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國家安全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國家安全張永攀）
2023-10-14 05:32:42
張永攀：從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國家——論中國傳統「國家安全觀」的流變與轉型
作者：張永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中國邊疆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導師
來源：《國際安全研究》2021年第6期
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內容提要】 中國「國家安全觀」的發展與時代變遷息息相關，歷朝歷代均有不同的特徵。當下探討「國家安全」，應注意古代中國與近代中國的聯繫和區別，古代「國家安全觀」可以體現在歷代王朝對君王賢能、仁義、禮法、政治制度、民本思想的評議上。中國古代特定的社會存在奠定了中國古代國家安全的總基調，其特徵是有備無患、具有防禦性。「國家安全」與「天子」「臣民」的能動性存在依附關係，與禮法秩序、政治制度、軍事戰略統合存在構建關係，民本思想是「國家存亡」的關鍵，「國家安全」是「外」與「內」的統合體。由於時代局限，古代「國家安全觀」存在重中原而輕「夷狄」、重文輕武、重謀輕力等種種局限。歷代政權在具體實現「國家安全」方面，重視遣師戍守、設界立關，重視輿圖繪製，通過以邊拱安、屯田守邊、設立「情報」機構等手段強化國家安全。近代以來，維護國家安全的國家「邊界線」越來越清晰，中華民族的「總體安全觀」越來越強烈，安全觀從以皇權為核心轉變為以「民族國家」為核心，從「內防」「陸防」為主轉向以「外防」「海防」為主，進一步向現代概念上的「國家安全觀」轉變。
【關鍵詞】 國家安全；安全觀；邊疆；民本思想；中國古代國家安全防禦體系
「國家安全」是國家存在的命運基石，其內涵隨時代發展而變化。從現代政治學語義而言，「國家安全」是從強調免受軍事威脅和政治脅迫的簡單定義演變而來的， 通常被理解為一個國家動員力量，以保證其領土完整，或成功防禦外來侵略以及內部危害國家行為之狀態。美國學者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最早將「國家安全」定義為：「一個國家在不必為了避免戰爭而犧牲其合法利益的時候就擁有安全，並且能夠在受到挑戰的情況下通過戰爭維持它們。」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將之定義為：「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國家安全觀」是反映客觀的國家安全狀態的一種觀念和認知，其既可針對普遍概念上的國家安全，也可針對特定而具體的國家安全。學界曾對中國古代的「國家安全觀」進行了總結， 但並未探討其發展變化及近代轉型。也有一些學者對先秦、遼等斷代史上的國家安全思想作了論說，卻未討論「安全觀」的流變和近代轉型。相比而言，西方研究傳統「國家安全觀」的體系已經形成，例如巴裡•布贊（Barry Buzan）與琳娜•漢森（Lene Hansen）出版的《國際安全研究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 對西方的國家安全思想演變進行了深入梳理，但中國學界對中國古代「國家安全觀」發展及其特徵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探討。 本文意圖對之有所彌補。
一 古代「國家安全觀」的概念與發展
當代政治學概念的「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是李普曼在20世紀40年代提出的。此後，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阿諾德·沃爾弗斯（Arnold Wolfers）、史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Waltz）又對此學術定義做過發展。從其含義來看，National Security翻譯為「國家安全」是沒有疑問的，但學術界認為是李普曼於1943年首次提出了「國家安全」的概念，筆者認為此說法還是值得商榷的。 筆者認為，「國家安全」概念的出現早於李普曼，至少在1816年，在牛津大學出版的《國家建立、國家安全對什一稅減免的影響》就提出了國家安全的概念。 中國學術界普遍認為，雖然在中國古代並無「國家安全」一詞，但有關「國家安全」及其觀念的內涵、內容在歷代史籍、兵書、經書中層出不窮，譬如「國之安危」「社稷已安」「國有七患」「居安思危」都是針對國家政體的安全而言的，這些概念大多以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為主。
我們當下探討「國家安全」，應注意古代中國與近代中國之間關於「國家」概念的聯繫與區別，尤其要釐清所涉「國家」含義的古近代差別。關於「國家」概念，「一般來說，『國家』有兩種含義：一種是由政權統轄的一定地域連同其上的人民，所謂『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即是此義。人們所說的『祖國』實際是指自己祖輩所居的地域和其上的人民。另一種是政權機構，恩格斯談國家起源時所說的『公共權力機關』，一般的政治學說中作為研究對象的『國家』，即是此義。」 所以，我們在討論古代「國家安全」時的所謂「國家」，限定為第一種意義上的「國家」。在這個語義下，「國家」是天下、邦國的代稱，「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 由此，古代的中國「國家安全」是對「天子統治」之下的國土和政體形態而言的。
對比近代語義上的「國家安全」，古代中國所遭受的 「國家安全」威脅主要為：國家受周邊國外政權威脅；中原王朝受到邊疆民族政權威脅；國內政治格局穩定性遭到破壞；天災、疾疫、饑荒等引發的國家不穩定狀態。實際上，從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脈絡來看，中國從商周到清代中葉前，受到外國的威脅而導致國家岌岌可危的情況並不多見，對國家形成威脅的往往是後面幾種因素。
「安全」實質上是人的本能反應，希望維持一種安定的生存狀態。早在龍山文化時期，「城域安全」的概念已經初步形成，類似城子崖聚落遺址、陶寺遺址等都出現了圍牆。石峁遺址也有明顯的安全防禦措施。「城域」安全逐步向「邦國安全」「方國安全」演化。王朝國家產生後，古代中國的國家安全，即指歷代以中原為主體的「王朝與皇權」安全。從先秦開始，就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國家安全」本質就是「王朝安全」與「皇權穩固」，即國家屬於君王個人。當然，君王與國家之間必須有一個邏輯承受關係，所以「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君權神授，宣傳天子以個人代「天」來管理國家。
從歷史發展而言，先秦時期「國家安全」從天子到諸侯有兩個階段的發展。首先，商與西周時期，天子在國家安全秩序中地位得以不斷提升。分封制模式給商與西周的王畿安全帶來保障，天子不幹涉諸侯治國，不把諸侯完全當臣對待，即《白虎通義》曰：「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 而諸侯在對天子盡到義務後，其「國」內部呈穩定狀態，「中國」「四土」「四國」「多方」等共同構建了商周的國家安全模式。但是，商王朝的王畿地區與「四土」結構保證了商王朝的政治結構，就次序而言，「中商」要優先於「四土」。 西周分封制度則以「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形成小宗服從、拱衛周王大宗的安全模式，相比商朝，天子在國家安全體系裡的位置更為重要。所以，商與西周時期，在這種中心尊於四方的模式內，「尚中」就是「國家安全」的實質內容。 其次，春秋戰國時期，王綱解紐，周王失去原有約束力，「政出方伯」，城邦成為新的多核心政治團體，「國家安全」的概念雖然以周禮滯留於天子，但諸侯國的存亡成為國家安全的實質內容。諸侯爭霸、戰國七雄以及諸子百家的興盛讓「國家安全觀」大放異彩。「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引發的國家危機與民族交融，以及伴隨著戰爭方式、律令、人口的發展，使民眾在「國家安全」中的地位上升，所以孟子發出「得乎丘民而為天子」的聲音。但是，由於先秦國家疆土狹小，封建經濟限定了國家安全思想的擴展，從「民本」而考慮國家安全在順序上要弱於「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軍事手段。戰國時期各國的「安全」基本上依賴於軍事政體手段來維繫，「國家安全」的狀態始終依賴其政治統治範圍的疆域消長。
秦漢始行帝制，皇權得以加固，法家與儒家思想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它們普遍認為廣納賢士、兼併他國，對消除國家安全危機、建立政權偉業有著重要維持作用。如李斯《諫逐客書》即言：「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期望以「法」實現「國家安全」，「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 這種觀念對於後世的「外儒內法」模式產生了重要影響。漢代鑑於秦法苛暴致使國亡於農民起義的教訓，在「國家安全觀」上重視儒家賈誼所提倡的民心思想，「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所以，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 同時，以儒家為代表的「天人三策」將天命系統學術化，儒家思想混合著法家安國思想，主張約束諸侯，否則「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同時，針對國家內部安全，制定了一系列危害安全的法令與罪名：反逆罪、大逆罪、群意罪、降敵罪、投書罪。針對國家外部安全，晁錯《守邊備勸農力本疏》《言兵事疏》與《安邊疏》體現的「守邊之策」為之後中原政權防禦北方遊牧政權的入侵提供了重要的啟發。
魏晉時期，南北對峙，士族門閥勢力強大，王朝的「安全」寄託於豪強與氏族。漢代以來以嚴峻刑罰維持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也進一步走向理性和人道。儒學頹衰，道、法抬頭，連年不斷的戰爭導致人民推崇隱、逸，講求黃老，清靜無為，國家安全觀念頗有特色。例如，在治國上，「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 為國者要「以清淨為基」，儘管由「清談」「無為」導致的國家覆滅現象屢見不鮮，但從完善國家制度建設上，三省制、監察制、九品中正制、均田制為維繫國家安全起到了積極作用。由於受到北方邊疆政權的侵擾，晉人在國家安全觀上，還企圖以禮學來規範疆域內外的秩序，以實現政治安全。就經濟而言，魏晉時期，北方遊牧民族漢化加劇、土地與人口的捆綁式集中，是維護國家安全的一個主要手段。而北方部落聯盟向中原王朝政權模式逐步過渡，進入國家化的進程，在國家安全觀上繼承中原王朝，甚至在其「胡人」君主身份轉變後，以中原繼主的身份，重新考量邊疆遊牧部族對王朝的安危影響，例如封裕就向前燕皇帝慕容皝上書言策：「有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鹹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為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於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 該策被慕容皝完全採納實行。
隋唐時期，中國進入空前穩定繁榮局面，三省六部制、唐律、御史臺的建立，標誌著中央集權制度的進一步完善，為國家安全起到了堅實的支撐作用。唐朝重視君臣關係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有言：「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 但唐代邊疆戰爭、藩鎮割據是危害國家安全的兩大因素，這也促使唐朝面對強大的突厥、吐蕃、薛延陀等勢力而建立府兵制度，注重軍隊在維護國家安全中的核心功能，「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 在武則天執政時期，因為國庫空虛，時有「天生四夷均在先王封疆之外」的觀念，建議從國家安全考慮，撤銷邊疆地區的鎮戍，減少對邊疆地區的徵討戰爭，加快與吐蕃等的和談。譬如狄仁傑向武則天提出，「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 準備撤銷安西四鎮，這種防禦性「國策」是與吐蕃在西域、河西走廊勢力擴張相關的。雖然唐朝衰落於由募兵制導致的地方割據危及中央安全，但其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景」，已體現出國家從絲綢之路經濟制度、邊疆都護制度、科舉制度、宗教制度等多個方面來總體維護「國家安全」的意味。
宋朝整合了五代十國時期的中國亂世，自稱「帝王以天下為心」，非常看重人文觀念在維持「國家安全」中的作用，認為「人民，本也；疆土，末也」。宋朝對於軍事不太關注，在國家對外安全上實行了消極防禦的策略，這一時期代表性的思想有錢若水《守邊策》提倡「安邊」「來則掩殺，去則勿追」，「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當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面對北方邊疆政權對宋的國家安全威脅，宋朝採取了保守、和談的防禦之策。不可忽視的是，遊牧與農業相結合的中國北方政權遼國還「探索出了一套以因俗而治和一國二元體制為制度框架的國家政治和以農耕與遊牧並重的國家安全思想，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 元朝進一步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融合，其推行的行省制度、驛傳制度、屯田制度、土司制度等對維繫國家安全有著重要意義，特別是對邊疆民族地區的治理手段，為明清時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以及近代意義的「中國安全」起到了基礎作用。明代維護國家安全，對外主要是完善北部邊疆防禦體系、開展國際交流、擴展南部海洋實力、建構海防設施，對內則大興廠衛制度，但最終亡於因「財政安全」失效而引發的農民起義。
有清一代，國家安全總體構架進一步完善，平定三藩、收復臺灣、平定準噶爾叛亂、設立駐藏大臣、伊犁將軍，中央集權制發展到新的頂點。「興黃教以安眾蒙古」等閃光的安全思想頻現，從其疆域變動的歷程來看，體現了以拓展求安全的特點。但在晚清，針對西北邊疆危機和海洋危機，發生了「塞防與海防」之爭，雖然歷史證明，塞防與海防都同等重要，但1874年日本侵略臺灣，大大震動了清廷，李鴻章急奏《籌議海防折》，稱「今則東南海疆萬裡餘，……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 事實上，由於清朝的政治腐敗、閉關鎖國，面臨西方列強入侵以及社會革新思潮的湧起，無論對外的「塞防」還是「海防」，甚至對內的維新立憲、演練新軍等系列政治變革，均再也無法維持千年來封建王朝的「安全體系」。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古代國家安全觀的核心可分為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兩方面內容，這兩方面內容始終是王朝國家安全的重點。國家安全的核心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保證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判斷「國家安全」是否遭到威脅，主要是看國家是否面臨內外部的政治和軍事風險。如果按照國家四要素理論——一定的領土，一定的人民，一定形式的政府，不可動搖的主權、軍事和經濟——來判斷構成國家的主要內容是否安全，可能也比較科學。 另外，古代的國家安全觀也並非單一思想即能體現的，歷朝前後期的安全形勢與挑戰有很大的不同，其思想認知也豐富多彩，呈現出一種立體和多維的形態。需要注意的是，古代國家安全中「經濟安全」的表徵並不突出，尤其針對北方邊疆少數民族政權的向南推進，中原政權更重視對它們的防禦，因而往往不顧自身財力與民生，大興土木，導致國力耗空而政權傾倒。雖然古人也曾對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和文化安全之間的關係提出深思，特別對「居安思危」「戰爭與和平」與「民本」思想有著深刻認識，但總體而言，「中國古代特定的社會存在奠定了中國古代國家安全的總基調」， 未形成「總體國家安全觀」。
二 古代「國家安全觀」的特徵與核心
歷朝歷代有關安全觀的奏議、言辭等內容極為豐富，這些內容均帶有明顯的特徵。有學者認為中國傳統的國家安全觀和思想的鮮明特徵，一是整體性，二是注重防禦性，三是倡導憂患意識。 筆者認為這基本能夠體現古代國家安全觀的特徵，而且這三個因素可統一為一個體系：即有備無患、具有防禦性的中國古代整體「國家安全觀」。當然，這種整體安全觀需放在「天下皆歸君王所有」這個條件中。一旦「天下」格局在近代被打破，以皇權為中心的安全觀體系迅速被打破。如果從涉及國家安全的「君」「民」「軍」「政」「體」幾個方面來觀察，有四個特徵。
（一）「國家安全」與「天子」「臣民」的能動性存在依附關係
國家安全的概念是社會科學中的比較模糊和受價值影響的術語，但其與政治學是不可分割的，「國家安全」與人的政治行為則緊密相連。
第一，「國家安全」始終與君王賢能與否、臣之理政能力以及「君臣關係」緊密相連。對於「君」而言，先秦《六韜》就提出，「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管子認為「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國家的亂象始於上層。反之，如果「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法家學派的慎子還認為，人民治理的好壞在於上層，國家安定或危險的關鍵在於政策是否合理，提出了「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蹻之民以亂也；民之治亂在於上，國之安危在於政」。 漢代谷永批評成帝濫用民力，「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叛，下叛則上亡」，認為皇帝積失君道，不合天意，「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臣聞天生民，不能自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除了「君王」，國家體系內的「臣」對於「國家安危」也頗為重要，尤其是法家認為「官之失能者其國亂」，官員無能，國家必危險。漢代李尋認為，「士者國之大寶」，國家「唯有賢友強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 也有觀念認為，「賢」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國家安定時，賢者就易求得，國家亡敗時，則難以覓得，「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人。」 陸機認為，君臣要有「同甘共難」，社稷才安，「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眾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名句「《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即來源於此。
第二，國家安全與「君王」是否仁義密切相關。「仁，親也」，「義，宜也」。歷史上關於漢楚爭戰而楚亡的議論非常經典：「惟仁義足以得天下心，三王是也。」 漢代被武帝推崇的公孫弘還將「仁」列為國君「四要」必需的第一個條件，「仁者愛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 漢代匡衡還建議，君王要遠離奸佞之人，以防止其亂國家，否則「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奸，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 就連諸葛亮在《出師表》中也直接言，「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二）「國家安全」與禮法秩序、政治制度、軍事戰略統合存在構建關係
「國家安全」作為政治權力組織建立國家機器狀態，必須以具體的制度體系進行保障。中國古代一般強調以禮法、政治統治、軍事戰略而多維構建這一保障體系。
第一，倡導「禮法」和「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禮法的本質是一種政治統治的秩序，先秦認為禮法對國家政權的穩定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儒家認為，「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是否實行禮法，是國家安全的最根本要義。特別是荀子倡導「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形成了「天人相分」的命題，而對於國家安全而言，「四海之內若一家。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無幽間隱僻之國」。對於禮法秩序，《尚書》認為，「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禮記》也提出，「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認為君臣彼此相互認清自己的位置，國家就安穩，而「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 為臣者，雖然利於國，但又不能位高權重，破壞君臣秩序。此「大臣太重者國危」，本質上是強調禮法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意義。再如，一些對社會風俗的規範，也與「禮」密切相關，要求社會風俗規範在禮法秩序之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也」，建立了這樣的社會風俗規範，國家才安全。
第二，重視「國之廢興，在於政事」。即國家出臺具體治理制度，才能消除對國家安全形成威脅的因素。從中國古代的分封制、宗法制、郡縣制，到具體的刺史制、節度使制、行省制、三司廠衛、軍機大臣制度等，本質上是始終圍繞「國家安全」而出臺的政治制度。另外，一些具體的管理制度，也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例如，對皇權形成威脅的宮廷制度，一直處於不斷完善、改進的過程中。早在秦統一六國之際，就特別重視外戚威脅皇權，漢時還有人針對王氏家族專權提出諫言，「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 再如，諸侯亂國也是影響國家安全的隱患，漢代「推恩令」的出臺，從源頭上瓦解了劉氏封國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削減了地方分權，所以漢之後，對中央權力形成威脅的諸王叛亂事件大為減少。
第三，以軍事作為保衛國家安全的最直接手段，特別是國家安全遭受武力威脅和破壞時。早在部落聯盟時期，黃帝「習用幹戈，以徵不享」，諸侯賓從，建立了秩序，保障了安全。《孫子兵法》稱「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更是道出了軍事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尤為可貴的是，古人認為以軍事保障國安，要注重「柔弱剛強，兼而制宜」，《逸周書》還提到「善戰不鬥。故曰柔武，四方無拂，奄有天下」，即不動武，就可以大治天下。還有「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等句。 可以說，時人很明白地看到了「能柔能剛」「能弱能強」在國家安全治理中的重要性，若一味地強調「純柔純弱」「純剛純強」，則國亡兵敗。 《司馬法》中「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的論述，還表達了戰爭與國家安危之間的辯證關係。此外，軍事將領對於國家安全也極為重要。《孫子兵法》認為，「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夫將者，國之命也。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 「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 說明了軍事將領對國家安危的重要性。
（三）民本思想與「國家存亡」之關鍵
古人認為，人民作為生產資料的製造者，是統治者生存的基礎，治國的根本在於人民，即「民本」思想。民本思想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晚於商朝才出現。商朝崇尚尊神拜鬼，「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 把鬼神與國家長治久安放在一起。但隨著時代的發展，知識的積累，周朝已現「民惟邦本」的思想，認為民意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更為重要，「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甚至，孟子直接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這樣被司馬遷詬病、皇權側目的言論。即使是以法家安國的韓非子，依然主張在君主專制之外，要以民本公正、民利公正、民權公正、民法公正，國家政策要宜於民眾，「利民萌，便眾庶」，甚至稱「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東漢晚期的《太平經》提出若無百姓，君臣根本無法治國，「君少民，乃衣食不足，令常用心愁苦。故治國之道，乃以民為本也。無民，君與臣無可治。」
唐王朝是中國古代的鼎盛時代，唐皇權吸取了隋亡教訓，認識到，一旦民心相背，則必失去天下，貞觀之治就體現了民本思想與國家安全之間的緊密關係。唐太宗尊崇荀子的「載舟之水亦覆舟」思想，認為人君為舟，百姓為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甚至在民族差別很大的元朝，民本與國家安危之間的關係也一再被強調，「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 實質上，民本的核心是讓百姓生活富裕、為民謀福利、謀安全保障。古代物質財富匱乏，生產力低下，財富對於百姓的生存至關重要，民的富裕和貧窮，直接決定著國家是否「安全」。漢代徐樂就認為，「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底層（民眾）的「土崩」會引發上層（國家）的「瓦解」，實質上指的就是事關「國家安全」的「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 正如《元史·陳天祥傳》感嘆道，歷朝歷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困窮「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
（四）「國家安全」概念中的「外」與「內」
若古代國家內為太平盛世，外為四方來朝，其安全壓力自然就減輕。古代中原王朝「國家安全」中的「外」的含義，一可以視作周邊少數民族邊疆政權，二可以視作在中原王朝朝貢體系之下的「外藩」以及其他政權。從第一點來看，對邊疆遊牧政權的戰爭，構成了中原王朝維護國家安全的重心，歷朝歷代對此有大量安全之策。從第二點來看，古代中國朝貢體系是一種安全秩序，共同構築了「華夷整體安全觀」，安全中的「守內製外」是一種以「中國」為「中心」而持續、柔和的安全觀。由此，中原王朝極少對域外的強大政權發動戰爭，此即所謂「劃疆自守，不事遠圖」。 實質上，朝貢體系對中國古代維繫國家安全發揮過積極作用，在「華夷整體安全觀」下，中國古代王朝只要做到四夷懷服，則不設防的安全防禦是國家安全的最理想狀態。 尤其是明清之後，隨著近代中國多民族國家的構建速度加快，中國越來越注重構建與周邊國家的「和睦安全」體系，例如明太祖朱元璋自撰《皇明祖訓》，要求明朝不得對周邊興兵動武，「四方諸夷，僻在一隅。……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防之。今將不徵諸夷國名，開列於後」。 此文被歷代明清古籍廣為刊刻，對外影響甚大。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明朝在建立之初增強國際上的國家影響力，減少來自海洋的安全威脅。
此外，歷代賢者針對國家安全的「內」「外」，辯證地提出了「居安思危」的觀念。「外寧必有內憂」即是其代表，《左傳》早就提及「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東晉面臨內外之患時，晉王羲之也提出，「外不寧，內憂已深」，建議不要北伐，「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否則「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
三 古代「國家安全觀」的局限性
古代的國家安全觀，從中華民族構建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眼光來看，也有部分局限，但學界對之甚少提及。
（一）重中原而輕「夷狄」
以二元心態對待「中央」與「邊疆」，重視少數民族邊疆政權對中原政權的「國家安全」的軍事威脅，但在文化、觀念等「總體安全觀」上又輕視邊疆民族，導致秦漢開始的郡縣制始終在邊疆地區無法順利推行，更無法形成「總體安全觀」。中原王朝雖以「天下」來看待國家，但「王者不治夷狄」思想始終根深蒂固。這與「國家安全」中的地域層次差別觀念有關。中國歷史上，所謂「夷狄」與「中國」的區分導致了多民族統一國家形成過程中長久不斷的戰爭，北方遊牧民族多次南下進入中原，甚至早在先秦就發生過「四夷滑夏」、犬戎破鎬京之事。中原王朝對「夷狄」雖在「戰術」上高度重視，卻在戰略層面輕視其政治、文化、經濟，從而產生了「君子不治夷狄」的思想。先秦有「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的觀念，鄙視中原政權以外部族，一面屢遭「夷狄」入侵，一面卻始終採用防禦守備態度。漢時期，既有衛青、霍去病、趙破奴深入匈奴千裡之地等主動保家衛國之舉，又有「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的被動局面， 但終不能徹底解決北部邊疆面臨的安全問題。江統在《徙戎論》中，提出遷徙戎狄，以保國家平安：「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御之有常，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強暴，則兵甲不加遠徵，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 但歷史證明，這個策略也是失效的。
從秦漢到宋代，中原始終在北方或者西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下，處於繁榮與蕭條、和平與混戰之間，但「王者不治夷狄」的觀念依然持續不絕，直到宋代蘇軾還在《王者不治夷狄》中說：「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 蘇軾等人主張對邊疆民族地區消極治理，可能與他對宋的「文化安全」擔憂有關，即所謂「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倡導和談而鄙視軍事開疆的論調在宋代不絕於耳，例如朱臺符的《陳邊防事疏》頗有代表性，其譏諷秦皇漢武「逞志一時」，主張對敵要採取中道（和談），「臣聞蠻夷猾夏，《帝典》所載，商、周而下，數為邊害。或振旅薄伐，或和親修好，歷代經營，斯為良策。至於秦築長城而黔首叛，漢絕大漠而海內虛，逞志一時，貽笑萬代，此商鑑不遠也。頃者，晉氏失御，中原亂離，太祖深鑑往古，酌取中道，與民休息，遣使往來。二十年間，罕聞人寇，大省戍邊之卒，不興出塞之兵。關防謐寧，府庫充溢，信深得制御之道也」。 這種「王者不治夷狄」思想，是「內諸夏外夷狄」思想的過度擴展，其在中原王朝不夠強大時，僅僅以實現自我區域的「控制權」而達到國家的安全狀態。而在「疆土意識」「文化安全」上，過分強調「中央」與「邊疆」的區別，誇大文明與「野蠻」之間的差距，刻意營造「邊疆」概念。有學者認為，這就會導致難以向「中外之防」過渡。
元朝的建立使漢族王朝為中心的正統「中國」被打破，出現了多個文明群體，「夷狄」意識淡化而「外國」意識增多。 此後，「夷」逐漸成為中原王朝之外——「外國」的代名詞。但「王者不治夷狄」思維導致明清面對周邊或西方國家侵略時，持以保守思維。不少士儒不顧西方社會在16世紀以來追求去邊疆化的趨勢以及中央與邊疆同質化的時代潮流，依然以「聖王治夷之道」來消極對待西方在全球範圍內的政治、軍事崛起。例如，傳聞清代魏源在道光年間所作《道光洋艘徵撫記》依然倡導「《春秋》之義，治內詳，安外略」以及「必以化內之法繩之，其求之也過詳矣」 的思維，認為不必去花費大力氣治理邊疆、不必統籌「國外」局勢。
（二）重文輕武
部分歷史時期的「文重於武」的觀念對維護「國家安全」帶來一定消極影響。一般而言，由古代邊疆少數民族建立或與其血統有關的政權，更推崇用武力來維護國家安全，而漢族建立的政權則多通過以羈縻、懷柔以及軍事徵討等「文武共治」方式來安邦。但是，宋代開始興盛崇文抑武觀念，以「和」換「安」。宰相李昉上疏，認為漢高祖以三十萬之眾，卻困於平城，而採用和親之策「其利甚溥」，宋可以「不煩兵力，可弭邊塵」，「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 這明顯體現了宋朝在國家安全防備中輕視軍事的心態。在「以文制武」的原則指導下，宋在國家安全戰略上趨於「保守、尚和、消極」，削弱了捍衛「國家安全」的效益。宋以貨幣賄賂來代替武力行動，雖然表面上換取了國家安定，但國力逐漸走低，雍熙北伐失敗後，又喪失了收復燕雲的信心，並進一步發展為「守內虛外」方針，認為「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 把政權內部的安全視為最重要的內容。面對周邊政權的不斷擴張，宋從主動進攻轉為防禦，「和戎」成為主導思想，「來則備御，去則勿追」的消極軍事戰略成為主流。 當然，若從顯德七年（960年），後周諸將發動陳橋兵變，擁立趙匡胤為帝建宋的背景下來思考，宋代的揚文抑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時代發展到八百年之後的晚清，馮桂芬、張之洞依然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希望用儒家的「三綱八目」來對付西方的堅船利炮以維護國家安全，已落後於近代潮流。
（三）重謀輕力
「重謀輕力」即重視軍事計謀而輕視軍事戰鬥實力。中國戰爭史上雖然有不少出奇制勝的典範，但一定程度上的「重謀輕力」觀念對古代國家的安全帶來消極影響。例如，《孫子兵法》與歷代其他兵法都講求技巧、權謀、手段，卻始終輕視保障國家安全的軍事實力建設和戰術武器研發。農業經濟背景下的中原王朝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得不消極對待北方遊牧政權的騎兵進攻。 有學者指出，西方在事關國家安全的軍事戰略上，重兵器，重實力，重財力，而中國傳統則相反，這種重謀輕力傾向的結果就是忽視軍事訓練、無職業化軍隊、缺少大型戰爭武器，其原因與先秦「寓兵於農」，此後歷朝又施行徵兵制、募兵制、士家制、隋唐府兵制、明代衛所制、清代八旗制均密切相關。
四 古代國家實現安全戰略的相關建設
中國傳統「國家安全觀」要得到具體落實，必須有國家行政機器來組織實施。中國古代國家形態形成後，歷代政權針對國家安全，在基礎建設、地理認知、邊防層級、機構設立等多個方面綜合打造安全戰略體系。
（一）遣師戍守
禹劃分九州，「隨山刊木」，定立疆界，並「奠高山大川」，為其命名，為部落聯盟的安防建立了基本形態。 先秦時期，在邊陲之地，均設師戍守，設界立關，廣設隘、津、渡。「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 「關」也在國防安全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關者何？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也」； 《說文解字》的解釋是，「關，以木橫持門戶也」；《周易》則解釋為「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形象說明了先秦時期王國防禦的重要。秦漢時期，西北地區的玉門關、蕭關、大散關、斜谷關、駱谷關、子午關、嶢關、函谷關、孟津關，西南地區的靈關，嶺南地區的橫浦關、陽山關、湟溪關、嚴關，均在國家戰略防禦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隘，則是指地形狹隘。隘處必阻，艱險難行，很多「關」建立在隘口之上。津和關相異，但往往關、津並設，漢唐金城關、鳳林關，明代靖虜衛的索橋關均如此。 有學者指出，漢文帝、景帝通過變換關東的關隘制度，來調節中央與諸侯王國之間的關係，化解國家整體安全受威脅的局面；也有學者認為，漢武帝東遷函谷關，增強了國家對東部安全的掌控。 除了關隘這種軍民管控戰略機制之外，與此相關的馬政、出入使用的「符」「傳」「令」，也與國家安全防禦有著密切關係。古代還對一些特殊地形，例如對涉及國家戰略安全的「陘」也特別重視。陘，即指山脈中斷的地方，這種山區與平原交接的地區，往往與古代國家安全密切相關，北方遊牧部族往往通過這些通道進入中原地區，威脅中原政權的安全。《史記》記載，「趙與之陘，合軍曲陽」。 以太行八陘為例，軹關陘、太行陘、白陘、滏口陘、井陘、飛狐陘、蒲陰陘、軍都陘是華北平原與西部地區的交界線。有學者指出，從春秋至明清，該地區幹戈不息，朝代更迭之外，而太行為可依恃之險，秦昭王曾依據太行「威天下」，漢以太行「得天下」，魏以此「爭天下」，唐以此「並天下」。
（二） 重視輿圖繪製
國家增強對古代地緣、地理的認知，以增益「安全」之術。古人對於現代語義上的「地緣政治」非常注重，也認識到地理知識是決定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在國防上，看重測量測繪、地圖製作、營鎮分布，軍事指揮官能夠依靠地圖迅速了解到雙方的戰場與後勤情況。從「九鼎圖」開始，地圖就被賦予了國家政體的象徵意義，「鑄鼎象物」就可以闡釋為在華夏政治中，由分散的部落向中央集權的轉化。 此後出現的《山海圖》《禹貢地域圖》《隋諸州郡圖經》《元和郡縣圖志》《西域圖記》《海內華夷圖》《十道圖》，宋代《九域守令圖》《華夷圖》《六經圖》，以及為防禦西夏和契丹而繪的《西夏地形圖》《契丹地理之圖》，均與國家概念上的安全防禦有關。宋真宗景德四年，皇帝「詔翰林遣畫工分詣諸路，圖上山川形勢、地理遠近，付樞密院，每發兵屯戍，移徙租賦，以備檢閱」。 元代以後的《輿地圖》和《明代廣輿圖》，以及清代《山海輿地全圖》和《康熙皇輿全覽圖》，對捍衛國家安全而言，越來越詳細實用。例如，清康熙四十八至四十九年（1709—1710年），清廷對黑龍江地區進行地圖測繪，以此測繪結果來確定《中俄尼布楚條約》中有關邊界的內容，該圖後來還被統一編制在《康熙皇輿全覽圖》等地圖集之中。 清代松筠也提出，「守邊之術，宜乎審隘繪圖，使各汛官兵熟於道裡軛塞，方於緩急有益」， 說明了「繪圖」對於守邊、衛國的作用。
（三）以邊拱安
國家積極營建邊防「安全平衡體系」，以邊拱安。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國家安全觀的基本特點首先是華夷整體安全觀，中國古代王朝認為建立「四夷懷服」的華夷秩序是國家安全的最大保障和理想模式。東亞國家安全的結構是，以中國為中心，由內而外依次劃分為幾個「國家圈」。 《尚書·禹貢》稱，五百裡甸服，五百裡侯服，五百裡綏服，五百裡要服，五百裡荒服，是為五服。「五服」形成了早期中國的國家安全屏障模式，筆者認為，這也形成了邊疆與內地的「安全平衡體系」。雖然魏晉時期的徙戎帶來了中原地區的戰爭不斷，國家更替頻繁，這種平衡體系被打破，但「五胡亂華」也帶來了日後的民族大融合，為此後隋唐建立統一的封建王朝奠定了基礎。而後，唐代列置州縣，設置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單于、北庭六都護，「都護之職，掌撫慰諸藩，輯寧外寇，覘候奸譎，徵討攜貳」， 使得國家版圖空前擴大，國家安全也得到了空前保障，乃至發展為強大的唐帝國。但是，「以邊拱安」的安全體系需要保持一定穩定性，一旦邊疆民族地區的政權崛起，實力超過中原王朝，則體系將會遭到破壞，體系的主導者則會成為入主中原的邊疆政權。例如北宋以「天下」的德運和道統自居，在宋代前期積極聯絡高麗、渤海、高昌，宋朝國內的安全受到威脅較小。在檀淵之盟之後，宋遼均保持了穩定關係。但在1115年女真建金後，從內部打破了對遼的朝貢體系，使得原有的東亞政權板塊的穩定格局被打破， 導致宋朝開始走向危機。明朝邊疆相較前朝，版圖上處於收縮狀態，但「多封眾建」的模式，以及與邊疆地區的茶馬經濟貿易、特殊的朝貢模式，也換來了國家的基本穩定。清代中前期的國家疆域逐步開始擴大、穩定，尤其是清朝康乾時期在西北、西藏、川邊、臺灣的持續用兵，使得中央的政令能深入邊疆，推動了內地與邊疆的均質化，保障了近代多民族國家最終形成前的整體國家安全。
（四）屯田守邊
屯邊是歷朝歷代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實施手段，特別是邊疆地區的軍屯制度更是維護邊疆穩定與安全的有效手段。秦代開始，貧苦之民被遷至邊疆「移民實邊」。西漢趙充國率領漢軍在先零等地屯田，並上《屯田十二策》，「以制西域，信威千裡」。 魏晉時期，杜預在「宛」「葉」均屯田駐軍，以阻遏匈奴南侵而圖國家安定。曹魏頒布《置屯田令》，唐太宗設置安西四鎮，鞏固西北防禦等莫不如此。清代以來，面對國外侵擾，從邊疆軍屯角度統籌考慮國家安全是一種新的風尚。尤其是軍屯「安國」思想在清代也非常盛行。清初順治，即有兵科給事中王命嶽抱怨軍餉費用過高，今「國家最急者財也」，而「國用所以不足，皆由養兵」，要求各省駐防官兵分地耕種。 清順治戶部官員劉鴻儒的《留兵屯田疏》還引起朝廷討論，「稽古屯制，不在民而在兵，請敕各省駐兵處所，無論邊腹地方，察有荒土，令兵充種。正疆界，信賞罰，則趨事自力」， 建議將「畿輔之民」願出關開墾者，新闢沃土，由此「國基賴以不拔矣」。 清末《蜀學報》提出，一要審邊隘，二要聯番眾，三要審敵情，四要興屯田，「參以西法而變通之，大可經營四海，小亦可自固百年」。 總的來說，近代邊疆軍屯對於國家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五）設立「情報」機構
古代中國重視安全情報機構設立。《周禮•秋官•士師職》記載的「邦酌、邦賊、邦牒」，即是「盜取（其他）國家密事」的職位。春秋開始的墨家倡導君主集權制，其所設 「耳目」也是維護國家與王權安全的重要安全機構，「一目之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 漢代也設「刺探尚書（密）事」一職位，為「異國反間」。唐代建立「察事聽兒」「金吾」和「武德司」，對涉及國家安全的事情進行過問。宋代的「皇城司」即主要打探威脅國家安全的情報，樞密院在建炎四年還設立機速房，「掌行事務：邊防急速運事……遣發問探人……北界關牒」。 明代建立的廠衛，尤其是錦衣衛，「直接利用特務組織來參與治安管理，使其成為公開或固定的國家組織機構」。 清代軍機處的設立，使得「全國上下圍繞軍機處這個情報終端構建了類似蛛網一樣的嚴密體系」， 皇帝處於這個網的中心，密切關注和掌握著國家的動態。這些針對「國家安全情報」意義上設立的機構在維繫國家安全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事關「國家安全」的情報信息掌控權力則是象徵皇權集中的一個重要體現。
五 結論
秦漢以來，「天下觀」之內的「中國」「四夷」塑造了一種國家的「邊疆構想」，「中心」與「邊緣」共同組成了國家的安全防禦體系，這種模式一直延續到明清。近代以來，「蠻夷」的概念逐漸淡化，「藏番」「韃子」等帶有蔑視邊疆民族的詞語逐步被「邊民」「邊眾」取代。近代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後，民眾對傳統「國家安全」的概念也轉型為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國家安全。「國家安全」的內涵不斷豐富，外延不斷擴充，直到它契合現代政治學上的國家安全概念。近代以來，「國家安全」的概念轉型，有幾個方面特別明顯：
一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國家「邊界線」越來越清晰。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有四條邊界線在維繫國家安全，「長城邊界、青藏邊界、秦淮與長江邊界、海洋邊界」。 雖然這種「中原王朝史觀」不免褊狹，但確實反映了在清代中葉之前國家的邊界大多模糊不清；近代中國轉變為統一多民族國家後，遇到與國外邊界產生糾紛的情形，如此模糊的狀態就有可能導致「國家安全」受損。有清代學人形容，「中國幅員遼闊，向不識邊疆區域之界線如何，平時則漠不關心，臨事始倉皇失措。故我國近年因劃界而自行損失之地（鹹豐七年，因與俄劃界失黑龍江以北五千餘裡之地。鹹豐十年，重與俄劃界失烏蘇里河以東及沿海三千餘裡之地；光緒第一次與法劃界，失江洪千餘裡之地，第二次與英劃界，失野人山及沿邊三千裡之地），較之戰敗而割棄與人之地，奚翅十倍。今不丹泥泊，俱已歸英，自此三藏沿邊六千餘裡，無處不與五印犬牙交錯，縱彼不肆鯨吞」。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影響傳到東亞後，中國開始猛然警醒，但往往又因對邊界的科學測繪不足，而導致中外有關界務的不平等條約的部分內容較為含糊。直到清末，清朝才逐漸注重以科學的經緯度來測繪精確的邊界地圖。1903年清朝設立練兵處測繪科，對輿圖進行勘訂修正。1906年清朝設民政部疆理司，開始科學管理疆界，其中經界、圖志兩科具體核實邊界地圖。1911年由武昌亞地新學社印製的中俄交界地圖已較為精準。
二是中華民族的「總體安全觀」越來越強烈。中國的安全觀，由以漢民族為主的安全觀，演繹為以整個中華民族為中心的「整體安全觀」，清王朝在這個進程中起到了一定催化作用，例如雍正在「曾靜案」中就強調，「九州四海之廣，中華處百分之一，其東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載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氣，豈中華與夷狄有兩個天地乎？」 他指出中國不再合適實行類似先秦時期的封建制度，「封建之變為郡縣者，其勢不得不然也。自是以後，遂為定製。豈有去三代二千餘年，而可復行封建之理乎？如欲復行封建，則三代以來，帝王苗裔，諸侯遺胄，皆湮失不可復知，而後世之勳臣，孰可以享茅土？後世之懿親同姓，孰可以保萬民？即分疆畫界，置為萬國，又何從得人而封建之乎？」 所以，在清末民眾視野中，國家安全的範圍已經不僅僅指內地的安全，而且是包括蒙古、西藏、新疆等在內的國土「整體安全」。
三是從以皇權為核心「國家安全觀」轉變為以「民族國家」為主的安全觀。在鴉片戰爭之後，晚清國家已岌岌可危，文祥等人認為影響國家安危的原因在於中國「在內無深知洋務之大臣，在外無究心撫馭之疆吏」，主張「馭外之端」為保證國家安全的第一要務，對外不能僅僅設立一個總理事務衙門，而要「籌自強之計，為安危全局一大關鍵」，「師夷長技以自強」，對內既要「自強之要在武備」，又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但比文祥視界更清晰的，則是梁啓超、鄭觀應等人。在梁啓超看來，中國古代國家是皇帝的私有財產，皇權的安全就是國家的安全，在一個國際競爭激烈的時代，中國要存在下去，必須形成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他最關心的不是「開明專制」，而是「國家理性」。他看重「開明專制」，把其看作解決「中國國家安全的生存問題的一個理想和有效的方法」。所以，在梁啓超看來，國家安全與否，並非富國強兵而獲得物質財富和先進技術，而在於「新民」，「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1894年，鄭觀應在《易言》基礎上，以「富強救國」為主題，寫成了體系完整、思想成熟的《盛世危言》，提出了近現代「國家安全觀」以及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方案。 但是，甲午戰爭之敗與庚子事變，雖然逼出了清末新政，但清朝主要政體並無改變。皇權無法徹底放棄專制而建立近現代國家安全體系，傳統的「國家安全」已搖搖欲墜，1912年初，清帝國「安全體系」徹底崩潰。
四是安全觀從以「內防」「陸防」為主轉向以「外防」「海防」為主。這種觀念的轉化是由於西方列強多通過海洋來侵略東方所導致。有學者指出，中國近代以來國家安全思想的轉型和變革，多是在外力逼迫下形成，而非主動作為。例如，鴉片戰爭迫使清朝「強化海防」「以商制夷」。鴉片戰爭的失敗、國家面臨安危之時，清朝又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1860年開始的洋務運動引導的變法圖強、君主立憲也是如此，且一直在保守派的掣肘中發展。 隨著晚清在軍事上節節失利，開明人士已經認識到，中國在近代形成多民族統一的國家以後，內部安全的重要性往往要弱於外部，這種安全觀相較古代，是一種大的進步，以致清朝滅亡的第一年，有人就指出，「嘗謂中國自南北統一之後，中國之大患，不在內訌，而在外侮。故中國之守備，不在腹地，而在邊疆」。 同時，西方軍事思想也開始影響東方國家「安全觀」，18世紀以後西方國家在對外擴張的戰爭中，重視海戰、鐵艦、艦炮的海軍建設思想，逐步壓過了東方原有的以爭取陸權為主的安全謀略。
總之，中國古代王朝傳統「國家安全觀」的發展與中國社會形態的變遷息息相關，歷朝歷代均對「國家安全觀」有相同或者相異的表達。近代以來，傳統的「國家安全觀」由於世界地緣政治的變化，強調重心由「塞防」轉變為「海防」或者二者並重，安全觀針對的主體逐漸由內轉為「外」，這都促進了現代概念上的「國家安全觀」形成。從歷史發展來看，古代安全觀中有很多閃光的思想，這些思想可以為當前建設「總體國家安全觀」提供一定的鑑借作用，當然，古代國家「安全思想」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未來亟須進一步總結，以推進當前國家安全學學科建設向人民性、民本性、民主性、科學性的方向發展，從而進一步維護中華民族共同體內涵下的邊疆安全、國家安全。
【收稿日期：2021-02-02】
【修回日期：2021-06-17】
【責任編輯：齊 琳】
*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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