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鼎歷史變遷（福鼎史話26溫麻舊地）

2023-10-17 15:49:09

東漢末年，群雄爭立。孫吳政權據有江東之後，大軍繼續南徵，於漢獻帝建安元年（196年），攻入福建，討平候官，把福建置於孫吳版圖之下。福建背山面海，造船航海為其所長，於是孫吳視福建為後方基地，把福建建成為吳國重要的水師基地，培育能徵善戰的水師隊伍，恃長江天險與曹魏相抗衡。因此，孫吳佔據福建之後，沿續漢景帝時代設立的典船校尉外，孫皓於天紀年間（277～280年）用類似「屯田」的方式，徵集當地工匠和勞力建立更大規模的造船基地——「溫麻船屯」。

據史書記載，當時溫麻船屯能用五塊巨大木板（或有五層舷板）製造海船，稱為「溫麻五會」。此外，還製造青桐大舡、鴨頭舡等名目繁多的各類船。多次率軍入閩的孫吳大將賀齊，「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幹櫓戈矛，葩瓜文書，弓弩矢箭，鹹取上材，蒙衝鬥艦之屬，望之若山。」就如左思《吳都賦》所寫：「宏舸連舳，巨艦接艫……篙工楫師，選自閩禺。」吳亡時晉將王濬繳獲吳國的舟船達五千餘艘，其中不少就是溫麻船屯製造的。

這個當年盛極一時的造船基地已湮沒於歷史的塵埃之中，但是它當年的地址到底在哪兒呢？隨著近年考古的發現，有人提出，其中心位於霞浦葛洪山腳下的古縣村一帶。以霞浦古縣村為中心，其覆蓋範圍包括如今福鼎沙埕港、晴川灣、裡山灣，霞浦福寧灣、東吾洋、三沙灣、覆鼎洋、官井洋，羅源、連江的鑑江灣、黃岐灣、定海灣等遼闊的海域，以及長溪、霍童溪等44條水道、17個河口。可以想見，其規模之大、實力之強。溫麻船屯無疑是當時吳國最大型的造船基地之一。（見繆品枚《溫麻船屯與溫麻縣》，載《寧德通訊》2010年第9期）

據說溫麻船屯在造船的同時也為吳國培養出大批優秀的海員。這些海員有的是當地土民，有的則是流放者和罪犯。三國時期，孫吳政權把福建作為安置謫徙（即流放罪犯）之所，據《吳錄》記載：孫皓「以諸父與和相連者及家屬皆徙東冶」。將與廢太子孫和有關係的宗室家族都遷徙到福建來。左丞相陸凱，多次犯顏忤旨，死後，家屬被徙於建安。徙於建安的，還有降魏的吳將徐紹的家屬。孫皓時，中書令張尚因論彈琴事得罪了皇帝，後羅織他別的一些罪名，把他投入監獄，送到建安造船。會稽太守郭誕「與人非論國政，送付建安作船」。這些送到建安造船的謫徙之人，是最早閩東移民的一部分。

朱維幹教授在《福建史稿》的《中州人民入閩》這一章裡說中原漢族早期入閩的情況，說到古錢幣出土的事情，他說抗日期間，邵武和福州都有五銖錢發現，解放後，在崇安漢代遺址中多次發現五銖錢，又在一個窯藏中發現數十斤。福建發現五銖錢，意味著什麼呢？他說，崇安的分水關，據浙贛入閩門戶，建陽為閩北山區走廊，早期中州人民入閩，必然要先到這裡，所以崇、建有漢代五銖出土，不足為奇。

無獨有偶，1982年8月間，我市硤門畲族鄉東稼洋農民周仁榕在他的住宅附近建糞窖時挖出一堆古錢。經整理，有「漢半兩」錢一枚，「五銖錢」4枚，新莽錢「貨泉」一枚，還有唐錢3種、宋錢37種、元錢一種，另有前蜀、西夏、西遼、北遼、金國的鑄錢各一種，總數約27000多枚。從這批古錢幣的價值來看，他幾乎突出了我國貨幣史上幾個重要的錢幣變革的線索：首先是漢仍秦制，初行「漢半兩」，至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始改行「五銖錢」。當時五銖錢共分四品（即依據幣面文字的字體和錢孔大小而定為四個類型），同時並行。而這次硤門出土的4枚五銖錢，恰恰是四品齊全，實為難得；其次，「漢半兩」錢雖僅有一枚，但據省博物館專家鑑定，認為是當時福建全省範圍內最先出土的一枚，彌足珍貴。

福鼎地處閩東北，也是福建最早接受中原文化輻射的前沿，情況大抵與朱教授所說的閩北一帶相似。幾枚五銖錢，便與東南海澨一小塊地方，與中原的文明發展聯繫在一起了！

晉太康三年（282年），在溫麻船屯的基礎上設立了溫麻縣，管轄範圍大致與溫麻船屯相當。溫麻縣當時所屬的對外貿易港口，據志書記載有：赤岸、三都、三沙、秦川等處。而我們發現古錢幣的硤門東稼洋，是福鼎硤門的一個自然村，就處在秦川灣畔，也與三沙近在咫尺。有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兩晉時期特別是西晉末年以後，才有可能吸引大批的中州人民（包括世家豪族），南遷入閩，掀起了全面開發福建的高潮。福建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單就經濟發展情況看，大量北方漢人入閩，帶來中原地區的封建生產關係，和福建本地居民一起，促使福建經濟的封建化進程。他們或者聚族而居，墾闢田地，或者由佃客、部曲[1]從事各種生產，促進了福建私人大土地私有制的發展。除了農業發展外，手工業、商業也得到發展。當時商業活動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海上貿易活躍。南朝梁末，地方豪強陳寶應盤據晉安，當時江浙饑荒，會稽災情尤為嚴重，陳寶應派兵乘機從海道劫掠臨安、永嘉、會稽、餘姚、諸暨等郡縣，同時又運穀米到災區做生意，換取布帛等物，發了大財。那時，福建和浙江、江蘇等沿海地區經常有海上船隻往來，進行商品貿易活動。

1964年的福鼎沿海船隊傅克忠攝

到了公元750年間，福建成為海上對外貿易的國際通道，沿海港口北起溫麻、臺灣、福州，南迄泉州，都成為對外貿易的商業基地。宋人吳自牧《夢梁錄》記載：「夷商凡在福建泉州港停泊者，嘗將商品轉運到臺（臺灣）溫（溫麻）福（福州）一帶買賣。」可知在宋代福建的社會經濟，特別是沿海地區的經濟狀況，已開始由封閉型的農業經濟，向開發型的商業經濟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