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起跌倒的良知作文

2024-11-19 16:46:11

　　良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人們在社會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種集知識、情感、意志和信念於一身的道德意識。下面是相關作文範文，希望對你有幫助。

　　扶起跌倒的良知作文【篇一】

　　前段時間，三年級小學生在作文中虛構了扶起摔倒老人的情節。老師評語："現在這個社會，老人摔倒了還有人敢扶嗎?"而前幾日發生的現實版小學生扶起老人的故事也讓人唏噓不已。

　　一方是多名路人作證，一方是拿家人性命賭咒發誓，僵持不下的當事雙方都選擇訴諸法律，由司法部門來評判事件的是非曲直，這是無奈之舉，也是必要之舉。於公眾，是為社會風氣負責;於個人，則是為己方利益負責。

　　從"彭宇案"到月初汕頭高中學生扶起跌倒老人反被訛詐，到眼下的四川小學生扶起老人要對簿公堂，扶老人已經不再是幾十年前人們順手做的小事，而是先要冷靜思考，再參照扶起老人指南的"大事"了。這個"大事"的議論一直都在持續，在欣慰公民社會意識提升的同時，我們還應思考如何能規範和完善我國的相應制度，讓善舉惠及老人，溫暖社會，同時對惡意訛詐也嚴懲不貸，杜絕此類現象的發生。

　　在英美法系國家則有一種"好撒馬利亞人法則"，即在緊急狀態下的行善救助行為，即使造成了一定後果，也可以減輕或免除行善者的民事責任，這是用法律鼓勵人們多做善事、多行善舉。如果我國能夠從法律規範上給行善者一定的支持和幫助，相信一定會有更多的人伸出善良與正義之手，社會的善良與正義之舉也會越來越多，而更多的老人、弱者等會受到社會更大程度、更大範圍的幫助。

　　同時一個真正文明、健康、有正義感的社會，不光有法律規範做支持，還需要有較高的道德氛圍做基礎。一方面，被行善者要有認"善"的素質，不能善惡顛倒;另一方面，其他人對別人的行善行為，要予以全力支持和配合，在遇到不道德行為時，能夠毅然決然地站出來，幫助行善者擺脫可能出現的"不公正"困境，消除行善者的後顧之憂。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相信會有更多的人伸出行善之手的，用善良和正義傳播更多的正能量。

　　扶起跌倒的良知作文【篇二】

　　扶起跌倒的良知作文【篇三】

　　楊忠民，又一位正義理性，社會良知的守望者!

　　讀完楊忠民同學(中國公安大學刑法教授)的《什麼是最好的辯護》這本法學、哲學隨筆後，這是最直觀的感覺。

　　忠民兄可謂是中體西用，相得益彰，文史哲法，融會貫通，十八般武藝悉無不精，揮舞起來得心應手，出神入化。當斧，可開山闢嶺，做劍，能見血封喉。

　　書中，那些質美的文字，熟悉的史實，親切的思想，讀起來是那麼的熟識、那麼的享受。可以想見，在忠民兄身上，人道主義，人本主義的光芒始終縈繞瀰漫，理性而耀眼地燦然閃爍著。

　　忠民兄的這本隨筆充滿了理性的睿智，單看如《達摩克利斯劍的折斷》、《「先審後斬」與戰爭邏輯》、《謀殺歷史的罪惡》、《羅伯斯庇爾的血腥轉身》這些標題，就讓人感到其論述一定會精彩。事實上，書中深邃的獨見如語錄般的隨處可見：

　　「未經束縛的自由，必將反對自由本身。……」

　　「記憶歷史，大致有兩種截然相反的功用：讓曾有的事實再次發生，或防止它重新上演。」

　　「在法律秩序的構架中，司法暴力——軍事義務例外——必須絕對置於法的威權之下，如此才能獲得自身正義的依據，才具有真正的價值……如果將暴力凌駕於法律之上，暴力將喪失正義的依據，每一次斬殺，只會是對法律的一次反動，而所謂的『正義』，將淪為暴力的奴僕，唯一的功用，不過是在每一次斬殺後為暴力擦拭血汙。」

　　「如果事實上不可能根除戰爭，那麼至少也應當讓它不要突破文明的底線。」

　　「如果歷史的真實可以被輕易擦去，或者任意扭曲，這樣的社會，不是原始蒙昧就是野蠻專橫。」

　　…………

　　這些優美深邃的文字，不僅自然會使人們在視覺上受到一種振聾發聵的衝擊，而且還能夠使人們在心靈上產生出強烈震顫。

　　作為法學教授，忠民兄選取的這些歷史事件都很經典，他心裡明鏡似地清楚：在人類長久的司法實踐和法制建設中，最有價值的動力，往往是那些寓函豐富的經典案例，如「蘇格拉底案」、「泰森案」、「阿倫·巴基案」、「孫偉銘案」，等等。這些經典案例無一不時時對公眾的常識和法制的基石加以考問，同時又促使更多的哲人進行更為經常地反向思維。這種反向思維尤為重要，彌足珍貴，它往往起著強化社會基石的關鍵作用。

　　這本書是一面人本主義的旗幡，它深切地關懷著人的社會存在和人的司法命運。在忠民兄看來：人體都是鮮活的血肉之軀，而國家機器則是冰冷的鋼鐵。兩者相比較，前者永遠是脆弱的、卑微的、渺小的。然而社會正是由千千萬萬這種脆弱的、卑微的、渺小的血肉之軀所構成，人們結成社會契約的意義，正是在於對任何一個普通生命的尊重和保護。國家機器一旦脫離了正義理性的約束，就將異化為吞噬人頭的鋼鐵怪物，關於這一點，我們在雅各賓專政的鐵血實踐中，看得尤為清楚。護佑不了馬拉、丹東和七十五萬無辜喪命者的法律，同樣也使羅伯斯庇爾難以置身其外;處決馬拉、丹東和七十五萬無辜喪命者的絞刑架，同樣也最終吞噬了羅伯斯庇爾的頭顱。

　　這本書是一道自然法則的宣言，它絕對地維護著個人的天賦人權和人與人關係的社會契約。在忠民兄眼裡，自然法則至高無上，天地間的能量是守恆的，比如再大的江河，其能量都是有數的，在長江上有了葛洲壩水電站和三峽水電站，對其能量的開發就已到位了，如果再試圖興建第二個葛洲壩水電站、第二個三峽水電站就是違背自然規律之舉了。同理，社會公權的使用，國家法律的建立，如果不是以自然法則為基礎的，那將不會是保證所有公民基本權力的善法，而只能是異化了的威脅危害公民基本權力的惡法。

　　說道這裡，我自然想到了前不久那起轟動全國的孫偉銘醉酒駕車致人死亡案，對此本人連續撰寫了《成都醉酒駕車死刑案的情法博弈》、《相逢一笑泯恩仇——再談孫偉銘醉酒駕車致人死亡案》、《差強人意的妥協——點評孫偉銘案二審判決》系列時評。孫偉銘的罪孽確實深重，無照、醉酒駕車、逃逸，成都市中院對其一審的死刑判決引起了民眾普遍的贊同。但在一片贊同聲中，我指出，成都市中院是放了一顆法理不通的血腥的司法衛星，完全有悖於真正的法治精神，是司法實踐的汙垢，是對法治精神的褻瀆。雖然我的論點廣受輿論抨擊，但我堅持己見：立法在先，司法其後，對罪惡的懲處只能以以頒布的現行法律條文為依據，否則法律就成為了寬嚴無度的鬆緊帶，今天不能保護我的法律，明天就可能將災難降臨在你的身上。

　　通過對孫偉銘案的爭論，使我們更加清楚地意識到，一個社會永遠需要正義理性做支撐，而只有理性的正義才是真正的正義。而真正的知識分子肩負著守望正義理性的天職。

　　真正的知識分子，在面對人類苦難的時候，依然是完美道德的求索者，絕對精神的潔癖者，他們一方面深切關懷、悲憐受難者的悲慘處境，同時他們另一方面也注意把握造孽者在獲取懲罰時的法制理性。

　　真正的知識分子，慣於以史為鑑，這倒不是對塵封往事中的歷史罪惡耿耿於懷，而是對造成人類災難的根源的念念不忘，惴惴不安。歷史常常驚人地相似，人類災難總是在血腥地重複著，所以知識分子的社會擔當就是在歷史的迷霧中撥雲見日，警惕那些造成人類災難的社會前提愚蠢地再現。

　　真正的知識分子本能般地深知，一些簡單的道理，一些基礎性的常識，往往為人們所忽視。那些給人類社會造成災難性禍患的根源，也總是在事過之後為人們所淡忘。因此，人類的災難總是這樣周而復始，循環往復地發生、上演。此時，知識分子的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他們總是獨居一隅，以警惕的目光注視著社會的演進，以確定契約社會的基石未曾出現位移。

　　真正的知識分子是優雅的精神貴族，正如忠民兄所說那樣：在時下這個濁流滾滾，人們都熱衷於追名逐利的犬馬聲色時代裡，他們「卻在一旁敲擊著最不學術的文字，用嘴簡單的頭腦，思考著最廉價的大詞——公平、正義、自由、民主、人權……」。這是因為他們的天職和宿命使然。猶如我在血祭二十年前那個事件時所寫的那樣：「弱冠縈情社稷累，騷人宿命蒼生忙。」

　　總之，知識分子向來在精神上、思想上特立獨行，他們的命定天職就是守望正義理性和社會良知，這就是幾千年來生生不息的「家國情結」吧。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的同學們中間有一大批這樣的人，如楊忠民、如蔣慶、如賀衛方、如梁治平、如舒揚，當然，還得把我本人加上。

　　最後，我還要說上一句：感謝忠民兄，你的這本哲理的隨筆，使我獲得了高度的精神認同;同時也感謝忠民兄夫人陸綺，由於她的寄贈，才使我有了這番高品質的閱讀。毫無疑問這是一次難得而愉悅的文化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