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麼養家餬口（告別餬口經濟）

2023-10-19 18:18:52 2

用什麼養家餬口?作者：徐浩（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於用什麼養家餬口?我們一起去了解並探討一下這個問題吧!

用什麼養家餬口

作者：徐浩（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摘要：告別餬口經濟意味著解決了溫飽問題。歐洲何時告別餬口經濟?說法各異，值得進一步辨析。現有研究表明，歐洲各國從餬口到溫飽的轉變時間不同。許多因素影響了這一轉變過程的早晚快慢，但主要因素還是食品的供求關係。中世紀歐洲農業進步總的來說是緩慢的，難以承受人口快速增長的巨大壓力。較早開始低出生率的國家擺脫了人口與資源的周期性循環，在中世紀農業緩慢增長的條件下率先改善了生活水平；而那些農業發展相對遲緩和人口增長較快的國家，則延續傳統的人口-資源模式，生活水平缺乏根本變化。

食品支出佔消費支出的比重是衡量一個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標誌。在歷史長河中，人類絕大多數時間處於餬口經濟狀況，收入所得僅能維持基本生存。告別餬口經濟意味著解決了溫飽問題。歐洲在世界上最早完成了從餬口向溫飽的轉變，但它們何時告別了餬口經濟，史學家給出了不同的答案。19世紀以來，經濟史學家開始關注生活水平問題。在此基礎上，20世紀早期以來史學家認識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並不適用於現代社會。如阿貝爾所說，「（在1798年馬爾薩斯出版《人口原理》）半個世紀後，這些預言（包括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李嘉圖的土地邊際收益遞減理論）已被證明是錯誤的」。他認為，馬爾薩斯的兩階段循環假設只適用於19世紀中葉以前的農業社會，此後的工業社會中工資增長明顯快於生活資料價格，歐洲徹底擺脫了兩階段的「馬爾薩斯循環」。稍後的史學家進一步認為，19世紀初歐洲主要國家已經超越了馬爾薩斯的兩階段循環模式。例如，新人口論者E.勒華拉杜裡將英國和法國深陷「農業類型的馬爾薩斯災難的可怕循環之中」的最後時間分別確定在17世紀晚期和18世紀，即至遲18世紀初和19世紀初英國、法國先後擺脫了「馬爾薩斯循環」，亦即英法兩國分別在工業革命開始前或者工業革命期間告別了餬口經濟。

晚近以來的更多研究將英國從餬口向溫飽轉變時間上溯到18世紀以前。1965年，拉斯勒特發表「英國農民還忍飢挨餓嗎？——前工業時期英國人的饑荒與瘟疫」一文，探究近代早期英國人是否仍遭受年鑑學派史學家古貝爾的《博韋與博韋人》一書所反映的同時代法國人那樣的苦難。他認為，儘管英國的狀況遠非田園牧歌般美好，甚至在16世紀90年代還發生了連年歉收，但死亡率較高的周期性傳染病主要是流行病而非食品供應危機所致。換言之，16—17世紀的英國農民已經不再忍飢挨餓。受此啟發，1998年，戴爾在「中世紀英國農民真的忍飢挨餓嗎？」一文中提出，如果說自己的研究所表明的中世紀早期和中期英國農民仍缺少食品和飲料，以及拉斯勒特有關近代早期英國人並不存在食品危機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麼英國歷史上的這一重要轉折點發生在14世紀，1375年或許是一個關鍵節點，它開始了食品便宜和充足的新時代。從此以後，英國農民不再忍飢挨餓，由飢餓導致的死亡率徹底結束。而且，從此開始，英國人用於非食品消費的開支日益增加，毛紡織品等商品市場穩步擴大，這一切都表明中世紀晚期英國告別了餬口經濟，進入溫飽階段。

以上論述提出了中世紀歐洲究竟是否告別了餬口經濟、哪些因素影響了它們在中世紀完成從餬口向溫飽轉變等重要問題。應該說，中世紀歐洲是否告別餬口經濟，受制於生產、分配、災荒、瘟疫以及戰亂等多種因素。有鑑於此，筆者擬分別從人口數量、農業生產和食品價格的變化幾個方面，考察中世紀歐洲的食品供求關係，藉此回答中世紀歐洲是否告別了餬口經濟以及原因何在等問題。

一、人口變化同中有異

人口意味著需求，而需求多少是由人口數量決定的。龐茲認為，中世紀歐洲人口史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中世紀早期人口下降或保持穩定；10或11世紀至13世紀末是人口增長時期；14—15世紀先是人口下降，然後出現波動，直到15世紀晚期才開始出現上升趨勢。在上述三個階段中，中世紀早期文獻史料最為匱乏，導致史學家出現嚴重誤判。以往認為中世紀早期歐洲人口一直是下降的。拉塞爾曾主張，中世紀早期歐洲連續遭受鼠疫（指查士丁尼鼠疫，發生在6—7世紀的地中海盆地和西歐）、阿拉伯人擴張、匈牙利人和北歐人入侵，導致連續幾個世紀人口大量減少，因而「543—950年代表著自早期羅馬帝國以來歐洲人口的最低點」。

不過，拉塞爾的觀點後來發生了變化，認為中世紀早期人口至少經歷了三次增長過程。第一次發生在500年之後的半個世紀中，「複雜的歐洲—地中海區域的各個部分似乎都經歷了人口的緩慢增長」。第二次人口增長「從650年到700年，整個歐洲的人口有相當數量的增長，也許增加了三分之一」。至800年，「由於鼠疫帶來人口稀少的好處，又使歐洲人口恢復到鼠疫前的水平，在大陸中部和北部地區還可能有所超過」。第三次人口增長發生在9世紀和10世紀上半葉，由於北歐海盜威脅著歐洲的北部，而匈牙利人威脅東部，因而此次人口增長數量在許多地方十分有限，「只有在很少幾個地方（伊比利亞半島、英格蘭、也許還有中歐）看起來增加了許多人口」。據此，拉塞爾修正後的觀點主張，受鼠疫影響，中世紀早期歐洲人口最低點出現在7世紀上半葉，此後人口開始緩慢增長。500年、650年和1000年，義大利人口分別為400萬、250萬和500萬，法蘭西—低地國家人口分別為500萬、300萬和600萬，不列顛列島人口分別為50萬、50萬（鼠疫在不列顛爆發於7世紀下半葉）和200萬，德意志—斯堪地那維亞人口分別為350萬、200萬和400萬。可見，1000年時歐洲所有國家的人口數量都超過500年，其中不列顛島增長4倍。

如果說中世紀早期人口是在波動中增長的，那麼10或11世紀以來，歐洲就進入了人口持續增長時期。人口增長最明顯的證據來自英國（英格蘭），在《末日審判書》（1086年）和《人頭稅報告》（1377年）期間，英國人口增加3倍。不過，由於上述史料都是徵稅檔案，學者們在將納稅人口轉換為總人口時使用的修正值（包括家庭人口係數、持有地代表1戶或1戶以上、未成年人口比例、逃稅人口比例、人口峰值時間和死亡率等）不同，導致估計結果差距較大。拉塞爾認為，該時期英國人口快速增長，從1086年的110萬上升到黑死病前的370萬，但他的估計通常被認為過低。波斯坦認為，《末日審判書》時英國人口為200萬—300萬。依據《人頭稅報告》，黑死病前英國人口數量最高為600萬—800萬之間。米勒和哈徹估計，1086年英國人口175萬—225萬。根據1377年《人頭稅報告》估計總人口為250萬—300萬。以此為基礎，加上黑死病造成的40%—50%的死亡率，1347年英國人口為500萬—600萬。考慮到拉塞爾的估計偏低，波斯坦的估計偏高，因而米勒和哈徹的數據可能更準確地反映了黑死病前英國人口數量。

中世紀中期歐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口增長通常不會超過3倍。阿貝爾認為，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國家人口在12—13世紀也迅速增長。8世紀晚期，丹麥人口僅有55萬，1000年達到85萬，黑死病前大約為150萬。包括德意志東部和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北部這些12—14世紀的新墾區在內，11世紀末至14世紀中期歐洲各國總人口可以相當肯定地說增加了3倍。按照1794年的領土面積計算，1100年法國總人口大約為620萬，1346年為1760萬，增長2.8倍。此外，歐洲南部，如義大利北部在黑死病前人口增長3倍，其中1150—1200年到1300年增加最快。不過，義大利北部的人口增長速度快於義大利平均值。1000年義大利人口為500萬，1340年達到1000萬，增長2倍。由此可見，中世紀中期歐洲大陸人口增長2—3倍。

中世紀歐洲人口增長過程在13世紀晚期、最遲在14世紀初已經結束。在中世紀中期人口增長較快的英國，從14世紀初開始物價、地租下降和工資上升，表明13世紀晚期英國人口已經開始下降，揭開了所謂的14世紀上半葉危機的序幕。在不足半個世紀中，前所未有的天災連續發生。14世紀早期西北歐人口遭受了「大饑荒」（Great Famine或Great Hunger）的打擊，饑荒在許多地區持續了7年（1315—1322年），受災範圍非常廣泛。「大饑荒」主要是氣候異常導致的。1300—1850年人類氣候進入了長達5個半世紀的小冰河期。從1310年開始，一個普遍溫度較低的小冰河期一直延續到1500年以後，在歐洲北部和普羅旺斯那樣的高原地區產生的後果是明顯的。在14世紀的第二個10年，漫長的嚴冬、多雨的夏季、冰雹和洪水泛濫導致饑荒，它的持續時間、嚴重程度和影響範圍遠遠超過全部有記錄的更早的饑饉。這次史無前例的「大饑荒」在1309—1311年始於德意志南部、中部和西部，在某種程度上被英國的幾次好收成所打斷，然後再次爆發和傳播。1315—1317年，受「大饑荒」折磨的地區包括英國、法國、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各國、比利時、荷蘭、萊茵蘭、威斯特伐利亞、德意志南部諸邦、勃鑄登堡和深入俄羅斯的波羅的海沿岸地區。

「大饑荒」及隨後發生的瘟疫（斑疹傷寒等）導致中世紀中期人口學趨勢出現反轉。「在整個西北歐，1315年、1316年和1317年是氣候反常和嚴重災荒的年份，隨後又發生了瘟疫。這種災荒—瘟疫的相繼發生必定使人口大量減少，在年輕人高死亡率的情況下人口下降會維持好幾代人，最遲到14世紀二三十年代為止，中世紀中期人口快速擴張最終結束。」「大饑荒」的死亡率沒有整體估計，只能參考個別城市的數據。在某些佛蘭德爾城市，帳簿記錄了市議會埋葬貧困居民的開支。1316年5月1日—11月1日，伊普爾（Ypres）城舉辦了2794場葬禮，然而1310年該市總人口僅有2萬—2.5萬。這就是說，死亡率超過該市人口總數的10%，而實際死亡率可能更高。按照10%的死亡率計算，歐洲在「大饑荒」中死亡300萬人。

比「大饑荒」更可怕的災難是1347—1352年爆發的黑死病（Black Death，因患者皮膚上的黑斑得名）。鼠疫來自中亞，從東向西傳入歐洲，所有國家幾乎無一倖免。編年史家稱之為「大死亡」（the Great Death），表明了此次鼠疫的死亡率之高。「在許多國家，這次人口下降比數字所顯示的要大，因為在更為稠密的居住區，諸如義大利、法國、英國和低地國家，它們所遭受的損失在25%—33%之間。相對來說，人口稀少的居住區維斯杜拉河以東遭受損失較小，而且很快就恢復了。」實際上，「大饑荒」和黑死病對14世紀上半葉的英國造成的死亡率比上述提到的更高。戴爾認為，英國不同地區「大饑荒」死亡率為10%—15%，而黑死病的死亡率比「大饑荒」還要高出數倍。農民大量死亡，在被統計的人群中從40%到70%不等。1348—1349年死亡率的合理估計是英國高達50%。

14世紀上半葉爆發的「大饑荒」和黑死病還只是中世紀晚期歐洲人口大量減少的開始，此後饑荒和瘟疫輪番出現。龐茲指出，中世紀最後兩個世紀，史料中提到的大雨、溼冷的夏天和嚴重水災等惡劣天氣越來越頻繁，表明至少在西北歐，氣候災難事實上比之前多，也更加嚴重。此外，黑死病像中世紀早期的鼠疫一樣持續了一個多世紀，不定期地發生。1363—1366年的鼠疫發生範圍很廣，而1374年、1383年和1389年及以後發生的鼠疫則更具地方性。可以說，中世紀晚期鼠疫的幽靈在歐洲上空徘徊遊蕩，直到15世紀晚期才暫告結束。總的來說，中世紀晚期歐洲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率不亞於黑死病。拉塞爾認為，1347—1351年的黑死病致使人口損失25%，1385年又損失20%。15世紀中葉前，在某些地方人口達到最低點之前又損失餘下人口的百分之幾。直到15世紀中葉，歐洲人口才停止下降。拉塞爾製作了一張中世紀歐洲不同地區和國家的人口變化表，其中包括黑死病前後的人口數據，顯示出1450年歐洲各地人口數量均明顯少於1340年。其中，1450年，南歐人口合計僅有1900萬，比1340年的2500萬減少24%；西歐和中歐人口為2250萬，比1340年的3550萬減少37%；英國人口為300萬，比1340年的500萬減少40%。上述數據說明，在此期間各地死亡率存在較大差別，南歐不足四分之一，西歐和中歐超過三分之一，英國死亡率最高。

既然1450年前後歐洲人口下降達到谷底，那麼何時恢復到黑死病前的水平？以往認為英國和大陸國家人口恢復是同步的。阿貝爾認為，15世紀結束時歐洲大部分國家人口可能再次增長。法國人口在百年戰爭結束和宗教戰爭（1562—1598年，即胡格諾戰爭）開始期間經歷了大幅度增長，1470—1564年出生人數增加3—6倍。15世紀最後25年至16世紀末德國人口增長十分迅速，1520—1600年人口增長率平均為0.55%，其中1520—1530年曾達到0.71%。1570—1600年英國人口的年增長率達到0.56%。有鑑於此，經過兩三代，英國可以從15世紀上半葉的人口谷底恢復或逼近黑死病前的水平。16世紀上半葉尼德蘭和比利時人口只有少量增長，16世紀下半葉後增長加快，至1650年人口比1500年增加1倍。義大利人口在16世紀大約為900萬，未達到黑死病前水平。15世紀低於該數量，可能為700萬—800萬。有學者甚至認為，人口恢復在中世紀晚期已經完成，「15世紀，整個歐洲逐漸得到恢復：到這個世紀末期，幾乎每一個地區的人口總數都恢復到1300年的水平」。

然而，進一步研究表明，歐洲各國人口恢復到黑死病前水平的過程存在很大差異，其中法國人口恢復最早和最快。勒華拉杜裡（又譯「勒魯瓦·拉迪裡」）主張，在1450—1560年間，法國人口可能翻了一番，換言之，恢復到黑死病前的水平。對於英國人口恢復時間，早期經濟史學家如羅傑斯、萊韋特、克拉潘和科斯敏斯基等由於對黑死病的死亡率和人口下降的持續時間估計不足，認為儘管黑死病中斷了中世紀中期人口上升過程，但人口下降並未持續很長時間。中世紀結束前，人口又恢復到之前的最高水平。實際上，英國人口恢復到黑死病前水平既不是在中世紀，也不是在16世紀，而是在工業革命以後，大大晚於法國和其他主要國家。據哈徹估計，1400年英國人口只有200萬—250萬（相當於《末日審判書》時期的水平），以後並沒有多大增長，1500年仍然如此。工業革命開始後人口才快速增長，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中提到18世紀末英國人口為700萬。裡格利估計1800年達到860萬，即剛剛超過波斯坦估計的黑死病前英國人口的上限。

中世紀晚期英國人口長期下降原因何在？以往被歸咎為鼠疫的高死亡率。有學者認為，中世紀晚期英國人口生育率已經很高，無法進一步增加，因而在高死亡率情況下生育率的小幅變化對人口增長不會帶來任何重要影響。例如，哈徹認為，中世紀晚期女性在青春期或臨近青春期年齡結婚，不能通過更早結婚提高出生率。發明近代早期「歐洲婚姻模式」概念的哈伊納爾也主張，14世紀晚期的英國仍然恪守「非歐洲婚姻類型"（a pattern of non-European marriage），因為來自1377年的《人頭稅報告》的證據表明女性早婚，60%—70%的14歲以上女性已經結婚。有鑑於此，中世紀晚期英國人口下降不是由於低出生率，而是更高的死亡率。不過，晚近以來某些學者質疑這種觀點。例如，英國史密斯沒有將中世紀晚期英國的勞動力短缺完全歸咎於1350—1530年的所謂「細菌的黃金時代」。在他看來，多因素特別是逃稅和因貧困免稅可能減少了《人頭稅報告》中未婚婦女的數量，導致14歲以上已婚婦女在60%以下，表明中世紀晚期已轉變為歐洲特徵的婚姻類型。這一轉變的原因在於，大量年輕女性因在青春期和青年階段擔任「生命周期僕人」而晚婚晚育，結果減少了生育率。與史密斯觀點類似的還有戴爾。他認為，1348年前和1348—1540年英國人口數量低迷的主要原因不是高死亡率，而是低出生率。低出生率緣於城鄉各階層的年輕人從十幾歲開始直到二十幾歲都要外出做「生命周期僕人」，所以他們的平均初婚年齡從22歲推遲到26歲。晚婚使得婦女生育期縮短，生育孩子的數量減少，從而導致人口出生率較低。此外，獨身者佔有較大比例也是導致人口數量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實行「生命周期僕人」制度與英國高死亡率造成的僱工工資快速升高密切相關。習慣於僱用僱工的家庭為減少工資支出，使用成本更低的年輕人代替成年僱工，甚至其中不乏自己的兒女。鑑於《人頭稅報告》中廣泛存在著「生命周期僕人」，那麼這意味著中世紀晚期英國的人口出生率已經開始先於其他歐洲國家下降了。

二、消費驅動下的農業進步

加洛林王朝以來，歐洲的經濟重心從地中海盆地轉移到西北歐平原。中世紀早期和中期人口快速增長，迫切需要生產大量穀物。西北歐地區以往一直被森林覆蓋，中世紀早期和中期掀起大規模的墾荒運動，使這一地區成為歐洲主要穀物種植區。新墾區需要因地制宜發明一套適合西北歐地區的農業生產技術，學者們通常將這套形成於中世紀早期、普及於中世紀中期的新式農業技術體系的發明與推廣稱之為「中世紀農業革命」。由於中世紀農業革命的技術發明和推廣歷經了幾個世紀，而學者們對技術發明和普及的內容又各有側重，致使有關中世紀農業革命的時間存在幾種不同看法。杜比最早使用「中世紀農業革命」概念。1954年，他發表「中世紀農業革命」一文，認為中世紀農業革命開始於8世紀末，興盛於950—1050年。它最早發生於羅亞爾河和萊茵河之間地區，主要標誌有以下三點：一是大量使用自然（水力和風力）和動物（11—12世紀馬和牛成為牽引工具）能源作為輔助動力；二是鐵的廣泛使用，9—12世紀高盧北部出現輪式犁（重犁）；三是三圃制（春播地、冬播地和休耕地）的推廣，一年兩熟製得到普及。後來，他又將中世紀農業革命的時間進行了調整，集中於11—12世紀。

懷特則認為，西北歐農業技術全部產生在中世紀早期，6—8世紀末歐洲歷史上頭等重要的大事是發明了一種適合於北方土地的嶄新的農業耕作制度。隨著新制度各種要素的出現，集合成一個耕作的新模式，然後加以推廣。「它被證明是人力操作的最富有生產能力的耕種方法，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到了查理曼大帝時代，它的影響是把歐洲文化中心從地中海沿岸轉移到廣闊的北方平原，並從此一直保持到現在。」懷特將適合於西北歐的農業耕作制度的發明稱作「中世紀早期農業革命」，主要內容包括重犁、敞田制、農業與畜牧業新的結合、三圃制、現代挽具、釘馬蹄鐵以及車前橫木等一系列的技術進步與普及。不過，他也承認，9世紀北歐海盜的蹂躪，10世紀早期馬扎爾人（匈牙利人）的掠奪，使其效果不能進一步發揮，一直到10世紀後期都是如此。隨著以上入侵的結束，「到1100年時，出現一個農業繁榮區域，這個區域橫跨北歐，從大西洋直到第聶伯河。大約在1050年寫成於南德意志地區的一首奇妙的拉丁文詩歌裡給我們偶爾閃現了一幅粗略的、但在過去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充滿無窮生氣和巨大生產力的農業社會圖景。那個社會就是發生在過去五百年裡農業革命的產物」。

阿德裡安·維爾哈斯特則將中世紀農業革命推遲到13世紀。他在反思了以往中世紀農業革命的研究後認為，杜比和懷特將收穫比例和農業技術作為11—12世紀乃至中世紀早期前半段西北歐農業革命的證據經不起檢驗。從收穫比例上講，與杜比、懷特和大部分中世紀史學家的觀點相反，他認為，13世紀前歐洲穀物產量沒有較大提高，更遑論農業革命了。與此同時，農業技術產生於中世紀早期前半段並推廣於11—12世紀的觀點也存在可議之處。例如，挽具和重犁都出現於羅馬帝國，而不是中世紀早期前半段。它們在中世紀並未得到普及，而13世紀以來無輪輕犁卻在英國和歐洲大陸得到傳播，一直使用到近代早期。不僅如此，馬匹和重犁在中世紀農業中使用的研究也表明，它們與三圃制傳播之間很少像某些史學家所設想的那樣存在著直接聯繫（例如，在中世紀英國，牛是主要挽力）。他將三圃制傳播尤其是技術突破作為中世紀農業革命的聚焦點。從傳播來講，加洛林王朝時期法國北部的幾個大地產已實行了三圃制，但這種做法實屬例外。直到11—12世紀，在人口壓力下，西北歐許多地區的村莊土地才推行敞田制，包括佛蘭德爾、毗鄰現代法國和比利時邊界的瓦隆地區（Walloon regions）、法國北部、尼德蘭東北部和德意志西北部等。最晚在12世紀和13世紀早期，新墾區也併入敞田制之中。在某些地區，強制性的三圃制在大約同一時期代替了以前存在的自願性三圃制。三圃制與二圃制相比，休耕地和公共放牧權減少，牲畜及其糞肥供給下降，容易導致地力下降和收穫比例減少，亟需技術上有所突破。13世紀中葉起，某些地方的輪作規則開始變化。13世紀下半葉，兼作飼料的豌豆、大豆和野豌豆等豆科植物，為城市毛紡織業提供染料的靛藍和茜草等工業原料作物，與夏糧一起被種植在耕地以及休耕地上，表明了在城市經濟影響下集約化農業的發展。飼料作物種植引起的畜牧業擴大，使牲畜存欄量大幅度增加。儘管休耕地和公共放牧權減少了，但集約化農業帶來的更多肥料的供給增加了保持土壤肥力的可能性。有鑑於此，如果說農業革命的概念用於哪個地區是正確的，那麼這個地區肯定是13世紀人口稠密的城市化的西北歐。

13世紀晚期特別是14世紀，西北歐農業又出現新變化，佛蘭德爾和英國等通過減少休耕地的辦法使農業生產更加集約化。這種做法得益於中世紀晚期特殊的經濟環境。由於人口減少，消費升級，穀物價格低迷，而畜產品和工業原材料作物的價格卻保持穩定。有鑑於此，農場主嘗試新的農業種植方法，將更多耕地用來種植飼料作物，或者在一段時間內將耕地轉變為草地，用以飼養更多牲畜。更多的肥料供給有利於改善耕地肥力，提高收穫比例，或者種植比穀物需要更多肥料的工業原材料作物。大約從14世紀開始，這些新農業制度在佛蘭德爾被首次提到。具體做法主要有：一是延長休耕時間，耕地休耕不再每隔3年進行一次，而是延長至每隔4年、5年或6年。這種集約化農業的最早記錄出現在1328年，法屬佛蘭德爾的卡塞爾西北部的布爾堡（Bourbourg）有10.5公頃土地種植了小麥、豌豆、大豆和飼料作物，沒有提到休耕地。二是耕地在使用一段時間後在未來若干年轉變為牧場，在佛蘭德爾該過程一般為6年或更多為9年，一年種植冬季穀物，一年種植春季作物，一年休耕，然後3—6年變為牧場。第一個已知從耕地變為牧場的例證是1323年根特（Ghent）城外南部的土地進行了輪換種植。1368年根特附近的聖皮特阿爾斯特（St Pieterter Aalst），1372年阿爾斯特附近的萊德（Lede），都實行了這種種植方法。這種新農業方法通過種植豆科飼料作物增加土壤中的氮肥含量，促進畜牧業發展。類似的做法稍晚時亦見於英國。坎貝爾認為，在東盎格利亞這個英格蘭農業最先進的地區，也經歷了類似於低地國家延長休耕時間那樣的農業進一步集約化的過程，從而提高了穀物產量。

比較中世紀歐洲穀物產量變化的便捷方法是收穫比例（yield，即種子與收穫的比例），這方面的材料主要來自莊園自營地直接經營留下的財產清冊、莊園帳簿等地產檔案。最早的莊園檔案出現在加洛林王朝時期。據巴斯統計，810年法國北部4個王室地產的財產清單顯示，這裡已實行三圃制，種植的作物包括斯佩爾小麥、小麥、黑麥、大麥、燕麥、大豆和豌豆等，但其中只提供了部分作物的播種量。據此，可以得出這部分穀物的收穫比例：裡爾附近的安娜佩斯（Annappes）莊園的收穫比例為斯佩爾小麥720:2040莫迪（modii，等於六分之一蒲式耳），小麥60:160，大麥1100:2900；杜埃附近的維特裡（Vitry）莊園的收穫比例為大麥600:1900；西索安（Cysoing）莊園的收穫比例為斯佩爾小麥120:360，黑麥100:260，大麥300:750；索梅因（Somain）莊園的收穫比例大麥為400:1200。其中有些收穫比例為1:3，通常為1:2.6至1:3.17，但某些數據差別較大。杜比認為巴斯的上述解讀是錯誤的，810年安娜佩斯莊園扣除種子後的剩餘部分不足收穫量的一半，斯佩爾小麥為46%，小麥為40%，大麥為38%。換言之，產量分別為1:1.8，1:1.7，該年該莊園的黑麥沒有任何剩餘。其他莊園的收穫比例也是如此。例如，西索安莊園的斯佩爾小麥為1}2，黑麥為1}1. 6；維特裡、西索安和索梅因莊園的大麥分別為1:2.2、1:1.5和1:2。不過，杜比認為，該年為歉收年份，至少不如上一年的收成多，因為倉庫裡還有上一年收穫保存下來的大量大麥和斯佩爾小麥。其他史料表明，在中世紀早期農業中大麥的收穫比例在1:1.6和1:2.2之間絕非屬於例外情況。換言之，巴斯估計9世紀穀物收穫比例大約為1:3，杜比則傾向於1:2。

12—14世紀歐洲大陸平均收穫量有所提高。12世紀中葉，克呂尼修道院的調查員走訪了6個莊園，對它們冬季作物的播種和收穫進行了評估，其中也包括前述的安娜佩斯莊園。結果發現，各莊園的收穫比例差別較大。其中，一個農場收穫為種子的6倍，在另一個農場黑麥達到1:5，小麥1：4，最後4個莊園黑麥和小麥分別為1:2和1:2.5。由此，收穫比例從9世紀的1:2上升到12世紀的1:3。這種進步絕非微不足道，因為當收穫比例從1:2上升到1:3時，收穫中用於消費的那個部分就會增加1倍。13世紀和14世紀上半葉收穫比例繼續上升。當然，不同區域的收穫比例差距極大。例如，14世紀開始，法國西北部（即法屬佛蘭德爾）的阿圖瓦（Artois）和蒂埃裡迪瑞肯（Thierry d' Hirecon）的小麥收穫比例有時超過1:15，平均達到1:8，燕麥1:6。在羅克圖瓦爾（Roquetoire），1319年小麥的收穫比例為1:7.5，1321年為1:11.6。在戈耐（Gosnay），1333年小麥收穫比例為1:11，1335年為1:15。在巴黎地區的梅維爾的聖丹尼斯修道院的地產上，小麥的收穫比例平均達到1:8。同一時期在整個普羅旺斯省的阿爾卑斯山區，莊園自營地的小麥收穫比例為1:3至1:4，某些小山村甚至跌倒加洛林王朝時期的水平，但城市附近的某些家庭農場施肥較多，收穫比例可達1:6或1:7。類似的地方還有普羅旺斯和土魯斯等地，小麥收穫比例在15世紀前夕從未超過1:3.2。應該說，較高和較低的收穫比例都不具有代表性。正如杜比指出的，1300年前後，歐洲大部分農場主期望的收穫比例為1:3或1:4，他們幾乎不能有更多的期望。

英國的農書和莊園帳簿（manorialaccounts）留下了大量中世紀中晚期的收穫比例數據。一般認為，農書記載的收穫比例高於莊園帳簿中的數據。根據13世紀農書，大麥的收穫比例為1:8，黑麥為1:7，蠶豆和豌豆為1:6，小麥為1:5，燕麥為1:4。而實際上，上述數據高於平均收穫比例，後者通常為小麥1:4，大麥1:3.5，燕麥1：3，黑麥1:5.5。即使加上在地裡扣除的什一稅，小麥的平均收穫比例也只有1:4.4，大麥為1:4，燕麥為1:3.3，黑麥為1:6.1，仍低於農書作者提出的預期數據。甚至更長時期的平均收穫比例數據也是如此，1200—1450年溫切斯特主教地產小麥的平均收穫比例為1—3.8，大麥的收穫比例與小麥相同，燕麥僅為1:2.4。據此，13世紀所有穀物的平均收穫比例可能在1:4左右，通常不足1:5。

在14世紀晚期和15世紀早期，大部分英國莊園自營地已經放棄直接經營，只有個別教會地產繼續直接經營。就時間跨度之長而言，溫切斯特主教地產檔案在英國絕無僅有，因而當仁不讓地成為比較中世紀中期和晚期收穫比例數據最理想的史料，這也是自貝弗裡奇以來許多史學家經常使用其研究糧食產量的主要原因。貝弗裡奇依據溫切斯特主教地產的收穫比例數據主張，與中世紀中期相比，中世紀晚期種子的生產率（即收穫比例）略有上升，土地的生產率（即單位面積產量）則沒有明顯上升甚或減少，「總的印象是穩定和停滯，幾乎沒有跡象表明在農業方法上的實質性的進步，以及某些學者所發現的在中世紀晚期土壤肥力的下降」。

與貝弗裡奇的觀點相反，波斯坦則認為：「實際情況是，以出版的統計數字為標準，該主教土地的實際產量也在下降，這可能使得其他更少特權的耕種者的土地產量下降得更多。」波斯坦所說的其他更少特權的耕種者指的是普通農民，他們落後的生產條件使得其份地上的穀物產量無疑低於自營地。具體來說，「如果在13世紀初，在溫切斯特大主教的領地上所有作物的平均收入大約是種子的4倍，而這個世紀末是3—4倍，那麼，在他的佃農的土地上的產量，一定低於3—4倍」。此外，波斯坦還認為，儘管中世紀晚期人口壓力消失了，但地力衰竭和收益遞減現象仍無法自愈（self-cure）。因為，舊的土地肥力消耗殆盡，沒有新的土地可供開墾以替代這些失去肥力的土地，即土地無法做到所謂的「新陳代謝」（metabolism），所以中世紀晚期耕地面積和農作物產量一併下降。他甚至假設說，如果13世紀溫切斯特各莊園的穀物產量減少一半或三分之二，那麼中世紀晚期將降至每英畝3—4蒲式耳或種子播種量的1.25—1.75倍。在這種收穫水平上，土地即使按照中世紀的標準也不值得耕種。

法默通過對中世紀晚期溫切斯特主教地產的穀物產量的研究，基本否認了波斯坦的觀點。他論述說，截至1350年，溫切斯特主教地產上仍有50個莊園直接經營自營地。14世紀結束時，除了6個莊園外，其他42個莊園的自營地仍然直接經營。直到15世紀40年代，直接經營自營地的莊園才減少到12個以下。因此，溫切斯特主教轄區的財稅卷宗（Pipe Rolls）成為說明黑死病後一個世紀英國南部農作物產量的最好史料。法默在考察了1325—1453年溫切斯特主教地產各莊園穀物生產率後，結合蒂託對1209—1349年該地產的相關研究成果，認為大部分小麥的收穫比例在緊接著黑死病之後那些年份減少、恢復，然後又在15世紀早期輕微下降。黑死病前大麥和燕麥的收穫比例總體呈下降趨勢，黑死病後這兩種農作物的產量顯著提高。

晚近以來，坎貝爾對莊園自營地農業產量的研究證明了人口密度有助於農業集約化的觀點，無論中世紀中期還是晚期莫不如此。他論證說，與溫切斯特主教地產集中所在的漢普郡等南部地區相比，以諾福克和倫敦周圍各郡為代表的英國東部和東南部等人口更稠密地區的農業產量更高。由此，人口壓力不僅不一定導致地力耗竭和產量下降，而且還可能通過集約化增加土地的單位面積產量。此外，什一稅的徵稅記錄也表明，某些農民土地的產量甚至高於自營地，因此波斯坦的有關判斷是片面的。不僅如此，而且中世紀結束時英國已經躋身於歐洲農業先進行列。

三、價格史中的食品供求關係

中世紀歐洲長期存在價格紀錄的食品包括穀物和牲畜，可以在各個時期進行比較。穀物主要用於製作麵包、麥片粥、麥酒和飼料。牲畜則有多方面用途國。例如，豬肉主要用於食肉，公牛作為挽畜，母牛（COWS）可以繁殖公牛和供給乳製品，羊的價值主要在於羊毛，可以作為服裝面料。牲畜原皮可以製革，失去經濟價值的公牛、母牛和羊可以食用。馬可以用作挽畜、拉車和騎行等，但鮮有食用。

中世紀早期歐洲大陸的蠻族法典、國王救令以及稅收記錄等史料中留下了零星的價格數據。杜哈德認為，中世紀早期商品價格主要受到人口和自然因素變化的影響，而這兩種因素所影響的商品價格波動幅度卻相差懸殊。耕地、房屋、布匹和武器的供需隨著人口規模的變化而增減。但是，由於9世紀前歐洲人口數量沒有任何明顯變化，因此，可以確定，這些商品的價格在中世紀早期的前幾個世紀大致保持相同水平。牛和馬似乎也屬於此類商品，它們的價格相對穩定。由於價格穩定，因此牲畜和武器曾作為司法罰金。《利普裡安法典》規定，1頭公牛價格為2索裡達，1匹長角母牛為3索裡達，1匹馬為12索裡達等。儘管中世紀早期人口變化不大，但其他因素可以導致物價上升，例如出口會引起呢布和毛皮（fur）價格上漲0 9世紀法蘭克王國的呢布和毛皮出口西班牙導致價格上漲，808年國王在法令集中固定了呢布和毛皮的價格。除此之外，其他商品價格則對自然因素的影響表現得極其敏感，在豐收（此即所謂的熟荒）或歉收影響下，價格上漲，迫使人們花掉積蓄，因而中世紀早期的歐洲文獻充斥著對小麥、葡萄酒和水果價格的關注。在食品短缺年份，穀物、葡萄酒和麵包的價格可以合法地上漲6倍，806年就是如此。829年食品短缺，這些商品的定價（fixedprices）比806年上漲4倍。吉拉德和其他幾位學者研究表明，9世紀下半葉，穀物和葡萄酒的價格與牲畜相比明顯上漲。868年，桑斯（Sens）的小麥價格比829年高出5—8倍，924年比868年高出3—5倍。每當食品供不應求、價格高企時，為了保護窮人，法國教俗統治者採取救濟措施平抑物價。例如，國王以低於市場一半的價格出售其自營地產品，修道院則要求修道士按照低於其他生產者的價格出售自己的產品。此外，當食品短缺時，政府禁止出口食品或其他商品，國王命令其封臣在自己的農民吃飽前不得出售領地的產品等。中世紀早期日耳曼人農業落後，穀物生產難以滿足人口需求，導致食品價格頻繁上漲。對中世紀早期歐洲飲食的研究也表明，食品消費水平在證據上相互矛盾，總的結論是供給不能滿足消費需要。

直到盎格魯—撒克遜末期，英國才見到相關的價格記錄，主要集中在牲畜價格方面。10—11世紀英國牲畜價格一般是穩定的，12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也是如此。威塞克斯國王艾阿爾斯坦（AthelStan，924—940年）的第六法典《倫敦主教和市長法令》（Ordinance of the Bishops and Reeves of London）規定，1頭公牛價格為30便士，1頭母牛為20便士，1頭豬為10便士，1頭羊為5便士。這些價格在後來兩個世紀沒有明顯變化。《末日審判書》中1頭公牛價格為30和24便士。12世紀20年代中期，彼得伯勒修道院的瑟爾比莊園（Thurlby）的1頭公牛價格僅為2先令（24便士），低於10世紀。但同期在卡丁頓的聖保羅莊園的公牛價格為1頭3先令（36便士），1135年調查的拉姆齊修道院的大部分莊園也是如此。至12世紀末，拉姆齊修道院的公牛價格為1頭4先令（48便士），但其他地方也存在更低的公牛價格。可見，牲畜價格在一個多世紀基本保持穩定。此外，主要記錄為王室莊園採購牲畜和為軍隊採購穀物的財務署捲筒案卷（the Exchequer Pipe Rolls）提供了更加準確的採購時間與價格紀錄。1165—1166年和1181—1182年購買的大多數公牛的價格為3先令（36便士），但此後直到1188—1189年大部分公牛每頭在4—5先令。12世紀90年代公牛價格降至每頭3—4先令，在財務署捲筒案卷中僅有一次超過後來的數據。如果1180年的臨時漲價忽略不計，那麼1000—1200年的價格上漲不超過50%，並且主要發生在12世紀下半葉。與此同時，財務署捲筒案卷也表明穀物價格相對穩定，儘管1175—1176年的小麥價格高出1168—1169年的4倍，但在連續兩個豐收年後，小麥價格幾乎回落到更早年份的較低水平，即1薩姆（summ，相當於後來的夸特）小麥價格為1先令多。

波斯坦認為，12世紀下半葉的穀物和牲畜價格較為穩定和低廉。1165年，王室經紀人購買的小麥每夸特（1夸特相當於中世紀人的年均口糧，可烤制400英磅麵包）1先令9.5便士，1172年和1174年上漲，1178年和1184年又大致恢復到1165年的水平，維持在每夸特1先令7便士至1先令10便士之間。牲畜價格的趨勢同樣穩定，除了1182—1184年的3年間價格上漲到1頭4先令2便士外，1192年前公牛價格通常為1頭3先令。羊價波動更大，但也長時期保持穩定。12世紀第一個20年，1頭羊價格為4便士，12世紀80年代上漲到6便士，直到12世紀末沒有變化。豬價更加穩定，12世紀一直是1頭1先令。由此可見，10—12世紀，牲畜和食品價格長期保持穩定，表明食品供給和人口需求基本同步，災荒年導致的物價上漲的頻率似乎也較中世紀早期明顯減少。應該說，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墾荒運動和中世紀農業革命對此功不可沒。墾荒運動擴大了耕地面積。在此基礎上，農業進步的作用則是多方面的：一是有助於12世紀中葉穀物收穫比例從9世紀的1:2上升到1:3，提高50%；二是三圃制將休耕地從二分之一減少到三分之一，提高了每年耕種比例；三是三圃制下每年在不同時間收穫兩次穀物，降低了絕收風險。

中世紀歐洲物價快速上漲始於12世紀晚期到13世紀。為了分享價格上漲的紅利，12世紀晚期以來英國莊園自營地放棄出租，改為集中經營，莊園帳簿留下了連續和豐富的穀物、羊毛和牲畜的價格記錄。13世紀人口快速增長，收穫比例增加相對較慢，導致食品價格上升，因而12世紀末在許多方面成為中世紀價格史的轉折點。貝弗裡奇將這個時期的價格變化稱為「中世紀價格革命」。從12—13世紀之交開始，所有農產品價格明顯和突然上漲。12世紀90年代後期小麥價格為1夸特1先令9便士，但在1199—1203年超過3先令6便士，上漲2倍。同一時期，公牛價格在1199年前的幾十年為1頭4先令，1201—1210年升至7先令。羊價同一時期也上漲2倍，從1199年前的1隻4或6便士上漲到13世紀第一個10年的10便士以上。豬價亦如是。1213世紀之交豬價上了一個臺階，在13世紀和14世紀初沒有變化。據此，中世紀中期穀物和牲畜價格上漲2倍（公牛實際上漲不到2倍）。

晚近以來學者們傾向於認為，中世紀中期歐洲食品價格上升的開始時間更晚，漲幅更大。法默認為，中世紀中期歐洲價格上漲始於13世紀初。13世紀的頭幾年所有商品價格都經歷了劇烈變化。1202—1203年英國國王購買小麥的價格比1175—1176年這個高物價年份上漲2倍。兩年後約翰王的郡守購買1頭公牛要花10先令，比1182—1183年這一12世紀物價最高年份（當時公牛價格應為每頭5先令）上漲2倍，3倍於12世紀90年代的價格。儘管1205年約翰王重鑄貨幣時價格出現輕微下降，但從未恢復到12世紀水平，並且1205年後價格重新上漲。13世紀10年代，溫切斯特主教地產購買1頭公牛花費7先令，13世紀30—50年代，公牛的價格為每頭9先令。13世紀70年代，來自幾個地產的莊園的1頭公牛均價為12先令6便士，13世紀80—90年代公牛價格略有下降。14世紀開始，公牛價格再次上升，14世紀第一個10年，1頭公牛價格將近13先令，14世紀10年代上漲到16先令。14世紀20年代價格有所下降，此後較為穩定。1330—1331年和1355—1356年期間，公牛價格始終在每頭12—13先令。其他大牲畜的價格與公牛價格的升降緊密保持一致。此外，穀物價格隨年成有所波動，但長期趨勢基本相似。1180—1330年，穀物價格上漲4—5倍，漲幅和猛烈程度堪與16世紀的價格革命相提並論。對於工資勞動者來說，中世紀中期和16世紀價格革命的後果同樣嚴重。直到黑死病爆發20年以後，農業僱工和建築工人的工資才趕上早些時候的價格上漲。法默的研究表明，中世紀中期英國牲畜價格上漲超過3倍，穀物價格上漲4—5倍，後者肯定超過了人口的增長，食品供求關係十分緊張。

13世紀歐洲大陸沒有同期英國那樣詳實和多樣化的價格史料，因而對食品價格長期趨勢的分析近乎猜測。不過，中世紀中期歐洲大陸價格上漲速度通常情況下低於英國。厄舍認為，1202年，法國阿爾比地區34克銀購買1塞蒂爾（seder，約為12蒲式耳）小麥。此後，小麥價格波動較大，許多年份價格甚至低於1202年的價格。「大饑荒」和黑死病時期價格奇高。1塞蒂爾小麥的價格，1313年為113克銀，1315年為201克銀，1350年為109克銀，1351年為165克銀。除去價格較低和較高年份，1301—1325年小麥平均價格上漲到64克銀，比1個世紀前上漲近1倍。布瓦證實，巴黎地區的穀物價格在1284—1303年按照巴黎蘇（Parisian soul）計算翻了一番，1320—1342年期間上漲幅度更高。阿貝爾認為，12、13世紀，德意志和義大利北部的穀物價格同樣正在變得日益昂貴。

中世紀中期歐洲各國物價都經歷了不同幅度的上漲，表明人口增長不同程度地快於收穫比例。儘管中世紀早中期以來各國的墾荒運動擴大了耕地面積，中世紀中期收穫比例比早期增加二分之一，三圃制的推廣有助於增加土地使用率和降低絕收風險，但總的來說仍不能滿足不斷增加的總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需要，物價高企便是證明。

中世紀晚期歐洲食品價格經歷了相反運動。貝弗裡奇依據9個溫切斯特主教莊園的記載以及羅傑斯的研究結果認為，與1300—1350年相比，中世紀晚期英國穀物價格整體上說趨於下降，但小麥價格仍基本保持穩定，大麥、燕麥和黑麥價格明顯下降，牲畜和鹽的價格則全部超過1300—1350年的價格水平。

中世紀晚期歐洲大陸的價格趨勢與英國大致是一致的，但不同的是前者的證據缺乏連續性，且主要集中於穀物價格。阿貝爾認為，14世紀的一系列好收成預兆了15世紀長期的價格下降。1375年夏天炎熱乾燥，穀物和水果獲得連續14年未有的好收成。1375年阿爾薩斯的豐收導致供過於求，隨後的豐收年又接踵而至，導致穀物價格下跌。1375年4月紐倫堡黑麥價格從每100公斤74克銀降至1376年的33克銀。據奧格斯堡編年史記載，1382—1383年冬德意志穀物價格低廉。1395年麵包師傅開始烤製法尋（貨幣單位，在英國相當於四分之一便士）麵包，因為1便士的麵包一個人吃不完。阿爾薩斯編年史作者也認為，這種情況前所未有。15世紀的到來也沒有阻止穀物價格的下降，其中只有幾次價格上揚。如果以25年計算，這些短期的價格波動幾乎是覺察不到的，15世紀下半期西歐和中歐的穀物價格達到最低點。可以說，中世紀晚期穀物價格下降在歐洲大陸各國沒有例外。

人口減少和食品價格下降是馬爾薩斯人口兩階段循環中的第二階段，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生育率不久將再次提高。不過，由於英國實行「生命周期僕人」制度，降低了生育率，因而人口沒有像傳統社會那樣很快從第二階段恢復到第一階段。14—18世紀，英國一直處在人口的低壓狀態，農業生產緩慢進步，佔人口近一半的僱工的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在名義工資上升和食品價格下降的雙重作用下，中世紀晚期尤其是15世紀農業僱工和建築工人的實際工資快速增長。中世紀晚期食物價格變化較大，從14世紀60年代購買1個消費品購物籃（shopping basketof consumables）高達44先令19便士，到15世紀50年代低至25先令49便士。在14世紀五六十年代，農業僱工和建築工人購買消費品購物籃所需要的勞動單位分別上升到24.5個和32.5個。不過，14世紀70年代以後，農業僱工和建築工人的工資購買力迅速改善。農業僱工購買消費品購物籃所需要的勞動單位在14世紀70年代降為19個，15世紀10年代為16個，15世紀40年代為12個。建築工人在14世紀70年代購買消費品購物籃需要27工作單位，15世紀10、40和70年代則分別為21、14和13個。法默認為，鑑於農業僱工勞動的臨時性和間斷性，建築工人生活水平的改善被低估了。15世紀被羅傑斯譽為農業僱工的「黃金時代」，農業僱工的實際工資的領先地位一直保持到1880年。作為中世紀社會底層的農業僱工的生活水平的改善表明，中世紀晚期以來英國在歐洲各國中率先告別了餬口經濟。

上述論述是否符合歷史實際？當時人的看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佐證筆者的結論。15世紀英國王座法庭首席大法官約翰·福蒂斯丘爵士曾在英國玫瑰戰爭期間在法國流亡7年（1463—1470年），親身感受到英國農民生活水平明顯超過法國農民。正如他在此期間撰寫的《英格蘭法律禮讚》這一小冊子中所對比的那樣，法國農民遭受的苦難並非無足道也，「他們每天喝涼水，除了重大節日，不能嘗到別的飲品。他們穿著麻袋片一般的帆布鬥篷或者短褐。他們不用羊毛線，除非那最廉價的，並且只用在鬥篷下的襯衫上。他們不穿長筒襪，除非那不過膝蓋的，腿的剩餘部分裸露在外。他們的女人光著腳，除非是在節日裡。男人、女人都不吃肉，除非是鹹豬油，他們就往他們喝的湯裡放進一星兒點。他們不品嘗別的肉，不論是烤的還是煮熟的，除非偶爾有為貴族和商人宰殺的動物的頭和下水」。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普通英國人相對富足的生活：「他們不是喝白水，除非有時出於虔誠或是懺悔之心而戒絕別的飲料。他們吃充足的各種肉和魚，那在他們的土地上並不稀罕。他們穿著上等的羊毛布料，每一個房間都有闊氣的寢具（這也是羊毛做成，就如別的陳設那樣），並富有家居物品和耕用器具，富有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這和他們的門第所享有的安寧幸福生活相稱。」儘管福蒂斯丘在此旨在對比英法兩國不同性質政體的實際效果，難免褒英貶法，以偏概全，但兩國普通人生活水平存在著明顯差距，這恐怕是不爭的事實。

告別餬口經濟意味著徹底擺脫大部分收入僅夠維持生存的貧困狀態，進入食品支出在消費支出中減少的溫飽階段。告別餬口經濟，歸根到底，既是消費如何拉動生產，也是生產如何滿足消費的問題。中世紀早期至12世紀晚期，消費成功拉動了生產。主要表現為伴隨人口上升，西北歐掀起墾荒運動和農業革命，穀物收穫比例從1:2提高到1:3，牲畜和食品價格保持穩定。13世紀人口快速增長，需求擴大，農業革命得到普及，平均收穫比例從1:3增長到1:4。但此次消費沒有成功拉動生產，或者說生產沒有完全滿足需求，導致物價增長倍數接近16世紀的價格革命，生活水平出現下降。14世紀上半葉爆發「大饑荒」、黑死病以及其他瘟疫，造成14、15世紀上半葉人口銳減，需求減少，穀物價格下降，工資上升。此後，歐洲出現了不同的人口學趨勢。15世紀晚期至16世紀，法國和義大利等人口恢復到以前水平，繼續遵循著傳統的兩階段循環的人口學模式。英國在黑死病後城鄉各階層已經廣

泛實行「生命周期僕人」制度，導致年輕人晚婚晚育，人口出生率下降，在工業革命前一直沒有恢復到黑死病前水平，避免了重複馬爾薩斯的兩階段循環。不僅如此，而且在人口減少形勢下，英國追隨佛蘭德爾實行減少休耕的集約化農業，大力種植飼料作物和工業原材料作物，穀物平均收穫比例達到1:7，躋身於歐洲農業的先進行列。中世紀晚期特別是15世紀和16世紀上半期，英國食品價格低廉，鄉村毛紡織業異軍突起，消費結構發生重要變化。有鑑於此，中世紀晚期英國率先告別餬口經濟和解決了溫飽問題，其他國家則要等到近代早期。中世紀晚期英國人在告別餬口經濟後將越來越多的支出用於紡織品、住房等其他消費甚至投資，為工業革命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在歐洲率先啟動工業革命，也絕非偶然。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歐洲文明進程研究」（12&ZD185）子課題「生活水平卷」）

來源： 《史學月刊》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