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獨立自主有什麼意義（水石堅持獨立自主）

2023-10-24 05:21:38

2022年春天不安寧。據媒體報導，2月16日以色列空襲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南郊；2月22日美國空襲索馬利亞杜杜布爾附近地區：2月24日，北約東擴引起俄羅斯與烏克蘭戰爭爆發。戰爭使房屋設施損毀，人員傷亡，老百姓生活在炮火的恐懼之中。

中國卻是另一番景象。2月4日，在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發展情況下，北京冬奧會如期召開。90個國家和地區近3000名運動員，30多位國家和世界組織領導人，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政府官員參加了這次「簡約、安全、精彩」的奧運盛會。中國老百姓過大年，看冬奧，享受和平的春光。

良好的國際關係，穩定的和平環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歷代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經過不屈不撓的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鬥爭取得的。

1840年以後一百多年，從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到八國聯軍侵華、抗日戰爭，中國飽受西方帝國主義列強欺辱，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經過艱苦卓絕鬥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帝國主義列強和國內反動派不甘心他們的失敗，採取各種方式，侵略、分裂、顛覆新中國。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英明領導下，一方面，人民軍隊英勇善戰，取得了抗美援朝、西藏平叛、炮擊金門、中印邊境、援越抗美、南海西沙、珍寶島等一系列自衛反擊作戰的勝利，維護了祖國主權和統一，維護了民族尊嚴和人民安康。另一方面，在國際外交事務中，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對霸權主義，贏得了越來越多的朋友，徹底擺脫了舊中國「弱國無外交」的險惡處境。1971年10月，新中國重返聯合國，恢復常任理事國權力。1972年2月，沒有外交關係的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1976年，同我國建交的國家達到111個。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良好國際環境，為後來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勳，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任新中國總理長達26年併兼任兩屆外交部長。他不僅參與制定我國外交的重大決策，而且是組織實施者。

在新中國開國大典上，毛澤東主席莊嚴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並宣告：「凡是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向世界宣示了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周恩來忠實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戰略決策，以堅定的立場，高超的智慧，非凡的組織能力，為維護祖國和人民的利益，為保衛世界和平，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今年3月5日是周恩來誕辰124周年。我們緬懷他的豐功偉績，學習他的優秀品質和高超鬥爭藝術，堅持獨立自主，反對霸權主義，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創造良好國際條件。

立場堅定、不畏強霸，敢於鬥爭，善於鬥爭

周恩來指出：「我們對外交問題有一個基本的立場，即中華民族獨立的立場，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場。」在國際舞臺上，他立場堅定，與霸權主義開展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

美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勝國，是世界上頭號超級大國。美國推行霸權主義，以大欺小、以強欺弱。周恩來作為新中國的代表，對美國不畏強霸，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維護新中國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和平。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美國為維護其在亞洲的霸權地位，立即出兵幹涉。6月2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命令駐日本的美國空軍協助韓國作戰，6月27日命令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基隆、高雄兩個港口，在臺灣海峽巡邏，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海解放臺灣。9月15日，美軍在仁川登陸。9月30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警告美國：「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美國不顧中國政府的多次警告，10月美軍越過三八線，企圖迅速佔領整個朝鮮。同時，美國飛機多次侵入中國領空，轟炸丹東地區，威脅中國。黨中央毛主席英明果斷決策，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英勇作戰，把以美國為首的17國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趕回了三八線。

【1954年4月19日 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

1954年4月，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國際會議在日內瓦舉行。周恩來首次以新中國政府總理兼外交部長身份參加會議，與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為代表的「十六國」，在日內瓦展開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激戰。周恩來堅持鬥爭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不但打擊了美國霸權主義的囂張氣焰，也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儘管由於美國等國阻撓關於朝鮮問題的討論最終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但周恩來多次講話，依託雄辯的事實、入情入理的分析，使得美國代表的頑固好戰的立場暴露無遺。周恩來贏得了眾多與會者的讚譽和國際輿論的好評。會議進入第二階段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討論後，蘇聯代表莫洛託夫憂心忡忡地對周恩來說，談判正陷入危險境地，如果印度支那問題也談不成，日內瓦會議就前功盡棄了。周恩來堅定地指出，印度支那問題不能停下不談！他分析說，目前談判的關鍵是我方是否承認有越南人民軍在寮國和柬埔寨作戰。事實情況是有，如果我方堅決不予承認，會談就談不下去了。所以，我方可以退一步，承認過去有越南軍隊在那裡作戰，是志願軍，現在有的已經撤出。如果現在還有，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國軍隊來辦理。莫洛託夫同意了周恩來提出的以退為進的方案。中國與蘇聯、越南代表緊密配合，盡力爭取法國、英國等多數與會國代表，集中力量反對美國代表的阻撓和破壞，並積極開展會外活動，終於使會議實現了突破。7月21日凌晨3時30分，日內瓦會議各方代表在取得共識後，終於籤訂了《越南停止敵對行動協定》、《寮國停止敵對行動協定》和《柬埔寨停止敵對行動協定》。儘管美國代表頑固地宣布不參加《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的籤字，但是，這一宣言仍然如期在日內瓦會議上通過，美國把自己放到孤家寡人的位置上，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卻取得了出乎人們意料的結果。新中國欣欣向榮的面貌和周恩來浩然正氣的外交形象，深深地留在了國際政治舞臺上。

1971年7月，美國為自身利益想改善與新中國的關係，派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來華，為尼克森總統訪華做準備。受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委託，周恩來直接領導接待尼克森的準備工作和主持中美談判。外界可能會以為，世界頭號強國要與中國改善關係，中國人一定受寵若驚，雙方會談一定很友好。其實不然，周總理立場堅定，靈活處置，既嚴肅批評了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錯誤立場和美國對越南的侵略，又求同存異，實現了會談的目的。

【1972年2月21日，尼克森及夫人到達北京，周恩來總理親臨機場迎接。】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 點30分，美國總統尼克森乘坐的「空軍一號」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尼克森走下舷梯，向前去迎接的中國總理周恩來伸出了手，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手越過太平洋，緊緊握在了一起。2月21日下午，周恩來陪同毛澤東會見尼克森、基辛格。在一個多小時的會談中，確定了此次中美高級會晤的基本方針。周恩來與尼克森、基辛格進行具體談判。他以卓越的談判藝術，有效地化解了出現的各種問題。美國人接受了中國立場：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政府；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美國軍隊必須撤出臺灣。2月28日，中美《聯合公報》在上海發表。公報裡美方關於臺灣問題的措詞為：「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

美國總統尼克森成功訪華，打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繼1972年2月28日《上海公報》後，1978年12月16日，中美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1982年８月1日，中美兩國政府就美售臺武器問題發表「八·一七公報」。至此，由《上海公報》、《中美建交公報》和「八·一七公報」組成的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成為中美關係發展的指導性文件和制度保障。後來，美國人評價周恩來：他是一位堅強的、決不妥協的革命家。在臺灣問題上，他在時間和方法方面向美國作了妥協，可是從來沒有在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原則上作過讓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說，周恩來是堅強的，抓住一事不輕易放下，但是解決我們之間不同意見時，又有伸縮靈活性。在所有會談中，他自始至終保持冷靜自若的態度。

1965年，美國擴大侵略越南的戰爭，嚴重威脅中國安全。中共中央嚴正表明援越抗美的立場，並下達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國軍民「對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有所準備」。應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的要求，中方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鐵道、後勤保障等支援部隊。這是新中國又一次保家衛國、援助鄰國反抗美國侵略的重大軍事行動，體現了中國人民反對侵略威脅、維護世界和平的大無畏精神。

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周恩來輔助毛主席參加了援越抗美所有重大政治、軍事、外交決策。在這些決策中，所有程序性的、具體的決策基本上都是由周恩來為主作出的。1964年8月，美國悍然製造「北部灣事件」，將戰火燒到越南北方，對中國南部邊疆構成極大威脅。8月6日，周恩來代表中央作出《關於支持越南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武裝侵略越南的示威活動指示》，命令昆明和廣東軍區的空軍和海軍進入備戰狀態，並向中越邊界地區派遣部隊。後來，中國政府籤訂並執行了一系列向越南提供無償援助的經濟、軍事協議，基本上都是在周恩來的直接決策下作出並且組織實施。在整個援越抗美過程中，周恩來先後會見越南領導人以及來自越南南方、北方代表，戰鬥英雄達200多次，詢問有關抗美鬥爭的情況，了解越方存在的困難，組織調度各項幫助。

作為負責中國外交的領導人，周恩來通過外交聲明、會談、接見領導人等一系列方式，明確提出中國的立場，詳細介紹中國的政策，讓美國和全世界全面了解中國對越南戰爭的政策。周恩來就中國的對美政策講了四句話：中國不會主動挑起對美國的戰爭；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中國是作了準備的；戰爭打起來，就沒有界限。這四句話，充分表達了新中國伸張正義、愛憎分明、不畏強暴、反帝立場的徹底性。1966年4月10日，周恩來在接見巴基斯坦《黎明報》記者伊查茲，旗幟鮮明地指出：美國「想依靠海空優勢轟炸中國，而不打地面戰爭，這是一廂情願」，「你能從空中來，難道我們不能從陸地上去嗎？」周恩來向美國當局發出的明確的嚴重警告，引起了當時詹森政府的極大恐慌和重視。周恩來還審時度勢，主動協調多國多方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幫助越南人民抗擊美國侵略。1975年4月30日，越南人民軍解放西貢，取得了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實現了國家統一。美國侵略越南以失敗告終。

【周恩來會見古巴革命領袖切·格瓦拉】

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反對大國主義、霸道作風

周恩來在處理國際關係中堅持「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則。他指出：「我們重視這個問題，因為我們是一個大國，容易對小國不尊重……由於歷史的傳統，大國容易對小國忽視和不尊重，因此我們經常檢討自己。到會的各國代表中如果有任何人覺得中國代表團對任何一國代表不尊重，請指出來，我們願意接受意見並改正。」 周恩來終身信守了這一諾言。對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朋友們，他時常虛心地詢問他們對中國有什麼意見，是否發現有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直到他病重住院期間，他最後幾次會見外賓時，仍然不倦地說明中國永遠不稱霸的方針。他對小國的尊重和體諒，尤其鮮明地體現了新中國平等待人的風格。1954年，許多國家派代表團參加我國建國5周年慶祝活動。在分配接待任務時，剩下歐洲一個小國外長率領的代表團無人負責。周恩來便自告奮勇負責接待。他說，我們是大國，但不能歧視小國。我們應該尊重別國的民族感情。中國人民曾經飽受外來壓迫的苦難。我們珍視自己的獨立和主權，也深深懂得應當尊重別人的獨立和主權。周恩來在國際交往中平等待人的態度，受到了國際輿論的普遍稱讚。

【1964年3月15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結束了對非洲10個國家、阿爾巴尼亞和亞洲3個國家的訪問之後，乘專機回京。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以及首都各界群眾五千多人前往機場熱烈歡迎。】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總理出訪亞洲、非洲和歐洲的14個國家，懷著對發展中國家的深切同情，提出了我國經濟援助的八項原則，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擴展到經濟領域。這八項原則的主要內容包括嚴格尊重受援國主權，不附帶任何條件，不要求任何特權， 援助對方增強自力更生的能力，提供優質的設備，保證傳授技術，我們派出的專家和當地專家同等待遇等。這些原則，體現了援助、支持是相互的，雙方是平等的精神，同大國沙文主義形成鮮明的對照。周恩來說，中國是一個大國，若不經常警惕，政府官員容易對接受中國援助的國家盛氣凌人。他還經常告誡負責援外項目的政府部門，要記住中國的援助不允許只顧自己，更不允許有任何剝削成分，也不允許以施捨的面目出現，一定要無私而又真誠。如果中國只顧自己，那就是民族利己主義；如果中國以恩人自居，那就是大國沙文主義。

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常常發生利益矛盾，比如某些援建項目竣工後，其產品將同中國的傳統出口產品競爭。但是，中國始終信守對外援助的八項原則，只要某個國家想尋求中國幫助援建某個項目，如建紡織廠、製糖廠、制茶廠、制煙廠、種植棉花、甘蔗、茶樹和菸草等等，寧可失去自己的出口市場，也決不附帶任何條件，儘可能提供所需的幫助。中國給柬埔寨援建川龍造紙廠，周恩來專門問起造紙廠的廢水處理。設計人員說廢水排入湄公河。周恩來當即指出，「這樣做法不行。我們援助別國建設不能給人家製造公害，一定要為湄公河沿岸，特別是沿河下遊的群眾著想。造紙廢水排入湄公河，必將危害漁業及下遊人民生活用水。」 要求立即修改設計，並待修改滿意後才同意交付柬方使用。周恩來處理與小國、弱國間關係的這種道德精神，受到了國際輿論的普遍稱讚，也為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所深深敬服。

20世紀60年代，非洲國家掀起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坦尚尼亞和尚比亞分別於1961年和1964年獨立。兩國獨立後，不僅面臨發展民族經濟、鞏固獨立成果的歷史重任，還要繼續打擊殖民主義殘餘勢力，實現整個非洲的最終獨立。在這種情況下，修築坦贊鐵路的計劃被提上日程。坦尚尼亞總統尼雷爾對這條鐵路寄予厚望，認為「當鐵路建成後，收益的不只是尚比亞國家，坦尚尼亞也能獲益。……整個非洲將會因這條鐵路而獲益，進而增強自由的力量，非洲國家間的貿易將會變得更加便利」。作為內陸國家的尚比亞，面臨著更為嚴峻的局面，銅礦是其支柱產業，作為當時世界上的第三大銅礦產地，卻苦於沒有出海口而使得銅礦貿易大大受限，控制了銅礦的出海通道，就控制了尚比亞。尚比亞需要一條通往坦尚尼亞出海口的交通命脈。

為解決發展難題，坦、贊兩國紛紛向西方求援。世界銀行最早參與這一項目，世界銀行認為，修築這條鐵路不經濟，拒絕了他們修築鐵路的貸款要求。聯合國派出的六人赴尚比亞勘測組，也拒絕了他們的請求。坦、贊兩國還向美、英等國尋求援助。都以「從經濟角度考察是不值得修建的。至於從政治方面的考慮，同經濟方面相似，也是沒有必要的」為由拒絕了其請求。他們還向蘇聯求援。1965年，尼雷爾親赴蘇聯向勃列日涅夫面陳坦贊鐵路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重要意義。但是，蘇聯因亞斯文水壩分散了自身太多資源也拒絕了他們。屢屢求助無果之後，他們將希望轉向中國。

1965年2月，在坦桑總統尼雷爾訪華前，貿易代表團先期抵達北京，向中國提出了幫助修建坦尚尼亞-尚比亞鐵路的要求。中國外交部根據中央有關方針，寫了一個請示報告給黨中央，提出「如有可能，中國應該承擔這項工程」的建議。對外交部提出的援建坦贊鐵路的建議，中央進行了慎重研究。周恩來總理先後徵詢了對外經委主任方毅和鐵道部長呂正操的意見。並深入地談了自己的看法：坦贊鐵路對坦尚尼亞和尚比亞來說，不僅具有經濟上的意義，更重要的是還具有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意義。這兩個姐妹國家還被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及其追隨者包圍著，他們共同認識到沒有周圍國家的獨立解放，就不會有他們自己的真正的獨立解放。而這條把他們連接起來的鋼鐵運輸線，卻可以使他們擺脫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的控制、訛詐，還可以使他們把世界反帝、反殖國家為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業所提供的生活物資和軍事物資運送到非洲南部、中部和西部謀求解放的自由戰士手中。坦贊這條鐵路必須修建，這是毫無疑義的。至於由誰來修，可以是中國，也可以是其他國家。如果中國同意修建，肯定會引起西方一些國家的恐慌，他們有可能被迫接受承建任務，也許是一個國家，也許是幾個國家共同承擔。這裡的關鍵問題是中國必須是真心實意地同意幫助修建，而不是虛情假意的政治遊戲。他還說：世界上所有國家都知道我國是一個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還需要別人的幫助，而需要幫助的人卻解囊幫助別人，這不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為朋友兩肋插刀」嘛！人世間窮人幫窮人是出於真心實意，不會有什麼企圖，被幫助者會受惠不忘；富人幫窮人，即使沒有企圖，也會使人感到是恩賜或施捨，被幫助者不會受之坦然。人與人之間是這樣，國與國之間何嘗不是如此!我們這種無私的援助定會贏得更多的友誼。坦贊鐵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項目所能比擬的。當然，我們決不能利用坦贊鐵路來沽名釣譽、樹碑立傳或是追名逐利。不，我們是從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業的高度來看待這項經援項目，援助了他們也就是援助了我們自己。毛主席講過，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之後，周總理在外交部的請示報告上批示：為援助非洲新獨立的國家和支持非洲民族解放鬥爭，如果尼雷爾總統訪華時提出援建坦贊鐵路問題，我意應同意。黨中央毛主席批准了外交部的報告。

1967年9月，三國政府代表團進行了會談並籤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政府、尚比亞共和國政府關於修建坦尚尼亞-尚比亞鐵路的協定》。坦尚尼亞和尚比亞地形複雜，給施工造成許多困難。周恩來採取有力措施，派得力的幹部加強對施工的領導，及時協調解決各種問題。中國中鐵二院自1965年起，派出勘察設計團隊前往坦贊兩國開展全線踏勘，於1969年12月完成了詳實的踏勘報告。中國中鐵一局、中鐵二局、中鐵三局、中鐵四局、中鐵五局、中鐵電化局和中鐵建工集團的5萬餘名鐵路建設者自1970年10月開始，歷時六年時間建成了舉世矚目的坦贊鐵路。鐵路全長約1860公裡。全線建橋梁320座，總延長米為16520米；隧道22座，總延長米8898米；興建車站93個；建設房屋總面積37.6萬平方米。該鐵路穿越坦贊部分高山、峽谷、湍急的河流、茂密的原始森林，有的路基、橋梁和隧道地基土質為淤泥、流沙，沿線許多地區荒無人煙，野獸群居出沒，全線工程浩大，技術複雜，施工條件異常困難。中國工程技術人員發揚國際主義精神，創下了「驚天地、泣鬼神」 的業績。

坦贊鐵路在1976年6月7日全線通車後，為坦贊兩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以及非洲南部的民族解放鬥爭做出了重大貢獻。中國援建坦贊鐵路付出了重大代價。但是，中國在政治上打了一場勝仗，從政治影響上看，不僅打破了西方和蘇聯對中國實力和技術的懷疑，而且使中國贏得了非洲各國堅定而真誠的政治支持。坦贊兩國人民親身體驗到中國援助真誠無私，倍受兩國政府和人民以及許多非洲國家和人民的信任和好評。在坦贊鐵路通車10周年慶典上，尼雷爾總統表示：「這種感激之情是存在的，而且將存在下去。」卡翁達總統也坦言：建設這條「偉大的自由之路」是中國與該地區國家之間「深入而真誠合作的偉大見證」。「患難知真友，在我們困難的時候，中國幫助了我們。」這條被譽為「非洲自由之路」的鐵路，聯結起中非之間跨種族、跨世紀的真摯友誼。它是新中國早期對外援助的典範和縮影，是中國外交中的一筆無形資產，是中國與非洲甚至中國與整個第三世界「兄弟情誼」的豐碑。中國不僅在非洲樹立了執行援外八項原則的典範，而且還贏得了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讚揚和友誼，其政治影響遠遠越過坦贊乃至非洲。當中國援建的坦贊鐵路通車時，周恩來已經逝世。但是，坦贊兩國人民舉行坦贊鐵路通車慶典時，首先為周恩來默哀數分鐘，以示紀念。

【周恩來出訪東歐】

求同存異、和平共處，團結一切力量，建立反霸統一戰線

新中國成立之初，黨中央毛主席根據當時兩大陣營對峙的形勢，為打破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封鎖，確立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先與蘇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朝鮮、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建交。但仍然清醒地意識到，在兩大陣營之外，還有印度、緬甸和印尼等一大批「中間國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是鐵板一塊，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維護中國人民利益和世界和平。

周恩來堅決執行黨中央毛主席的戰略策略，在如何處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關係的問題上，創造性地提出了「求同存異、和平共處」思想，明確了外交突破的方向。周恩來領導外交部在同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建交的同時，重視同「和平中立派」國家的建交。1949年12月31日，印度政府致電周恩來，表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希望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當天，周恩來就將這一情況匯報給了正在蘇聯訪問的毛主席。經中央討論，周恩來復電尼赫魯，同意中印建交，並願意開始建交談判，得到了印方的積極回應。經過系列磋商和談判，中印於1950年4月1日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中印建交使得新中國多了一條與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溝通的重要渠道，開闢了新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建交的道路。同時，還與錫蘭（斯裡蘭卡）、緬甸等國展開了貿易往來，雖然規模有限，但具有打破美國封鎖禁運政策的重大政治意義。在中國的影響下，印度、緬甸等國家都沒有參加東南亞條約組織，使得美國企圖在亞洲形成對中國包圍圈的陰謀未能如願。

1953年12月中國政府同印度政府就兩國在西藏地方的關係問題在北京進行談判。31日下午，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西花廳會見印方代表團，在談話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1954年4月29日，中印兩國發表談判公報，並籤署了《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兩國政府一致同意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列入公報和協定中，把它作為指導兩國關係的準則。同年6月底，周總理先後應邀訪問了印度和緬甸，他分別與印度總理尼赫魯和緬甸總理吳努發表的《聯合聲明》都寫進了這些原則，並進一步確認它適用於同亞洲及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後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國際社會得到了廣泛推廣，成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基本準則。

【1955年4月，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發言。】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有29個國家和地區參加的亞非會議（又稱萬隆會議）。這是在沒有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國家參加的情況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命運的亞非國家第一次自行召開的國際會議，它反映了佔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亞非人民團結反帝的共同願望和要求，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但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影響，也由於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許多與會國對新中國還不很了解，與會各國之間也有些分歧，並在會議開始時表現了出來。會議第一天，有人就在會議上提出了所謂「共產主義威脅」，所謂「顛覆活動」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問題，把矛頭實際上指向中國，使會議氣氛一度相當緊張。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當機立斷，臨時決定將原來準備好的發言稿，先用書面散發，並且利用休會的短暫時間，起草了一份補充發言，在下午的會上作了發言。他誠懇地表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他強調地指出，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在亞非國家之間有無求同的基礎呢？他響亮地回答：有的，那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這是我們大家都承認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在中國代表團和與會各國代表團的共同努力下，會議終於對議程中的各項問題達成了一致協議，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制定了著名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使這次會議作為亞非國家團結反帝事業中的一個具有偉大意義的勝利載入史冊。

1957年毛澤東主席在莫斯科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堅決主張一切國家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後，獲得世界上越來越多國家的贊同，成為解決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基本原則。不僅在各國大量的雙邊條約中得到體現，而且被許多國際多邊條約和國際文獻所確認，成為規範國際關係的重要準則。1970年25屆聯大通過的《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的國際法原則宣言》和1974年第6屆特別聯大《關於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都明確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包括在內。

在國際交往中提倡求同存異、和平共處，是新中國外交的創造。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發展國家關係的基本原則，集中體現了主權、正義、民主、法治的價值觀，作為一個開放包容的國際法原則，已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髓，就是所有國家主權一律平等，反對任何國家壟斷國際事務。這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捍衛國家主權和獨立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成為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聯合自強的旗幟，加深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相互理解和信任，促進了南南合作，也推動了南北關係改善和發展。

求同存異、和平共處，生動地反映了新中國主張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發展友好關係、促進國際和平的積極態度和建設性立場。促進了中國同西方發達國家外交關係的突破。英國和法國是西方陣營中的重要發達國家。周恩來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決策，指示外交部採取多種方式，利用各種渠道做工作。1954年，在日內瓦會議上英國的態度有別於美國，並一再表示願意改善中英雙方的關係。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對此給予了積極的回應，此後中英雙方頻繁磋商，最終促成了雙方互派代辦，建立代辦級外交關係。直至1972年，中英建立了全面外交關係。這是新中國與西方國家外交關係史上的一大進展。1963年10月，法總統戴高樂派前總理富爾來談中法建交，周恩來主持雙方一共談了6次。談判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處理法國跟臺灣的關係。富爾表示，法國只承認一個中國，但又強調中法在互相承認的問題上不應該提任何先決條件，所以希望中方不要堅持法國必須首先跟臺灣斷交。於是談判陷入僵局。

周恩來堅持做到：態度誠懇，坦率；平等協商，不卑不亢；不強人所難，照顧對方困難；耐心解釋，以理服人，循循善誘，層層深入。先肯定共同點，後解決不同點，力爭「求同化異」，「化異」不成，再「求同存異」。周恩來安排法國代表到內蒙、山西參觀訪問幾天，並準備了一個新的方案，即中法在達成「三點默契」（法國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中法建立外交關係後，在臺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撤回在法國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的情況下，法國也相應撤回駐在臺灣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的基礎上先建交，然後法臺再斷交。1964年1月27日，中、法兩國政府發表聯合公報決定建立外交關係。中法建交模式在外交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是唯一跟中國建立外交關係、而不首先宣布跟臺灣斷交的國家。法國是西方發達國家中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中法建交被西方媒體喻之為「外交核爆炸」，打開了我國對西方大國建交的突破口，標誌著中國加強同西歐國家關係的一個重大突破，沉重打擊了美國敵視中國的政策，成為新中國外交史和當代國際關係史上的一件具有深遠意義的大事，在國際上產生了轟動效應。周恩來在談判中展現出了高超的鬥爭藝術，他在中法建交問題上的視野超出了中法建交本身，不把原則當作教條，而是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和鬥爭態勢，既靈活運用策略，又牢牢堅守原則底線。

1974年2月，毛主席根據當時世界發展的新形勢，從戰略意義上提出了「三個世界」的思想。他在會見來華訪問的尚比亞總統卡翁達時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三個世界劃分」思想，在求同存異，和平共處基礎上，以高遠的國際視野，高超的政治智慧，嶄新的思維方式，洞察國際政治的本質和發展規律，為世界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新的標準和路徑選擇，提出了反國際依附的新模式。這種新的世界劃分不再以西方為中心，而是以三個不同勢力為政治博弈單位，以追求國際正義和民主為重要政治目的，建立國際反對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為新中國在冷戰背景下，衝破霸權主義封鎖，發展對外關係指明了方向。對亞非拉廣大地區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對被壓迫國家和人民爭取獨立、民主、平等，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

周恩來根據毛主席「三個世界」戰略思想，領導開展外交工作，中國站在第三世界一邊，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爭取第二世界國家共同反霸，中國同荷蘭、希臘、聯邦德國等歐洲國家相繼實現外交關係升格或正式建交。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出現重大變化，徹底打破了美國對新中國的封鎖，改變了世界政治版圖。還把這種精神運用到更加廣泛的領域，解決了我國同各國之間存在的許多問題，籤訂了一系列條約、協定、聯合聲明。促進了新中國與世界各國友好關係，促進了國際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事業的發展。

現在，世界處於百年之大變局。和平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大趨勢，是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願望。但歷史證明，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美國政府唯我獨尊，稱霸世界，到處揮舞制裁大棒，到處製造動亂，挑動戰爭，欺侮別國。美帝國主義是全球麻煩的製造者，是戰亂的根源。

我們要銘記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代領導人，為新中國建設創造的豐功偉績，感恩和珍惜他們為新中國發展打下的堅實基礎，學習繼承發揚他們治國理政的精神風範，在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反對霸權主義的廣泛統一戰線，維護世界和平，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良好的國際關係，穩定的和平環境，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穩步發展。

（作者系崑崙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崑崙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