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個性對儒家發展的影響（儒學文獻孟子思想的三個方面）

2023-11-05 03:05:59 2

儒學文獻——孟子思想的三個方面

《孟子》七篇不只是述仲尼之意。牟宗三先生說：「內聖一面的彰顯自孔子立仁教始，曾子、子思、孟子、《中庸》、《易傳》之傳承，即是本孔子仁教而展開者。就中以孟子為中心，其器識雖足以籠罩外王，然重點與中點以及其重大貢獻，實落在內聖之本之挺立處。」(《心體與性體上》「綜論」第4章)《孟子》的思想包含下列三個方面：

一、心性論

孟子的心性論是有開創意義的。他是在「生之謂性」之外，另開了一個新領域。孟子的新理論也不是憑空來的，是根據一個傳統來的。這個傳統是從誰開始的呢?從孔子。從孔子的哪一個概念開出了新傳統呢?孔子點出了「仁」。孔子言「仁」的境界那麼高，那是以前沒有的。沒有人講「仁」達到孔子那麼高的境界。

孟子講的「性善」是根據孔子所言「仁」講的。孔子並沒有把「仁」說成是性，因為孔子那個時候，人性問題還沒有孟子時那麼顯要。所以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第十三章)但是，孔子認為『『仁』』就是人心，如說顏回：「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就在孔子的基礎上證成人性本善，由仁心說人性，心性是一，是良知良能，天生本具，而且進一步證成「盡心知性知天」(見《盡心章句上》第一章)。這就是孟子的心性論。孟子的心性論，對孔子的理論作了很好的解說和發展，形成了儒學自己的理論系統，奠定了儒家內聖之學的基礎。

一談到性，人們立即想到「食色性也」。不錯，食色是人之性，但也是其他動物之性呀。我們稍加思索，就不禁要問：這些維持形軀生存的種種欲求，就是人生的全部了嗎?人是否只是一個較聰明的動物，永遠只受其感性慾求驅使而不能解脫?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孟子舉了很多例子來表示義理生命和自然生命之間的衝突，由二者的衝突而彰顯出人的生命中，有超越於形軀私慾的道德心在，其核心是「每個人都有憐恤別人的心情」。孟子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公孫丑章句上》第六章)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任何人，即使是惡人，良心也會馬上呈現。這就說明．每個人天生就有良心…人性善。「心性論」是《孟子》論述的第一個重點。

孔子之前，人們對「命」與「天」已經有較深的認識，到了孔子又創立「仁」，提出「踐仁以知天」。到孟子又提出「性」，所謂「踐仁盡性以知天」。他們都有所繼承，也都有所發展。孟子還即心言性，

又盛言「心」，心之地位自孟子開始正式挺立起來。

二、修養論

「人性善」，但是否人人都會成為好人呢?理論上可能，事實上不可能。因為人除了有道德心之外，還有受感性慾求所驅使的私慾。私慾極易接受周圍不良因素的影響，從而把道德心(本心)蒙蔽。所以，為了克服私慾，恢復本心的純潔，必須加強修養。「修養論」是《孟子》中論述的第二個重點。

孔子給學者進德修業規定的總綱是：『『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論語·述而》第六章)人之所以為人，在仁心的覺醒。仁心雖與生俱來，但需要不斷修養。

孟子認為，修養的關鍵是使受私慾蒙蔽的本心，重新呈現出本來的光輝。這就是：「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章句上》第十一章)如何去找回這丟失的本心?關鍵不在別人，而在自己。要主動自發地自己去尋求。「(人的善性)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告子章句上》第十五章)怎樣思?要「反求諸己」。『『反求諸已「就是要「自省」。自省什麼?要反省：往日的過錯產生的根源在哪裡?什麼才是我心中真正想要的?你自己會做出許多答案。要知道，最正確的答案只有一個。在反省過程中，如果良心出來做主 (而不是私慾做主)，你就會醒悟到，自己良心的本願是「仁」、「義」。言孟子由此引出「仁」、「義」的概念。原來，仁義不是別的，不是外來的，就是自己良心的本性本願。人若認清了自己，就能掌握住仁義；自己的言行，按良心的要求去做，就會合乎仁義，就是道德行為了。這叫做「自得」。「自得」就是根本的自覺，就是使仁義真正成為自己的性格。孟子說：「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離婁章句下》第十四章)

「自得」之後，也不是一勞永逸，還要面對環境，鍛鍊自己。對內，隨時警惕自己的良心是否放失；對外，要積極面對現實，使自己的言行合乎仁義。一個人如能這樣嚴格要求自己，就會漸漸地在人格上顯出其光輝來，這就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章句下》第二章)的大丈夫氣概。

我們通常把心性論與修養論合稱為內聖之學。在這裡，孟子沒有提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這是孔孟思想與宋以後的程朱學派不同的地方。

三、政治文化

心性論的性善說，通過修養論得到證明。一個人既有仁心的自覺，就不能獨善其身，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第三十章)，進而通向國家、天下，通向文化傳統，擴充到「萬物皆備於我」(《盡心章句上》第四章)，擴充到「上下與天地同流」(《盡心章句上》第十三章)。這就是所謂的外王事業的開展與最後完成。

對外王事業的開展，孟子反對功利而主張仁義。《孟子》開宗明義第一章，當梁惠王問孟子：「叟!不遠千裡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回答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這就為孟子

的政治理論定下了基調。主張仁義的是王政，主張功利的是霸政，王霸之分的價值標準在義利之別。孟子始終認為，政治是人文化成，而不是權力統治。梁惠王、齊宣王、兵家、縱橫家都曾顯赫當時，他們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實際只是殺人盈野、率獸食人罷了。

孟子立身於戰國時代，首先要重建人性的尊嚴，肯定道德的價值，開發文化的理想。他在孔子「為政以德」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仁政」思想。這一政治文化的外王開展，既是針對時代，同時也繼承並發揚了歷史傳統。

孟子外王理論的針對時代，一是以仁政王道責成梁惠王、齊宣王，以求一統天下，結束亂局；二是力闢楊、墨，駁斥許行，以求孔子之道大行於世。前者是政治，後者是文化，合在一起為政治文化的外王學。這是《孟子》論述的第三個重點。

孟子政治文化的理想，固然有來自人性的內在根據，但也繼承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聖王傳統。如堯舜禪讓、大禹治水、湯武革命、文王行王道、周公兼夷狄等，這些都是行仁政的最高典範。但是，聖王傳統至周公而斷，於是孔子作《春秋》，借用《詩經》蘊涵的褒善貶惡的大義，為外王事業建立了歷史評價的標準(《離婁章句下》第二十一章)。孟子給自己定的使命是「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波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滕文公章句下》第九章)。

摘自么峻洲《孟子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