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達慕文化來源（那達慕文化的由來與流傳）

2023-10-14 16: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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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永銑圖片趙永銑圖片」，蒙古語義為「遊戲」、「娛樂」、「遊藝」，也作戲弄、玩笑解，舊時還含有「賭博」之意。但隨著歷史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變化，「那達慕」己成為蒙古族人民群體性的體育、娛樂、物資交流盛會的專有名稱。由於會中主要舉行摔跤、賽馬、射箭競賽，故又稱「男子三藝」（亦稱「草原三藝」）。

摔跤、賽馬、射箭的演習比試，對於北方各民族來說，自古有之，如蒙古史詩和民間故事中便傳說著許多古代英雄聯姻時，必須經過男子三項競技比試奪冠後方能娶回嬌妻的故事。不過依據歷史，演變成有組織、有規模的三項遊藝那達慕文化，卻沒有那麼古老，而是18世紀以後的事情了。所以要敘述那達慕文化的歷史，就必須追溯這三項遊藝的由來和流傳的史實。

一、三項遊藝的歷史典籍記載

騎射是北方的自然和社會環境賦予遊牧民族的生存本領。《蒙古族文學史》（一）第三章第二節《狩獵生活祝禱詞》[1]己詳實介述了蒙古人自古善騎射的生活習俗。從狩獵進入遊牧為主的經濟生活以後，蒙古人與北方其他民族一樣，仍是過著「隨逐水草，不恆厥處」的生活，而社會上的頻繁徵戰，激烈兼併，騎射技術之精湛與否，就影響著各部落民的生存命運。所以蒙古人對騎射技術自幼便開始著手訓練。成人之後，則應徵入伍，平時定期參加大汗和各級那顏的圍獵。無論徵戰或圍獵，都要求嫻於弓馬，善於殺伐，具有堅韌不拔，嚴守紀律的戰鬥作風。這些事例在《蒙韃備錄》、《黑韃事略》、《世界徵服者史》以及歐洲人的遊記中多有記載。由於騎射技術在經濟、政治生活中關係重大，所以對於優秀騎、射手極為關注，賞賚十分優厚，以至刻碑留名，永傳後世。如公元1227年鐫刻豎立的《也松格碑》（亦稱《成吉思汗碑銘》，藏於艾爾米塔什博物館）便記述著成吉思汗在1225年西徵班師途中於不哈速赤忽之地設宴稿勞將士時，成吉思汗侄了也松格射箭達三百三十五步之遙的盛況。[2]故騎射之術在北方遊牧人的長期生活中，不是作為遊藝競技表演出現，而是與經濟生活、戰陣殺伐密切相連的技能培訓，這種始自幼兒的教育，至明代蕭大亨所著《夷俗記》的「教戰」條目中仍有生動記載。

摔跤，從漢文古籍記載看，秦漢時期己出現，當時稱之為角觝或角力。觀角觝戲（即摔跤比賽）是漢代風行的一種娛樂活動，而且作為娛樂觀賞進入中原王朝的宮苑。北方民族的摔跤無史料記載，但在50年代於陝西客省莊第140號墓出土的角觝銅牌[3]，據考證為匈奴人角觝，該銅牌鐫刻了二匈奴人角觝比賽的情景：二力士上體赤裸，下身穿緊腿褲，互相彎腰扭抱作相撲狀，左右各有一匹鞴鞍轡的馬，馬頭上方各有一棵樹，兩人頭上還有一隻鳥，張嘴展翅。這顯然不是正式比賽，而是乘馬旅人或牧人興之所至，臨時下馬比試高低。以此銅飾件推想，匈奴人的摔跤，無論牧野屯包，路邊柳叢；無論放牧間歇，還是連轡途中，均可一語即拍，雙方拉開架式，進行一番角觝的較量。這種遺風，凡去過遼闊草原的牧區，可隨時領略，並不太難。可見北方遊牧民族的摔跤活動起源也很早。

蒙古人由東向西擴展中，自然受到原匈奴、突厥和回紇文化的影響，孛兒只斤蒙古勃興時，又直接受到西方克烈、乃蠻諸部的文化影響，部落軍伍中，想必也盛行這種對搏摔跤的訓練。《蒙古秘史》未記載這一盛況，但聯繫成吉思汗家族與其他部落間政治勢力之變化關係時，卻生動地揭示了利用摔跤消除異己的歷史事跡。[4]《多桑蒙古史》還記載著窩闊臺喜觀角觝及其部下與波斯力士比烈相撲競技表演的史實[5]《馬可波羅行記》中的《國王海都女之勇力》一節就生動地記載了海都女阿吉牙尼以摔跤擇婿，戰勝所有男了，世無匹敵的傳說故事。[6]

到了元代，觀角觝戲，就有了正式記載，主要表現在詐馬宴的盛會上。忽必烈以下諸帝繼承了蒙古國時期在昔剌斡耳朵聚會議事的傳統，每年將王公貴族、官宦大臣聚集上都舉行詐馬宴，決定重要政務，對此元代一些詩人兼大臣者曾寫過不少詩篇予以頌揚描繪。如親身經歷的袁桷、柳貫、貢師泰、楊允孚、西賢、周伯琦等都對上都詐馬宴盛況寫過贊詩，生動地展示了當時皇族的宮廷生活。因為角觝是常在宮中舉行比賽表演的項目，故鄭彥昭的《上京行幸詞》就反映了宮廷摔跤手被傳宣舉行表演的情景：「紅雲靄靄護粽毛，紫鳳翩翩下彩條。武士承宣呈角觝，近臣侍宴賜珠袍。」[7]王沂的《上京詩》還描繪了摔跤手們為宮廷獻藝的無比光彩：「黃須年少羽林郎，官錦纏腰角觝裝。得雋每蒙天一笑，歸來騶從亦輝光。」[8]所以，元代詐馬宴不是像往昔斡耳朵那種重在集會議政或某汗土臨時動議進行摔跤比賽活動，而是把詐馬宴集會固定為每年必行的一種國家制度，在飲宴中陳白戲，將歌舞、競走、角觝匯集表演觀賞。由於元代統治者酷愛布庫（即孛可、力士）競技，宮廷布庫日益眾多，方於延祐六年（1318年）設「校署」專管角觝事宜。

明代有關蒙古族三項遊藝的資料甚少。至清代史料增多，逐漸清晰。滿族是個十分重視騎射傳統的民族，皇太極曾下令「子弟輩壯者當令以角弓鐵箭習射，幼者當以木弓柳箭習射」（《清太宗實錄》54）。同時以身作責，親率臣下至演武場較射，還令諸旗下王公貝勒等「各率本旗護軍較射」（《清太宗實錄》卷38）。當時蒙古八旗軍是協助清軍入關的主力軍，自然非常重視騎射的訓練。入關後，一段長時間內，當時的騎射、演布庫還是與戰陣的實際需要相聯繫。這種訓練與教戰逐漸分離而向娛樂發展，大約始於乾隆年間，皇帝每年秋八月木蘭圍（今河北圍場縣）時蒙古王公向其敬獻酒宴，表演蒙古樂歌、相撲及各樣技藝（參見《理藩院則例》）。這種技藝獻演和元代諸帝巡幸上都舉行詐馬宴極其相似，只不過上都詐馬宴是皇帝向王公大臣賜宴，而木蘭圍則是蒙古王公向皇帝敬宴獻藝，其飲宴的主客位置和遊藝形式雖有變化，但實質上仍是蒙古古老詐馬宴儀禮的重演。從詩文記載看，與扈從元代皇帝上都巡幸一樣，清代也有不少扈從皇帝至避暑山莊的官宦文人寫過不少行圍即事的詩篇，如紀昀、裘日修、趙翼等均有作品流傳。其中趙翼曾親眼目睹蒙古布庫的表演，寫下了《行圍即景·相撲》[9]的長詩，茲引錄如下：

黃幄高張傳布庫，數十白衣白於鷺。

衣才及尻露兩檔，千條線縫十層布。

不持寸鐵以手搏，手如鐵鍛足鐵鑄。

班分左右以耦進，桓桓勁敵猝相遇。

未敢輕身便陷堅，握拳作力筋盡露。

明修暗度詭道攻，聲東擊西多方誤。

少焉肉薄緊交紐，要決雌雄肯相顧。

翻身側入若擘鷂，拗肩急避似脫兔。

垂勝或敗弱或強，頃刻利鈍難逆睹。

忽然得間乘便利，拉脅摧胸倏己僕。

勝者跪飲酒一卮，不勝者愧不敢怒。

由來角觝古所傳，百戲中獨近戎務。

技逾蹴鞠煉腳力，事異拔河供玩具。

國家重此有深意，所以習勞裕平素。

君不見教坊了弟也隨行，

經月不陣默相妒。

趙翼（1727—1874），字雪崧，號甌北，乾隆年間進士，入翰林院，預修《通鑑輯覽》，後外放任知府、兵備道等職。這首詩大概是他在京供職期間扈從乾隆木蘭行圍時所作。作品描摹了演布庫的衣著、對峙時的注目審勢，互相扭結的種種招數及突使絕招一舉獲勝的生動情景，其中攻守變化迭起，進退招數翻新；似垂勝而又敗守，似勢弱而又崛起，把角鬥場上瞬息萬變的形勢淋漓盡致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如此細緻描繪蒙古摔跤的詩歌，在蒙文作品中不乏其例，而漢文作品卻是鮮見，據知僅此一例。

二、傳統習俗的衍化發展

上述巡幸上都，一般為五月至八月進行，清代木蘭圍亦稱「秋獮大典」，也在八月。五月至八月可說是蒙古人的黃金季節，此時荒涼禿透的原野披上了新裝，一片碧綠、遼闊；天空高遠湛藍，煦風習習送暖。新生的牛犢、馬駒、羊羔歡跳鬧嚷，潔白的乳汁如泉水噴湧，牧人笑逐顏開，開始迎接這鮮活世界的福運吉祥。比如一年一度的祭敖包、打馬鬃、馬駒節、廟會均在這個季節裡舉行。一方面聚會，一方面娛樂，這是蒙古人自古沿襲下來的傳統習俗。蒙古語的喜慶、聯歡、盛會謂之「耐亦日」，其娛樂活動（「那達慕」）總是與「耐亦日」聯繫在一起，沒有「耐亦日」就沒有「那達慕」，這可說是個不可變易的傳統。比如敖包盛會就稱作「敖包耐亦日」，馬駒節稱「珠拉格耐亦日」，成吉思汗與將士子弟聚會歡慶稱「烏日森耐亦日」等等。這些集會都舉行相應的娛樂競技——「那達慕」，可見往昔的「那達慕」是為不同類型的喜慶盛會助興，獻演技藝，以表歡樂之意，它與現今單獨組織而又規模完備的那達慕盛會相比，其範疇、作用和意義是不盡相同的。

古代蒙古人為何舉行喜慶聯歡盛會？考其源頭，還是與豐收之後不忘天地祖神恩賜，向之祝福祈禱有關，在祭祀祝福中，媚神、娛神的同時，信民也歡快起舞，盡情取樂嬉戲，這種娛神而又自娛的活動，是古代北方各民族普遍盛行的一種風俗。如蒙古族的祭敖包、祭天、成吉思汗祭奠，後來寺廟的查瑪會、經會等等。至於世俗間官方或民間的大、小型喜慶，更是繁雜多樣，不勝枚舉了。祭敖包是蒙古族最古老而又具群體性的喜慶盛會，這一原始薩滿教表示酬謝大地帶來恩惠的祭禮慶典，在其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宗教色彩逐漸淡薄，那些與人民現實利益相聯繫的政治、經濟生活、精神生活日益在敖包盛會中豐富發展起來。據羅布桑卻丹的《蒙古風俗鑑》所記：祭敖包在秋季舉行，其規模以地方大小、貧富情況而定，主要商議選擇牧場、處理各種官司及敖包那顏管轄範圍內諸種事宜。飲宴食粥後，進行選馬活動，各愛裡（村）的快馬和騎手二十或三十匹一組在十五裡外起跑，其出類拔萃者再進行比試，如此幾番篩選，優勝者按馬匹顏色命名，這樣的著名快馬，其身份特別昂貴，販馬者亦情願以高價收入。另外還有走馬、側步小走馬、顛馬、碎跑等各種姿式的賽馬活動。[10]此記敘透露出祭祀天地神祗己非敖包盛典的主要內容，大量繁瑣事項是處理政務和牧業勞動方面的事宜；賽馬己不是純粹的娛神或自娛，其決出的名馬己具有實實在在的經濟價值而與物資交流的貿易活動聯繫在一起了。其次，文中只談到敖包盛會的賽馬遊藝，摔跤、射箭兩項隻字未提。但羅氏在《集會和摔跤》一章裡談到遷場或那顏喜慶集會時，卻敘述了摔跤的組織和比賽過程，而無騎射、賽馬活動。另據《烏珠穆沁風俗志》記載，康熙五年（1666年），滿清政府種在烏珠穆沁旗組織過一次盛大集會，舉行了1024名博克的摔跤比賽，一個年輕的博克安召力壓群雄，奪得第一，[11]文中也未涉及其它兩項競賽。

喀爾喀的情況如何呢？據《蒙古式摔跤》一書記述：喀爾喀的傳統那達慕是1640年認定新活佛開始的，但無可靠史料記載，情況不明。確有資料記載的為1690年的那達慕大會，此次會上，有位名叫布赫喇嘛的摔跤手得了冠軍。[12]康熙二十六年（1697年），喀爾喀七旗首領從多倫淖兒回到原牧地舉辦了七旗那達慕大會，一個叫貢格爾的牧人用僅有的一匹馬賽馬得了冠軍，讚揚這匹馬的《萬馬之首》歌從此傳遍開來。[13]喀爾喀的記載也僅僅是三藝中的某一項內容，其它亦不甚了了。所以，從17世紀前之民俗記載觀之，雖然舉辦過一些盛會，但將三項遊藝組成一個統一的娛樂盛會卻不曾見。一般是依據會議需要，側重某項比賽，故有的研究者認為「古時的那達慕不完全是男子三藝同步進行，一般為或賽馬、或摔跤、或射箭單個進行」。[14]

至18世紀，有關風俗志、旗志中才有了三項遊藝統一組織競賽的記載，如《巴林右旗志》記有從雍正八年（1730年）起，旗內13個廟的千餘名喇嘛集中到大板薈福寺舉辦一年一度的「六月廟會」。廟會既舉行喇嘛教的隆重法事典禮，也開展群體性的民族文化、體育和物資交流活動，屆時京、津及通遼、赤峰等地之商販雲集，趕廟會者絡繹不絕。昭盟各旗選派快馬、走馬、摔跤手、射箭手、棋手參賽，為時一月，熱鬧非凡。大板的「六月廟會」頗有名氣，與呼倫貝爾的甘珠爾廟（1784年建成）所舉辦的廟會享有同等聲譽。[15]但是這些旗志中的記載都比較籠統概括，難以給人以具體生動的印象。只有《阿拉善風俗志》記載「烏日森耐亦日」一節[16]三項遊藝的記敘描繪，鮮明生動，頗具文學色彩，茲概述如下：

乾隆年間，阿拉善第三代王爺羅布桑多爾濟娶清朝的公主為福晉，成為顯赫的親王，為慶大喜，於乾隆三十年（1766年）舉辦聲勢浩大的盛會，這次盛會根據成吉思汗常與了孫們聚會遊樂的傳統，亦沿襲古風，命名為「烏日森耐亦日」。

盛會聚集牧人成千上萬，搭氈包百頂，全旗八個蘇木的百姓及衙門的協理 ,管旗、章京等官員全部啟動，承擔任務，以蘇木為單位組織三項遊藝訓練，從幾百對摔跤手和數百名弓箭手中選出三十二名摔跤手，一百二十名射手以及從幾百匹公馬中選出八十匹快馬參賽。

大會前日，王爺仕宦齊聚向地方神靈祭灑馬奶祈福，吟唱馬奶酒祝詞。翌日晨正式舉行「大烏日森耐亦日」喜慶儀式，除由十六名歌手和琴手向王爺、福晉奏樂獻歌外，還舉行好漢三藝比賽。第一，賽公馬，八十匹快馬三十名列入名次，對冠軍馬吟誦《公馬祝詞》。第二，騎射比賽，按規定每人馳射三次，視九靶射中多寡排出名次，對冠軍賞九種獎品，並吟誦《弓箭手贊》。第三，無坎肩摔跤，按淘汰制決出冠、亞軍，對優勝者吟誦《無坎肩摔跤祝詞》，稿賞冠軍大綿羯羊等九種獎品。另外還舉行「小烏日森耐亦日」的三項遊藝競技，即騸馬馳賽、喇嘛的騎射和無坎肩摔跤，規則與上同。最後以白須老人表演摔跤結束。

以上便是「烏日森耐亦日」盛典的全部過程，名稱雖不語「那達慕」，但卻全面生動地反映了早期蒙古族形式完善的那達慕慶典盛況，並富有鮮明的地方特色。作為乾隆時期的蒙古親王，正值清代鼎盛時期，當時旗札薩克建制完備，政治、經濟生活步入正軌，一個旗的王爺完全可以憑藉自己的權勢和地方財力組織起龐大完備的慶典活動。蒙古歷史上有詐馬宴制度可資借鑑，王爺必是熟悉京城覲見皇上禮儀及木蘭圍盛況，於是歷史的因素，現實的禮制和蒙古族傳統風俗相契合，從而衍化出一個規模宏大，集蒙古樂歌和三項遊藝於一身的「那達慕」盛會。類似慶典，在內、外蒙古各札薩克的節日中，自然不是絕無僅有。遺憾的是如昭烏達、錫林郭勒盟等旗一直盛行的那達慕活動，並未留下如「烏日森耐亦日」這樣早期的典型資料，這對於了解東部區那達慕詳細情況，自然有所影響。儘管如此，從一些史志的簡略記載來看，形式完備的那達慕文化，最晚在18世紀完善成熟，當是毫無疑義。

從以上兩點予以概括，蒙古族那達慕文化的出現與北方各民族的民俗風情有著內在的承襲關係。在此基礎上，隨著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發展、變遷，那達慕的內涵日益更新充實。特別是滿清政府統一全國以來，地區間的政治、經濟聯繫有所加強，以寺廟為軸心的喇嘛教文化、民俗文化、物質文化（隨物資交流出現）從而得到集中的體現，那達慕文化至此趨於成熟，於是畢其功於一役的草原三藝終於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僅體育競技大展風採，蒙古族無處不唱，無處不頌的傳統民歌和祝詞、讚詞亦相應亮出綽約新姿。從此，那達慕文化在體育健身方面擴大了交流、學習的範圍，也為民間文學的創作開闢了新的途徑，並得到進一步發展。

三、那達慕集會的衰敗和重振

在鴉片戰爭之前，封閉的中國在政治上基本處於相對穩定的時期，蒙古地區也不例外，所建寺廟很多，廟會不斷，紅火了一百多年。除廟會外，各地祭敖包集會也很盛行，可以說從18世紀至19世紀中葉，是蒙古族娛樂盛會較為興旺的時期。鴉片戰爭之後，帝國主義入侵，清廷統治日趨腐敗，搖搖欲墜，蒙古族人民也隨之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像往昔那樣的娛樂盛會自然沒有條件舉辦了。因此，羅布桑卻丹在談到清代以來敖包傳統盛會時，沉痛地說道：「這種風俗的衰敗，始自鹹豐年間，那時蒙古地區盜賊叢生，民不安生。到光緒十八年（1891年），『紅帽子』賊群起造反，搞得蒙古人越發貧窮。光緒三十年（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俄國人、日本人大肆虜掠哲盟地區的牲畜，一個叫巴布扎布的人也乘機帶領數千軍兵在蒙古各旗燒殺搶掠，無所不為，直鬧得國破家亡，民不聊生。宣統三年，滿清垮臺，中華民國產生，那些軍閥從熱河、泰天（瀋陽）派兵進入蒙古族地區，任意掠奪財產，破壞寺廟，由於長年累月蹂躪掠奪，蒙古人更是窮困潦倒，連飯也吃不上了，哪能去辦什麼娛樂盛會！而那些諾顏們只知聽天由命，縱情享受，什麼國家民族的恥辱都不在他們話下，所以到中華民國，祭敖包的事，再也無法興盛了。」[17]

在此引述一大段話，為的是圍繞敖包盛會所說的衰敗情景，中心明確，具體生動，用不著我們再去引證史料加以佐證。這段話描述了鴉片戰爭以來蒙古人民遭受的災難，也揭示了那達慕衰敗的根本原因。在那暗無天日的舊社會，既使是地方舉辦那達慕大會，也不儘是公平競爭，牧人皆大歡喜的事情。在清代地方政權把持下，一切集會成了王公貴族、喇嘛活佛互相利用、尋歡作樂、博取虛榮、盤剝人民的工具。比如王公舉辦集會，摔跤冠軍和頭名賽馬必為王爺府的跤手和駿馬獲得，活佛主辦亦然。廣大牧民中雖有身懷絕技之能手，也只能忍氣吞聲，甘居人下。如有衝破羅網，膽敢與之抗衡者，就會大禍臨頭，甚至丟掉性命。比如內蒙古廣為傳播的民歌《都仍扎那》，就是描寫一個18歲的摔跤手不信邪摔倒王爺的摔跤手而被殺害的史實。至於賽馬時為牧民的神驥設置障礙以及賽中以欺騙手段賭博來盤剝牧民的事情，也是經常發生。所以舊時代的那達慕，在喜慶娛樂中也飽含著牧人的血淚辛酸，其中有說不完的故事。

那達慕重振而又呈現出一片繁榮發展的景象是1947年內蒙古自治區成立之後，從此，傳統的那達慕文化邁入了新紀元，被載入史冊。以1948年呼倫貝爾盟甘珠爾廟那達慕大會為起點，錫林郭勒、烏蘭察布、伊克昭、巴彥淖爾各盟相繼舉行了盟一級那達慕大會。1954年，舉辦了自治區首屆那達慕大會，至1991年，在自治區首府共舉辦了五次那達慕盛會，至於旗以下各級機構組織的中、小型會議就無法統計了，影響所及，首都中央民族大學及草原人民個人也辦起了那達慕大會。這些大會辦得轟轟烈烈，表達了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新氣象。在形式上，有的除了傳統的三項競技之外，還有民族特色濃鬱的蒙古象棋、布魯、走馬、賽駱駝。80年代，與改革開放相結合，中華武術、體操、馬術、門球、摩託車表演也進入那達慕大會，與昔日的「耐亦日那達慕」相比，實為匯納百川、萬象更新，呈現出風光這邊獨好的醉人勝景。

作者： 簡 介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近代文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1931年8月7日生，湖北省宜昌市土城鄉人，漢族。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5年底復員。1956年8月考入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學習。1960年9月畢業，分配至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拉丁美洲研究所工作。1979年，隨所改屬內蒙古社會科學院，任古近代文學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理事，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內蒙古分會理事。目前側重於研究蒙古族近代文學及民間文學。

主要論著《蒙古族文學簡史》，與齊木道吉、梁一孺合著，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論蒙古族民間敘事詩》，輯入《民族文學論集》第一輯，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3年5月《蒙古族民間故事的藝術魅力》，《故事大系·蒙古族民間故事前言》，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9月《"古、尹詩派"格律詩學之形成初探》，《內蒙古社會科學》1986年第1期《古、尹兄弟的文學成就及其在蒙漢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民族文學研究》1986年第2期

編輯:「土默特之聲」創辦人任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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