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歷史感悟（西安事變與民族命運）
2023-09-13 16:43:28 2
西安事變，又稱「雙十二事變」，是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為了勸諫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西安發動兵諫的歷史事件，是中國近現代史、中華民國史、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的特大歷史事件，因其影響著中華民族的命運與中國近代社會發展進程而倍受學者的關注。西安事變80年來，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研究成果纍纍，已經達到非常高的水準。但隨著西安事變史料的不斷發現與整理，西安事變研究環境的改觀，人們研究視野的擴大，西安事變研究仍然具有較大的空間。為了讓讀者了解新視野下的西安事變，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近現代史教授張華騰，對西安事變的爆發原因、醞釀與實施、和平解決及對民族命運的影響等幾個方面進行解讀。
蔣介石「安內攘外」激發事變
西安事變爆發的原因很多，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中外矛盾激化的結果。臺灣及海外學者大都認為，釀成西安事變的主要因素，是中共倡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陸學者也有持這一觀點的。筆者認為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果而不是因，因為有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才有為打敗日寇凝聚全國抗戰力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西安事變爆發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瘋狂侵略。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東三省淪陷，接下來「一·二八」事變和華北事變，熱河淪陷，華北危機，中華民族空前的危機促使中華民族的空前覺醒。稍有民族心的中國人無不把抗日視作最大的政治、迫切需要解決的第一大問題。時任陝西省主席兼第17路軍總指揮的楊虎城在「九一八」事變之後5日即9月23日，就通電全國一致抗日：「應請我政府嚴重抗議，促速撤兵，昭告全球，制裁強暴。尤祈我舉國上下，一致團結，共御外侮。」從此之後，楊虎城無論是在任何時間、任何場合、任何公務活動，演講、命令、訓詞、書信、通電等沒有不要求抗日或為抗日準備的。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和對中國的猖狂侵略，西安事變是不會發生的。西安事變爆發當日，張學良、楊虎城在發布的通電中就非常清晰地指出：「東北淪亡，時逾五載，國權凌夷，疆土日蹙。淞滬協定，屈辱於前。塘沽、何梅協定，繼之於後。凡屬國人，無不痛心。」
西安事變爆發的直接原因，是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與具有強烈愛國主義精神的地方政治精英張學良、楊虎城等在如何抗日衛國戰略方面的根本分歧。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奉行「安內攘外」的既定方針，即先將反政府的中共武裝力量予以「剿滅」，然後再抗戰，為此不惜對日本的侵略一再妥協退讓，而集中優勢兵力「圍剿」中共力量。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以後的數年間到西安事變前一直堅持如此政策（儘管也曾與中共秘密接觸），他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場景多次強調他的這一政策，並將這種政策與國家統一聯繫起來。如面對「九一八」事變以後民眾抗日情緒的不斷高漲，蔣介石表示：「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故今日之對外，無論用軍事方式解決，或用外交方式解決，皆非先求國內統一不能為功。」直至西安事變前的一段時間內，蔣介石仍然堅持這一既定國策。1936年10月，蔣介石在解決了兩廣事變之後，親自督率大軍數十萬兵臨陝西，對陝北紅軍準備進行最後的「清剿」。10月22日，蔣介石在張學良、楊虎城的陪同下在西安王曲軍官訓練團對學員講話。他說：「當前在我們身邊的主要敵人是共產黨，我們應該集中力量消滅他們；至於日本，是遠在千裡之外的敵人，我們將來要打。假如現在我們不集中力量打眼前的主要敵人，而大喊大叫要打幾千裡外的敵人，那是違反我的『安內攘外』的政策，違反這個政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他。」
實施兵諫華清池捉蔣
在蔣介石進駐洛陽、西安的一個多月的時間之內，張學良、楊虎城曾經7次勸說蔣介石放棄「剿滅」陝北紅軍計劃，聯合紅軍共同抗日；蔣介石則頑固堅持其「剿共」主張，違背全國公意，一意孤行，沒有絲毫之改變，且對張學良、楊虎城的勸諫，一次一次地痛批，一次比一次嚴厲。
西安事變之後張學良曾在對東北軍總部全體職員的訓詞中，講述事變前自己的心態、思想變化及準備施行的幾個辦法：因與蔣介石的政策不和，蔣要「剿共」，自己要聯合中共抗戰，謀不合則想辦法解脫。第一種辦法，與蔣告別，自己脫離蔣介石，辭職出走；第二種辦法，對蔣介石作最後的諍諫，促使蔣改變自己的誤國政策；第三種辦法，採取非常行動，施行類似「兵諫」的辦法。張學良、楊虎城並非一開始就要發動西安事變，只是在苦心諫諍無效後不得不採取兵諫的形式。
12月10日，張學良、楊虎城勸說蔣介石聯合中共共同抗日無效，被迫確定實行兵諫。「11日，下午2時，張學良、楊虎城在金家巷張學良公館秘密商定武力捉蔣部署，並大體上作了分工：東北軍到臨潼捉蔣，17路軍捉拿駐在西安的蔣系軍政大員，解除南京駐西安的武裝力量」。隨後，他們分別召集親信，部署了兵諫計劃，分配了各部的具體任務。東北軍負責臨潼華清池捉蔣，以第105師師長劉多荃為總指揮，第129師師長周福成擔任外圍警戒總指揮。第17路軍負責逮捕西安城內的蔣系軍政大員，以第17師第51旅旅長趙壽山為西安市內總指揮。11日晚，張學良、楊虎城又分別召集親信部下，作了最後的部署。西安事變做好了一切準備，劍拔弩張，一觸即發。
12月12日凌晨6點，清脆的槍聲打破了西安凌晨的寂靜。東北軍、第17路軍同時在臨潼、西安展開行動。東北軍方面在臨潼的捉蔣稍有波折。張學良的衛隊營強行衝進華清池大門時遭到蔣介石衛隊的抵抗，雙方槍擊的聲音驚醒了蔣介石，他倉皇跳牆逃到華清池後邊的驪山上。張學良的衛隊營衝進華清池五間廳03號房間蔣介石臥室，沒有發現蔣介石，但其被窩的溫度及其假牙等物的存在，說明他沒有跑遠。衛隊營馬上進行搜山，8時左右將躲藏在驪山北麓虎斑石背後的蔣介石捕獲，並將其安全帶到西安。西安方面，第17路軍一舉將在西安的蔣系武裝解除，拘捕了所有軍政要員蔣鼎文、陳誠、衛立煌、朱紹良等15人。
西安事變由於組織嚴密，張學良、楊虎城及其部下情緒高漲，上下一心，順利得以實現。
位於雪竇山的張學良第一幽禁地 （楊帆 攝）
目的達到，張學良送蔣南歸
從12月12日西安事變成功發動，到25日張學良護送蔣介石飛離西安，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第一階段。
12日蔣介石被押至西安新城大樓後，張學良、楊虎城立即向全國發出通電，說明事變真象，並列舉抗日救國的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的一切政治自由；七、確實遵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變消息後，於當日召開緊急會議，分析情況，研究對策。會議肯定了西安事變的積極意義，並決定派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組織三人委員會，葉劍英為參謀長，協助張、楊主持大計。根據國內外局勢，以聯合抗日為前提，斡旋各方，力主和平解決。周恩來12月17日下午到達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分別會談，了解西安事變情況，徵詢張、楊的意見，並與張、楊商定了與蔣介石談判的五項條件：一、停止內戰，中央軍全部開出潼關；二、下令全國援綏抗日；三、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四、成立抗日聯軍；五、釋放政治犯，實現民主，武裝群眾，開救國會議。
西安事變如晴天霹靂，更震驚了南京政府。南京政府一時群龍無首，各派政治力量競相登場，最後形成主戰、主和兩大力量。他們之間既互相對立，矛盾重重，又互相配合，努力方向是高度一致的，即營救蔣介石，使蔣介石儘快安全返回南京。所以主戰派作出討伐張、楊的決定，派遣大量軍隊兵進潼關，給張、楊以極大壓力，迫使張、楊就範；主和派則主張在和平解決的同時也要給張、楊施加壓力。蔣介石的顧問端納、夫人宋美齡及妻兄宋子文是主和的主要代表人物，先後飛赴西安，與張、楊和談。
在張學良、楊虎城的努力之下，在中共代表周恩來等人的協調和幫助之下，蔣介石及其代表宋美齡、宋子文於23日、24日與張、楊、周等人進行談判。最終原則上接受了張、楊的停止「剿共」、聯合中共等各種政治勢力共同抗日的五項政治主張，張、楊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完全達到。
蔣介石提出，願以人格擔保答應西安方面提出的條件，但堅持不籤署書面文字。為了迅速解決問題，周恩來採取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原則，經張、楊同意，答應了蔣介石不籤字的條件。
蔣介石答應了張、楊的要求，獲釋是沒有問題的。但在西安方面，有條件還是無條件釋蔣意見極不統一，尤其是東北軍中下層軍官方面反對無條件釋蔣。為了儘快安全釋蔣，張學良拍板於12月25日下午秘密與楊虎城將蔣介石送至機場，張學良並親自陪同蔣介石離開西安，次日由洛陽返回南京。
在西安機場，蔣介石對楊虎城說：一、明令中央部隊於25日起，調出潼關。從本日（25日）起，如再有內戰發生，當由余個人負責；二、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三、改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納抗日主張；四、改變外交政策，實行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之國家；五、釋放上海各被捕領袖，即下令辦理；六、西北各省軍政，統由張、楊兩將軍負其全責。
蔣介石食言，懲罰張、楊縮編所部
蔣介石答應張學良、楊虎城的要求而獲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但西安事變並非如此簡單。蔣介石是國民黨總裁、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是手握南京政府軍政實權的領袖人物。張學良、楊虎城為地方軍政長官，他們採取冒犯領袖的兵諫形式迫使蔣介石答應他們的要求，他們的英勇行為得到以共產黨為代表的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卻不為全國其他政治勢力包括社會賢達及新聞媒體所支持，謾罵、譴責、攻擊之聲不絕於耳，要求對他們進行嚴懲。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不僅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懲處，而且對他們依託的東北軍、第17路軍進行打擊或削弱，對西安事變前的西北紅軍、東北軍、第17路軍三位一體的陝甘軍事局面進行破壞，消除張學良、楊虎城的影響。
從12月26日蔣介石安全返回南京囚禁張學良，到1937年3月9日楊虎城被迫接受南京政府關於陝甘軍事辦法的處置，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第二階段。
蔣介石在離開西安之前在機場對楊虎城的承諾，從後來的情況看，大部分還是履行了，如停戰、聯共抗日、改組政府等，但對第六項「西北各省軍政，統由張、楊兩將軍負其全責」的諾言不僅完全食言，而且變本加厲，加大加重了對張、楊的懲罰。
12月31日，南京軍事委員會組織以李烈鈞為審判長的高等軍事法庭，對張學良進行審判，以所謂「首謀夥黨，對於上官暴行脅迫」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權5年」。下午2時，蔣介石呈函國民政府，要求「特赦」張學良，「並責令戴罪立功，努力自贖，藉觀後效」。1937年1月4日，南京國民政府召開國民政府委員會議，一致通過對張學良特赦，並發布主席令：「張學良所處10年有期徒刑本刑，予以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張學良自此被囚禁，完全失去了自由，釀成了一生的悲劇。
1月5日，國民政府軍政部發表整理陝甘軍事辦法：以顧祝同為西安行營主任，承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命，綜理陝、甘、青、寧軍事；以楊虎城為西安綏靖主任，馮欽哉為第二十七軍總指揮，楊虎城、于學忠自請處分從寬，撤職留任，戴罪圖功；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邵力子辭職照準，任命孫蔚如為陝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派王樹常為甘肅綏靖主任。
楊虎城雖然保留了西安綏靖主任一職，但受顧祝同西安行營主任的制約；加上對叛楊投蔣的原楊虎城部下馮欽哉委以重任，如楊虎城的背上刺，令其非常難受；派遣其部下孫蔚如為陝西省政府主席，有進一步分化楊虎城部屬之意。為此楊虎城在中共及東北軍的支持下，對蔣介石的陝甘軍事善後辦法進行抗爭，提出自己的善後意見，並派人呈送給蔣介石。
蔣介石既要維護中央的威信，又要將陝西的紅軍、東北軍、第17路軍三位一體的軍事局面破壞與拆散，將陝甘及西北完全控制在中央政府之內，所以不可能接受楊虎城的意見。他一方面與楊虎城等虛與委蛇，一方面派遣中央軍兵臨陝境，迫使楊虎城接受中央的陝甘軍事善後辦法。西安方面，對蔣介石南京政府的解決陝甘軍事方案形成了主戰、主和兩大派別，主戰的東北軍下層軍官於2月2日槍殺了主和的王以哲軍長，促使東北軍的大多數將領接受了南京政府的方案，即東北軍撤出陝甘，接受改編。
3月2日原駐防陝甘境內的東北軍開始東調。3月8日南京政府決定，將調往河南、安徽的東北軍整理改編為4軍8師。3月9日楊虎城舉行記者招待會，談陝事的處理經過。至此，發動西安事變的兩大政治精英張學良被囚禁，楊虎城隨後不久被迫辭職，張學良、楊虎城所依託的東北軍被縮編肢解，第17路軍番號被取消縮編為第38軍，中央軍開赴陝西，完全控制陝甘局面。西安事變最終降下帷幕。
劃時代的轉變
新階段的開始
西安事變是中國14年抗日戰爭史的一次偉大轉折，是中國由內戰轉向全民族抗戰的開端，是國共第二次合作的開始，是中華民族由遭受屈辱到獨立解放的重要轉折。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悍然發動侵略戰爭，強佔我東三省，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抗。中國人民頑強抗戰，但西安事變之前的10年，是中國內戰的10年，不僅國民黨與中共嚴重對立，而且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也十分尖銳，日本帝國主義就是利用了中國內部矛盾悍然發動了侵華戰爭。是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南京政府改變了其「剿共」政策，聯合中共共同抗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是中華民族一次新的覺醒，政府與人民，中央與地方，政黨與各政治團體，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齊心禦侮，保衛國家，持久抗戰，這種局面的形成，從西安事變開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是中國14年抗日戰爭的一次重要轉折，經過了8年艱苦抗戰，最終將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通過抗日戰爭的勝利，中華民族獲得獨立，國際威望與國際地位日益提高，鴉片戰爭以來被迫籤訂的不平等條約被一一廢除，一向被欺辱的中華民族終於向世界說明，中華民族不是一個被任意欺負的民族。民族的尊嚴與民族的地位，與民族團結緊密聯繫在一起。正是西安事變，國共兩黨結束了內戰，結束了紛爭，團結抗戰，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對西安事變在中國國家與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地位與影響，當時的政治人物就曾給予公正的高度評價，都認為這是一次重要的轉折，是劃時代的事件。西安事變的發動者張學良在1937年元旦發表的《告東北將士書》中說：「去年『雙十二事件』是我們國家存亡絕續的分野，我們相互斫殺的內戰，是要從此絕跡了，我們抗敵復土的光榮戰爭，是馬上就要見之行動了，我們的民族與國家已有了復興的希望，這顯然是我們中國劃時代的一個事件。」同日，楊虎城在《抗日聯軍元旦閱兵訓詞》中指出：「自『雙十二事件』以後，中國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時代。隨著今年元旦而到來的，是殘酷的內戰的完全停止，光榮的抗日戰爭的立即發動。」
華清池五間廳蔣介石臥室 （楊帆 攝）
西安事變的發動者張學良、楊虎城如此認識，中共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均有同樣的認識。毛澤東於1936年12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所作的關於西安事變報告中高度評價西安事變，他說：「西安事變促進了國共合作，是劃時代的轉變，是新階段的開始。」次年9月29日在《國共合作成立後的迫切任務》一文中，毛澤東還說：「兩黨停止內戰，並實現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從此建立了兩黨重新合作的一個必要的前提。」直接參與西安事變和談並在和談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周恩來認為：「西安事變之和平解決，意味著中國的政治生活走入一個新的階段的開端。」周恩來還認為新階段的開端有4個標誌，即內戰停止、對日妥協退讓政策終結、國內統一戰線初步形成、陝甘成為抗日根據地的現實可能性等。
經歷西安事變的蔣介石，對西安事變促進國內人民的團結抗戰，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基礎的正能量也是給予承認的。他在安全回到南京後的次日就說：「自經此次事變我全國同胞一致愛護國家之熱忱，已顯示偉大無比的力量，此種威力……在將來必為我民族復興成功之保障，此則中正疚愧之餘，敢為國家稱慶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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