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園新村紀念館是紅色基地嗎（梅園新村裡的國共密戰）

2023-10-10 06:13:20

作者：孫愷來源：《隱蔽戰線寫春秋》

1946年5月，周恩來、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團由重慶遷至南京，在梅園新村設立了中共代表團南京辦事處，對內稱中共中央南京局，負責與國民黨方面的談判事宜，並領導國統區黨的工作。

蔣介石為控制中共代表團的活動，嚴令國民黨警、特、憲加強對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駐地的監視。中共代表團則針鋒相對，在秘密戰線上與國民黨當局上演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諜戰大戲。

左起，董必武、李維漢、鄧穎超、周恩來在梅園新村合影

「空氣裡面四處都閃耀著狼犬那樣的眼睛」

中共代表團入駐南京梅園新村17號、30號和35號後，國民黨中統局「首都實驗區」專門成立了「梅園監視站」，作為對中共代表團和民盟主要成員進行監視、盯梢、跟蹤、破壞的首腦機構。

周恩來在梅園新村17號院內

「梅園監視站」的特務為了達到目的，無所不用其極，並逐漸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特務工作方式。除了最基本的監視、跟蹤外，還包括翻牆入室竊取情報、私拉電話暗中竊聽、策反人員安插內線、破壞民主運動等。

漢府街鍾嵐裡，國民黨特務監視中共代表團的據點

郭沫若在《梅園新村之行》一文中回憶道：

「梅園新村的名字很好聽，大有詩的意味。然而實地的情形卻和名稱完全兩樣。不僅沒有梅花的園子，也不自成村落。……聽說特種任務的機關林立，仿佛在空氣裡面四處都閃耀著狼犬那樣的眼睛，眼睛，眼睛。」

董必武的警衛劉國安後來也回憶道：

「（國民黨特務）從高樓房的明窗暗洞裡用望遠鏡、照相機對我們院內進行監視。在地面，諸如各種擺攤設點、補鍋釘鞋、鏟刀磨剪、算命卜卦、說書賣唱、談情說愛、照相繪畫以至討飯行乞等等，許多都是由特務偽裝的。還有那些戴著墨鏡、歪戴流氓帽、腰間藏著手槍、鞋裡插著匕首的公開特務，更是四處亂竄。」

解放前夕的南京街景，國民黨特務若要偽裝，當是這番模樣

為了對付國民黨特務，保證來往梅園新村的朋友、同志們的安全，周恩來要求中共代表團的所有人注意觀察特務的特徵，注意他們的活動規律，以便採取相應的對策。

國民黨特務在梅園新村31號所設監視梅園新村30號的窗口

國民黨特務在毗鄰中共代表團駐地的梅園新村31號設立了監視站。為此，中共代表團特意對房屋進行了一系列改造：堵死與31號特務監視站相通的大門，另開一扇小門與30號相通，在小院兩邊蓋起兩座小平房，暨可供警衛人員住宿，又可阻擋31號特務的監視。在30號，又將院牆加高了一倍，還在前面的傳達室和後面的曬臺上面各加了一層小樓，以擋住特務的視線，同時作為觀察周圍國民黨特務活動情況的瞭望點。

梅園新村30號院落加高的圍牆

中共代表團一旦有人外出，便會有國民黨特務相尾隨，因此，甩掉「尾巴」便成為代表團成員的一項必備技能。中共代表團的司機段廷英是一名駕駛好手，他技術高超、道路熟悉，只要發現有「尾巴」跟蹤，很快就可以甩掉，從未出過差錯。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周恩來深諳這句話的道理。早在中共代表團遷往南京之前，周恩來就對情報工作作出了縝密的部署。

周恩來和鄧穎超在梅園新村30號

1946年3月，周恩來指派劉少文和他領導的一批情報幹部先期抵達南京、上海，利用原來的社會關係恢復和建立新的情報系統和秘密電臺，為中共代表團順利遷移做好準備。隨後，周恩來又派機要人員攜帶小電臺潛入南京，與中共中央建立了通訊聯繫。

中共代表團到達南京後，周恩來立即著手在中共代表團內建立了資料組（即情報組），由情報幹部吳克堅擔任資料組負責人。資料組的主要工作是加強對國統區各方面情況的調查研究，重點掌握國民黨軍的軍事部署、作戰計劃和後勤供應等確切情報。

左起：劉少文、潘漢年、劉人壽、吳克堅，攝於上海解放初

1946年6月初，周恩來把吳克堅調往上海，由他在上海獨自建立一個情報系統，同時任命徐光霄接替吳克堅擔任資料組負責人。1946年11月徐光霄隨周恩來先行返回延安後，童小鵬承擔起資料組的負責工作，直至1947年3月7日中共代表團全部返回延安。

徐光霄，攝於1962年

1946年8月，為了把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絕對分開，中共代表團經請示黨中央批准，把負責情報工作的潘漢年、劉少文二人從中共上海工委分出，自成系統。如此一來，中共代表團下面就有了三個相互平行的情報系統，即潘漢年情報系統、吳克堅情報系統和劉少文情報系統。

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人在上海解放後合影

前排左起：王堯山、沙文漢、劉長勝、劉曉、潘漢年、劉少文、吳克堅

後排左起：趙先、張毅、劉人壽、張承宗、王清、黃景荷

上述三個情報系統專職負責情報工作的幹部有幾十人，而工作關係最多時發展到了上千人。其情報活動範圍除覆蓋南京、上海、杭州等國民黨核心統治區外，一直延伸至漢口、長沙、福州、昆明、香港等地。在整個解放戰爭時期，這支隱蔽而龐大的情報隊伍發揮了關鍵作用。

全方位的情報來源

中共代表團的情報工作，與國民黨利用金錢、美女、地位等手段換取情報截然不同，靠的是中共深入人心的政治主張，靠的是在國統區成功的統一戰線工作。

當時，上層民主人士，國民黨的高級黨、政、軍人員以及新聞、經濟、文化等各界人士中，有很多人同情、支持中共的政治主張。他們將獲得的情報及時報告中共代表團的有關同志，有的人甚至把國民黨的機密文件、資料直接送進中共代表團駐地梅園新村。

《和平日報》記者謝蔚明是一位富有正義感的人士，他於1946年8月報送了國民黨正空運大批毒瓦斯至蘇北徐州，企圖用在戰場上屠殺解放區軍民的情報。10月12日，謝蔚明又報送了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魯克斯代表美國總統杜魯門向國民政府國防部長白崇禧秘密授勳的情報。中共代表團及時將這些消息公之於眾，讓廣大民眾進一步看清了美蔣相互勾結的醜惡嘴臉。

晚年謝蔚明

中共代表團的外事、新聞、軍事、青年、婦女等各部門的同志也注意從各方面收集消息和動態，並在周恩來召開的每晚碰頭會上進行匯報。

著名記者範長江曾擔任中共代表團的發言人，他的任務除了日常開展新聞宣傳外，還有一項便是情報搜集工作。當年《大剛報》的經理王淮冰回憶道：

「為了獲取更多的情報，範長江有時還不得不趁黑夜化裝出訪不能來梅園的各界朋友。次數多了，存在極大的安全隱患。後乾脆改為白天定期約會，或在偏僻的中華門外的馬祥興回民菜館，那裡談話方便，或在達官貴人進出的夫子廟六華春高級餐廳，那裡雖容易被人注意，但有單獨的包間，拉下門帘，可以暢所欲言。但每次出來，範長江都要冒很大的風險，都要動許多腦筋才能把『尾巴』甩掉，由於他的勇敢機智，總是讓那些狡猾的特務們為之興嘆！」

範長江

此外，中共代表團還有一個更為關鍵的情報來源，那就是打入國民黨上層要害部門長期埋伏下來的秘密黨員。

如吳克堅情報系統的中共黨員沈安娜，她從1938年起長期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機要處的速記員，參加了國民黨歷屆中央全體會議、中央常務委員會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及其他軍政會議，記錄過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陳誠及國民黨軍統、中統特務機構的專門反共報告。

1984年，沈安娜、華明之夫婦與老領導吳克堅（中）合影

又如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蔣介石親自授予佩劍的將軍張克俠。1946年夏天，周恩來在南京秘密約見了時任國民黨第三綏靖區副司令的張克俠，指示他向國民黨高級將領和帶兵者說明政策，爭取策動大部隊起義。根據董必武的意見，會後張克俠又撰寫了一份關於徐州布防情況的詳細材料交給周恩來。

「佩劍將軍」張克俠

上述沈安娜、張克俠等潛伏敵內的情報人員，往往能夠接觸到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核心秘密，因而他們報送的情報對於中共代表團乃至黨中央而言意義非凡。

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

平時中共代表團資料組的人手極其有限，但是他們在周恩來、董必武的直接領導下，緊張而有秩序地工作著。除周恩來、董必武親自掌握一些重要關係外，所有情報關係均由資料組負責人一人對外接頭，按規定非經批准一律不準轉手。

鄧穎超與童小鵬合影，童小鵬曾任資料組負責人

得到情報後，先由資料組負責人抄寫或整理，交由工作人員李重德用鉛字排印極少幾份，然後呈送周恩來和董必武，經周恩來籤批後報送延安。由於周恩來上午下午常常忙於談判或同各方人士談話，有緊急或重要情報時，多在他吃飯時向他口頭匯報。

周恩來對情報工作要求十分嚴格周密，不容絲毫差錯，常告誡資料組工作人員：「任何環節的點滴差誤，都會造成重大損失！」

出於安全保密考慮，當時外面的情報關係是決不允許進入梅園新村的。一天深夜，為了報送一份緊急情報，在南京擔任情報聯絡工作的何以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突然闖入梅園新村。周恩來指示徐光霄立即把情報記錄下來，並拿出軍用地圖標出國民黨軍的進攻路線，隨即電告黨中央。即便何以端報告的情報非常重要，但是周恩來仍然十分嚴厲地批評了他的魯莽舉動，並責令他今後無論什麼情況都不準再進入梅園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