孟良：《晚明商業出版》，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第175頁。
[24]例如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蔣一葵在重刻王崇慶的《山海經釋義》時便加入了《圖像山海經》二卷。
[25]詳見劉捷：《馴服怪異——接受史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214-218頁。
[26]詳見巫仁恕：《優遊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66-80頁。
[27]原圖現存於英國大英博物館。
[28][法]讓·波德裡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2-13頁。
【文獻引用格式】劉捷.成為小說:明清之際《山海經》的接受與消費[J].文化遺產,2020(05):117-125.
作者簡介
劉捷，男，上海人，1986年生，先後就讀於華東師範大學、山東大學，法學（民俗學）碩士、文學博士，華東理工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神話學、中國文化史、東亞思想史，代表作：《馴服怪異：〈山海經〉接受史研究》參與編寫《開天闢地——中華創世神話市民讀本（青少年版）》，《海韻江南——古名鎮》等著作。
來源：文學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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