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馬所著的書籍（大仲馬作品譯介）

2023-09-12 13:47:21 2

本文轉自：譯聚網

大仲馬於1802年出生在巴黎北部的小鎮維萊•科特雷。祖母是ー個來自海地的女奴，父親是拿破崙手下的將軍，於他4歲時去世。但據說父親在加勒比的傳奇經歷給了他許多創作靈感。大仲馬寫下的250部浪漫傳奇小說令世界的讀者傾倒。但他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在感情方面——比他小說中那些英雄的經歷還要狂野。他僱傭大約60多位助手幫忙創作，他只用了兩年時間就完成了最受歡迎的兩部小說《三個火槍手》和《基督山恩仇記》。他通過寫作獲得了大量金錢，但又飛快地把錢拋擲在朋友和情婦身上。他曾經為躲債而逃到布魯塞爾，直到朋友幫他還了帳才回到法國。然而，是他使法國的浪漫小說煥發了生機。他講故事的才能十分驚人，擅長把虛構和事實編織在一起，直至二者無以分別。他於1870年逝世，遺體歸葬維萊•科特雷。在他誕辰200周年之際，法國總統席哈克下令將他的遺骨移入先賢祠，成為第70位入祠的法國歷史名人。席哈克在移葬儀式上說：「在今後的的許多世代中，大仲馬的著作……將繼續影響我們的集體記憶，並對塑造我們的民族身份發揮作用。」

大仲馬首次被介紹到中國是在《小說林》第5期（丁未年七月）。和當時許多其他雜誌一樣，《小說林》也給外國小說分類刊登，大仲馬的小說多歸入「歷史小說」ー類。在該雜誌「文學家乘」ー欄，曾樸（東亞病夫）用文言文撰寫了「大仲馬傳」，他認為大仲馬作品「精密而矜重」，是難得的小說大家。同時刊登大仲馬的照片並附題詩ニ首。這兩首詩概括了大仲馬的作品也表達了譯者對大仲馬的欽佩推崇之意。詩曰：

豔曲當筵妙譽馳，平生應悔奧倫知。

季長西弟伯喈哭，一樣傷心入幕時。

豪情落拓三槍卒，哀史蒼涼嚴窟王。

遙想ー篇初姚出，拂箋應讓梵莉娘。

此外，曾樸還介紹了大仲馬的主要作品，他把大仲馬作為「歷史小說家」來看待的意向，在他的這些介紹中明顯表現出來，他先介紹了《三槍卒》（《俠隱記》）、《二十年後》和《白蘭善子爵夫人》，並指出這三部書前後連接，「書中人物頗複雜」，「奇情麗採洵足」。還有《水晶島之伯爵》、《慕沙魯夫人》以及述顯理王8月14日虐殺教徒之事的《馬商王后》，述歷史的「理查三世之荒亂」、述「1784年至1789年革命時代之ー騙詐事」的《後之項圏》等等，所有這些他都在文後註明為「歷史悲劇」、「歷史小說」。

由於大仲馬小說的「趣味性」和「通俗性」，所以他的小說從清末到五四前期在中國廣泛翻譯流傳。最早的單行本小說有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君朔（伍光建的筆名） 翻譯的《俠隱記》（1907)、《續俠隱記》（1一4，1907)和《法宮秘史前編》（1908)、《法宮秘史後編》（1908);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林紓與人合譯的《玉樓花劫前編》（上下，1908)和《蟹蓮郡主傳》（1915);上海文明書局，中華書局出版，貢少芹翻譯的《俠盜》；上海泰東書局出版，無我譯述的《俠骨忠魂》（即《俠隱記》，1917);上海廣文書局出版，張欣齡、何德榮合譯的《國手》（1918)。此外，還有上海開智譯書社出版，公短翻譯的《情場大俠客》（1922);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洪觀濤翻譯的《地亞小傳》（即《蒙梭羅夫人》，1923)和伍光建翻譯的《俠隱記》（1924，1927，1930，1947)及《續俠隱記》（上下，1926)。除單行本外，散見於期刊的則更多，如天遊譯的《絳帶記》，曾樸譯述的《馬哥王后俠史卷》以及其他:《夢耳》、《玫瑰一枝》、《素郎》等等。

這ー時期大仲馬小說的通俗性還推動了白話文小說的形式。對他的小說譯介經歷了從文言到半文半白至白話的過程。在1919年以前，以大仲馬小說譯文均是文言的。之後漸由半文半白向白話過渡，以譯他的Solange爐為例，《小說月報》11卷1號 (1920年）張毅漢譯為《素郎》，以趨向白話文，最後他還加上了自己的一句議論，「讀此文下半篇未有不悽然下淚者，名家著作，畢竟不同，質諸新文學家以為如何」。而1928年《真善美》1卷7號，夏萊蒂譯的《莎蘭綺》則更忠實原文了，在譯到Solange被殺頭以後的情景時，張譯道：「頭顱有靈，還會尋我的手，呼我的名字，對我流淚呢。」而夏則譯為：「那個叫我名字的頭顱，那個對我看的眼睛，確是莎蘭綺的頭，莎蘭綺的眼睛呀」。相比之下，後句的白話更流暢些，更傳神地表達了名家手筆的撼人心魄。胡適曾說近幾十年譯小說的人，我認為伍昭晨（伍光建）先生最不可及。他譯大仲馬的《俠隱記》12冊，用的白話最流暢明白，於原文最精警之句，他皆用氣カ鍊句，謹嚴卻不失為好文章，故我最佩服他。」（《胡適譯短篇小說》第196頁，嶽麓書社印行，1987年版）伍先生的白話「乃是ー種特創的白話，最能傳達原書的神氣」。（同前）正是這些優秀的譯文，使大仲馬成為ー個在中國普及的外國作家。在1926年的《小說世界》中曾經記載了由沈雁冰校、伍光建譯的《俠隱記》被列為了當時中學語文科的補充讀本，成為引導青少年文學水平的範本。

三四十年代大仲馬在中國出版的作品有上海商務印書館的《蘇後馬麗慘史》（魏易譯，1930，1933)、上海開明書店的《聖人和鞋匠》（張志淵譯，1934)、上海啟明書局的 《俠隱記》（曾孟痛譯，1936，1940)和《續俠隱記》（曾孟浦譯，1939)，昆明中華書局的 《煉獄》（即《基度山伯爵》，翟伊文譯，1939，1947),上海文摘出版社的《基度山恩仇記》（蔣學模譯，1947)

特別要指出的是，大部分早期參與介紹大仲馬的譯者本身就是「小說界革命」的實踐者。從較早譯大仲馬《嫁衣記》的《小說大觀》為例，其譯者包笑天、聽鸝等人都是既譯大仲馬和其他人的作品，又進行小說創作，其創作的文風不自覺地受其譯作的影響。較為明顯的是曾樸，他不僅介紹大仲馬其人其作品，也進行大量的創作。他的 《孽海花》、《魯男子》或多或少都有大仲馬小說的痕跡。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說 《孽海花》「寫當時達官名士模樣，亦極淋漓。而時復張大其詞，如凡譴責小說通病；惟結構エ巧，文採斐然，則其所長也」。（《魯迅全集》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所謂「結構 エ巧，文採斐然」，卻恰是大仲馬作品也有的特色。此外，茅盾也明顯受大仲馬的影響，茅盾曾為伍光建譯的大仲馬的名著《俠隱記》與《續俠隱記》作過校記，並寫過《大仲馬評傳》以及評《俠隱記》譯本之得失的《伍光建譯〈俠隱記〉和〈浮華世家〉》等，儘管對他隨意編造史實，把英雄人物理想化等缺點，作過許多批評，然而，對他的宏偉的構思與大規模地描寫歷史現實的氣魄卻是十分欣賞的。在茅盾的作品中，我們也可讀到他大氣的文風；而他的歷史題裁作品又兼容並蓄了司各特和大仲馬的長處。茅盾還把對這種借鑑學習的認識提髙到理論的高度。他認為模仿或接受外國作家的影響要把握分寸，學習外國作品「有在風格上得了前人好處的，這是上品；下焉者，只在文字上寫得幾句小巧。有在題材方面從前人作品中得了一點暗示，因而開展他自己對於身邊某一事件的注意的，這是上品，下焉者只剽竊了前人作品中的材料，而不用眼睛去觀察……」（《談模仿》，見《茅盾論創作》）

大仲馬的作品從ー傳入中國起就比較活躍，影響也日深，奇怪的是從1949年至1977年間他的作品遭到了空前的冷遇，這一期間幾乎沒有一家出版社重印再版他的作品，更甭說推出新譯作品了。有趣的是，在「文革」中只有幾部外國作品唱獨腳戲時候，大仲馬的《基度山伯爵》卻一度成為備受寵愛的作品。不過一度也被批為大毒草，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外國經典文學名著的漢譯本。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便是這木共印刷了15次，印數已達108萬冊的《基督山伯爵》。這部小說就是1947年蔣學模據英譯本轉譯的《基度山恩仇記》。197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擬將此書重印並打出了校樣，但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未能與讀者謀面。許多圈內人知道這事兒，就向負責編輯這本書的徐德炎女士借校樣看，在社內傳閱，再回到徐德炎手裡，這本校樣已被翻爛得不成樣子，幾經周折後終於付梓問世，一下子就火了。用徐德炎編輯的話說廣哎呀，了不得，那個時候，編輯部的電話不斷，來要書的，來買書的， 把門檻都踏平了。好多讀者寫信來。有些讀者非常的細心，比如在前幾章提到的ニ百弗爾，在後幾章這個錢數不符，這點毛病都來信提出來。」

此間，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李青崖翻譯的《三個火槍手》（1978)，廣東人民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分別重印了《基督山伯爵》（1979)和《三個火槍手》（1979)，江西人民出版社則推出郝運首譯的《黑鬱金香》（1979)。

80年代中國譯界對大仲馬的關注再度升溫，除了以往幾十年中出版的作品有多家出版社競相再版重印外，新譯作品也紛紛亮相。其中重版的譯本不乏重新修訂，甚至重譯，有的作品還同時或先後出現多種譯本。這ー時期新譯作品有《二十年後》 (《三個火槍手之續集》，分別有周愛琦和傅辛譯本）、《小俠隱記》（上、下，朱梁毅等和王瑩等譯述）、《阿斯加尼奧》（韓滬麟譯）、《王后的項鍊》（上、下，王振孫、韓滬麟合譯）、《雙雄淚》（王振孫譯）、《蒙梭羅夫人》（陳祚敏譯）、《瓦魯阿家族的瑪格麗持》 (楊稼民等譯）、《浪蕩天才：大仲馬回憶錄》（白英瑞編譯）、《瑪爾戈王后》（有郝運、張英倫合譯本和向奎觀譯本）。90年代出版的則大多為復譯本，如馬金章、劉福文合譯的《殺手與俠盜》，韓滬麟、周克希合譯的《基督山伯爵》，鄭克魯譯的《基督山恩仇記》，鄭永慧、陳祚敏分別譯出的《蒙梭羅夫人》，郝運等譯的《四十五衛士》，李青崖譯的《三個火槍手》等。

新時期大仲馬再度成為小說批評的熱點，熱點論爭的緣起是柳鳴九在《光明日報》（1976年11月20日）上登載的《「徹底批判論」必須批判》和次年3月12日該報登載的鄭克魯作《江青和〈基度山伯爵〉》這兩篇短文介紹了「文革」時江青酷愛《基》的現象，提出了這部作品該批判的觀點。圍繞這個問題，戈沙、金嗣峰、張英倫、舒英、 張成覺等一批文學研究者紛紛撰文探討。這場論爭持續了三年，反映了ー種新的小說觀念的自覺與小說觀念的創新，解決了如何用正確的視角看作品，小說的批評者就是接受者及批評的標準應是小說藝術的標準這一系列的理論問題。他們的文章總結道: 從《基度山伯爵》的重版看出了今天思想解放之一端，該書以前由於江青受到株連，而ー個解放的小說觀念應該是在文學評價中，不可因人廢文，也不可因文廢人，凡有定評的中外作家有價值的作品，都是人類寶庫中的瑰寶。綜上所述可見，大仲馬在中國的 翻譯界，研究界和文學界都有著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