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遼東地圖（元明清遼東地區驛站名稱演變的考察）

2023-09-10 10:46:37 2

　　「遼左八站」也稱「東八站」，是元代在東北地區設置的重要驛路系統，也是明清時期朝鮮通往中國的重要貢道。長期以來，海內外學界在關於東北驛站交通、地理疆域及中朝關係等問題的考察中多有涉及。20世紀以來，隨著《燕行錄》、滿文檔案等相關文獻的整理出版，關於朝鮮使行路線、東北史地的研究再度興起，其中「東八站」也成為引人關注的一個問題。然而，由於遼東地區相對特殊的地理位置與族群關係，「東八站」一些驛站的名稱，在不同歷史時段也呈現不同的稱謂變化。對此，學界還少有深入的解讀與關注，也存在一些理解上的偏誤。因此，本文擬以元朝的斜烈站（今天遼寧省鳳城市的「薛禮村」）為例，通過對其名稱演變的考察，探討東北地區在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歷史建構中的位相與意義。

　　一、鳳凰傳說與「徵東」故事

　　中國遼寧省東部縣級城市—鳳城，名稱源於明代的鳳凰城，據《明史·地理志》記載，成化十七年（1481）明朝在此置定遼中衛，「東有鳳凰城，在鳳凰山東南，成化十七年築，為朝鮮入貢之道」。清代改為鳳凰直隸廳，隸屬奉天府管轄。1913年改直隸廳為縣，因與湖南省鳳凰縣重名，次年正式更名為鳳城縣。不過，在當地民間的傳說與記憶中，「鳳凰城」的得名與「鳳凰山」相關，「鳳城縣，因城南有鳳凰山而名」，而「鳳凰山」之名，在民間記憶中則源於唐朝的「徵東」故事。

　　鳳凰山歷史悠久，南北朝時被稱為「烏骨山」，隋末唐初稱「熊山」。相傳唐貞觀十八年（644），唐太宗李世民御駕東徵，來到此地，聽說熊山風景秀麗，便帶文武百官前往遊玩。至一洞前，深不可測，太宗遂手持長杆探之，只聽洞內百鳥齊鳴，在百鳥簇擁下，飛出一對鳳凰，落於對面山頭的巨石之上，對太宗皇帝點頭三拜，然後翩翩起舞，五彩繽紛，舞畢率百鳥向東南飛去。群臣紛紛道賀，稱「百鳥朝鳳、鳳凰拜祖」乃大吉之兆。太宗皇帝大悅，遂賜封此洞為「鳳凰洞」，山為「鳳凰山」。因此，在鳳城乃至遼東地區，都流傳著許多與唐朝「徵東」故事相關的各類神話傳說與民間記憶，「薛禮站」就是其中之一。

　　薛禮站現名薛禮村，在鳳城市北15公裡處，是隸屬於鳳城市雞冠山鎮的一個小村落。對於「薛禮站」這一名稱的由來，民國時人張春陽曾如此敘述：

　　距鳳城北三十裡，有村名薛禮站者，為安奉往來之大道。昔曾設驛站於此。古城遺蹟，歷歷可考，惟不知肇於何時。在城西半裡許，有土圍。土人指為唐朝大將薛仁貴屯兵處，顧名思義，當不為無因也。

　　可見，在當地人的記憶中，此處原為驛站且有遺址留存，之所以稱為「薛禮站」，是因為唐朝徵東時大將薛仁貴（薛禮）曾經在此駐兵，故有「薛禮站」之名。直至今日，這一說法仍是當地人津津樂道、引以為豪的歷史傳說。

　　唐朝徵東固有其事，薛仁貴（薛禮）也確有其人。弘治年間所修《大明一統志》有「鳳凰山，在都司城東三百六十裡，上有壘石古城，可容十萬眾，唐太宗徵高麗，嘗駐驛於此……薛仁貴，從太宗平高麗，以功拜安東都防，總兵二萬，鎮其地」的記載。不過，圍繞這些歷史記述展開的民間「徵東」故事，是否從唐朝開始便在鳳城及遼東地區流傳了呢？恐怕並非如此。

　　二、從「斜烈」到「鎮東」

　　「薛禮村」最早在元代見諸史籍。元朝建立後，為了「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四方往來之使，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饑渴則有飲食，而梯航畢達，海宇會同，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為極盛也」，站赤制度成為元朝維繫其「大一統」格局的重要舉措。

　　元朝在遼陽行省之下建立了十分密集的驛站網絡，並向南延伸至朝鮮半島北部的高麗西京（今朝鮮平壤）一帶。這條驛路也是高麗以及後來的朝鮮通往中國的「貢道」，「薛禮站」就位於這條重要的驛路之上。元朝人熊夢祥《析津志》記載：

　　彰義，正東瀋州，正南百二十裡東京，南東六十裡頭館，正東六十五甜水，正東微南六十五連山，七十龍鳳，七十斜烈，七十開州，六十陽站，四十驛昌站，誼州，六十靈州，九十五宣州，九十雲興，百二十安信，九十都獲，九十肅州，八十五安定，六十五東寧，六十生陽，洞仙其東海，其北接合懶府。

　　其中的「龍鳳」位於今天鳳城市通遠堡鎮，「開州」在今天的鳳城市，兩者之間的「斜烈」就是「薛禮村（站）」。「誼州」位於今天鴨綠江以南朝鮮人民共和國「新義州」東部的「義州郡」。據元代《經世大典》記載，斜烈站在當時配有「馬六十五匹，車七輛，牛六十五隻」，是一個並不算小的中等規模驛站。

　　明朝基本繼承了元代的驛站系統，「斜烈」這一稱謂也被沿用下來。建文年間高麗使臣李詹在其《觀光錄》中就有「立館松站，改名邪梨，以為使臣寄宿之所」的記載。「松站」是高麗及後來朝鮮方面對斜烈站的稱呼，「邪梨」應該是「斜烈」的音轉。景泰元年（1450）正月，明朝使臣倪謙奉命出使朝鮮，歸國後撰成《朝鮮紀事》記載了出使行程與沿途見聞，其中也明確記載庚寅日使團一行自「龍鳳山起程，過八度、斜列嶺，至鳳凰山下營」。「龍鳳山」即在今天的通遠堡，「八度」就是著名的「八渡河」，「斜列」即「斜烈」。然而，明中葉後建州女真的崛起對遼東驛站系統的演變產生了很大影響。永樂末年，建州女真西遷到佟佳江流域，正統初年又繼續南下移居至遼寧的蘇子河上遊地區。南下後的建州女真，一方面與朝鮮的衝突不斷加劇，並時常突入遼東地區劫掠朝鮮貢使；另一方面，還多次突破鴉鶻關侵擾撫順等地。因此，成化十七年（1481）六月，明廷下令在遼東鳳凰山等處修築城堡，防範建州女真的侵擾。《明憲宗實錄》卷216成化十七年六月癸酉條記載：

　　巡撫遼東都御史王宗彛等奏：鳳凰山前後實虜寇出沒要途，距遼陽三百餘裡，其間土地廣漠，舊無烽堠，請自山之東北至靉陽間，築墩臺一十三座；自通遠堡東南至沿江間，築墩臺二十二座。距山之西北一十五裡，舊有古城遺址，於此築立一堡，名為鳳凰城，屯駐軍馬一千。距城西六十裡曰斜烈站，築立一堡，名鎮寧堡。距站之西北六十裡，曰新通遠堡之南，築立一堡，名寧夷堡，各屯駐軍馬五百，以為鳳凰城聲援。如此，則自遼陽直抵朝鮮，烽堠聯絡，首尾相應，一以拒虜賊東南之竊掠，一以便朝鮮使臣之往來。奏下兵部，請改鎮寧堡為鎮東，寧夷堡為鎮夷，餘悉如所奏。從之。

　　可見，遼東地方官員提議將斜烈站改稱為「鎮寧堡」，後經朝廷審議最後定名為「鎮東堡」。薛禮村的地名也由此在官方層面上完成了從「斜烈」到「鎮東」的轉化。嘉靖年間羅洪先所修的《廣輿圖》中就明確將通遠堡標註為「鎮夷」，斜烈站標註為「鎮東」。

　　雖然「薛禮」與「斜烈」發音確實相似，但從當時的歷史環境來看，「斜烈」更像是東北少數民族語言詞彙。據明人陳士元《諸史夷語解義》的記載，「斜烈」是女真語中的一個常見語彙，並經常用於人名，如完顏斜烈、陀滿斜烈等，而「斜烈者，華言刀也」。元代所修的《金國語解》也記載女真語中的「斜烈」為「刃」的意思。而薛禮村正處於崇山峻岭之間，河流穿行，兩岸山峰林立，形如刀刃。朝鮮使臣每行至此便感嘆此處地勢之險峻，冬季常是「雪埋雙嶺千尋壁，冰合三官一帶河」，夏季則「羊腸大小嶺，石角尖如劍；一水凡八渡，峽流高於韂」。或許正是因地形，金代遼東的女真人將這裡命名為「斜烈」。

　　此外，金代十分重視交通驛路的開拓，將其視為自己控馭宇內的關鍵，並在東北地區建立了比較完善的驛站網絡。因此，元代在東北地區的「站赤」應該是在金代驛站系統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的，「斜烈」這一名稱也被繼承下來，並一直沿用至明代中期。明朝成化年間，為加強對建州女真的防範，提升對遼東地區的管控能力，以及維護與朝鮮「貢道」的安全，重新整設站、堡等軍事防禦體系，才正式從官方層面將「斜烈」改名為中原政治文化色彩較濃的「鎮東堡」。

　　三、「雪裡站」及其由來

　　「鎮東堡」對明代中葉遼東地區的軍事防禦體系建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正如朝鮮使臣所云，「松站以北去胡地僅三日程，無人家，虜常往來，使臣之行自義州領兵送過遼東。自寬長奠等堡之設，村居連絡，遂為內地，雖無兵，安心過去」。但這些舉措，並未能從根本上阻止東北女真的崛起。萬曆之後，以努爾哈赤為首領的建州女真在整合了其他各部勢力之後，最終走上了與明朝決裂的道路。萬曆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立「大金」，建元「天命」。兩年後發布「討明檄文」，並攻佔了撫順等地。薩爾滸之戰後，努爾哈赤趁勢攻入遼東腹地，並在天命六年（1621）遷都遼陽。也正是在這一年，鳳凰城及安東（今丹東）地區被納入後金及後來的清朝的統轄範圍之內。

　　清代遼東地區的驛站貢道，較之明代雖有所更張，但還是基本上沿用了明代舊道。康熙年間曾親赴東北遊歷考察的浙江山陰人楊賓，在其所著《柳邊紀略》中就記述了奉天將軍所轄遼東驛站的情況，其中從盛京至朝鮮的邊站，從盛京驛出發經石榴河、東京驛、狼子山、甜水站、連山關、通源堡、雪裡站、鳳凰城，進入朝鮮境內。同時期修撰的《遼陽州志》也記載，自盛京以下分別為寧水寺站、浪子山站、甜水站、連山關站、通遠堡站、雪裡站、鳳凰城站。楊賓所云「石榴河」實為「十裡河」，為清初新增。「東京驛」即遼陽，因位於遼陽太子河邊的迎水寺村，在一些文獻中也被稱為「迎水寺站」或「寧水寺站」。「狼子山」實際上就是明季所設的「浪子山」驛站。其餘諸站，可以說基本上沿襲了明代的地理設置，唯獨「雪裡站」似乎有所例外。對於「雪裡站」，康熙二十三年（1684）所修的《盛京通志》記載：「雪裡站城，城（指鳳凰城——筆者注）西北四十裡，周圍二裡一百二十四步，南門曰鎮東，明弘治四年立。」其他諸如《古今圖書集成》《岫巖志略》等書之記載亦與之相同。文中所云「明弘治四年立」，可能是「鎮東堡」最終修築完成，而非正式設立時間。由此「雪裡站」實際上就是明代的「鎮東堡」，也就是元代的「斜烈站」。事實上，入關前的後金政權，不斷忙於內外徵戰而無暇他顧，對新徵服遼東地區的很多地名，也一度沿用了明朝的官方稱呼，在《滿文老檔》中就出現了數處關於「鎮東堡」的記載。不過，由於戰爭摧殘，諸如「鎮東堡」等一些驛站漸漸「空曠無人」，趨於廢棄。及至順治、康熙時期，為穩定「龍興之地」及防禦沙俄侵擾的需要，又開始恢復、拓展東北地區的驛站建設。而此時的清朝統治者，隨著自身漢化程度的加深，自然不可能再使用「鎮東堡」這一對自己有所蔑視的稱呼了，遂將其改為「雪裡站」，並配置驛站壯丁「三十一名，地四百九十九垧七十畝」。於是，「雪裡站」也成為清代官方對今天薛禮村的稱謂。

　　乾隆年間博明在《鳳城瑣錄》中記述遼東舊驛時就使用的是「雪裡站」的名稱。《清高宗實錄》中還兩次記載了朝廷因自然災害對「雪裡站」的賑災撫恤之事。嘉慶年間重修的《一統志》也有「雪裡站，有城，周二裡餘」。《清史稿》不僅記載了鳳凰直隸廳「舊設驛三，通遠堡、雪裡站、鳳凰城」，還記述了甲午戰爭中聶士成「率師逼雪裡站而陣」，在分水嶺大敗日軍之事。除了文獻記載之外，清代測繪的官方地圖中的地名標註也基本為「雪裡站」。諸如《康熙皇輿全覽圖》及《雍正十排圖》都用滿文標註為siowei li dzan giyamun，其中giyamun是「驛站」之意，那麼siowei li dzan對應的漢字譯音又是什麼呢？《乾隆十三排圖》中雖無滿文標寫，但卻用漢文標註為「雪裡贊站」。在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保存的一份滿漢文合璧的《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註戰跡輿圖》中，滿文標註為siowei lii jan giyamun，對應的漢文即為「雪裡站」。這一名稱一直沿用至民國，1921年由當地政府主持修撰的《鳳城縣誌》中，正式的村屯區劃名稱也使用的是「雪裡站」。

　　關於清代「雪裡站」名稱的由來，一般認為是從金代女真語「斜烈」的發音轉化而來。從根本上說這種解釋似乎沒有問題，但細思之下仍有一些難解之處。首先，清朝曾對金代女真的語言進行過譯改，其中明確將「斜烈」一詞改為「色埓黙」。如果「雪裡站」是由「斜烈」直接轉寫而來，那為什麼不改稱為「色埓黙站」呢？其次，從前述入關前後金政權一度沿用明朝官方稱呼的情形來看，其對金代女真語中「斜烈站」的傳承與認知，似乎並沒有那麼深刻。再次，「斜烈站」中的「站」本就是驛站之意，轉寫為滿文的話，最佳的寫法應該是siowei lii giyamun，但從上述《康熙皇輿全覽圖》及《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註跡輿圖》的滿文標註來看，卻畫蛇添足地多了dzan/jan，因此才有《乾隆十三排圖》中「雪裡贊站」這種令人費解的漢文標註。顯然，除卻金代女真語「斜烈」這一基礎性要素外，清代「雪裡站」名稱的形成，應該還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影響。

　　雖然元代及明代中葉前的官方文獻中，多以「斜烈」為正式稱呼，但作為女真語的語彙，在被其他民族吸收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多樣化的音譯與轉寫形式。諸如上文高麗使臣李詹就將其音譯為「邪梨」，明朝使臣倪謙則轉寫為「斜列」等，其中也不乏音譯為「雪裡」的現象。據《明憲宗實錄》記載，成化三年（1467）巡撫遼東右僉都御史袁愷在奏疏中就提及「虜賊從饅頭山、雪裡站入境，搶男婦三百一十七人」。成化十七年（1481）雖正式改官稱為「鎮東堡」，但「雪裡站」的音譯稱呼在士大夫及民間社會中仍在一定程度上被沿用下來。萬曆年間王在晉所著的《海防纂要》中就記載「天朝至朝鮮東界地裡……遼陽至水田站九十裡，水田站至連山關三十裡，連山關至通袁堡六十裡，通袁堡至雪裡站六十裡，雪裡站至鳳凰城四十裡，鳳凰城至湯站六十裡，湯站至九連城二十裡，九連城至義州四十裡，此後俱朝鮮地方」。這裡就沒有使用官方的「鎮東堡」，而是沿用了成化初年「雪裡站」的音譯稱呼。不過，這段文字並非王在晉獨創，而是完全抄自嘉靖年間鄭若曾的《鄭開陽雜著》，只不過是將「國朝」改為了「天朝」。其中「鎮東堡」是官方名稱，「松站」是朝鮮方面的稱呼，「薛裡站」應該是當時較為流行的一種民間稱呼。不過，這裡的「薛裡」和唐代徵東的「薛禮」是沒有任何關聯的，只是「雪裡」的一種諧音而已。

　　因此，清朝對鎮東堡重新命名時，雖然不能排除女真語「斜烈」的因素所在，但更有可能還是繼承了明代就已形成並在遼東地區民間較為流行的「雪裡站」這一音譯地名。清初朝鮮使臣孫萬雄在其《燕行日錄》中曾雲「松站古稱鎮東堡，胡人謂之松裡山」。這裡的「胡人」指的是建立清朝的滿洲人，「松裡山」顯然不是由「松站」而來，極有可能是「雪裡站」的諧音，即滿語中的siowei li dzan或siowei lii jan。可見，在當地滿洲人的語言中，「雪裡站」已被作為一個詞語來看待，而不再是漢語語境中「雪裡＋驛站」的複合詞，也正因為如此，才會在《乾隆十三排圖》中出現「雪裡贊站」這樣特殊的漢文標註了。

　　四、松站、薛劉與薛禮

　　在朝鮮的文獻中，薛禮村又被稱為松站。崇德二年（1637），被清朝脅迫至盛京充當人質的麟坪大君李渲在所作《燕途紀行》就有「午發過鎮東堡，一號松站，城廢人在，舊城基亦在其傍」的記載。康熙年間的朝鮮使臣金昌業也說「松站，故名鎮東堡，舊城在察院後一裡許」。松站之名起於何時，難以確考，但至少在高麗王朝時期就使用了。《高麗史》中曾記載元朝末年，高麗大將池龍壽為協助元朝徵剿紅巾軍出兵遼東，「至松站，鎮撫羅天瑞得谷數百石以餉之」之事。之所以稱為「松站」，按照清代朝鮮使臣姜浚欽的說法，是因為「塞上無松，獨薛劉站有二松，名松站」。另一位使臣金景善也雲，「今稱松站者，以至此始有松樹，亦我人所名，明時鎮東堡即此地雲」。

　　從18世紀初葉開始，朝鮮文獻中開始出現了「薛劉站」的稱呼，並日漸流傳開來，上文姜浚欽所言即為其中之一例。其他諸如朝鮮北學派代表人物洪大容，也說松站「一名薛劉站」；樸趾源在所著《熱河日記》中亦記載「松店，一名雪裡店，又號薛劉店……或曰此舊鎮東堡也」。影響最大的當屬朝鮮王朝的大儒丁若鏞在《大東水經》中的說法，「又經雪裡站南，站在鳳城西北七十裡，古之鎮東堡，亦作薛劉站，我人呼松站，達盛京之路也」。對於「薛劉站」的由來，朝鮮使臣樸齊仁曾作過這樣的解釋：

　　薛劉與雪裡音訓相近，又東俗釋松為率，率之音又與薛劉相近。蓋一站之互冒三名，未知本地人亦當渾冒否也。然第以東人所稱推之，似因東音之互用俗音，轉相訛謬之故。

　　可見，「薛劉站」是「雪裡站」「松站」的發音，相互雜糅影響而形成的一種特殊的轉音。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隨著「薛劉站」稱呼的出現，朝鮮文獻中也開始出現一些將其與唐代的薛禮徵東故事相關聯的記述。康熙末年朝鮮燕行使韓東泰在《兩世燕行錄》中就雲「松站，一名薛劉站」，其後用小字補記曰「薛仁貴、劉仁軌嘗駐軍，故名雲」。乾隆後期李押在其《燕行記事》中也說「唐時薛仁貴、劉仁軌討遼後，仍留於此，故名站薛劉」。尤其是嘉慶之後，類似的記述不僅數量大為增加而且表述內容也更加豐富起來。諸如嘉慶年間徐有聞《戊午燕錄》、樸齊仁《燕槎錄》、李基憲《燕行日記》、徐長輔《薊山紀程》，道光年間樸思浩《燕薊紀程》、樸來謙《沈槎日記》、金景善《燕轅直指》、李遇駿《夢遊燕行錄》，鹹同年間徐慶淳《夢經堂日史》、柳厚祚《燕行日記》，光緒年間林翰洙《燕行錄》、李容學《燕薊紀略》等。除此之外，還出現了一些詩詞類的作品，如趙秀三的《薛劉站》詩，「雲是薛劉店，千古堪一吊；桓桓二將軍，耳目尚炳耀；素袍騁威武，緩帶鎮輕剽；前人嗟未及，川原莽繞繚」。

　　對於「薛劉站」的稱呼問題，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解讀。道光十二年（1832）赴清的朝鮮使臣金景善在《燕轅直指》中記載：

　　松站，舊名薛劉站，唐太宗東徵時薛仁貴、劉仁願屯兵處，故名之。我人訛稱雪裡站，以雪裡與薛劉華音相似也。

　　從金景善的解釋中，不難看出他不僅將「薛劉站」與唐代的「薛禮徵東」故事關聯起來，而且將「雪裡站」視為「我人訛稱」，從而衍生出了「雪裡」來源於「薛劉」的命名邏輯。前言的樸齊仁也是如此，他雖然對「薛劉站」的稱呼進行了解釋，但也認為「苟究其本名，似不外乎薛劉駐兵之義也」。

　　朝鮮文獻中這種現象的出現，恐怕與這一時期東北民間社會中廣為流傳的「薛禮徵東」故事是密不可分的。朝鮮使臣金昌業在其燕行日記中，就記述了他於遼東，在當地土人、寺僧的帶領下探訪所謂的「唐天子大殿」、薛禮「白袍巖」、尉遲恭「敬德庵」、「唐王馬圈」等民間傳說遺蹟的生動情形。事實上，隨著清代東北地區的不斷開發，以及封禁政策的逐漸解除，大量漢人湧入關外，也將從元代開始就在中原地區流傳甚廣的「薛禮徵東」等民間文藝帶入遼東，並將人物、故事、歷史與地理按照民間的需求與解釋邏輯，迅速結合起來並形成了頗具影響力的民間歷史敘事。這些民間歷史敘事，也不可避免地會對往來於驛道之上的朝鮮使臣，於文化採風的互動中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嘉慶之後朝鮮使臣對這類題材民間傳說關注度的增強，與此時朝鮮王朝所面臨的形勢應該也是有所關聯的。18世紀之後朝鮮王朝的統治日漸衰弱，也開始遭到進入東亞地區的歐美列強的蠶食，甚至多次動用武力意圖打開朝鮮國門，這也不可避免地催生了朝鮮士林與民間社會對「猛將護國安邦」的精神嚮往與心理期待。前言金景善在出使清朝時就專門寫了名為《英吉利國漂船記》的報告，向道光皇帝匯報「英吉利國船來泊於洪州」之事，這或許也是他解讀「薛劉站」的一個歷史與心理背景吧。清末裴立元遊歷鴨綠江時，曾親見朝鮮義州「有古寺曰薛禮廟」，對於其中原因，朝鮮義州巨紳金某解釋說「薛公當年，英勇無敵，吾輩朝鮮人，驚其為神人，故為之立廟致祭」，並拿出一本名為《薛公戰紀》的線裝書請他翻閱。可能也正是因為如此，朝鮮知識群體才比同時期的中國知識群體，對這些民間傳說表現出了更為濃厚的興趣，並將其納入自身的文字記述之中。

　　在清代的歷史文獻中也出現將「雪裡站」稱為「薛禮站」的現象。道光二十三年（1843），柏葰在《奉使朝鮮驛程日記》中就有「初四日……再下一宛轉坡一裡許，即薛禮站」的記載。光緒年間，曾任吉林府知府並參與編寫了《盛京疆域考》《吉林通志》等書的楊同桂，在其所撰《沈故》一書中所記載的盛京驛站南路八站的名稱，分別為十裡河、迎水寺、浪子山、甜水站、連山關、通遠堡、薛禮站、鳳凰城。其他諸站名稱皆與官方無異，唯獨「雪裡站」被改成了「薛禮站」。雖然還不能完全確定這裡的「薛禮站」與「雪裡站」在內涵意義上是否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薛禮站」顯然比「薛劉站」更符合中國民間社會的認知心理與文化習俗。因此，民國縣誌寫道：「雪裡站……又相傳為薛禮站，因唐薛仁貴至此而名。」1933年，「雪裡站」在行政體制上正式改稱為「薛禮站」。

　　五、結語

　　元朝統治者為實現「梯航畢達，海宇會同」的大一統國家建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站赤」制度，在遼東通往朝鮮的「貢道」上建立了歷史上著名的「遼左八站」。元代「遼左八站」中的「斜烈站」就位於今天遼寧省鳳城市的「薛禮村」。但「斜烈」一詞並非來自蒙古語，而是源自金代女真語彙。「斜烈」在女真語中為「刀刃」之意，這與薛禮村「雪埋雙玲千尋壁」的地理風貌是十分吻合的。「斜烈」的名稱一直沿用到明代中期，成化年間明朝為應對建州女真的興起，以及維護朝鮮「貢道」的安全，重新整設站、堡等軍事防禦體系，並將「斜烈站」改名為中原政治文化色彩較濃的「鎮東堡」，以提升中央政府對遼東地區的管控能力。清朝建立後，又將其改名為「雪裡站」，但這一稱呼並非直接來自舊女真語「斜烈」的音轉，更多的還是繼承了明代就已形成的「雪裡站」的民間稱呼。

　　在朝鮮王朝的相關記載中，一般將今天的薛禮村稱之為「松站」。元明清時期，隨著中央政府對東北地區管控能力的提升，中國方面的稱呼對朝鮮產生了重要影響。除了「斜烈站」「鎮東堡」「雪裡站」等官方稱呼外，還衍生出了諸如「邪梨」「薛裡」「薛劉」等民間稱呼。這些民間稱呼，更多的只是一種諧音，並未被賦予更多的歷史蘊含。但18世紀後，在朝鮮王朝的相關記載中，開始出現將其與唐代薛禮徵東故事相關聯的解讀。這主要是隨著東北的開發與關內漢人的大量湧入，「薛禮徵東」的民間文藝也迅速傳入，並於在地化的過程中塑造出諸多頗具特色與故事內涵的民間歷史敘事。而這些民間歷史敘事，則對來往於貢道的朝鮮使臣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在這種上下、內外交互影響的文化促動下，清代文獻中也開始出現了更符合中國民間社會認知心理與文化習俗的「薛禮站」名稱，並產生了更大的社會影響。「雪裡站」也因此最終被正式改名為「薛禮站」。

　　可以說，從「斜烈」「鎮東」「雪裡」到「薛禮」的村名演變，以及「松站」「薛裡」「薛劉」等內外名稱的交互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元代以來，東北地區在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歷史建構中多元融合的演進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