釐清中國古史的必要性與重要意義

2023-04-01 10:45:06 1

中國幅員遼闊，有5000多年的歷史，13億多人口，經過40多年的綜合建設和快速發展，已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心，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注。民族文化軟實力的形成，關係到我國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關係到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關係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二百年目標和中國夢。  

悠久的歷史文化是中華民族紮根的精神沃土。特別是作為中國文化發源的先秦歷史文化遺產，在增強文化軟實力、增強文化自信心的過程中，應充分發揮其歷史影響和重要作用。顧頡剛作為古史辨析學派的代表人物，主張對傳統古史觀及其史料基礎、古籍代代相傳進行全面考察。這對於突破封建封建的藩籬，樹立史料的批判意識具有積極的意義。然而，對古代史籍的過度懷疑也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  

當然，前秦古籍作為傳統古史的基礎，確實有一些原始的缺陷，因為流傳下來的古籍流傳過程極其複雜，或多或少都會受到主觀意圖的改變，另外，書的年代太長，所以很難AVO。如脫節、派生、錯誤等自然損害現象，將導致傳世文獻史料質量的下降。在中國古代史上，基於這一基礎而建立起來的許多謎團至今仍未解開。  

在傳世文獻建設不起古史體系建設的情況下，出土文獻作為當時相對清晰、基本不受幹擾的原始資料，在補充、核實、糾正古史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探索中華文明的源頭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尤其是大量出土的古竹帛書等文字資料，經過學術界長期的整理和研究，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史料體系，為澄清相關史實、重建古史體系奠定了基礎。當前，充分利用再生古籍，重建值得信賴的古史，既能滿足處理外部疑難和挑戰的客觀需要，又能滿足學術總結出土文獻相關研究成果的實際需要。  

2008年7月，清華大學從國外搶救了一批竹簡，學術界稱之為清華簡。除了可以與上書等古籍相提並論的物品外，更多的是兩千年未見的失物。為了更好地說明清華簡牘所出古籍在古史重建中的突出作用，我們將已出版的文章大致分為不同的時期，並解釋它們。  

夏朝的存在在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雖然《史記·夏本記》中有關夏朝的記載，以及春秋戰國時期的許多文獻記載，但大多在可疑的古代思想的影響下被認為是不可靠的。本世紀初在西周中葉發現的《禹公書》因其記載了禹的治土治水記載而備受古史研究者的廣泛關注，禹公等文獻也證實了這一點。  

《清華簡》可以印證夏朝的歷史，也可以引述《後府》中的一篇。本文屬先秦時期流傳廣泛、孟子引用的《尚書》。除了提到禹和齊的創始人之外，他們還特別談到了高濤和孔家的事跡。雖然具體細節與郭禹、史籍略有不同，但總體框架還是相容的。關於後夫時代，夏籍、周書等有不同的看法。我們認為，本文是周武王向夏代後裔父親乞討時寫的。商朝。也就是說，最遲在周武王時代，夏人後裔所寫的夏朝史與《夏本記》所記載的夏朝史並無多大差別。因此，不言而喻，史記《夏朝史記》總體上是可信的。  

本文記載的夏代禮樂制度，除了後賦外，雖然僅能反映對戰國的認識，但通過閱讀相關文獻，有助於我們加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與夏代相比，商代的史料在體重和質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重建商代史料仍面臨很大的困難，甲骨文的研究雖然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但內容過於單一，材料過於分散。是對商代歷史的系統描述。司馬遷在文章結尾，以宋代為契據結束了該書的編纂。自成堂以來，先後從蜀、史中搜集到相關文獻，即《尚書》、《詩經》，但在司馬遷時代，尚書不多。《唐誓》、《潘庚》、《高宗勳日》等書屈指可數，受此影響，殷本基可清楚地看出《唐》、《潘庚》等書記載得比較詳細，而其他諸王則比較簡短。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與司馬遷缺乏史料的困境有關。  

慶幸的是，清華竹簡中發現了許多史無前例的商史古籍，極大地豐富了商代的史料。在成唐時期，曾有《殷志》、《殷鑑》、《唐府》，這些古籍詳細地描述了唐人在殷的幫助下殉葬的過程。戴夏以後的治國之道。在武定時期，有《浮朔志》三篇，充分展現了武定蒙德浮朔的歷史，並以此為階段。此外，唐中堂秋、唐載子門和尹高宗的《三壽問題》都是後人所著的，但它們也反映著一切。這些重要史料的重新發現雖然不足以覆蓋整個商代史的脈絡，但由於商代史上文學的缺乏，這已經是一個重大的進步。  

西周史由於三代文獻最豐富，以及大量長青銅銘文的發現，已經具備了進一步細化的條件。清華竹簡中新發現的古籍對豐富西周史的價值y主要體現在一些重要問題的糾正上。例如，由於周人對文武的任命、王文王對文王的稱謂等文獻記載的衝突，歷來爭議頗多。樂文，是唐宋以後遺失的文本。竹簡的重新發現恢復了文王經商、由吳王和白叟孟王任命的全過程。最早發表於清華竹簡中的《寶訓》是周文王去世前的遺言。開頭只有一句話，那就是文王當了王，這有力地反駁了文王自漢代以來就不當國王的觀點。此外，儒家經典史上的經典話題還有：西伯是誰，吳王去世的那一年，成王登基的時代，以及Z是否登基。侯公堂或鄭東，在秦始皇、晉胥和震旦都有重要的線索。  

在西周歷史文獻中，早期的記載較多，中後期的記載較少，商蜀傳下來的周書，只有穆王時期的陸行屬於西周中期。清華後代簡牘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差距，雖然《易州書》中流傳了一些文本，但與兩部文本相比，可以看出《易州書》文本存在諸多錯誤，簡牘文本可以補充《三公制》等相關歷史事件的重點。《活著》是西周中葉的一部重要人生著作，篇幅近千字。至於作者，有兩種說法：穆王和肖王。如果以後能建立起來，就會更加珍貴，因為以前沒有孝道時期的文學可傳。芮良甫月屬於詩歌體裁，在李王著名大臣芮良甫的幫助下，對當時的政治形勢進行了闡述，具有突出的歷史價值，史無前例的《家事志》中也有記載李、玄、遊三朝歷史的記載。民國政府、宣王中興、西周在石念的滅亡等都與古籍相符或相悖，為我們認識西周晚期的歷史和兩周之間的時期提供了新的視角。  

清華簡牘中也有這一時期一些著名民族和王國的遷徙、發展和融合的過程。周成王在家年的第三章記載了三座監獄叛亂後，秦人從商朝遷徙到葉武。很顯然，秦人來自東方，顛覆了以往對秦人起源的認識。朱璜一章詳細描述了楚國的起源，包括前任吉蓮的誕生、楚人的姓名和秦始皇的遷徙與發展。南方的朝代。它為楚史研究提供了史無前例的珍貴史料。  

春秋時期是中國早期社會急劇變化的重要階段，由於左傳、郭禹的支持，對這一時期的歷史認識比較清晰，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左傳、郭禹並沒有涵蓋春秋時期歷史的方方面面。金楚史是春秋時期的支柱，春秋時期金楚、左傳的記載較為詳盡，而其他諸國的記載則明顯遜色。國語雖有21卷，但僅金玉一卷就佔9卷，甚至沒有秦。語言與春秋時期秦國的歷史地位根本不符。  

慶幸的是，在清華竹簡中發現了許多屬於體裁的春秋時期新文學，彌補了左傳、國語的不足。從秦木公或秦的遺漏主題來看，它應該是一種失落的秦語。有關鄭的典籍，如鄭武夫人的《兒規》和鄭文公的《太伯問》，可以分為鄭語。《左傳》、《史記》記載了豐富的史料，進一步豐富了我們對中原春秋時期文化政治形勢的認識。雖然金代史料十分豐富，但史料的發現當然更有益。《趙建子》是趙建子初入清朝時範憲子、程玉對金文宮的忠告和訓誡，它講述了金文宮流亡的歷史、金文宮在一戰中的復闢和統治。《嶽公七世》是一篇體裁文學豐碩的文章，編年史《家年》在重建春秋史上也具有很大的價值。本文用相似編年史的形式詳細描述了春秋時期主要校長的興衰變遷。王牌可以糾正代代相傳的史料中的錯誤。  

總書記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既要深入了解中國的歷史和傳統文化，又要積極總結古代治理的探索和智慧。從而推動對早期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為當代社會道德建設和新時期治理國家和政府提供有益的啟示。  

例如，商唐、彝隱對殷謇人民群眾的價值觀體現了早期民本思想，文章《後府》反覆強調尊天重德，反映了周初的道德統治與商代相比有了顯著的進步。在後福一章中，人們的心只有原創，只有一葉的字眼。在古代文學中，以人為本的概念首先被明確提出。  

《清華簡報》第八版發表了許多治國治國和政治古籍，文章《治國》從積極和消極兩方面闡述了導致國家興衰的各種行為，並警告執政黨要這樣做。治國之道一文綜合分析了治國之道、治國之道、治國之道、治國之道、治國之道、治國之道、治國之道。特別強調崇尚美德、節約金錢、節約埋葬、非生命的思想。《世界之道》運用攻防之道，說明古代聖王贏得世界的關鍵還在於贏得人民的心。辯證地把古人信仰的命運與本文所關注的人生觀結合起來，最終提出人定勝天的思想，這種尊重客觀規律、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哲學思想較早地反映在古代文學中。  

歷史不僅是王子、將軍的筆記本，也是廣大民眾的社會生活，清華簡牘的內容多為王哲書，但也有許多重要的社會文化史研究資料。  

《清華竹簡算術表》是目前世界上發現的最早的實用計算工具。用這套算術表，不僅可以快速地對100內的兩個任意整數進行乘除運算，而且可以計算分數為12的兩位數乘法運算，甚至可以進行平方運算。充分體現了人們高超的智慧和實踐精神。  

佔卜是先民重要的日常生活之一，在《清華簡》第四版出版的《佔卜定律》是一本關於佔卜理論和方法的專著，在貴發會計制度中，只有八卦而不是六十四卦。與《周易》的會計制度完全不同。與《周易》卦的名稱和圖片相一致，《清華簡》又刊登了一篇《邊卦》，充分展示了當時佔卜的豐富多彩的卦系。祝賀信息，它是祈禱行為中的格式化咒語。同樣地，在整理祈禱的過程中，仍然有記錄在祭祀儀式中祈禱神的話的祈禱文。  

此外，清華簡牘中還有許多樂譜和馬經需要整理和研究，這些古籍必將為我們提供更多關於戰國社會文化的新知識。  

清華簡牘所抄古籍對古史重建的意義遠大於對具體史實的糾正，這提供了方法論上的啟示。歷史。他們對古籍的懷疑、信仰和解讀都有自己的追隨者，對古史基本態度的嚴重分歧使得古史研究難以進一步發展。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儘管清華簡牘等出土文獻複製了大量的古籍，但它們仍然只是對古籍和傳統古史的部分補充和修改，並沒有完全顛覆。餘唐、文武、明王、夏傑、商彝等古籍遺失與復原，至今仍無能為力，這表明，由於在長期的流通過程中自然選擇的結果，傳世古籍的真實性是建立在不可否認的基礎之上的。  

1925年，王國維在清華教授古史新證據時，提出了著名的《雙重證據法》。同時，他又批判了可疑的過去，認為可疑學者對待可疑的態度和批評精神並不可取，但在古代史料中卻沒有得到充分的處理。現在看來，要重新認識古籍，重建古史，不僅要充分發揮我們的作用。既要充分評價代代相傳的歷史資料的價值，又要充分評價其價值。實踐證明，在大多數情況下，即使地下沒有新材料的證據，紙質資料的記載也是可以信賴的。雙重證據法強調兩者是相輔相成的。硼化，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出土材料就無法相信古籍的傳承。王國維絕不是要抹殺任何一方的獨立價值。考古資料中雖然沒有提到一些問題，但並不意味著當時沒有問題，更不用說推斷出傳世文獻記載中存在問題。先秦古籍太龐大了，以至於它們都不能生存。用有限的知識推斷無限的未知顯然是不合理的。  

當然，我們主張不要過分懷疑過去，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走上盲目相信過去的老路。重建古代史的正確態度仍然是對史料進行預先的批判，不管你是懷疑還是相信過去，歸根結底，都必須依靠史料說話。  

（作者：程浩，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出土文獻合作創新中心和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