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影沒落人才何去何從（香港電影的沒落史）

2023-10-25 21:40:57 2

什麼是香港電影裡的「港味」

影片食神

我所理解的「港味」，就是電影《食神》裡史蒂芬·周炒的那碗叉燒飯。

趕工而做的生活日常，但卻是用了心的，讓人癲狂，卻又隱隱地讓人神傷。

儘管早早出現了好萊塢電影這樣的佛跳牆，但在很長時間內，它比不過這碗本土燒制的叉燒飯。

這碗港味是二十多年裡香港市民的最愛。

因為這碗叉燒飯裡，他們能品出自己的喜怒哀樂，失落與幻想。電影裡全部都是小人物的故事，小人物的夢想，或是有情飲水飽，或是一夜變富佬，或是寄寓鬼怪，善惡有報，或是縱情江湖快意恩仇。

一、「趕」出來的叉燒飯

在香港電影最繁榮的時候，每年要出三四百部電影，平均每天就有一部拍出來。祖籍四川的演員鄭裕玲，曾經一天趕過9個片場（劇組）拍戲，人稱「鄭九組」，龍套演員每年拍的戲更多；周星馳最火的那幾年，早上6點多起床，收工接近凌晨，每天工作18個小時；黃百鳴曾經用一個晚上寫出《開心鬼》的劇本，劉鎮偉20多天拍出《東成西就》救了王家衛的場，這些都被傳為香港神話。

這些電影拍得確實很趕，時間緊張得就像周星馳製作那碗叉燒飯。這些電影看起來也確實用不了多少成本，演員還都沒什麼「腔調」（格調）。但在這些電影裡，很少有創作人員和演員是敷衍的。因為競爭太厲害了，你不付出心思與態度，你就會被別人替代。不賣座的電影，可能上映幾個小時就被撤掉，從此默默無聞。

這種氛圍，不亞於一場「食神」比賽。你不得不趕，而又不得不用心。這些電影，每一部都寄託著主創和演員的歡笑與汗水。

這些趕製出來的電影，更加注重有創意的橋段和打鬥，還有近乎生活化的表演。這些電影不需要多深刻的思考，迎合了忙碌的觀眾在閒餘時間消遣娛樂的需要。

監獄風雲

周潤發在《監獄風雲》片場的休息間隙接受採訪：他已經連續三天沒有睡覺了，雖然很累，但他覺得這樣的工作令他感到愉快。

二、叉燒飯中的「人間煙火」

香港電影裡的「生活氣息」主要是體現在電影刻畫的人物、故事、場景和對白中。

這些電影，或有喜劇片，或有動作片，或為江湖傳奇，或為鬼怪故事，或是校園青春，或是社會險惡，歸根結底，大多是小人物的喜怒哀樂，寄託著香港平民對生活的感想與期望。

比如王晶的電影。王晶最得意的就是他曾是香港最多產最賣座的導演。他有兩個殺手鐧，一是「賭」，二是「追」。《賭神》、《賭聖》系列給人發橫財改變生活的憧憬，《精裝追女仔》系列，兜售窮小子追上意中人的夢想。

在《精裝追女仔》中，周潤發等人飾演的修車工和張曼玉等人飾演的窮女孩不約而同偽裝成富人去追求對方，最後經過種種誤解，終於接受彼此的真實身份而相愛。離奇的劇情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是不成立的，但生活化的場景道具、充滿俚語的對白、演員的表演風格都使這樣的愛情童話在搞笑的同時，不失真實和親切感。

香港電影從不吝於展現一些街道、樓宇、住宅的鏡頭，香港觀眾對之充滿認識甚至能感受到就在他們周圍；一些取景地如九龍城寨、廟街、皇后碼頭、深水埗等等這些，連外地觀眾也不乏印象。

香港電影的另一個重要符號是粵語對白。儘管我們看的許多港片經過國語配音後仍然保留了對白生活化的品質，但粵語裡面一些只有幾個字的俗語（不限於粗口）本來非常形象，但普通話需要一兩句話才能解釋得清，這部分在配音時被大量省略或另譯了。

重案組

1993年上映的《重案組》是最後一部在九龍城寨內取景的電影。九龍城寨這個香港電影中重要的符號，在同年被拆除，從此成為歷史。

三、不可替代的洋蔥

不管是土生土長的香港演員，還是北下的大陸演員，亦或是南上的華裔演員。在香港這塊土地上，都得慢慢打磨，才能變成璞玉。而當中一些佼佼者，其本身的演員特質，是從出生起就被薰陶出來的。這種偶像特質，就像叉燒飯中的洋蔥，是能讓人唏噓動情的核心材料。

我們看香港最受市場歡迎的「雙周一成」三位演員，他們都能把自己鮮明的小人物的特質反映到角色身上。周潤發出生在南丫島，10歲才搬到香港的貧民區；成龍是武行出生，從小挨打長大的；周星馳連演員培訓班都考不上，當了幾年的兒童節目主持人和電視演員才出道演電影。他們無一例外都經歷過跑龍套的歲月。

三人之中周潤發的戲路寬廣一點，但電影中的他無論是在《英雄本色》裡扮演落魄的江湖殺手，還是在《賭神》裡扮演失憶變傻的賭神，或是在《八星報喜》裡扮演GAY裡GAY氣的花花公子，都能從不同方面表達出小人物的氣質。「雙周一成」都是從社會底層爬上來的人物，他們自然散發的那種草根氣息和拼搏的氣質，不是現在養尊處優的小鮮肉們所能模仿來的。

這些明星在電影中塑造小人物神話的同時，自己在現實中也化作一種神話，這既是一種偶像崇拜，也是一種文化符號，不僅僅等同於今日的「追星」現象。

比如梅豔芳，家境貧寒的她自小就要登臺表演賺錢，19歲通過歌唱比賽出道，最後成為影音兩方面的巨星。可以說，香港的觀眾看著阿梅如何一步步從小人物變成大明星的。在過身後，她被稱為「香港的女兒」。

梅豔芳

梅豔芳在舞臺上說自己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把自己嫁出去，其實她早就嫁給了香港和全球的華人歌迷與影迷。

如上所述，這些被精心趕製出來的香港電影，在融合了本土化的語言、生活符號後，再添加上演員戲裡戲外的表演與氣質，散發出了一種屬於小人物的的「港味」，體現的是一種樂觀向上的草根精神。

為什麼現在很多港片都讓人覺得沒有「港味」了呢？

首先，是香港電影裡一些重要的符號消失了，而且這種符號缺乏替代品。

比如說九龍城寨，它為什麼能成為一種文化符號？因為它曾經是香港最負」盛名「的貧民窟，在這裡充斥著各種三教九流、底層亂象。它作為一種背景被展示出來，就隱性的表達出各種社會問題。比如在《省港旗兵》的後半段，九龍城寨就為警匪對峙、兄弟反目提供了一個相當緊張的空間環境。警察、渴望留下的小弟、有情有義的劫匪大哥『、安心做娼的舊情人，九龍城寨將這些人物襯託得真實且鮮活，最後也加重了這群省港旗兵的悲劇色彩。

在1997年的《香港製造》和2008的《天水圍的日與夜》中，導演也用了屋村和深水埗貧民樓來構造空間，但它們並未能化身成九龍城寨這樣形象的符號語言。

另外一個消失的符號是演員。香港演員在今天斷層的局面十分明顯。三十年前的老電影，我們看成龍、周星馳、周潤發、梁家輝、任達華、吳君如這些人，三十年後的新電影我們還是看他們。其中更有一些已經離世了，張、梅兩位大牌不說，還有像大傻成奎安、老道長午馬這樣的綠葉演員。

香港電影當真沒有本土氣質的接班人嗎？答案是有的。

但遺憾的是，出現了「豔照門」事件。

」豔照門「，整整毀了香港一代希望之星。謝霆鋒、張栢芝、陳冠希、TWINS。尤其是謝霆鋒和張栢芝，他們本是香港唯二的影帝、影后夫婦。他們本來擺脫了壞孩子的形象，年紀輕輕演技就獲得廣泛認可。但今天呢？一個成了傳說中脾氣暴躁的單身母親，一個心灰意冷無心電影事業開始低調做人。事件的另一位主角，說到做到徹底離開了電影圈。觀眾只有在觀看《狗咬狗》和《無間道》時才感嘆：啊，他原來是那麼有表演天分。

陳冠希

在《狗咬狗》中大部分時間裡都沉默的陳冠希，用他內斂的表演，表現了角色的孤獨痛苦與不馴。

其次，是觀影人群的變化。

是什麼導致了香港電影的繁榮？

不誇張的說，是一群女人，一群車衣女工。麥兜的媽媽，就是一位車衣女工。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製造業興起和繁榮，製衣就是其中重要一項，大量原本只能在家相夫教子的女人走進了工廠，成為賺錢養家的勞動力。當時車衣女工被認為是」一份可以做一世的好工「，許多女孩甚至小學畢業十三四歲就借身份證進工廠養家。儘管工作很苦很枯燥，但是女性有了消費能力以後，她們開始走進電影院，以此作為消遣。當年輕的女人走進電影院後，年輕的男人還能去哪裡呢？

這群文化程度不高的年輕人（沒有貶義），最容易接受的，就是不用思考逗人發笑的生活喜劇，而且他們主要的目的也是為了放鬆。所以，他們能吃得下「香港電影」這碗叉燒飯。

另一方面，由於艱苦的生活，他們對於電影中小人物的理解，對於樂觀向上的精神，更容易產生共情。生活經驗彌補了他們文化知識的不足，使他們更能理解這些電影的表達。

而今天，不只是香港的觀眾，包括大陸的觀眾，很多都是含著金鑰匙長大的，接受過高等的教育，他們對於電影視效的要求提高了，對於苦難的理解降低了。娛樂、刺激和」燒腦「成了更直接的需求，也難免投資方和創作人員把資金投向一些大片當中了。

有各種各樣的佛跳牆，喜歡叉燒飯的自然少了，何況是少了幾味調料的叉燒飯。

天水圍的日與夜

《天水圍的日與夜》劇照。在電影中，鮑起靜扮演的阿貴十四歲就進入工廠做學徒，先後資助了兩個弟弟上大學。在平淡生活中展現女人（小人物）的堅強和獨立，是許鞍華電影突出的主題之一，這是隱藏在種種外衣之後，」港味「的內涵。

再次，是電影市場中心地位的變化。

80、90年代的香港，正處於經濟騰飛的黃金時期，是整個東南亞的電影文化中心。在香港電影中，周圍地區都是附庸和落後的角色：菲傭「瑪利亞」、大陸來的「老表」、臺灣來的黑社會；儘管港片中的本港人也都是些市民小角色，卻個個樂觀向上，結局一團和氣。那時候的香港電影，充滿人間煙火氣。

隨著大陸經濟的高速發展，香港已經失去它作為華語電影市場中心的地位。原本香港的資金和人才很早就流向內地了。

在電影市場重心的轉變過程中，原本香港是有機會把重心留在本土，吸引大陸人才和資金流向香港發行電影的。但是香港電影人並沒有展現這種包容的態度，相反的，他們對於和大陸的合作，從一開始的高姿態，到轉變為防禦姿態，最後只剩下一小部分堅持本土創作，對外界呈現出一種抵抗姿態。

這一點不在此展開。因為如果香港電影以包容的心態去迎接內地影人，沒有粵語和其他束縛，那時候港味也可能會產生另一種變化。

只從目前看，「港味」變質了。

用許冠文2005年的話說：香港在成為「四小龍」之前，香港人沒錢，但是有情，他們很快樂；成為「四小龍」之後，香港人感情淡薄了，但是有錢，他們也很快樂；但是金融危機之後，香港人既沒有錢，也沒有情，於是他們不快樂了，不僅不快樂，而且很憤怒。

在香港人「憤怒」以後，更多香港電影人傾向拍攝反省港人港事的題材，試圖找出本港人的精神內涵。從《老港正傳》、《金雞》到《細路祥》再到去年的《老笠》，莫不如此。但年代越近，越發透出死氣沉沉的宿命感。在《香港製造》、《老笠》中，都有年輕人跳樓自殺的場景。在今年的電影《毒誡》中，本來是一個救贖的主題，但影片灰暗的基調卻讓人印象深刻。導演著力渲染了空間對人的束縛力。

同樣是生存在狹小的空間，以前的小市民樂觀、堅持，相信努力會有收穫；現在香港電影中的小市民，更多是感到悲觀、絕望，認為衝不破這樣的空間。

在這種心態下，他們緊縮身體，下意識的認為這樣更安全，表現出的自我意識更加強烈。個人認為這部分香港人對現狀存在這種矛盾心理：一方面認為空間限制了自己，一方面又蜷縮於這種空間當中，懷念過去甚於迎接新的未來。

但是，如果香港不能以更樂觀開放的心態，去包容和面對外部世界的變化，那麼我們，只能在老電影中緬懷曾經的香港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