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爾達會議有何重要內容(8天就確定了世界格局)
2023-10-19 14:30:59 3
這場會議的時間和地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最嚴密保守的機密。1945年2月3日,在夜色籠罩下,一隊派考德汽車載著西方世界中最有權力的兩位領導人——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和英國首相溫斯頓·倫納德·斯賓塞·邱吉爾,前往他們的目的地——從前俄國沙皇和顯赫貴族在黑海度假勝地雅爾達所擁有的一組別墅。英美代表自稱「阿爾戈人」(Argonauts),意指遠古傳說中的戰士,他們要前往黑海之濱,找尋一頭永不睡覺的龍,為的是要搶回金羊毛。他們要尋求這場吞沒全球的世界大戰的解決方案,「阿爾戈人」要對付的龍,則是東道主約瑟夫·史達林,這個前喬治亞詩人。
他們三個人聚在一起,舉行了現代史上最秘密的和平會議。在這場會議裡,他們調遣數以百萬計的雄師,以他們的意志來裁定勝利者的公義,決定各個民族的命運,更使得數以百萬計的難民東西遷徙,只因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永久和平。他們要創造一個機構,用以保衛和平及戰勝國的利益。他們離開雅爾達時既滿意又焦慮。因為在他們背後的,是過去30年來兩次世界大戰造成數千萬人犧牲性命的悲劇;而擺在他們面前的,卻是戰後不確定的世界。
地緣政治宏圖的競爭,自我意識和價值體系的衝突,以及三個國家最精明談判代表的縱橫捭闔,全在1945年2月的這八天裡,在雅爾達會議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三巨頭相互揣摩他人的可信度,看其他人是否願接受妥協。這兩位由英、美第一流私立大學畢業的精英,能不能和從東正教神學院輟學的喬治亞鞋匠之子達成共識呢?這兩位經由民主程序選出的領袖,曉得怎麼樣對付一手締造古拉格(Gulag)的教父嗎?[1]會議逼得與會者必須正視無窮無盡的道德兩難局面。它有如情感的雲霄飛車,不僅涉及同盟國的領導人,也牽扯到他們各自的部屬,這些部屬不僅要為了自己國家的利益搏鬥,還要爭取各自上級的寵信。
雅爾達會議結束後不到幾年,與會者兼制定者的高度期望已經破滅,他們的決定還受到敵我雙方的抨擊。仍在人世的與會者不是替自己辯護,就是刻意遺忘自己的參與。失望、遺憾的感覺在冷戰對峙的雙方陣營裡都很普遍。不論人們對這場會議抱持的觀點有什麼不同,雅爾達都成了錯失機會的象徵。在西方世界,《時代》(Time)周刊視雅爾達會議為走向「失去的和平」之路的裡程碑。麥卡錫時期的主流論述裡,「雅爾達」就是背棄自由、姑息世界共產主義的同義詞。
誰該為失去的和平負責?20世紀40年代末期,冷戰興起,雙方互相責備,這成為核心問題。美國國內也爆發了激烈的辯論。雅爾達會議達成的決定使共和黨和民主黨產生了分歧。人們指控羅斯福總統及其顧問不僅把東歐及中國出賣給史達林,還促進了國內共產主義力量的發展。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是美國雅爾達會議代表團成員,他被控為蘇聯擔任間諜,全案鬧得沸沸揚揚,益發增添辯論的熱度。喬治·馬歇爾將軍(General George C.Marshall)退休後接受傳記作家訪問時,絕口不提他在雅爾達會議裡扮演的角色,因為他很清楚不論他說什麼,都會招致攻擊。
即使到了今天,公眾仍然圍繞著20世紀50年代的老問題爭辯不休:是誰出賣了東歐?說服蘇聯加入對日戰爭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在2005年5月,小布希(George W.Bush)總統把《雅爾達協定》拿來與1939年納粹外長裡賓特洛甫和蘇聯外長莫洛託夫達成的蘇德協議對比,即引起美國外交政策評論家的強烈反應。迄今為止公眾對雅爾達會議的辯論都還沒有考慮到兩個重要發展,即冷戰結束和原本未公開的蘇聯文件業已公開。此外,辯論大體上也忽視了過去20年間專業歷史學者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冷戰的研究成果。
蘇聯解體後,葉爾欽(Boris Yeltsin)在上臺頭幾年進行了「檔案革命」,蘇聯檔案開放,解密出大量的文件,其中許多和外交政策有關。雖然蘇聯歷史的許多面相已因這些文件問世而得到重新評價,但是雅爾達會議還未受到注意。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國家中還沒...
原先接觸不到的文件公開之後,我們得以重新審視舊問題並提出新問題。它們證實了前一個世代的學者在無法接觸蘇聯檔案的情況下提出的若干假設,也駁斥了一些說法。最重要的是,這些新解密的文件揭露了雅爾達會議時蘇聯領導人的思維。史達林和他的謀士們即便沒有完全放棄世界革命的計劃,也顯然將之推遲了,他們有意與西方維持至少20年的和平關係。他們預備藉此爭取到足夠的時間,以便從「二戰」的災禍與苦難中恢復元氣,並為下一階段的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爭做好準備。他們認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爭在所難免,但願意暫時犧牲在西歐的共產主義運動,換得西方允許蘇聯在東歐獨霸。在中歐方面,史達林發表了違心之論,其實蘇聯計劃把德國切割為幾個小國家,但因為西方的反對,他們的意圖無法實現。然而,各種跡象顯示,在德國問題上,蘇聯本來或許會同意的東、西德分界線比英方提議的更偏東。後來東、西德的分界線採納了英國方案。
新公布的蘇聯文件也讓我們看清與雅爾達會議有關、迄今為止最有爭議的問題:希斯的間諜案。在20世紀40代末期及50年代初期,有一種說法指希斯不僅替蘇聯當間諜,還影響了羅斯福總統若干決定,這些決定後來被認為是出賣了美國的國家利益。現在蘇聯檔案的新證據支持希斯在雅爾達會議期間即是蘇聯間諜的說法,不過它也表明,希斯雖然暗中替蘇聯軍方情報機關工作,但蘇聯政治部門要到會議結束之後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蘇聯軍方的聯絡人對他能提供的政治信息興趣不大,他在雅爾達會議期間於政治事務上的表現(包括蘇聯參加聯合國),對蘇聯的目標而言並無貢獻。由於「劍橋五傑」[2]在英國及美國的活動,蘇聯情報機關得以向其上級提供美、英方面有關雅爾達會議的最機密文件。史達林的情報負責人在高峰會議前夕及進行期間,的確頗有些亮眼的事跡,但希斯這條線不在其中。
新的蘇聯材料沒有涉及的和它們所揭露的一樣重要。從這些新開放的檔案中,我們看不到有證據表明,史達林或其手下想要佔美國總統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的便宜,也沒有證據說羅斯福在會議桌上表現不佳將有助於蘇方達成目標。我們也看不到任何跡象可說,西方的波蘭政策若更強硬,就能救波蘭和其他東歐國家,使他們免受蘇聯的宰割控制。儘管蘇聯領導人內部在戰術上有些明顯的不同意見,新資料卻顯示蘇聯決心建立對其西翼鄰國的控制,以波蘭為其安全結構的主幹。史達林預備傾其全力掌控波蘭,所以,在這種情形下,西方外交立場是硬是軟,其實已無關緊要。
從原本保密的文件判斷,蘇聯對會議的結果感到滿意,這其實與美方的感受並無不同,蘇聯對未來的合作也同樣樂觀。但是,雙方都誤判了對方的意圖。這使他們接下來進入了互不信任、相互猜忌的階段,最後演變成冷戰的局面。雅爾達是通往分裂、危險的世界之路上的重要一步,但是它並未造成冷戰,也沒有使冷戰的產生不可避免。冷戰是在後來才發生的,是許多人的決定造成的,而且至少在西方這一邊,許多決定冷戰局面的人根本沒踏上過克裡米亞的土地。
把雅爾達會議從冷戰的歷史和學術背景中抽離出來,有助於我們正確理解它在歷史上的地位。雅爾達既不是冷戰的第一次高峰會議,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末會議,在1945年7、8月間舉行的波茨坦會議(Potsdam Conference)才是。雅爾達會議是戰時的一場高峰會議,舉行的時候,共同的敵人尚未被擊敗,勝利雖已接近,但仍未達成。在這樣的背景下看待雅爾達會議,我們就能認識到簡單卻根本的一點:會議的參與者協助結束戰爭,建立了經由談判得到的和平環境,儘管這樣的和平並不完美。我們現在知道,這個和平並不是核災難發生前的停火。而不論是有心還是無意,三巨頭都設法拼湊出了一個國際體系,來維持歐洲史上最長久的和平。
以高峰密會這樣的方式結束戰爭要付出某種代價。它犧牲了公開宣示的原則,違背了西方領導人正式宣示並堅定相信的價值觀。而且這個代價要由半個歐洲支付,因為世界很快就陷入冷戰,東歐落入蘇聯的控制。這樣的情況是怎麼發生的?西方領導人能夠以較少的犧牲得到更大的收穫嗎?最後,這些教訓可供未來警惕嗎?本書將敘述雅爾達談判的故事,檢視參與者的期望和失望,探討上面的這些問題。
敘述的焦點是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三巨頭及其代表團在雅爾達的那八天,會議的議定書是我重新建構事件的主要資料來源。欠缺正式的會議記錄對於本書的寫作來說,既是一種詛咒,又是福佑。這固然使我經常很難拼湊出辯論的實際內容,但是比起只有單一的會議記錄,梳理不同代表團記錄人員對同一對話的筆記,能讓我們更完整地看到事件的經過。美方所漏掉的字句或對話被英國人或蘇聯人記下,英、蘇疏漏的地方或許也被美國人記了下來。在有些事例上,一些重要的微妙之處明顯被摘錄人員漏掉了,有的則在翻譯過程中失落了。
我大量引用可以找得到的會議議事記錄和另外進行的私下會談記錄。然而,請大家注意,在某些事上,放進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和其他人嘴裡的話只是大意(雖然有時候非常接近實際用語)。我運用我能取得的一切資料,盡最大能力重新建構,不僅依賴會議記錄,也借重參與者的回憶錄,他們對會議氣氛提供了寶貴的評述。我假設摘記人員最了解自己的領袖,最能準確記載他們的談話,因此只要可能的話,我會用美方記錄來引述羅斯福的話,用英方記錄來表達邱吉爾的評論,用蘇方記錄來傳遞史達林的想法。為了避免讀者被註腳淹沒,我把用來重新建構某一辯論或對話的資料,在敘述這一事件告一段落時,全部放在一個附註裡面。
蘇聯解體後公開的文件是我重新評估雅爾達會議的最重要資料來源,但未發表的美方人員有關這一高峰會的記述,尤其是安娜·羅斯福·伯蒂格和凱薩琳·哈裡曼的記載,以及埃夫裡爾·哈裡曼的駐蘇大使館文件,提供了描述會議氣氛的基礎,以及此次會議之後的政治和地緣戰略脈絡。我自己從蘇聯檔案中的發現(特別是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有助於了解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惡名昭彰的NKVD)在會議準備階段的角色。最有意思的是,我找到了內務人民委員部官員為史達林準備的雅爾達會議照片本。
在雅爾達會議引發的重大政治變革中,有一項是地名大幅更動。國界重劃,人員也發生流動,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為哈布斯堡、奧斯曼和俄羅斯帝國崩潰而產生的文化、語言文字變動情況變得更加複雜。20世紀80年代末期,所謂「雅爾達體系」的世界秩序開始瓦解,不久之後蘇聯解體為許多獨立國家,又增添了複雜程度。本書中提到的許多地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都有不同的名字。有些地方到今天都還兩個名字並用。本書中的地名通常採用它們今天所在國家的文字。因此,舉例來說,利沃夫城在波蘭文裡是Lwów,德文是Lemberg,俄文是Lvov,而今天它屬於烏克蘭,因此是Lviv。通常在名稱第一次出現時,或是特別談到管轄權變動時,本書會註明該城市的別名。
本書著重講述三巨頭及其助理在雅爾達的動機、思想和行動,並且以羅斯福為主角。故事開始於羅斯福啟程前往克裡米亞,然後我們會詳細考察頭幾天的會議,與會者在那幾天討論軍事事務,提出政治議題,並為後續的辯論鋪墊。接下來記述三巨頭在2月7、8兩日的提議、反提議和各種錯綜複雜的交涉——這是雅爾達會議最有成績的兩天。再來是末尾幾天的辯論,這時羅斯福的主要工作是在沒有達成協議的領域——如波蘭政府的組成、德國的待遇等——儘量爭取,而不危害到前兩天已有的成果。
本書的最後兩個部分「雅爾達精神」和「風雨將至」旨在檢視會議之後的高度期望,以及始於羅斯福去世之前那幾個星期的東、西方關係的深刻危機,這危機象徵和蘇聯密切合作的時代已告終結。本書以羅斯福總統去世、杜魯門總統首次試圖重新評估美國的對外政策作為結尾。羅斯福在世之時既受人敬佩,也遭人痛恨,但一般人都承認,正是因為他的卓越領導,美國才能走出大蕭條的深淵,他也十分巧妙地帶領美國取得了大戰的勝利。會議結束之後兩個月,他就撒手人寰,這使得雅爾達會議成為他對外政策的象徵,也使得關於會議重要性及遺緒的辯論,經常變成關於他本人政治遺產的爭執。
本書的情節很複雜,敘述也十分詳細,但主要的道德論點卻很單純:不論準備及進行一項國際會議時投入多大的努力,不論與會者的談判技巧多麼嫻熟,他們有多麼足智多謀,也不論會議成果多麼璀璨可期(雅爾達會議在當時被認為是偉大的成就),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及社會在和價值觀不同的人物或國家有密切牽連時,應該準備付出代價。降低代價的唯一方法,是對盟友的認識至少要與對敵人的認識一樣深刻。雅爾達會議及會後的發展顯示,當沒有共同價值把盟友綁在一起時,敵友之間的分歧遲早會爆發。
[1] 古拉格是蘇聯「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的俄語音譯。政治犯多關押於其轄下的勞改營,因此「古拉格」也成為蘇聯與其東歐衛星國家思想統治的代稱。——譯者注
[2] 劍橋五傑,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五名為蘇聯情報機關所吸收的英國情報人員。這五人都畢業於劍橋大學,故英國情報機構後來以「劍橋」作為這批雙面特工的代稱。——譯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