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醫人類學家是做什麼的，他們如何看待死亡？

2023-03-31 22:05:53 2

好奇號日報

「法醫報告:死亡教會我們什麼」

簡介

蘇·布萊克每天都面臨死亡。作為一名法醫人類學家，她關注的焦點是普通的人骨、墓地、暴力、謀殺和實驗室中的肢解現場，以及戰爭、事故或自然災害造成的大規模死亡

在這本書裡，她向我們揭示了她親眼目睹的死亡的不同特徵，通過她參與的真實案例探索了法醫學的發展和進步，也講述了法醫人類學對她的工作和生活的影響和看法。作者簡介

蘇·布萊克，女爵士，世界範圍內有影響的解剖學家和法醫人類學家鄧迪大學法醫科學研究中心前主任目前，他是蘭卡斯特大學的副校長，主要負責公眾參與。1999年，她領導一個英國法醫小組收集科索沃戰爭罪行的證據。2004年印度洋海嘯後，她是第一批抵達泰國確認受害者身份的法醫人類學家之一蘇·布萊克也經常出現在媒體上。她的日常工作被拍攝成紀錄片，並在英國廣播公司2臺的《歷史懸案》中播出1992-016年女王生日之際，她被授予英國帝國司令勳章，以表彰她對法醫人類學的傑出貢獻。

書摘錄

引言法醫人類學家到底做了什麼生命中最大的損失不是死亡，而是在我們活著的時候在我們心中死去的東西

諾曼·卡森，政治記者(1915-1990)

關於人類生存的各個方面，死亡及其相關的事情可能充滿了最陳詞濫調死亡變成了邪惡的化身，痛苦和不幸的前兆，出沒在陰影中的掠奪者，以及夜晚危險的竊賊。我們給了她一個不祥的惡名:冷酷的小麥收割者，不分青紅皂白的跑路者，黑暗天使，蒼白的騎士。我們把她畫成藏在黑色連帽鬥篷裡的一具破碎的骷髏，拿著殺死人的鐮刀跳舞。她一揮手，就把我們的靈魂從身體裡帶走了。有時她是一隻長著羽毛的黑色幽靈，邪惡地在天空盤旋。我們只能蜷縮在角落裡，沒有力氣反擊。在許多區分名詞性別的語言(如拉丁語、法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波蘭語、立陶宛語、挪威語)中，死亡是一個否定名詞，但她經常被描繪成一個男人。嚴厲對待死亡是很容易的。在現代世界，她已經成為我們的一個敵對的「陌生人」。人類已經取得了無數的成就，但在解釋生與死之間的複雜關係方面，我們並不比幾百年前更好。在某些方面，我們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了解死亡。我們可能已經忘記了死亡是什麼，她的目的是什麼。我們的祖先可能視她為朋友。我們認為她是不受歡迎的邪惡對手，躲著她或者讓她屈服——時間越長越好

代表死亡，我們默認的態度是要麼詆毀她，要麼神化她，有時在兩端搖擺不定。無論採取什麼樣的態度，我們都不願意提及她，除非我們不得不提及她，以免提及她會使我們更加親近。生命是光明、美麗和快樂的，而死亡是黑暗、邪惡和悲傷的。善與惡、獎賞與懲罰、天堂與地獄、光明與黑暗——我們有林奈的那種分類偏好，生與死簡單地分成兩個相反的結局，所以我們滿懷信心地擁抱清楚對與錯的幻覺，但也可能不公平地將死亡推入黑暗結果，我們開始害怕死亡，好像她會傳染一樣。如果她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會在我們準備停止生活之前來找我們。我們要麼虛張聲勢地表演，要麼取笑她麻木自己，以掩蓋自己的恐懼。但事實上，我們知道當我們的名字在她的名單上時，我們不能笑。她最終會一直叫我們的名字。因此，在很小的時候，我們就學會了對死亡持虛偽的態度，一邊嘲笑她，一邊深深地害怕她。為了鈍她的利劍和減輕疼痛，我們學了一門新語言。我們說我們「失去」了某個人，悄悄地談論著他們的「去世」，並以莊嚴而恭敬的語氣和其他人一起哀悼所愛的人的「離去」。我沒有「失去」我的父親——我確切地知道他在哪裡。他被埋在印第安·弗內斯市多納裡奇公墓的一個可愛的木製棺材裡，棺材是由殯儀員比爾·弗雷澤送的。父親自己也想要這個棺材，但是他可能認為它太貴了。我們把他放在地上的一個洞穴裡，然後把他放在他父母的棺材裡，他的父母快要散架了。這兩個棺材現在只剩下它們的骨頭和死時留下的幾顆牙齒。父親沒有死，沒有離開，我們沒有失去他:他只是停止了呼吸事實上，他最好哪兒也不要去，否則他會惹上大麻煩，太不體諒人了。他的生活已經消失了，世界上沒有任何委婉的說法能把他帶回來。

我生長在一個嚴格的、沒有廢話的蘇格蘭長老會家庭。我們稱之為鐵鍬，並且經常把同情和多愁善感視為弱點。這種教養使我務實、不露面，成為一名實踐者和現實主義者。談到生與死，我沒有任何誤解，在討論時我儘量坦誠。但這並不意味著我一點也不在乎。面對他人的生死，我沒有痛苦、悲傷或同情。鄧迪大學的菲奧娜牧師總能激勵人們。她曾經說過一句非常合理的話:「在安全的距離之外說溫和的話是不舒服的。」「

在21世紀，我們已經變得如此成熟，為什麼還選擇躲在熟悉而安全的從眾和拒絕的牆後面，而不是敞開心扉，認為死亡可能不是我們害怕的魔鬼？她不一定可怕、殘忍或粗魯。她可以沉默、平和、善良、溫柔。也許問題是我們不信任她，因為我們不想了解她，我們不想一生都去了解她。如果我們能理解她，也許我們能意識到我們能接受死亡是我們生命歷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們視出生為生命的起點，視死亡為生命的自然終結但是如果死亡只是另一個存在階段的起點呢？當然，這是大多數宗教的前提，以便教導我們不要害怕死亡，因為它只是通往更美好生活的入口。這種信念代代相傳，安慰了許多人。也許正是我們社會日益世俗化留下的鴻溝促使我們對死亡及其所有跡象的古老、本能和未經證實的仇恨再次抬頭。

不管我們持有什麼樣的信念，生與死是必須在同一條線上連接的兩個部分。一方不能脫離另一方的存在不管現代醫學如何幹預，死亡最終總是會獲勝。既然我們最終沒有辦法避免它，集中精力改善和品味我們出生和死亡之間的階段可能會更好。

法醫病理學和法醫人類學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此。法醫病理學追溯證據以證明死亡的原因和方式，這是旅程的終點。法醫人類學重建了旅程本身，即生命的整個過程。我們的工作是將生命中建立的身份與死後的遺體結合起來。因此，法醫病理學和法醫人類學在死亡問題上合作，當然在犯罪偵查方面也是如此。在英國，人類學家不同於病理學家。人類學家屬於科學家而不是醫生，所以他們沒有醫學資格來證明死亡或死因。如今，科學知識不斷擴展，病理學家不可能成為所有領域的專家。人類學家在涉及死亡的重大犯罪調查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法醫人類學家協助解釋與受害者身份相關的線索，這可以幫助病理學家確定死亡模式和原因。在停屍房裡，不同的學科貢獻了他們的技能來互相補充。例如，

在太平間的桌子邊上，一名病理學家和我面對著一具已經嚴重腐爛的人體，它的頭骨被壓碎成40多塊，混合在一起。作為一名具有醫學資格的醫生，病理學家應該確定死亡原因。她認為死因可能是槍傷，但仍不確定。她看了半天灰色金屬桌上的那堆白色骨頭碎片，非常沮喪，對我說，「我分不清這些部分，更別說把它們放在一起了。」那是你的工作「

法醫人類學家的職責首先是幫助確認這個人生前是誰他是男性還是女性？它是高還是矮？它是老的還是年輕的？它是黑色還是白色的？骨頭上有外傷或疾病的跡象嗎？如果是這樣，你可以聯繫醫療或牙科記錄。如果我們分析骨頭、頭髮和指甲的成分，我們能解釋這個人住在哪裡以及他吃什麼樣的食物嗎？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能不能做一個三維人體拼圖，不僅揭示死亡的原因(這確實是頭骨上的槍傷)，而且還能揭示死亡的方式？在收集了這些信息並完成拼圖後，我們就可以確定這個年輕人的身份。我們確認子彈是從後腦勺和前額與眼睛之間射出的，從而證實了證人的證詞。這是一次近距離射擊，受害者跪著，槍放在他的後腦勺。他只有15歲，因為他的宗教信仰而被殺害。

另一個案例也可以反映人類學家和病理學家之間的工作關係在這個案例中，一個不幸的年輕人撞上了一群青少年，他們正要在房子外面的街上撞毀一輛汽車，並被毆打致死。他的身體被拳打腳踢，頭部受了致命傷，出現了幾處顱骨骨折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知道受害者的身份，病理學家可以確定死因是鈍器傷導致大量內出血。但她也想在報告中指出死亡是如何發生的，尤其是最有可能的兇器類型。我們鑑定了每個頭骨碎片並重新組裝。隨後病理學家發現，用錘子或類似形狀的武器擊打頭部會導致集中的凹陷性骨折和多處橈骨骨折，導致顱內出血並最終死亡。

對有些人來說，生命的開始和結束之間有很長的距離，甚至超過一個世紀。對於這些謀殺案的受害者來說，生與死之間的時間間隔要短得多，有時可能只被迅速流逝的珍貴的幾秒鐘隔開。從法醫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永生當然是好的。一個人活得越久，他的經歷在身體上留下的痕跡就會越多，身體上的痕跡也會越清晰。對我們來說，解開這些信息就像從書上閱讀或者從u盤上下載一樣。

在大多數人的眼裡，這種塵世之旅最糟糕的結果是生命縮短了，但是我們怎麼能判斷生命有多短暫呢？毫無疑問，我們出生後活得越久，我們的生命遲早會結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90歲時比20歲時更接近死亡。從邏輯上講，我們與死亡的未來關係只會比現在更近，而不是更遠。

為什麼有人死了，我們感到驚訝？全球每年有超過5500萬人死亡，每秒鐘有兩人死亡。死亡是我們可以絕對肯定會發生在我們生命中每個人身上的事情。當然，這不會減輕我們的悲傷和悲傷時，密切的人死亡，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這需要一個有用的和實際的解決辦法。我們不能對自己生命的創造施加影響，生命的終結是不可避免的。也許我們應該注意什麼是可以調整的，那就是我們對從出生到死亡的距離的期望。也許這種期望是我們應該更有效地應對的。我們應該衡量、認識和慶祝這個距離的價值，而不是它的長度。

在過去，推遲死亡並不容易。那時，我們似乎更善於調整我們對生活的期望。例如，在維多利亞時代，嬰兒死亡率仍然很高，如果一個孩子活不到一歲，沒有人會感到驚訝。在那個時候，一個家庭中的幾個孩子有相同的名字並不罕見，所以即使這個孩子沒有活下來，這個名字仍然存在。在21世紀，嬰兒死亡要少得多，但如果有人在99歲時仍然對死亡感到震驚，那將是完全不合理的。

是每一個試圖戰勝死亡的醫學專家的戰場。他們最大的希望就是贏得更多的時間，擴大生與死的距離。他們最終總是會失敗，但這不應該阻止他們或阻止他們繼續嘗試。世界各地的醫院和診所每天都在延續生命。然而，事實上，一些醫學成就只是推遲了死亡的發生。死亡會到來，即使不是今天，也可能是明天。

幾個世紀以來，社會記錄並測量了預期壽命。預期壽命是指統計上我們最有可能死亡的年齡，或者從積極的方面來說，是我們預期壽命最長的時間。生命表是一個非常有趣和有用的工具，但它也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它能引起人們的預期壽命，但有些人夠不著，有些人會超過它。我們不知道我們會是平均線的標準「老李」還是例外，也不知道我們會落在人生鐘形曲線的這一邊還是那一邊。

如果我們發現自己在曲線的一邊，我們會有情緒。我們將為自己的壽命超過預期而自豪，因為這讓我們覺得我們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克服了困難。如果我們沒有達到預期的年齡，在我們死後，親戚和朋友會覺得親人的生命被奪走了，從而感到憤怒、痛苦和沮喪。但是生命曲線的本質是完全一樣的:標準只是標準，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圍繞著它。指責死亡並指責她殘忍地竊取生命是不公平的。死亡總是一個誠實的跡象，表明我們的生命長度可能落在人類生活範圍內的任何地方。

世界上最長壽的女性是珍妮·卡爾門特，她是一名法國女性，於1997年去世，享年122歲和164歲。當我的母親在1930年出生時，女性的預期壽命是63歲，所以她死於77歲，比標準多了14歲。我的祖母做得更好:她出生於1898年，預期壽命只有52歲，但她活到了78歲，比26歲多，這反映了她一生中醫學上的巨大進步——儘管她抽的煙最終沒有幫助。我在1961年來到這個世界，預測了74年的壽命。現在我只能活15年了。天啊，為什麼這麼快？然而，基於我目前的年齡和生活方式，我現在可以現實地期望活到85歲，然後我可能至少還有26歲。突然鬆了口氣

通過這種方式，我可以期望在我的生命歷程中獲得額外的11年。是不是很棒？不一定問題是我不能在20歲甚至40歲的時候得到這11年。如果我能活到這11歲，那將是74歲。青春總是被浪費。我只希望年輕時能有時間。

在計算預期壽命時逐漸精確。我們知道，在未來的兩代人，也就是我的子孫後代中，將會有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百歲老人，但是我們這個物種能夠生存的最長年限並沒有增加。急劇的變化是我們死亡時的平均年齡，所以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個體在鐘形曲線最右邊的區域下降。換句話說，我們正在改變人類的人口結構，而由老年人口增長引起的健康和社會問題正在急劇增加，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變化的社會影響。

生命延長一般是為了慶祝，但有時我也懷疑不惜一切代價爭取儘可能長的壽命是否實際上只是延緩死亡。預期壽命可能會改變，但死亡總是如預期的那樣到來。當我們真正戰勝死亡時，人類和地球都陷入了真正的困境。我的日常工作是與死亡聯繫在一起。我慢慢開始尊重她。我沒有理由害怕她或她的角色。我想我已經非常了解死亡了，因為我們用來交流的語言是直接、簡單明了的。她完成了工作，這樣我就可以開始工作了。多虧了她，我的職業生涯變得持久、富有成效和有趣。

，如果她讓我活那麼久，她最終會在大約30年後給我看。法醫人類學試圖通過死亡來重建生命的故事。這本書也是關於死亡和生命的。它們是整個連續體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只問你一件事:暫時放下你對死亡的成見，放下不信任、恐懼和厭惡。也許你會像我一樣開始看著她。你也可能因為她的陪伴而開始感到溫暖，更加了解她，不再害怕她。根據我的經驗，和她打交道是有壓力的，令人著迷的，而且永遠不會無聊。然而，她非常複雜，有時不可預測，這令人驚訝。當你直接面對她，你不會失去任何東西。也許你會發現對付一個你認識的魔鬼比對付一個你根本不認識的魔鬼要好。

張照片是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