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名捕」王軍

2023-10-09 00:59:34 2

在王軍這個其貌不揚的面前，的別警們都要尊稱一聲「」。

王軍1962年7月30日參加公安：1995年4月出任北京市公安局二處（刊偵處）處長，到1997年他仍是二處處長，但己提為局級幹部；2000年9月北京市公安系統實行體制改革，二處改組為北京市公安局刑事偵查總隊，王軍出任刑偵總隊隊長。

王軍從一線勘查辦案的偵查員到運籌帷幄的指揮員，直接參與、指揮偵破的刑事案件超過一萬件。作為北京刑警的總指揮，他做到了任期內大案、要案基本全部破獲——這在刑偵界是罕見的戰績。

一、八女被殺案

血襪印

1999年5月29日深夜，北京市石景山某小區的總機房一片寂靜，與往常一樣，過了12點很少再有電話打進。守夜的女值班員李琳已經睡去。

「叮……」電話鈴聲突然響起，打破了夜的寂靜。李琳急忙起來打開燈，拿起聽筒，又看了看時鐘——凌晨3點40分。

聽筒裡傳來焦急的聲音：「總機，總機！我在2號樓1單元，樓裡有個女的在叫！」

對方語氣很急迫，也很嚴肅。李琳不敢耽擱，3點45分，她撥通了110。之後，李琳才驚覺：2號樓l單元？正是她家所在的位置！

時值初夏，天氣相當炎熱，但李琳還是不自覺地打了個寒戰。她推開房門，才發現夜空中飄起了細雨。

從值班室到2號樓大約有3分鐘路程，李琳一路小跑往家趕，遠遠看見1單元2樓的自己家（門牌號104）的衛生間和隔壁（門牌號103）的大廳都亮著燈！

樓道口照例停著樓裡住戶家的小麵包車，李琳繞過麵包車，正要進樓，卻被眼前的一幕驚呆了：路燈下，一個赤足女孩倒在血泊之中，任雨滴拍打，一動不動。她趕緊跑回值班室，呼叫小區保安……

事實上，案情比李琳所見還要嚴峻得多。

接警後，石景山區派出所和石景山區刑警隊先行趕往現場。

當時王軍正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事偵查處二處處長，這位身經百戰的老在接到現場報告時也不免心驚，因為除了路燈下的受害者，同時遇害的還有另外七個同樣年輕的！

王軍立即率偵查員、、技術人員等緊急出動，驅車沿西長安街西馳。這樣深夜出警是刑警的家常便飯，但今夜格外讓人揪心——八個年輕的消逝了！警車內的氣氛無比凝重。望著車窗外的夜色，王軍一言不發。

案發現場保護得比較好：2號樓前倒臥著一具赤足；死者與通往2號樓東側1單元門洞口之間的柏油路面上是洇開的血跡；血跡延伸至門洞內，地面有成片血跡，能見隱約的帶血足印；再往裡走，一層101室的防盜門緊鎖，上面有血手印和大量的噴濺血跡；通往二層的樓梯上，又發現了較明顯的雙向帶，血足印：在一層半的平臺上，遺落有一雙女式拖鞋：血跡一直通向二層的103室，這正是本案的中心現場。

這套兩居室住房裡，鮮血淋漓。室內七個女子全部，其中兩個死在床上，其餘五個有的躺倒在地上，有的倒在電話機旁，被利刃捅成蜂窩狀。

居委會反映：案發房間是福建某公司在京租住的集體宿舍。住戶為該公司駐京銷售人員，都是福建人。

市委、市局領導指示：當即成立「5·30」專案組，組長王軍！

王軍當即調兵遣將：法醫和技術人員進行屍體和現場痕跡檢驗，確定死者死因、兇器種類、兇手人數、兇手特徵；分出一撥人馬和福建警方聯繫，清查八個女孩的情況，包括她們在公司的背景，以及她們在北京的人際關係……

分派完任務，王軍不聲不響地往返樓上樓下七八次，目光聚集在帶血的足印上一那不是鞋印，也不是腳板印。他心中已有初步推斷。

王軍回到103室門口，叫來技術員，沉聲問：「說說看，有沒有足跡反應？」

技術員回答：「有！穿襪子的足跡。」

王軍又問：「鞋呢？」

技術員回答：「塵土顯示，現場沒有鞋印。」

王軍印證了自己的判斷。他當即發出了一道對偵破本案至關重要的指令：「從現在起，本單元門只許進不許出，所有這個單元的人都定時、定點、定位！」

面對組員，王軍斬釘截鐵地說：「我就死磕這一個單元！」說話間，他的眼中射出一道犀利的光。這樣的目光一般人不會有。這是一種職業本能的目光，是在與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交手中歷練出來的。

組員們都熟悉王軍的作風，這麼快就聽到這一指示，猶如吃了定心丸，更加沉著冷靜地加緊了手頭的工作。很快，各方面情況相繼匯集上來：

屋內外八女均因失血性休克當場死亡，共計120多處刀傷，全部為同一利刃所致；

現場的血襪印初步判斷為同一男性所留，此人1. 70米左右，年齡不超過40歲；

遇難的八位姑娘被公司作為優秀員工選派來京，她們背景單純，不曾與人結怨，全部未婚，只有一位有男友，現場沒有痕跡。仇殺、情殺、姦殺都能排除；

死者的拎包、提包有被人翻動的跡象，上面有血手印，但提取不到指紋……

王軍一一分析這些情況。他吩咐偵查員買來一頭剛剛屠宰的豬，讓他們用刀扎，以查看刀口的形成、力度大小和所用，從而確定兇器的種類，判斷兇手連續殺人所需的時間及體質特徵。看著部下輪番揮刃，王軍眯著眼睛默立了片刻，雖然尚未與兇手謀面，但頭腦中亦能勾畫出大致形象來。

臨近區縣也反映上來一些情況，比如門頭溝那邊有個團夥，犯罪手段與此雷同，也總在石景山跨區為害。王軍理都沒理，只把情況轉給門頭溝分局。

他十分清楚：一個案子，特別是大案、要案發生後，方方面面上來的情況相當多，指揮員如果沒有冷靜的判斷，就可能把整個專案組弄得筋疲力盡。

天亮時，市委、市公安局領導們來到現場，特別震驚，要求破案的態度也變得十分急切。離開時，一位領導問氣定神閒的王軍：「什麼時候破案？」

王軍淡淡地說：「一周吧。」聞聽此言的人都明白，一周差不多只是取證、鑑定等技術程序所需的時間。看得出來，王軍已有信心。

沒有二趾的腳印

王軍信心的來源是那些血襪印。

在案情分析會上，王軍說：「現場遺留大量血襪印痕，凌晨3點多鐘，案犯穿襪子進入現場持刀殺人，不穿鞋，連殺八人，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案犯作案期間沒穿鞋，說明他具有反偵查能力，但這仍然很，穿著襪子也會留下印記，而且穿襪子作案，案犯很可能離現場不遠，更可能就在這棟2號樓裡……」王軍示意偵查員加緊對樓內住戶的盤查。

5月30日白天，他安排技術人員在小區內臨時設置的會議室裡騰出一塊空地，塗上油墨，鋪上白紙，通知1單元的居民配合偵查，來會議室脫鞋穿襪踩腳印，走幾步。為了不暴露偵查方向，67位居民無論老少都要踩。

大家十分配合，取證工作順利進行，結果沒有查到和血襪印吻合的腳印！

情況報到王軍處，他瞪了偵查員一眼，虎著臉問：「漏人了吧？有人沒來！」

繼續追查，果然發現了重大遺漏-104室房主趙連榮。巧得很，104室正是案發現場103室的隔壁，趙連榮正是報警的女話務員李琳的。

從派出所調來的戶籍資料顯示：趙連榮，37歲，某工具機廠工人，身高1. 72米。

據李琳講，案發當晚，趙連榮帶去了她家，具體時間不清楚。事先她並不知道趙連榮要帶孩子去娘家。她又講，接到報案時在樓下看見自家衛生間亮著燈，後來時燈已關。種種跡象表明：趙連榮極其可疑，案發前後他都在家！

王軍當即安排刑警去趙連榮的單位和老丈人家取他的腳印。偵查員很快在單位截住趙連榮，取了他的腳印，同時對他進行嚴密監視。

沒想到，趙連榮的足印在送檢後出現了新的疑點：經過和血襪印進行細緻比對，檢材的左足與血襪印左足比對時，二者各個對應部位的大小、形態等特徵基本重合，可以做同一認定。

但問題在於，右足二趾部位存有明顯差異點——油墨襪印的拇趾和中趾相距很近，見不到二趾；現場出現在樓梯上的右腳血襪印卻是二趾趾印清晰。

王軍也注意到了右足油墨襪印與現場血襪印存有差異。難道兇手左足和趙連榮一致，右足卻不同？或者本案有兩名兇手，趙連榮單用左足活動，另一人單用右足活動？這簡直是天方夜譚。

儘管左足可做出同一認定，但對於右足的差異點不能置之不理。王軍明白，他必須地解釋差異點。

油墨襪印屬加層足跡，要考慮到有可能正好二趾那個部位沒沾上油墨，所以印痕出不來。樓梯上足跡與樣本的差異點，很可能同行為人當時所處的狀態有關。血襪印是在追殺中留下的，樣本則是在站立狀態下提取的，一動一靜導致了趾頭部位印痕的差異，此外，現場提取的足印技術處理不到位，也有可能造成差異。

王軍指示技術人員再對現場足印進行檢驗，同時連夜傳訊趙連榮。

趙連榮被民警帶到了八角派出所。進了門，他的臉色就不對了，走路也不了。

一切都按照現場的情況實驗。首先叫趙連榮換上為他準備好的細線襪子，這時，在場警察的目光一齊落在了趙連榮的右腳上。果然，他的右腳很特別，二趾比一般人長，是翹起來的，常態下就壓在一趾和三趾的上面，顯然是這隻腳在發育過程中形成的固有特徵。警察們相視一笑，心照不宣。

趙連榮穿好襪子，塗上油墨，先是站立在紙上踩，足印確實沒有二趾。在鋪好的紙上走一遍，二趾出來一點兒。加快速度再走，二趾出來得多了一些。到樓梯上再走走，踩出的樣本個個二趾清晰！

之前，技術人員已到現場，按照行走人的步法特徵，找出了潛在的血襪印位置，然後用四甲基聯苯胺化學藥液小心地塗在上面，地面上沾有血跡的部位與藥液接觸後呈藍色反應，一個個清晰度大大強化了的血襪印便顯現了，果然發現了二趾不清晰的右足血襪印。

如此提取到的血襪印痕跡和趙連榮的足印再次送檢，結果完全吻合。

惡有惡報

王軍十分清楚，光憑這個血襪印的同一認定，就能將趙連榮送上法庭。但專案組掌握的證據不止足跡一種。在現場提取的血樣中發現了死者之外的第九種血跡，可以推論：這個血跡是兇手的，此人受了傷。

作案人受傷，可能是因為在施暴中遇到反抗，也可能是因為動作猛烈自己碰傷或摔傷，大致位置應在手、臂等部位。在傳趙連榮取腳印時，王軍沒有忘記查實趙連榮身體的傷痕。但據觀察，趙連榮體表外露部分未見傷痕。王軍讓他脫去衣褲查實。

此刻的趙連榮已如同魚在網中，聽到脫去衣褲的命令，他沉默良久，而後要求抽一根煙。過了一會兒，他慢慢地褪去長衣長褲，一片傷痕赫然顯現在腿部。技術人員當即提取了趙連榮的血樣送檢。

6月5日，正是王軍預計破案的那一天，在與組員返城途中，他提醒大家：「別關，案子今晚告破！」

當晚，刑事科技處給出趙連榮血液dna的檢測結果。果不其然，趙連榮的血液dna被證實與現場第九種血跡相符。在此之前，警方已從趙家下水道找到被剪碎的血手套，在垃圾堆發現作案兇器——折刀。

趙連榮被公安機關正式拘捕。

6月6日，天空又飄落細雨，像是為死難的姑娘們哀悼。王軍參加了對趙連榮的預審。他陰沉著臉，細細地聽著趙連榮的供詞。趙連榮交代了這起血案的經過：

5月29日晚，趁到小區的總機房上夜班時，他開始實施早就有的計劃——去隔壁那些賣金銀首飾的姑娘宿舍裡偷筆錢回來。她們既然是珠寶公司的，肯定有錢。

大約凌晨3點，夜深人靜，他套上短袖，穿上牛仔短褲，戴好白手套，取出預先準備的折刀，為確保走路無聲，只穿一雙線襪。他先將自家的房門虛掩，留下逃匿的後路，然後從自家衛生間窗戶鑽出——那兒與103室的陽臺間隔不足一米，只消一邁腿即到。隔壁的陽臺雖然密封，但據他觀察，陽臺窗戶和大門每晚都敞開著，他很順利地進入室內。

進屋後，首先是睡在東牆下的姑娘發現了他，她使勁蹬腿喊叫。同屋姑娘醒了，有人拉開了燈。趙連榮沒想到屋裡有這麼多人，他知道壞事了，她們都認得他！這個念頭讓他頓起殺機，揮刀撲向她們。響聲驚動了外屋的一個姑娘，跑進來查看，他又猛地衝過去，將她刺傷。

當他回身撲向西北牆根下的另一張雙人床時，那個受傷的姑娘趁機跑出宿舍，並下樓敲一層住戶的大門。他提著刀追殺出來，姑娘再跑，剛跑出樓梯口，就被他撲倒……

殺死了這個姑娘，他返回103室，頭腦裡已經全是「斬盡殺絕」的念頭。見一個受傷的姑娘正在趴著打電話，趙連榮便衝過去一把將她從電話機旁拉開，繼續砍殺……隨後，他又用力撞開北屋緊閉的房門，將獨住的女巡視員砍殺。

行兇後，他翻看她們的提包、拎包，沒有發現珠寶首飾，錢包裡也只有幾十塊錢。他不敢久留，立刻逃回家中，在衛生間把作案的衣褲全部洗，又把手套剪碎扔進馬桶衝走，然後打開熱水器洗澡，才發現大腿因為撲殺樓下的姑娘時倒地摔傷了，正在流血。

要了八條人命，卻沒有弄到幾個錢，趙連榮上床躺下，看到身邊熟睡的兒子，感到後怕，呆了十幾分鐘，聽到外面尚無動靜，便抱上孩子，三十六計走為上……

趙連榮說，他殺了人，第一個撥通「110」報案的竟是他的妻子；他想方設法隱匿罪行，妻子卻提供了一系列的證據，這只能用「惡有惡報」來解釋了。

此後，王軍向趙連榮提問，問的全是不為人注意的細枝末節。大家認真聽著，知道這是在印證對現場的先期判斷。

1999年7月2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了趙連榮特大殺人案，判處趙連榮死刑，他沒有提出上訴。7月21日，趙連榮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但這無法挽回八名受害女孩寶貴的生命。回想此案，王軍常常扼腕嘆息。從現場看，女孩們長期不關陽臺上的門窗，是為了享受涼爽的過堂風——不少都會在這樣做，但這竟給蓄謀已久的提供了可乘之機。

破獲「5·30」特大殺人案，歷時僅僅一周，有媒體說dna檢驗是本案偵破的關鍵；還有人說，案情本身就比較簡單；更有人說，破案靠的是運氣。

dna檢驗確實為偵查增添了力量，但只有準確圈定了嫌疑人，檢驗才有可能發揮作用。面對一個雜亂無章的現場、毫不熟悉的被害人和一堆可以理出無數可能的頭緒時，如何才能找到一條清晰和準確的線索，循著它找到通往答案的路徑，這考驗著每一個辦案人員的頭腦。在本案中，找準「血襪印」這條線索，就是所謂的「運氣」。但對於王軍而言，這「運氣」的得來，實在不足為奇。

二、房山滅門案

可疑的老倆口

2003年4月中旬，突然成了世界關注的焦點。4月16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把一種新型傳染病毒命名為sars（即非典型性肺炎），同時宣布中國為「sars疫區」。很快，北京大多數企事業單位、機關都變得「門前冷落車馬稀」，從城裡到郊區的大街小巷、公共場所都人跡寥寥。而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的王軍和所有的刑警們，在這一特殊的時刻仍然堅守在崗位上。

5月10日，房山區長溝鎮南正村發生了一起特大殺人案，一戶姓付的村民，一家四口被人殺死在家中。

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在5月11日接到報警，馬上把情況報到市局，這一惡性案件立刻引起了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

當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和房山分局迅速成立了專案組，王軍明確指示：「這是今年最大的一起案子，一下子殺了四個人，不能等，馬上開始調查。」

受害者是夫婦二人和兩個孩子，都是被亂刀砍死的。經過現場勘察血跡和地上遺留的腳印，兇手應該只有一人。

在群眾走訪中，有個說，付家出事的那天，聽到他家屋裡有動靜，但不是很大。當時他聽到有人「哎喲哎喲」叫著，又喊著「香兒！香兒！」鄰居到窗戶跟前去看，把窗戶紙摳了一個小口子，影影綽綽地看到有個穿灰條上衣的男人正彎著腰。鄰居推了推門，可屋裡插著門閂，又沒聽見喊救命，就以為是老付家裡人又在打架。

偵查員在分別走訪了多家群眾後，了解到老付家只是很普通的農戶，打架吵架的事倒是常見，但是從沒聽說他跟誰有大的債務糾紛，或者跟誰是血仇冤家。

那麼兇手殺人的動機到底是什麼呢？

案發後的三天裡，數十名偵查員不斷擴大搜索範圍，對現場的院裡院外都仔細認真地勘察過了，卻沒有找到有效的突破口。

5月14日，王軍帶著刑偵總隊的刑警親自趕往房山區，到現場勘驗。警車出了城區的三環四環路，穿過大興區，向房山區疾馳而去。由於是非典時期，雖然道路平坦寬闊，路上的車輛卻越來越少，走得非常順暢。

王軍的一點兒也不輕鬆。這起「5·11殺人案」因為發生在非典時期，又是2003年5月發生的最大一起殺人案，自然被列為重大惡性案件。

幾天來，下面的同志很辛苦，工作進展卻不太順利，這與被害人家過於普通平常，而且關係也不複雜有關。線索太少反而使案件不太容易找到偵查方向，是影響偵破進度的主要原因。

王軍憑經驗判斷，兇手只要作案，就一定會留下線索。複雜的案情複雜處理，簡單的案情就簡單推斷，只要仔細查找冷靜分析，他有把握儘快打破目前的僵局。

刑警們穿過村中狹窄的街道，走進付家小院。屋裡的案發現場已經清理過了，王軍看了一下，就走到屋外。

他正考慮，剛才一路走過來，雖然沒有停步觀察，還是能感覺到村裡人分外警覺的目光。當然這可能是因為剛剛發生了大案血案的緣故。那麼要是在平時，有沒有可能村裡來了外人，本村人會毫無察覺呢？特別是在現在全市都處於「非典」的防護隔離時期，如果有外人進村，怎樣才能保證出來進去都沒有人看到？還有，兇手是殺了四個人再潛逃，兇器怎麼處理？身上的血跡怎樣掩蓋？根據這樣的推理，外來人作案顯然風險比較高，那麼本村人作案的可能性是不是更大一些呢？

有了初步的判斷，王軍更加仔細地查看了一下周圍的環境：相鄰院子的那戶人家，案發時曾經聽到付家的屋裡有打鬥的聲音，他以為是付家的人因為家事打架，所以不便過來探究。那麼，別的鄰居呢？王軍目光掃向付家對面的那戶人家，兩家的院門只相隔一條小路，幾步就可以出這門進那門。

王軍伸手一指：「到那家去看看。那家的人幹這個案子最合適。」說完帶著兩個人過去了。

跟過來的一個偵查員介紹，這家姓張，前幾天已經走訪調查過。

聽村裡人講，戶主張海波因為外地的嶽母得重病，幾天前就帶著去涿州嶽母家了，現在是住在附近的父母臨時過來給他家看著院子。可是老頭老太太什麼事也說不清楚，顯得糊裡糊塗的。

王軍沒說話，走進院門，細細地觀察著屋裡屋外的情況。老頭老太太在一邊遲鈍而含糊地回答偵查員的問話，然後就匆匆地躲到遠處，目光中分明有些異樣。王軍察覺到他們這種目光不是農村人怕見陌生人的膽怯，而是帶著一種緊張、慌亂。

王軍盯著他們問：「你兒子出門了，沒跟你說去哪兒？去幾天？」

老頭連聲回答：「不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原先在老二那邊住，他這兒說有事，走兩天，叫我們過來幫他看兩天門……」

王軍沉吟著走出院子，馬上布置任務：「這家有問題。兒子走了好幾天了，別人說是去嶽母家了，老頭老太太倒不知道去哪兒了，正常嗎？再叫幾個人過來，好好找一找。」

幾棵樹引發衝突

偵查員們分頭行動。

果然，在一次細細的查找中，有了新的發現。當王軍翻開屋裡一個洗衣機滌時，馬上警覺地說：「這裡面還泡著衣服！」經過仔細觀察，在場的刑警一下子還判斷不出裡面有沒有血跡，但是衣物泡了很久，已經有些異味了。

王軍立刻叫來法醫，法醫從水裡撈出一件溼淋淋的上衣。王軍說道：「拿外頭看，光線好，馬上測一下，看看那些黑點有沒有問題。」

此時，不管衣服上的黑點是不是血跡，能否確定張海波是不是真的殺了人，都是次要的了，因為王軍已經從老頭的神色上斷定，張家一定發生了什麼大事！否則，張海波不會帶著孩子離去得那麼倉促。

於是，諸多疑問匯集起來：村裡人提供的張海波去涿州嶽母家探病的情況是否已經核實？最近村裡還有誰突然離開？張家和付家關係如何？有沒有什麼矛盾和過節？王軍都需要及時掌握。

偵查員匯報，涿州方面已經做過調查，張海波沒有在嶽母家露面，他的嶽母也沒有生病。張海波的嫌疑馬上加大。針對這種情況，王軍決定，立即把張海波的張雲志帶回專案組審查。

一直表現得糊裡糊塗、一問三不知的張雲志，在被偵查員帶走的路上，心理防線就崩潰了。他本來是個還算老實的莊稼人，遇事也不會裝，硬裝也裝不像，這幾天一看到警車進村，他就害怕緊張，渾身冒冷汗。他知道瞞是肯定瞞不住了，終於交代，就是自己的兒子張海波殺死了老付一家四口人。

他說：「那天媳婦突然打電話叫我趕緊過來，說張海波不見了，好像他拿著刀找老付家去了！我就知道要出大事了……等我趕過來的時候，就看見我兒子從那家大門出來，手上有血！我兒子進門就說：『我把老付一家子都殺了，幾口我也不知道。』嚇得我啥也說不出來。後來，他跟他媳婦說要出去些日子，收拾收拾東西，就帶孩子走了。上哪兒去沒說，我也沒問，他就說讓我先給他看著家……」

偵查員問：「張海波因為什麼殺了一家人啊？」

張雲志說：「就為他們種樹唄。都在牆外邊種樹，那個垃圾坑旁邊張海波先種了幾棵香椿樹，長得好好的，被老付家給拔了，兩家就吵架，就要動手。過後張海波又種了幾棵，跟老付說不許拔，老付沒拔，可挨著樹中間種上好幾棵。張海波就不幹了，那不欺負人嗎？又吵又打的，急眼了，誰想能殺人了呢？」

5月14日，案發後的第四天，根據張雲志的交代，張海波被確定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專案組馬上制定具體的抓捕方案。

王軍在會上說：「從現在掌握的情況看，張海波已構成重大嫌疑。在這兒把他媳婦的情況，嶽母家的情況，張海波還跟誰有聯繫，所有情況都碰一碰。」

很快，情況綜合出來：一、張海波媳婦叫王麗華，1973年4月生人，娘家是涿州百尺竿鄉百尺竿村；二、在案發當天，張海波曾經找老闆支了3400元工資，說是嶽母病重，他要帶著媳婦女兒趕去嶽母家，這個老闆可能是最後接觸張海波的人。

根據這些情況，專案組決定當天就馬上行動：一撥人去找張海波的老闆，進一步了解情況，掌握每一個細節；另一撥人再去涿州百尺竿鄉百尺竿村張海波嶽母家，尋找新的線索。

隨著案情的逐漸清晰，王軍鬆了一口氣，以他的判斷，張海波這種因偶發事件造成的型犯罪的嫌疑人，不具備反偵查能力，事發前後都不會精心謀劃，因此作案與出逃都有很大的盲動性。

循跡追蹤，就是考驗刑警們另一項重要的刑偵能力了。

死不懺悔的兇手

按照專案組的部署，5月14日傍晚，幾個偵查員驅車趕到了涿州市，馬上到派出所聯繫，然後直奔百尺竿村。

進到村裡，張海波的嶽母看著第二次來家裡的警察們，緊張得直抹：「這是咋回事哩？閨女沒有回家來啊。」偵查員一面安慰老人，緩解緊張氣氛，一面仔細地檢查搜尋，確實沒有張海波一家來過的痕跡。他嶽母沒病，這一家人也確實不了解什麼情況。

鄉派出所的民警和偵查員們坐下來，一起耐心地做這兩位老人的思想工作，拉著家常話，希望能有新的線索。

一直顯得心事重重的張海波的嶽父突然說：「我知道南正村出事了，殺了四口人。」

派出所的民警馬上說：「你知道這事很大。這麼大的事情，你要是知道什麼情況就如實跟公安機關說說，咱們得合作。」老人埋下頭，一個勁兒地抽菸，卻再不肯說什麼了。

偵查員根據這些情況分析，張海波目前跟嶽父嶽母家還沒有聯繫，他的出逃確實沒有什麼目的和計劃。

天已經黑下來，偵查員又連夜在王麗華這邊的一些親戚家做了調查，最後認定張海波一家根本沒有來過這邊，線索斷了。

深夜，涿州這邊防控「非典」的工作仍然沒有放鬆。警車在返城途中走到一個路口，剛剛過去時檢查了，回來還要檢查。不過這一番折騰倒使偵查員們有些放心了，照這樣的情況看，只要張海波一家敢回到涿州市的地界，他們的行蹤肯定會暴露的。

5月16日凌晨，去涿州調查的這一路偵查員終於回到房山區長溝鎮。困頓之中，他們看到專案組裡依舊燈火通明。有消息說，張海波出事那天打了一輛車去涿州市淶水縣，專案組連夜決定派另一路偵查員即刻跟蹤追擊，這幾個偵查員正整裝待發。兩路偵查員碰在一起，互相交流了一些情況，馬上開始下一步行動……

然而，在涿州市公安局的大力配合下，刑警們又經過一整天的奔波調查，在淶水縣各個路口的檢查站仔細查找登記的來往車輛和乘坐人員，還是沒有查到張海波一家的蹤跡。

5月17日，王軍和專案組決定，通過北京電視臺《法治進行時》節目，向全社會公開通緝犯罪嫌疑人張海波。

當電視臺向全國發布張海波的公開通緝令後，專案組的舉報電話就不斷響起，舉報線索不限於北京市，還包括外省市。

王軍越來越清楚地感覺到，犯罪嫌疑人就快找到了。

在這半個多月的時間裡，王軍和偵查員們認真對待每一個舉報電話，認真分析每一次舉報的內容，該調查核實情況的馬上派人查實，該出現場的就立即趕赴現場。在排除了很多次嫌疑之後，他們離目標越來越近了。

終於，5月30日晚10點40分，專案組接到涿州長途電話，有人舉報，張海波帶著媳婦女兒現正在涿州的嶽母家。兵貴神速。嚴陣以待的刑警們以最快的速度趕往涿州。

深夜，四處奔逃了二十多天的張海波，還沒來得及喘口氣，還沒來得及從驚恐、慌亂、疲憊之中掙脫出來，就看到北京的刑警們如同神兵天降，把他堵在了嶽母家中。他很清楚自己再也跑不掉了，幾乎沒有抵抗，束手就擒。

在後來的審訊中，張海波和王麗華交代，他們正如警方所預料的那樣，出逃的路線毫無計劃，就像沒頭一樣亂撞，過著擔驚受怕、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有一天，他在租住的地方閒逛，聽到有幾個人閒聊，說北京電視臺《法治進行時》節目正在通緝一個名叫張海波的犯罪嫌疑人，張海波驚出一身冷汗。

此時，王麗華也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思前想後：開始勸張海波自首。在這一路奔逃中，王麗華不能不想想後果：能不能真的逃脫？殺了四口人，這麼重的罪孽怎麼擺脫？

聽著媳婦的哭訴，看著三歲的小女兒，張海波猶豫了。他原本就不是遇事能夠考慮周到、明辨事理、分得清楚是非好歹的人，根本就沒有想到殺人的後果是什麼。現在事已至此，他沒覺得有什麼對不起老付一家的，但他知道疼女兒，要是讓媳婦女兒真的一輩子跟自己逃命，太遭罪。

張海波決定回一趟嶽母家，把媳婦女兒在嶽母家安頓好以後，他就可以一個人放心地躲到外邊去了，能逃多遠逃多遠……

5月31日，張海波被刑警們從涿州緝捕回京後，「房山5. 11殺人案」正式結案。幾個月後，經過法院審理，張海波犯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刑，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執行；妻子王麗華、父親張雲志犯包庇罪，被判數年有期徒刑。

然而就在法院庭審結束後，獄中的張海波依然沒有對殺人的罪行表示懺悔，他耿耿於懷的還是：誰讓老付拔我家香椿樹的？他欺負我，我就不能饒了他！

在王軍的刑偵生涯中，有很多刑事犯罪是由於這種狹隘、愚昧的思想，為了一些根本不值得的矛盾糾紛，製造出了血淋淋的慘案。

三、洗浴中心特大殺

裡有七具屍體

2003年5月15日晚，北京的「非典」疫情進一步嚴重，新聞聯播報導說確診病例達2388人，新增病例27人，死亡總數140人。

北京市朝陽區豆各莊黃廠村樂園洗浴中心老闆李培南哥李培東吃過晚飯，聽完新聞聯播，心頭隱隱感到不安。

他拿起電話，呼叫李培南，結果對方手機未開。

自昨天起，李培東便與弟弟失去了聯繫。他曾順路過去了一趟，發現「樂園」門口弟弟的汽車不在，便沒有進去。他心想，弟弟的女兒莫不是染上「非典」去了？

此時，他坐不住了，就近招呼了一個，結伴直奔洗浴中心。

樂園洗浴中心在豆各莊一帶名氣不小。這是弟弟於1999年與人合資創建的。作為老闆，李培南為人友善隨和，一直很好。只是到了2003年4月底，「非典」襲擾，「樂園」暫停營業，員工大部分遣散，只留五人駐守。

李培東和朋友趕來時，四周漆黑一片，依然未見弟弟的墨綠色夏利汽車。

二人推門進去，不見動靜，只聞到一股濃重的腐臭味兒。打開燈再看，只見室內一片狼藉，地上散落著匕首、鐵管、木棍和撕碎的床單。

李培東呼喊著弟弟的名字衝進去，不由嚇得魂飛魄散——浴池裡漂浮著幾具！

接到李培東報案後，警車風馳電掣急赴案發現場。

晚9時20分，各路警員已經全部到位。朝陽區分局刑偵支隊到了，北京市刑偵總隊大案支隊的偵查員也到了，王軍作為總隊隊長指揮偵查辦案。

樂園洗浴中心內空氣十分汙濁，儘管偵查人員戴著夾層口罩，但一陣陣熱烘烘的屍腐味兒還是撲鼻而來。

案發現場異常散亂，到處都是案犯作案遺留的痕跡，匕首、鐵管、方木棍、膠帶丟棄一地，仿佛把所有的作案工具都扔在現場了；腳印、手印比比皆是，案犯似乎根本沒有考慮處理現場。

根據李培東報案的指向，偵查員首先進入男浴部，一眼便望到大浴池的水中浸泡著好幾具屍首。屍體一具具打撈上來，六男一女一共七人。

七人全部用撕開的床單捆綁，嘴上膠帶纏封。經初步檢查，死者身體無傷，可以確定是被捆綁後拋入水中溺死的。

報案的李培東見狀失聲痛哭，死者中有他的弟弟李培南和弟媳馬蓉，另五人是洗浴中心留守的員工。李培東突然驚呼：「還有一個小侄女呢？」

就在此時，偵查員搜索到洗浴中心一號包房，在裡面發現了大約三個月大的女嬰。她竟然還活著，只是面紅耳赤，正在發燒，處於昏睡狀態。王軍指示，馬上送醫院救治，一號包房及現場緊急消毒。

王軍抄著手在現場慢慢踱著。孩子的出現，基本可以排除仇殺，否則孩子的命是留不下來的，必要斬草除根。

來到洗浴中心經理室，偵查員發現牆角的櫃被打開了，保險柜上沒有人為破壞的痕跡，裡面卻空空如也。

據李培東指認，這個保險柜主要用來存放每天的營業收入。近期生意停頓，故裡面的現金應該不多，估計萬元左右。此外，柜子裡還放有弟弟、弟妹的存摺及部分首飾，現在全都不翼而飛。

另外，吧檯上的收銀機也發現有翻動的痕跡。弟弟的汽車不見了，同時不見的還有弟弟、弟妹的手機。現場專案組要求全市警力統一部署，查找夏利車。

這樁案子有點離奇，線索固然很多，一個又一個的疑問卻也困擾著辦案的偵查員們。是仇殺？是情殺？是殺人？還是僱傭殺人？作案的動機到底是什麼？搶劫是不能排除的，然而若是入室搶劫何以選擇此地？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種時候、這種地方是搞不到多少錢的。再者，搶劫完全沒有必要死這麼多的人。究竟是什麼樣的罪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能形成這樣的一個殘酷的現場？

案件的特殊性在於整個現場非常凌亂，到處都是作案人留下的痕跡，這樣反而不容易讓人保持頭腦清醒。警察學院的專家也帶領現場研討，很多偵查員的思路集中在老闆妻子的身上，圍繞情殺和仇殺這兩條線索延伸。然而，疑點太多，誰都說服不了誰。

王軍沉默地坐在會場上，一言不發。這是他多年來養成的，他總是在心裡反覆設立案情的假定性，然後再反向推理，經過多次推翻和否定而不能推倒的，就是有價值的思路。

現在是「非典」期間，大的社會環境是封閉狀態，出現這樣的惡性案件，不可能是外來人口作案，這應該是一起熟人作案！於是，他發話了：「這案子能破！先不忙為案情定性，以熟人作案為突破點立即展開工作，就從離現場最近的人中給我查！」

根據王軍的指示，專案組明確了目前的主要任務，偵查工作分為兩個方向迅速展開：一方面查找被搶的車輛、手機等財物的下落，監控死者銀行帳戶變動情況等；另一方面在死者的社會關係中排查可疑人員。

王軍調動了三個摸排小組展開工作。第一小組負責摸排受害人家屬和周圍關係人：第二小組負責查對附近出屋有無案發後突然離去的人；第三小組走訪銀行，查有無提取事主存款的犯罪嫌疑人。

神秘的取款人

為了查找的夏利車，專案組於16日凌晨將協查通報緊急發送市局所屬各單位，發向全市各派出所。很快，無數雙眼睛開始在大街小巷悄悄地搜尋著這輛墨綠色夏利車。

案發第三天，京津塘高速公路大羊坊出口的工作人員反映，他們在察看案發前一天（5月14日）的監控錄像時，發現了一輛牌號帶有字母「e」和數字「53」的綠色夏利車，專案組通過向車管所查詢發現，北京地區帶有「e」、「53」組合的墨綠色夏利車只有死者這唯一的一輛。

專案組成員投入到了緊張的追蹤工作中，他們立刻班師通州，派出上百名偵查員深入通州、河北三河、廊坊等地的村鎮展開專訪尋查。案發第五天，忽然有報告，失蹤的夏利車找到了，就在朝陽區新源裡隆京商場的停車場裡！

案情迅速上報到王軍，他立即將朝陽分局主管刑偵的叫來，當著大家的面，王軍竟然對他大發脾氣，狠狠地訓斥了一個小時：「現在是什麼時候？在你的管區裡、那麼明顯的地方停著涉案汽車，你竟然給我漏查了！」會上發了脾氣，會下王軍還是原諒了他。晚上，王軍請這位思想壓力很大的局長一起吃了晚飯。

據舉報人新源裡隆京停車場保安員向專案組陳述，案發前一天凌晨，一名身高約1. 75米、體態肥胖的男子將這輛車停放在停車場內，當日早7點左右，另一男子來找過東西，此後一直沒人動過這輛車。

專案組以隆京商場為中心，劃定了48棟居民樓和200多家機關單位，布置偵查員逐門逐戶專訪調查。

經過一天一夜的訪尋，新源裡地區的居民和各單位提供了大量線索。在所涉及的可疑人物當中，曾經在新源裡地區頻繁活動過的一夥籍閒散人員引起了偵查員的注意。

這夥人以一個綽號「老胡」的人為首，經常在新源裡一帶從事違法活動，多次受過朝陽警方的處理。而這夥人恰恰在5月中旬從外地回到北京，並在飯館時神秘地談到這次回來是「辦點事」，隨後突然，不知去向。專案組決定傳喚「老胡」等人。

經過當地派出所及朝陽分局協助，「老胡」等人被警方訊問。根據他們的解釋，再經過偵查員的進一步核實，所有疑點都是巧合。至此，案犯與新源裡地區有關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專案組還初步認定，拋車新源裡很可能是案犯的隨意行為，沒有明確的指向性。

在新源裡進行調查的同時，圍繞著本案死者生前社會關係的走訪也在不斷深入。根據黃廠村附近6個村子的群眾反映的情況，經過詳細的統計整理，樂園洗浴中心自1999年開業至案發4年時間裡，共有100多名服務員、按摩女和其他勤雜工在這裡工作過。死者中除李培南外，其餘6人來自不同省區，經歷與背景也都比較複雜。

李培南由於職業原因，接觸的人比較多，僅經常同其打牌的就有21人，其中有幾個是東北人。

群眾反映中有個情況引起了專案組的注意：前一段時間，樂園洗浴中心原來開除過的一個名叫小文的員工回來過一次，還帶著幾個東北到洗浴中心吵鬧示威。而且前幾天有人見到小文拿著一部v988型手機打電話，而案發現場被搶物品中正有兩部v988手機。

根據這條線索，偵查員迅速找到小文的老鄉熟人了解，幾個人都說小文5月中旬從遼寧葫蘆島回來過幾天，用的確實是v988手機，但現在又回葫蘆島了，不在北京。等到偵查員千辛萬苦來到葫蘆島的時候，卻得知這個小文近日又回北京去了。

偵查員馬上向專案組通報情況，專案組立即派員查訪，終於找到了這個可疑的東北人。

然而，經過訊問，小文並不承認他在5月中旬去過樂園洗浴中心。偵查員進行了認真查證，發現小文沒有撒謊。此時已是案發後第12天了，專案組偵查員耗費了巨大的心血，卻一無所獲。

在偵查員追尋線索奔波勞碌的時候，王軍並未指望一舉破案。他清楚，這個案子案情雖不複雜，但在茫茫人海裡查找罪犯並不容易。現在線索一次次被否定並不意味著，因為真相必然隱藏其中，假象排除得越多，距離真相就越近了。

王軍安排偵查員調查那條街上的娛樂設施，一個在街上開發廊、外號「大麟子」的北京人李孟麟躍入了王軍和專案組的視線。此人一臉兇相，和受害人李培南打過牌。王軍吩咐偵查員盯住他。

此案的突破口出現在死者馬蓉的儲蓄帳戶上。從案發開始，偵查員在北京數十家銀行、郵局調查死者的帳戶情況。

6月4日，當他們查詢到建內大街郵電局的郵政儲蓄業務時，赫然發現死者馬蓉的存摺在其遇害後的第二天即5月14日上午10時被人取過款。根據郵局內的監控系統拍下的錄像，偵查員看到，取款人為男性，30餘歲，身高1. 80米左右，戴棒球帽和口罩，取款17500元。

這一發現讓專案組大為振奮，這個人極有可能就是當時作案的犯罪嫌疑人。於是偵查工作馬上兵分兩路，一路到建內郵局附近的銀行、商場走訪，尋找這個男子的蹤跡，另一路拿著監控錄像光碟及翻印的照片去黃廠村，請村民辨認。

很快，兩路偵查員都大有收穫。

某商場的名牌時裝專櫃的售貨員說見過此男子，而且印象很深，因為她們這個專櫃的服裝價格昂貴，加上「非典」影響，來這裡購物的人沒有幾個，可這個人不看價錢，上來就挑了一件1683元的墨綠色t恤衫。按售貨員的描述，該男子30歲上下，1. 80米左右，說話口音是東北的。

到了派出所的時候，偵查員叫停車，然後對他說：「下來吧，到了。」

然而，王慶洪裝聾作啞，只說開黑車拉私活實在無奈，罰也罷關也罷，沒錢。這讓守在審訊室隔壁的專案組成員十分焦急。剛才負責監視李孟麟的偵查員又來報告，這些天李孟麟行為反常，經常外出，鬼鬼祟祟的，有時接打電話也神秘兮兮。

此時若王慶洪老實交代了，就可以省去後邊的艱辛，一舉將李彬、李孟麟拿下。但是王慶洪堅持說他沒有到過作案現場，後又堅持說他沒有殺人。於是，其中的破綻暴露出來了。沒有殺人並不代表沒有到過現場，沒有殺人就更應該坦白交代。

王慶洪的心理防線崩潰之時，已是第二天凌晨4點了。

凌晨4時30分，偵查員敲開李孟麟的家門，結果李孟麟不在。他的妻子說，頭天中午他被一個叫李彬的朋友拉走了，說是去打牌，一宿未歸。

一聽到「李彬」的名字，王軍立即感到抓捕行動可能要橫生枝節。王慶洪被捕要是讓他們「醒」了，就很可能「丟」掉他們。偵查抓捕中有幾句術語很有講究，如「寧丟不醒」、「寧醒不丟」，前者是指放長線釣大魚或需要抓現行，後者則是證據確鑿而時機未到。

專案組一方面留人在李孟麟家繼續蹲守，一方面迅速將情況通報給前往大興飲馬井抓捕李彬的偵查員，以進一步判斷此二犯是否連夜逃竄。

偵查員在飲馬井七街很快查找到了出租房的。房東確認他的房客中有一個姓李的東北人，不過，約十分鐘之前，此人同另一個人打車出去了。根據該房東對這兩人體貌特徵的描述，偵查員斷定，這兩人就是李彬和李孟麟，而且兩人是剛剛行動，尚未脫離警方視線。

正在此時，分頭排查的偵查員又摸出一條新的線索，李彬兩人走的時候搭乘的並不是正規計程車，而是一輛黑車，黑車司機就住在這個村子裡。

偵查員迅速將此情況及黑車特徵上報專案組。專案組立即啟動一級堵卡方案，布置警力在出京的各個主要路口進行堵截，決不能讓他們逃離北京。

同時，另一路偵查員立刻進村找到黑車司機的家。只要聯繫上司機，就能摸清兩名犯罪嫌疑人的去向。然而，任憑家屬怎麼打手機，都只有一個聲音：「您撥打的用戶已關機！」在場的人都十分擔心。

偵查員只好原地守候，等著黑車司機回來。將近中午時分，黑車司機回來了，家屬責問他為何不開機，司機這才發現電池蓋鬆開了。

據司機所說，早上打車的兩人剛一上車就要他往京瀋高速上開，可車子還沒走到收費口，那兩人又改了主意，說要去通州。大約上午10點的時候，到了通州，他們沒有下車的意思，只是讓他開著車在街上慢慢地轉。約摸半小時左右，又說去順義。最後到了順義，在某洗浴中心門前，兩人終於下車了，臨走時還對他說，晚上也許會打電話叫車來接。

情況已經很明顯了，兩犯沒敢闖卡，仍在市內。

於是，專案組馬上派出一路偵查員前往順義，同時要求順義公安局立即派員對兩犯可能落腳的兩處洗浴場所實行控制。專案組的偵查員兵分兩路，對這兩個冼浴中心進行排查。通過服務人員對犯罪嫌疑人照片的確認，有人提供，這兩人中午的時候確實來過，不過很快就走了。

此時此刻，前往湖北抓捕「老四」豐朝朋的一路偵查員正在日夜兼程。

到目前為止，偵查員還不知道「老四」的真實姓名，只知道他在北京開有一家一元店。據王慶洪交代，他與「老四」不熟，此前並不認識。偵查員只有求助隨州警方。

同一時刻，北京突降大雨。晚上7點多鐘，李彬、李孟麟在豐臺區某洗浴中心雙雙落網。隨後，根據再審王慶洪得到的線索，李彬之妻及四個情人也陸續到案。

專案組將這一消息立刻電話告知遠赴湖北的偵查員。正在小飯館吃飯的湖北偵查員接到如此大快人心的消息，歡呼起來。同時他們也意識到，此大案的告破只差這個「湖北老四」歸案了。

按約定，第二天一早偵查員前往隨州市公安局介紹情況。隨州警方立即行動，全力查找。不久，下面反映上來一個情況，有個叫豐朝朋的人在北京開有一元店，而且最近剛從北京回到家中，在家裡也確實排行第四。如此看來，這人有重大嫌疑。偵查員決定前往豐朝朋家所在的一個偏僻小村，做進一步調查。

到了豐朝朋家中，其家人告知豐朝朋到村外買東西，很快便回。在豐朝朋家中，偵查員發現了一部v988型手機，與死者失蹤的手機非常相似。豐朝朋就是「湖北老四」應當確定無疑了。為防止驚擾其年邁的父母，偵查員決定在村口路邊等候。大約過了20分鐘左右，豐朝朋出現了，經過簡單的詢問，豐朝朋交代了自己就是和李彬共同作案的「老四」。

2003年6月12日凌晨2點30分，犯罪嫌疑人豐朝朋被押回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大案支隊。至此，製造了這次特大殺人案的四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獲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