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城牆保留現狀（重慶古城四次築城的由來）

2023-10-21 05:07:35 2

重慶簡稱「渝」，別稱江城，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從巴國建立，至今有三千年的歷史。重慶城市發展的歷史經歷了秦張儀、蜀漢李嚴、南宋彭大雅、明戴鼎4次大規模的築城，最終形成老重慶城開埠前的城市發展主要格局，如下圖所示。

重慶城市發展的歷史，經歷了兩個有聯繫又有區別的發展過程：一個是由城寨到城市的城市化過程，在此過程中，經歷了秦張儀、蜀漢李嚴、南宋彭大雅、明戴鼎4次大規模的築城，城市由沿江向跨江發展，初步奠定了今天重慶城市的格局。另一個是城市的近代化過程，始於光緒十七年（1891年）開埠，後經抗日戰爭的戰時首都、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西南區域中心城市的建設，重慶城由跨江向組團發展，城市空間格局最終形成。通過這兩個過程的發展，重慶的城市功能日臻完善，城市文明日益發達，城市的作用和地位日益重要。今天，我們就介紹重慶第一個城市化演變的過程。

第一次築城儀城江州

重慶城位於嘉陵江和長江匯合處，三面環水一如半島，形似秋葉一片，有詩云：「葉片浮沉巴子國，雙江襟帶浮圖關」，正說出了重慶城市的位置和形狀。

重慶城始於周武王帶領巴人滅紂時，封姬姓子「巴」，為巴子國。國都先定在枳（今涪陵），後遷移到江州（今渝中區），成為了巴國的都城。《水經注》：江州縣，故巴子之都也。但巴國是什麼時候建都江州的，史書沒有記載，我們也無從考究。建都江州時，城是否只有柵欄圍起來的寨子，還是否築有城牆（土牆），史書也沒有記載，更無考古發現。不過可以肯定地說，當年江州有城。春秋戰國時期，一個「國」的大小就是以「城」來計量的，「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輸送（例如戰敗國割城給戰勝國）就是以「城」為單位的。巴蔓子求楚國出兵平息內亂，就曾「許以三城」。江州位於巴國腹地，又做過都城，沒有「城」是不可想像的。不過，那時江州即使築城，肯定也很小。

▲張儀劇照

周慎靚王五年（公元前316），秦惠王遣張儀和司馬錯伐巴蜀，「執王以歸」。張儀是戰國時著名的縱橫家，此時還擔任著秦國丞相。滅掉巴國後，他深知江州的重要性，立即下令築城，史稱「儀城江州」。於是，重慶城才真的有了可考可證之「城」。張儀築城距今已經兩千多年，其遺址已無可考。

據相關專家統計，關於江州的位置，史學界有5種不同的說法，一是一直在江北說，二是秦在半島，漢在江北說，三是秦漢半島江北雙城說，四是秦和西漢在半島，東漢在江北說，五是張儀築城在半島說。所以目前關於這個時期的城池說法，更多地參考了《華陽國志∙巴志》《水經注》等時間較早的古籍來解讀，許多學者認為那是的材料可行度要高，也有部分學者根據江北和渝中發掘的秦到南北朝時期的墓葬分布和結合相關文獻做了一些推理，所以現在需要將這段築城史說清楚，還需要大量的史料和考古來支撐。

第二次築李嚴大城

三國時期，蜀漢不僅面臨北面的曹魏威脅，也面臨東面的孫吳威脅。對曹魏，諸葛亮採取以攻為守的策略；對孫吳，則只能講和而取守勢。孫吳要攻蜀，只有溯長江而上。地處夔門的江關當然重要，劉備伐吳失敗，陸遜攻蜀勢如破竹，但也只能打到瞿塘峽外，看著劉備在白帝城託孤而興嘆。

蜀漢建興四年（226年），都護李嚴在江州「更城大城，周回十六裡，欲穿城後山，自汶江（今長江）通水入巴江（今嘉陵江），使城為州（洲），以求五郡置巴州……造蒼龍、白虎門，別郡縣，倉皆有城」。這是見於記載的最早的重慶城市規模數據，按照最新的換算，可知當時城圍約在6640米，裡面有郡城、縣城、倉城三個小城。由於李嚴所築的城為大城，所以李嚴以前的城圍應該比這個數據小。這個城的範圍南線為今朝天門至南紀門，北線從現小什字沿現新華路延伸到較場口一帶，即今下半城，面積約在3.5平方公裡。同時，李嚴還打算挖斷城後的佛圖關，讓江州形成孤島，這可能是李嚴帶有自己的政治私心，也是便於和諸葛亮分庭抗禮。

李嚴的築城計劃上奏到朝廷，並得到了批准，但諸葛亮發現李嚴的私心後，就將其調離江州，後貶為庶人。再後來，鄧芝督領江州，竟然把州治從江州城搬到銅鑼峽（今唐家沱附近），可能也是為消除劉禪和朝廷大臣們的的猜疑吧？

李嚴築城後的上千年時間裡，江州曾更名為荊州、楚州、巴州、渝州，恭州，直到更名為重慶，這期間郡治、州治都是屬於下等郡、州和下等縣，直到南宋，重慶的地位才開始上升，期間都沒有築城的記載。雖然如此，重慶畢竟是「城」，畢竟是郡治、州治的所在地，歷朝歷代可能對前朝留下來的城牆城樓都進行過補修，可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可能是「拆東牆補西牆」，但是不可能看到前朝的城牆城樓損壞崩塌而不聞不問，而袖手旁觀。這樣的修補工程各個城市都有，因而史書上就不必記載或沒有記載。

第三次彭大雅搶築重慶城

宋代隨著巴郡（渝州）的政治地位不斷提高，且區域的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州府城工商業的日益繁榮，渝州（重慶府）從以政治、軍事為中心的城，向以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為中心的城市發展，原已喪失的政治、軍事功能逐漸回歸。

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年），夔州路提點刑獄司由萬州（今萬州區）移駐渝州；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升恭州為重慶府；嘉熙三年（1239年），在重慶府置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司；淳祐二年（1242年），移四川安撫制置使司於重慶府，次年又命四川制置使餘玠兼四川總領財賦、夔州路轉運使，將四川的政治、軍事、財政、司法等主要機構都集中到重慶，重慶憑藉其經濟實力再次成為四川的大都會和川東地區的軍政經濟中心。

▲南宋

交通地位的提升，宋代「川峽四路」對外交通仍以水路為主。長江、岷江水系，嘉陵江、涪江、渠江水系仍是當時四川水路的交通動脈，商品的流通也是通過水路，重慶府正處在長江和嘉陵江交匯處，促使其經濟地位的提升，也帶來了政治地位的提升。

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元軍大舉侵宋，攻破成都，宋軍只得退守川東川南。川東若失，元軍就可以順長江而下，滅掉南宋。在此險惡的形勢下，南宋嘉熙二年（1238），彭大雅出任四川制置副使兼重慶知府。

嘉熙三年（1239年）夏，蒙古軍大舉進攻東川地區，彭大雅在應付蒙古按竺邇部的進攻之後，毅然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披荊棘，冒矢石」，搶築重慶城防。彭大雅親自「披荊棘，冒矢石」搶築重慶城，在部屬反對，朝廷猜疑，政敵攻擊的情況下，終於在嘉熙四年（1240年）完成了這一工程。重慶城修建完畢，彭大雅令人在四門立石，上刻：「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為蜀根本」。

這是重慶歷史上的第三次築城，就是為了防務上的需要，修築城牆，其西線由李嚴舊城的半島山脊線的大梁子移至今臨江門、通遠門一線，山脊線以北的大片緩平地帶和原城西的制高點（今自來水廠水池區）已築入城內，其城範圍已較李嚴舊城擴大近2倍，城圍大約在7000米左右，城內面積約4平方公裡，初步奠定了明清重慶城的大致範圍。有人說宋代渝州城可能仍是夯土城，也有人認為可能是石城，故才有記載戴鼎「因舊址築石城」。

第四次戴鼎築城十七門

南宋滅亡後，整個元代都沒有重築過重慶城，甚至對彭大雅所築的重慶城也可能沒有進行過修補。不過，元代很短命。從南宋景炎三年（1278）守城宋軍都統趙安背著四川制置使、重慶知府張珏開城投降，到元至正十七年（1357）明玉珍攻下重慶，元蒙佔據重慶不足80年。經過宋末戰亂，重慶及其附近人口稀少，沒有修整重慶城，似乎也正常。

明玉珍攻下重慶不久，被部下擁立為帝，建立大夏國。明玉珍在位不過幾年，當時戰亂頻仍，大夏國財政困難，他又十分體恤民情，也不可能對重慶城進行整修。

▲朝天門

明洪武四年（1371年）湯和打下重慶，繼續西徵，留下戴鼎守城。可能是湯和有過囑咐，作為重慶衛指揮使的戴鼎立即大興土木，壘石築城。這是重慶歷史上有記載的第四大規模築城。戴鼎所築之城，其規模和範圍與彭大雅所築之城基本一致，相差不大，很可能就是修復、加固和完善，當然也修建了不少新的設施，特別是改建和新建了十七座城門。

《明太祖高皇帝實錄》中記載道，洪武六年（1373）十一月癸卯：「改重慶守御千戶所為重慶衛。初，巴縣王立保作亂，稱應天大將軍，燒佛圖關，犯通遠、南紀二門，千戶左輔擊走之。至是，立衛治，命指揮戴鼎守之。」

按此記載，在平定王立保之亂後，戴鼎才出任改設的重慶衛指揮，而在其築城前就已經有了通遠門、南紀門的城門，這說明彭大雅至戴鼎之間，重慶城已經有了較大的變化。說明戴鼎「因舊址砌石城」是在餘玠加固補築重慶城的基礎上修建的。設置了17座城門，九開八閉。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城牆的長度為7722米。這就是重慶歷史上的第四次大規模築城。

戴鼎所築重慶城後，經歷明末清初幾十年的戰火。楊應龍叛亂，奢崇明叛亂，張獻忠入川，李自成餘部與清軍在重慶城及附近的拉鋸戰等，幾十年的戰亂，使重慶城人口驟降。既沒有新築，也不可能大規模修補重慶城。這期間，因戰爭，戴鼎所築的重慶城肯定受到了一些毀損。清康熙元年（1662），重慶被清軍佔領後，四川總督李國英下令補築城牆，修補長度達6公裡。也就是說，李國英修補的城牆，佔到了戴鼎所築城牆的77%以上。李國英不僅僅是修補，而是加固，有的地方增修半人高的護牆，有的地方增修城牆上的垛口，有的地方甚至還抬高了城牆。哪裡來的人修築這些城牆？重慶城本身的人口因為戰爭就減少了不少，修築城牆估計還是動用了大量的軍人來修築，就如一九四九年後修築成渝鐵路一樣動用了3萬多軍隊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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