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趕走胡適（要不要趕走胡適）

2023-10-07 05:05:19 1

1916年6月中旬，胡適離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啟程回國，來北京大學當哲學教授。

他在日記中寫了這樣一句話：「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要換個樣子了！」這話譯自古希臘史詩《伊利亞特》，它既是胡適對所有留學生的期許，也是對自己的殷殷勉勵。

那會兒，他躊躇滿志，還沒有親身經歷北大的派系鬥爭，不過很快就有機會了。

圖：胡適

1917年秋天，北京大學宿舍西齋丙字12號，兩個本科二年級的學生正在密謀，要不要把胡適趕出北大。

主謀是顧頡剛（24歲，哲學系），他要徵求傅斯年（21歲，中文系）的意見。彼時，他們還不知道今後自己的學術成就會達到怎樣的高度，只想著這個叫胡適的哲學系新教授，當留不當留。

圖：年輕時的傅斯年（左）、顧頡剛（右）

顧頡剛為什麼要問傅斯年？一是因為傅極聰穎、極博學，是劉師培、黃侃、劉漢章等北大教授的得意門生，在學生群體中的威望非常高。二是因為傅斯年剛剛完成了趕朱教授下臺的壯舉，很有戰鬥經驗。

據清華大學首任校長羅家倫所著《元氣淋漓的傅孟真》（傅斯年，字孟真）記載：當年，有個文預科教授叫朱宗萊，是章太炎的弟子，教了一門自己並不擅長的《文心雕龍》，在課堂上出了不少錯。學生把他的講義偷來給傅斯年看，傅一夜審過，圈出30多處錯誤，全班籤名呈給蔡元培校長。沒過多久，這個朱教授果然就不再教這門課了。

圖：蔡元培

所以，要不要把胡適趕下臺，傅的意見很重要。

傅斯年十分自信，但還沒到自負的程度，他要先去哲學系旁聽胡適的課，再做決定。

幾次課聽下來，傅斯年對同學們說：「這個人雖然書讀得不多，但他治學的路子是對的，你們不要鬧了。」這樣，胡適就留在了哲學系。

當然，胡適能在北大繼續任教，不能全憑傅斯年的一句話，但這事確實起了關鍵作用。多年以後，傅斯年去世，胡適在紀念文章《傅孟真先生的思想》中，無不動情地寫到：

「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之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

機緣巧合，正是由於這次密謀和密謀之後的旁聽，傅斯年決定離開黃侃等人的陣營，轉投胡適麾下，切磋學問，闊論時局。

這本是一出霸道學生和年輕教授從相殺到相愛的戲碼，但如果把它放到當時的大環境中去看，事情就沒有那麼簡單了，它蘊藏著北京大學文科派系間的鬥爭。

圖：1945年，胡適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代校長傅斯年（左）前往迎接

【二】北京大學文科派系的變遷

從1898年創校，初名京師大學堂，到上世紀30年代，北京大學文科學派的變遷，大致可分為3個階段：桐城派、太炎弟子派、歐美留學派。

派系更迭不會是「昨天、今天、明天」這種清清爽爽的一刀切，總要有個模模糊糊的過渡期，好讓舊派與新派充分鬥爭，然後水到渠成完成更迭。既然沒有精確的時間界限，那麼依據各派主要特徵，我們大致劃分一下：

從建校到民國初年，主要是桐城派古文學家稱霸北大。這是清代文壇最大的散文流派，文統源遠流長、文論博大精深、著述豐厚清正，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地位顯赫，早期重要作家基本都是江南安慶府桐城人（今安徽省桐城市），因而得名。桐城被稱為「文都」也是這個緣故。後來，桐城派因新文化運動徹底沒落，此時在北大的遺風，不過已屬末流了。

1912民國初年，蔡元培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開啟太炎弟子執掌北大的時代。再稍微具體一點，1914年6月，浙江人夏錫祺任北大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桐城派徹底失去話語權，此後10多年，太炎弟子影響著北大文科的發展。

圖：章太炎

這一學派，顧名思義，是章太炎的門生弟子，大多是浙江人，具有深厚的舊學功底，又因曾留學日本，對西學也有相當的造詣。他們在辛亥革命前學成歸國，互相援引，起初在浙江各府中學任教，後來相繼到北京大學文科系當教授，成為主流。待到1916年底，蔡元培任北大校長，地位依然穩固，但同時，歐美留學派已初見端倪。

1922年4月，蔡元培看出歐美留學派才是未來，任命胡適為北大教務長，正式拉開了歐美留學派的黃金時代，且不再局限於文科系，而是席捲整個北京大學。從此，北大才算是踏上了現代化大學的徵途。

歐美留學派都有誰呢？有胡適、徐志摩、梁實秋、謝冰心、吳文藻、許地山、顧毓琇等等。他們一批一批的走，又一批一批的回，把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不斷推向新的高潮、新的境界。

圖：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左起：胡適、傅斯年、蔡元培、錢玄同、李大釗、陳獨秀

【三】從並肩作戰到分道揚鑣

雖是老生常談，但我們有必要先說一下新文化運動的時間。百度百科介紹是1915年至1923年。但是 ，我個人傾向於把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後更名為《新青年》）作為起始標誌，把1927年成立南京國民政府作為終止標誌，其中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新文化運動的高潮。

結合上一章節的時間線，大致可以看出，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沒落的桐城派式微。因此，並肩戰鬥的是太炎弟子和歐美留學派，分道揚鑣的也是他們。

當時，胡適提出「當以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將中國傳統學術與西方科學方法結合起來，探索國學的研究價值和發展前景。這種主張得到了大部分太炎弟子的響應，「整理國故」成為當時的學術新口號。

據《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記載：

「陳獨秀、胡適在北大鼓吹新文學時，也因為得到不少太炎門生的響應支持，在《新青年》踴躍投稿，才使文學革命的聲勢大漲，新文化運動得以席捲全國。」

你好我也好的兩派，為什麼到了「五四運動」以後就逐漸起了紛爭，以致分道揚鑣呢？那是因為，一團和氣的背後，從最開始就潛藏了成見和猜忌。

圖：《新青年》和《新潮》雜誌

1918年，傅斯年和羅家倫響應新文化運動，創辦了《新潮》雜誌，不到一年，勢頭就很猛了。可陳獨秀對他們一直心存疑慮，尤其傅斯年還是從黃侃的太炎弟子陣營「投誠」過來的。據周作人的《知堂回想錄》記載，陳獨秀曾就此事問周作人：「他們別是派來當細作的吧？」搞得周作人不知如何作答，只能是成人之美說些好話。

而太炎弟子對胡適向來不大尊重。因為胡適是北大文科學長、安徽老鄉陳獨秀向蔡元培舉薦的，太炎弟子根本瞧不上陳獨秀，連帶著對胡適就有了先天的成見。1919年4月，陳獨秀因私行不檢的緋聞被迫辭職，黯然離開北大。其中，最賣力氣的正是太炎弟子的中堅力量沈尹默。

圖：沈尹默（左）和陳獨秀（右）

陳獨秀走了，胡適的處境很艱難、很被動。據《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記載：

「胡適雖曾出任《國學季刊》的主任編輯，但隨著新文化運動以後胡適在知識界聲望的日漲，他和沈兼士（沈尹默的弟弟）等人的關係也越來越緊張。在雙方關係迅速惡化的情況下，胡適在國學門逐漸被視為圈外人，對國學門的事務實際上是無法置喙的。」

這倒不是說太炎弟子欺負人，而是舊派與新派之間本來就不可能和睦，後浪推倒前浪，這是歷史的必然。正是當年太炎弟子取代了桐城派，邁出了革新的第一步，才為北京大學奠定了紮實的學術地位，特別是對於國學的研究成果，時至今日仍受學界重點關注，是取之不竭的知識寶藏。

說到歷史的必然，我們也小小地考據一下，從《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截取了一段文科職員名錄，時間是1918年，正是新文化運動高潮前夕。分析一下人員結構，或許能看出些什麼（留學情況是作者加的）。

圖：北大文科職員名錄

如圖所示，教授共計29人，包括2位教英文的，其中浙江幫有12人。留過學的21人，其中留學日本的13人，留學歐美的8人。從年齡上看，留學歐美的年紀較輕，大多在30歲以下，而年齡越大的留學經歷越少，有的就是桐城派遺存了。從這樣的師資力量也可以看出，歐美留學派是今後必然崛起的新生代。

由此，文章第一節中提到的，明星學生傅斯年離開太炎陣營、轉投胡適麾下，也就順理成章了。

【結語】

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要麼因循守舊去做官，要麼不聞窗外事只讀聖賢書，逼不得已要造反的幾位，也是為了打造自己滿意的朝廷，並不是另起爐灶，以新的社會制度去代替舊的。

因此，在當時，現代化的社會理念，很難自發地破土而出，必須引入外來的新鮮血液，這就是留學熱潮的現實意義。留日熱潮引發了辛亥革命，繼而引發了民國初年的憲政運動。歐美留學熱潮則催生了新文化運動，啟發民主覺悟，推動科學發展，進而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奠定了思想基礎。

而北大文科派系的鬥爭，其中既有學術理念的爭論，也有私人的意氣用事，但歸根結底，還是新的思想與舊的思想之間的碰撞、抗爭。無論胡適是當了排頭兵，還是被趕下講臺，這種碰撞和抗爭都一定會發生，也唯有這樣，歷史的車輪才能滾滾前行，任誰也不可能阻擋。

-END-

參考資料：

[1]《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的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陳以愛，江西教育出版社

[2]《中華民國史綱》，張憲文，河南人民出版社

[3]《北京大學史料》，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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