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局的故事
2023-11-06 19:07:37 3
王府井大街36號，北京燦然書屋。對於這家坐落在繁華街區的書店來說，2012年2月的這個周末，生意多少顯得有點冷清。下午四點，顧客一共四位。一位店員起身關上了敞開的玻璃大門，以免寒氣侵入室內。
這裡是中華書局王府井門市部。
如果不是牆上一幅慶祝中華書局100周年促銷活動的橫幅，人們或許很難從靜悄悄的氣氛中發覺，這家著名的出版機構剛剛迎來了自己的百歲誕辰。
各類古籍學術圖書緊湊地排列在書架上，它們使每個人一進門，就能對中華書局的特色一目了然。然而，讀者們未必知道的事情是，這家百年老店作為古籍專業出版社的歷史，其實只有五十多年。此前，它出版的教科書，是更多中國人的集體記憶。
那場轉型，始於半個世紀前——無論是中華書局，還是整個中國。
不合時需的民營出版業1949年3月，隨著解放戰爭步入最後一年，中共中央發出指示，「出版工作需要統一集中，但是要在分散經營的基礎上，在有利和可能的條件下，有計劃的、有步驟地走向統一集中。」
在統一版本的工作中，教科書是重頭。1949年4月，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以審定老解放區和國統區的中小學課本，編制全國範圍內使用的教科書。隨後，具有國營背景的新華、三聯書店，聯合民營的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開明書店等，在北京和上海分別成立了公私合營的聯合出版社，是為新教材的印行機關。時任中宣部出版委員會負責人的黃洛峰，將這項舉措解釋為統戰的需要：「我們的政治任務，是要團結他們、領導他們……就是讓他們有生意可做。」
當時，這些民營出版社的生計已經相當艱難，中華書局尤其如此。一份1950年5月3日的《人民日報》記載了這樣一條消息：南昌市中華書局店員為了節省開支，克服經營困難，全體員工自動減薪，同時降低夥食標準，由四菜一湯改為二菜一湯，並規定了水電及日常用品的節約辦法。為了薄利多銷，店內還賣起了文具。
這讓人很難想到，中華書局是近現代中國的一座出版重鎮。
事實上，中華書局也在尋求新的發展方向。由於新中國全盤照搬蘇聯模式，社會上出現了一大批介紹蘇聯經驗的書籍。中華書局自然不甘落後，1949年，他們便出版了「新時代小叢書」，包括《蘇聯是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的模範》、《共產主義理論家列寧》等，還有「大眾文化叢書」，包括《蘇聯集體農莊的基本原則》、《蘇聯的農業組織》、《蘇聯的工業管理》、《蘇聯的貨幣與銀行》等。
但是，中華書局在這個領域顯然並無明顯優勢。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據1950年《人民日報》的介紹，僅《蘇聯的集體合同》一書，當時就有林達翻譯的中華書局版，秦佚翻譯的大眾書店版，以及李相崇翻譯的中外出版社版。
彼時，民營出版業還面臨著「粗製濫造」的輿論指責，一些揣摩新形勢出版的作品，常常面臨「不符合要求」的情況。例如，中華書局1951年9月出版的《中國近代經濟史教程》，試圖「用唯物辯證法，對百餘年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加以系統的敘述」，可印行幾個月後，就遭到了《人民日報》、《學習》雜誌措辭嚴厲的批評，認為「這是一本有嚴重政治錯誤的書，它是用極不嚴肅的態度寫出來的」，因為這部書在引用資料時「歪曲」了毛主席講話的原意。在向出版總署請示後，書局不得不將該書改為「憑證發售」。
在無所適從的情況下，民營出版機構的日子都不好過。中華書局1950年淨虧高達28億7000餘萬元。新中國建立前夕的商務印書館「2萬多種存書中有70％以上已不合時需」，無法銷售，張元濟董事長甚至一度尋求上海政府的貸款。
也就是這一時期，人民政府開始將奄奄一息的民營出版業納入國家系統。
「合不久就分，分不久又合」
1950年9月，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在北京舉行。決議指出，公私出版業應當「在出版總署的統一領導下統籌兼顧、分工合作」。會議為中華書局初定了醫藥衛生及農業書為主要專業方向。年底，由出版總署牽頭，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聯營書店和三聯書店的發行組織合併，-成立公私合營的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統一發行上述幾家出版社的書籍。也就是說，在編輯出版上，中華、商務等公司大部分由國家加工訂貨，發行也由國家包了。中華書局的業務情況從此有所好轉。
1954年5月1日，中華書局又正式實行公私合營，成為了一家「主要是為國家工作」的出版機構，總部由上海遷到了北京。為了配合當時的經濟建設，新組建成立財政經濟出版社，也就是一個機構，兩塊招牌。中華的業務範圍一下子擴展到經濟、財政、金融、貿易、合作、農業、文史等多個領域。
從快速衰退到迅速膨脹，中華書局仿佛坐了一次過山車。但是，生計好轉了，經營上卻呈現出了一些亂象。
在熱火朝天的氣氛中，中華書局從各業務指導部門調來的員工將近百人，老員工俞筱堯回憶道，這些幹部「來自四面八方，對編輯出版工作的規律也還不熟悉，不少同志過去甚至根本沒有接觸過這方面工作，但形勢逼人，不得不邊幹邊學，硬著頭皮上」。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還沒來得及繼續摸索，中華書局卻再一次掉頭轉向了。1956年，文化部黨組寫信給國務院副總理陳雲，稱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兩社「歷史遺產沒有很好地接受和利用」，提出兩點建議，「第一步，加強對兩社過去出版的書籍的整理重印工作，並更多地用中華、商務的名義組織學術書稿和工具書的出版，使兩社在業界發揮更大作用。同時積極開展其在海外的出版發行工作。第二步，將中華、商務獨立出來。」
一段話，使得中華書局匆匆剝離剛捂熱的財政、金融等業務，分別移轉到新成立的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和中國金融出版社。1957年1月，古籍出版社被併入中華書局。
幾個月後，借著整風運動中「大鳴大放」的機會，財經出版社副社長常紫鍾在《人民日報》上說了兩句心裡話，「文化部在改組原中華書局時，方針不夠明確，舉棋不定。如先把中華書局改成財經出版社，後因中央指出應重視中華書局傳統，又把中華書局單獨分出。現在又同古籍出版社合併，結果一個單位掛了三個招牌，中華書局原有的優點被忽視了，許多有經驗的老出版工作者沒有能充分發揮作用，工作中呈現出不少混亂現象。」
他說：「古語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還有一個『久』字。我們的出版社則是合不久就分，分不久又合。」
「人棄我取，乘時進用」
1958年4月，文化部正式安排了中華書局的新任務，將它改為整理出版古籍的專業出版機構。任命金燦然由文化部出版局局長調任中華書局總經理兼總編輯。同一時期，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
組在政協禮堂召開了成立會議，中華書局並被指定為小組的辦事機構。
在那個多事之秋，中華書局也難免遭到一些波及。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1958年，全國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開展「拔白旗」運動，批判一些老專家的「資產階級思想」，後來，陳伯達又提出「厚今薄古」的治學方針，弄得人心惶惶。時任書局編輯的趙守儼有次去找著名學者陳夢家，談完正事之後，趙守儼已經離開辦公室，忽然又很緊張地回來，小聲問道「還有什麼事?」陳夢家愕然說沒有事。可見風聲鶴唳。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中華書局不僅轉型為古籍專業出版社，還立即開始著手校點《二十四史》的工作。這背後，顯然離不開來自最高領袖的支持。
早在1953年第一次全國人代會上，毛澤東就指示吳晗，讓他和范文瀾一起組織校點《資治通鑑》。1958年，毛澤東又指示繼續組織標點「前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作為國慶十周年獻禮的工程。
在此之前，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資治通鑑》，已經如期擺上了毛澤東的案頭。不過，毛澤東很快抱怨道，這部精裝本「像是塊磚頭」，「我要躺在床上看書，得練習舉重」。因此，校點「前四史」中華書局創始人陸費逵的工作會議紀要上，特別寫入了「書籍裝幀，力求簡便」。後來，這套《二十四史》便設計成了今天人們熟悉的綠皮單本薄冊。
為領導人服務的功能，或許也是這項工程得以最大限度避開政治風浪的因素之一。由於項目龐大，單靠古籍出版社與中華書局合併後的人手仍然遠遠不夠，金燦然別出心裁地採取了「人棄我取，乘時進用」的攬才方針，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書局陸續調進了被錯劃為「右派」、但有真才實學的宋雲彬、馬非百、傅振倫等二十多人，為此，編輯部還開展過一次「右派能不能當責任編輯」的討論。為了安撫一部分人的激烈情緒，金燦然還玩「文字遊戲」說，右派是不能當責任編輯，可是「他們既然審稿，就應該讓他們負責任」。
不過，有些風浪終究無法避開。1959年4月間，毛澤東幾次講話提倡幹部要學海瑞，要敢講真話，中華書局也應上級要求編校《海瑞集》。書編成後，前言直接引用吳晗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論海瑞》。孰料，沒過幾年，姚文元一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出籠，風向陡轉，編校該書也成了「黑線任務」。負責此項工作的編輯程毅中後來回憶道，「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弄明白當初為什麼那樣熱烈地宣傳海瑞，後來又為什麼那樣粗暴地批判海瑞。」
1976年9月9日，當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傳遍全國時，程毅中正被下放在一個印刷廠，為毛澤東印刷大字本《李太白全集》。一個月後，「文革」結束。十年浩劫，中華書局工作陷於停滯。
時光又過了二十年，2004年初，中華書局開了一次大會，名為「中華書局離市場到底有多遠」。這一次會議之後，「守正出新」成為中華書局的出版理念。在改革開放帶來的市場經濟大潮中，這家百年老店的道路並不平坦，傳統古籍如何在市場中賺錢，成為每個中華書局員工都在思考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有很多，例如第一次出現在書籍上，寫滿廣告語的腰封、第一次籤售活動，以及書局內第一次設立的「大眾讀物編輯室」。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今天的中華書局並不再羞於談論「市場」，不再因為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而步履蹣跚。
今天，王府井燦然書屋一進門，迎面是一個專門介紹新書的書架，裡面既有專業的學術著作，也有通俗「一本書讀懂」系列，以及暢銷的《於丹心得》，這些書介紹的，是中國的歷史，或許也是中華書局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