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古漢字來歷（古漢字是怎樣被認出來的）
2023-10-18 16:28:18
恰逢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了一套承載民族歷史積澱和燦爛文明的「九說中國」系列叢書。叢書每輯有9本，每本均邀請一位對中國文化素有研究的學者，從最能代表中國氣質、中國氣象、中國氣派的人物、事物、景物、風物、器物中，選取若干精彩內容，以描述華夏傳統的不同側面，向讀者傳達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氣神。
「九說中國」叢書中，由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郭永秉所著的《九個漢字裡的中國》是該叢書中偏學理性的一本。書中精選九個漢字，將古文字作為管窺中華文化的信息庫，告訴讀者：古文字究竟是怎樣被認出來的？學者們又是如何把它們逐個「考」出來的？
11月8日晚，楊浦區國權路志達書店舉行了「悅悅沙龍」第238場活動，本次活動以「古漢字是怎樣被認出來的」為主題，邀請《九個漢字裡的中國》作者郭永秉，為現場讀者分享了他多年來的研究成果，探討了他如何通過破解古漢字的「密碼」來體悟華夏文明精髓。
《九個漢字裡的中國》書封 本文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及志達書店供圖
古漢字是一種需要被解碼的符號系統
1980年出生的郭永秉謙虛地稱自己是「地道的『半路出家』」，表示自己並非古文字學科班出生。雖然沒有受過這方面的專業訓練，但卻得以讓他站在「局內」和「局外」兩個視角來觀察古文字學的發展。
根據人們以往的刻板印象，古文字學常被視為瀕臨失傳的「冷門絕學」。其實不然，隨著復旦大學等幾個研究中心建立了與古文字研究相關的專門網站，並保持著成果的不斷更新，古文字學的受矚目程度正在逐漸提升，甚至有成為「顯學」的趨勢。與此同時，郭永秉也承認，古文字學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一種是外在的——新出土材料的不斷應對；另一種是內在的——學科方法範式的轉變。」
眾所周知，中國最早的系統性漢字是距今三四千年的殷墟甲骨文。中國的漢字並不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但卻有個獨一無二的特質：連續發展。漢字自形成體系後發展至今，中間發生很多流變，但其使用從未中斷。因此古漢字可謂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活化石」。那麼，古漢字是怎麼被認出來的呢？
在郭永秉看來，古漢字作為現代漢字的源頭，是一種符號系統，只有經過解碼才能讀懂。而我們要「讀懂」的，不單單是一個字，而是字所組成的語言。「就像我們學外語，有時候單個單詞都認識，但放在一起就不理解了，正是因為不懂得單詞背後的『語言』。因此，我們閱讀古漢語的困難，並不是在於單個的字，而往往在於讀懂古人的語言。」
古漢字的解碼方式有幾種。「第一種是早期解讀甲骨文的『看圖說話』，是最簡單的；第二種通過與後代漢字的縱向聯繫，找出其後來的位置；第三種是分析字形結構，找出解讀的途徑；第四種是靠語句『卡死』縮小範圍來確定。」他介紹道。
但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四種解碼方式並非可以解碼所有的文字，有的文字無法用任何一種方式解碼的，就被稱為「死字」。如甲骨文中發現了四千五百多個字，其中被成功解碼的只有一千五百個左右，還有三千個左右沒有被解碼。
就第一種「看圖說話」的解碼方式，郭永秉做了具體的闡釋。他表示，很多古文字都脫胎於圖畫，普通人都能較為容易地辨認出來。但是這也取決於觀察者水平的高低，水平高的人能更輕鬆地認出一些字來。比如在對早期的甲骨文的研究中，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等人就能輕而易舉地認出了一大批古文字。據郭永秉介紹，這種圖畫性漢字在原始的符號系統裡是很普遍的，但隨著漢字發展逐漸步入現代化，「象形」漢字所佔比重越來越低。
「看圖說話」是一種較為直觀便捷的漢字解碼方式，在這裡不得不提及許慎的《說文解字》。該著作原文用小篆書寫，保留了最完整的一套傳抄小篆系統。全書共分540個部首、9353個小篆，還包括每個小篆的讀音、字義、結構，逐字解釋字體來源，成為溝通古今文字的橋梁。後代做古漢字研究的學者大都依據《說文解字》所收錄的古文字字形，才得以對古漢字進行深入的考證和認讀。
「如果沒有《說文解字》，釋讀古文字的難度將陡增。《說文解字》是中國一等一重要的原典，東漢許慎對中華文明傳承的功績無論如何估計都不過分。」郭永秉感慨道。
漢代人對篆文較熟悉，真正難認的是戰國文字
漢代人不僅能認西周金文，還能看懂西周的一些銅器銘文。為了證明這一點，郭永秉舉了個例子：「漢宣帝時期，陝西美陽挖出一個鼎，許多人表示這個鼎應該被放在宗廟裡祭祀。精通古文字的張敞讀了鼎上的文字後說，該鼎是西周的一個君王賞賜了一個大臣一套禮器（車馬器），大臣感激王的恩寵，因此在鼎上刻下了這樣的文字。由此他得出結論，說這個鼎不適合放在宗廟裡祭祀。」
很多人會想當然地認為甲骨文是最難辨認的早期漢字，對此郭永秉表示質疑。他說，甲骨文不重複的單字四千多，真正知道音讀和意義的有一千左右，雖然沒能辨認的字還有很多，但絕大部分是祭名、地名、人名等，並不會對我們解讀甲骨文造成非常大的障礙。
「真正難的，是戰國文字，也就是東方六國的文字」，郭永秉認為，「文化、政治地緣的分裂，造成漢字的地域區別度在戰國時代達到頂峰。很多關鍵性的文字迄今未釋出，有些關鍵性的文字沒找到。六國文字可以說是漢字序列中旁逸斜出的一支『奇葩』。」
下面這個字就能證明戰國文字的生僻性。
這個字在甲骨文、銘文裡都沒有記載，在後代的文字裡杳無蹤跡，只出現於戰國時期。學者們做過很多猜測，但依舊沒有答案，等到出土文物即資料越來越多後，這個字的秘密不攻自破——「一」。
「為什麼『一』字是這樣寫的？古文字學家們至今還沒有一個合理的解釋。」郭永秉說。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李學勤也曾表示，「戰國文字之出乎意料，就是你做夢都想不到」。
在學者們啃生僻字這塊「硬骨頭」的時候，難免會讓古文字研究陷入瓶頸，這時候有哪些材料能夠提供靈感和啟發呢？郭永秉提到了一個叫做「三體石經」的東西（如下圖）。這個石經是在曹魏時期雕刻的，刻有《春秋》和《尚書》，還有部分《左傳》。其最大的特點是，上面的每一個字都對照著刻了三遍：古文、小篆、隸書。其中的「古文」字形十分珍貴，記錄了漢代一些學者對古文字的整理。因此，有人把「三體石經」叫作東方羅塞塔石碑。
「三體石經」
一些學者對這塊在漢字的演進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石碑做了總結性工作。五代、宋初，郭忠恕和夏竦分別編撰了《漢簡》（引用《三體石經》古文有122字）和《古文四聲韻》（引用石經古文亦達114字）。這是歷史上最後一次對古文字做大規模的總結工作，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
郭永秉說，一些既有意又有音的意音文字可以讓我們在沒有後代的文字與該古文字對應的情況下，根據一般的形聲規律去分析它。比如水旁、糸旁，一般是表意的偏旁（形符）。比如咅旁、工旁、皇旁，一般是表音的偏旁（義符）。但是非常規構字在古漢字中是非常多見的，有時會造成「測不準」。
比如「錦」與「棉」兩個字，「錦」是一個左聲右形的字，金旁是它的聲旁，帛旁是它的形旁。而「棉」就比較複雜了。古代只有絲棉，按理說應該是絞絲旁右邊一個帛，但後來從西域傳入了木棉，所以就把絞絲旁改成了木字旁，保留了右邊的帛，所以「棉」讀音同「綿」，是左形右聲字。
古文字釋定兩原則：字形和文例
古漢字應該如何釋定？對此，郭永秉現場介紹了兩個原則：字形和文例。字形的古今序列要能夠最大程度地完整解釋、串聯，這是本體性工作，是基礎；文例，即語言本身，也是證據鏈的一環，未識字在各個文例當中要都能明白地講通。所有的成功的古文字的考證，大多都貫穿了這兩方面的工作。
郭永秉舉了一個他曾經考釋的例子。當時在戰國文字裡有這樣一個字，大家都不認識。
要想釋定該字，首先是「看圖說話」。也就是使用第一原則：根據字形來判斷。這個字很像「叉腰」的動作，因此猜測這個字是「腰」字。
第二步是「定點」，即在文獻中找到這個未釋讀的字來明確其意思。比如在甲骨文中，「腰」通「夭」，意思是「早逝」。
在金文中，這個字恰好在《說文解字》裡有，是「旗子」的意思，此外在春秋時期的文獻中也能發現這個字。
郭永秉同時也提醒，古文字的認知，也有其偶然性。「關鍵性證據出現的早晚，對考釋文字的路徑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在沒有決定性的關鍵證據出現時認出古文字，靠的是先見之明。在決定性證據出現之後，很多字是不需要專門考釋的，除非一些字的結構還需要解釋。」
戰國竹書的大量發現，推動了「大規模識字」。改變了傳統認字的方式。但是，面對「可認的字都認完了，認不出的字也就認不出了」的窘境，目前的古文字研究該如何尋找出路？對此，郭永秉希望將古文字學徹底還原為工具，讓工具變得可得，回歸到語言、思想、歷史、文化、制度層面上。「除了認字之外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一方面做好與其他學科的對接，另一方面做好古文字學的普及工作，把我們的研究工作與提高大家對漢字的認知水平聯繫起來，這也是我認為專業研究人員所負有的一種重要責任。」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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