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關於弘揚傳統文化演講稿

2023-12-12 23:26:57 2

　　祖國的命運就是我們的將來，我們不要辜負祖國對我們的培育，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下面是小編整理的20xx年弘揚傳統文化演講稿，歡迎閱讀。

　　清晨醒來，推開窗戶，一股清新之氣撲面而來，涼風習習，鳥語花香。你浸潤在舒適之中。你覺得整個世界都浸潤在舒適之中，一切並無不妥，可就在你醒來之時，在你的思緒與記憶接軌之時，你心裡便有一塊區域教你明明白白地記得，萬裡之外，必然有一片土地上的人蒙受著飢惡的折磨;越過千山萬水，必然有一群人因著戰爭暴動顛肺流離;在你看不見的地方，必然有人在醞釀著惡的陰謀。它們時時發生，卻與你相去甚遠，可這並未能阻止你的感知。它們始終留在你的腦海裡，只是暫時被掩埋。它們雖遙遠，你卻不乏感知它們的途徑。或是通過普及式的大眾傳媒，或是通過隱秘性的口口相傳。因為遙遠，它們都被罩上了一層模糊不確定的色彩，阻礙著你的細細尋覓。你有眾多理由拒絕置身室內，可它們不可否認的存在仍為你帶來不安與憂懼，這不安不一定是基督徒似的深深的負罪感與贖罪欲，也不一定是佛教普渡眾生的慈悲心懷，或是士大夫一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你只是不安，從你心底善的流域。我不相信任性本善，更不相信人性本惡，只有多少的區別。而這不安便是從最根本的善中折出的光芒，它只是一種本能，一點帶著正義色彩的善。面對著不安，一些人選擇了直面。它們不辭千辛萬苦的尋找，不逾萬水千山地流浪，只為一片心安。正如當年在水門事件中堅持揭開冰山一角的新聞記者，遠赴硝菸民滿的戰場只為心中人道主義精神的志願救助者，需要指出，遙遠並非空間概念，而只在感知，在一件事情中你只要能徹底地置身事外，那它便是遙遠的。在至今仍感動於垂垂老矣的馬寅初面對攻擊所說的話：「我雖年屆八十，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這樣的傲骨，如何配不止勇士之名?然而這一選擇卻有著及大的危險，更非常人所及。若論不安，如能直面，只怕難以數盡，一人一生的努力，恐怕都僅為杯水車薪。勇士往往過早逝去，又有幾人留名?更多的人，面對不安，物理承受，便選擇公布於他的小社會，以求稀釋自己的不安，平坦自己的責任。此時若無人又應，便可從於大流，生活如常。而被告知知者亦可公布於他的小社會，來加倍釋這不安，幾釋，不安便越來越淡，只成為心底上無關痛癢的一繞，在大勢所趨的保護下被永久掩蓋幾近無形。隨著牽扯人員越來越多，社會便成了平鋪而無力的社會，縱使再有人憤起，也可仰仗著社會冷眼旁觀，憑著所謂法不責眾心安理得地做「沉默的大多是」，「善」的一角也就因此而蒙塵。無力再次閃光。所以依然有涼風習習，鳥語花香，惡與災難仍在上演，仍被呈現於眼皮底下，可舒適也仍在延續。而當著惰性加倍，我們衝淡不安的速度也愈發快捷，最初的不安也越來越少。直至我們已無法置身事外之時，不安也早已被抑制，沉默可以代表靜謐的心靈的無限沉思，也可以代表黑暗中隊萌芽的扼殺，這樣平鋪而無力，和諧而無聲地社會，如何指望它衝出有力的一拳?若既不願成為衝在前面的勇士，抑不願在無形中泯滅自己的善的靈光，便好好珍惜自己的不安吧。不安事實上無處不在，我們便該珍惜自己感知的能力。在壓抑時，將它噴薄而出，縱使不能激起熊熊烈火，抑可激起小小的火燭。用行舍藏，便是智慧。若沒有這種智慧，我寧可偏向前者。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魯迅說：「相比於國家的自大者，我更欣賞個人的自大者。」相比於平鋪無力的社會，我更希望有一個參差多態的社會，即使過於偏激，即使有時蠻不講理，至少也有眾說紛芸的聲音，至少也有站起來的人，至少也有頂起太難的力量，已時時洗刷心靈的蒙塵。與其選擇完美的寂靜，不如選擇小小的拙劣的衝擊，以保留心底的不安，以在置身事內的事件中又向善的勇氣。縱使瘋狂，縱使可能受傷，依然很美。一位德國說過一段著名的話，大意是：當他們抓猶太人時，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當他們抓心教徒時，我保持沉默，因為我是天主教徒。當他們抓我時，沒有人再能為我說話了。平淡的話　就中國文化的發生來說，有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不同的兩源;就學術思想而言，也具有多元互補的特點，儒釋道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動互補是其顯例。傳統中國還有發達的民間社會，主要以家庭和家族為中心，構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會依託物。

　　現代化的多元模式，主要是文化的民族內涵和現代性之間的張力問題。因此，在一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中間呈現的諸多問題，常常離不開文化的思考。就是說，從文化的視角解讀現代社會，有可能把很多問題說得更清楚一些，單一的政治解讀、經濟解讀、軍事解讀，都不容易把一個國家和社會研究明白。

　　我的一個看法是：社會的問題在經濟，經濟的問題在文化，文化的問題在教育，教育的問題在文化。這是一個文化與社會與政治與經濟之間的互動循環圈，這個循環圈為我們提供了對社會現象作文化解讀的可能。我不是文化決定論者，但我覺得，當代中國文化方面的欠帳太多。因為我們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把文化混同於意識形態，以至文化排斥多於文化建設。殊不知文化建設是需要依賴社會的。經濟的市場化自然是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但社會不能市場化，社會的教育與學術尤其不能市場化。人類的道德理性(譬如操守)和美好的情感(譬如愛情)，不能市場化。總之，經濟強國的建立，不能以犧牲文化的基本價值為條件。

　　現代性語境下的文化問題，有一個自我的文化身份和與他者的關係問題。走向現代，那麼傳統呢?走向世界、一切方面都試圖與國際接軌，那麼自己呢?所以，便有了對自身角色作文化辨認的需要，而角色離不開自己的文化傳統。如果說一百年前、三十年前，可能還會有學者認為現代化和民族的文化傳統是不相容的，但今天，已經很少再聽到這種聲音了。我們長期反思的結論是：現代化不能完全丟開自己的文化傳統，不能離開自己的出發點，不能找不到回家的路。

　　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五千年的文明，三千年有文字可考的歷史，曾經創造了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與文化。當歐洲還處於中世紀的時候，中國的唐代就已經迎來了自由歌唱的歷史時期，唐代的多元繁榮是中國文化史的最輝煌的記憶。

　　多元共生是中國文化的顯著特點。就中國文化的發生來說，它是多元的，具體可以說有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不同的兩源。我們過去講中國文化，一般都講黃河文化，以黃河文化為基準，因而黃土地文化、農耕文化、內陸文化、寫實主義文化等等，成為人們概括中國文化的常用語言。但長江文化為我們提供了不同於黃河文化的範例。甚至長江上遊、中遊和下遊所呈現的文化面貌也是如此的不同。

　　長江上遊四川廣漢的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這些青銅器的造型和黃河流域非常不同，有非常誇張的千裡眼和順風耳，充滿了神奇的想像力，甚至使人懷疑這是中國人製作的造型嗎?從這些青銅器的構造上，我們約略可以想像出四川人的性格似乎帶有青銅器的剛性。而長江中遊的楚文化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有一年我參觀河南的博物館，看到黃河流域出土的大量青銅器，各種鼎器的造型渾厚莊嚴，有力度，感覺很震撼。後來館長帶我去看另一處存放的青銅器，一排的鼎器，但造型輕巧，下座雖大，腰身卻很細，年代也跟黃河流域差不多。館長讓我想想是哪裡出土的?我說可能是三楚。他說是啊，「楚王好細腰」嘛。宮廷的審美取向已經影響到了青銅器的造型。由這一點可以看出，楚文化確實有自己的特點。長江下遊的浙江則有大規模的玉器出土，就是有名的良渚玉器，不光有人身上佩戴的飾物，而且有生產工具和軍事器械，例如玉斧、玉刀、玉箭、玉劍等等。所以考古學家懷疑，我國古代是不是可能有一個玉器時期。這些潔白堅硬的玉器，或許也可以讓人聯想到浙江人的一些性格特徵。

　　所以，不僅長江文化和黃河文化不同，長江上中下遊的文化也有很多差異。黃河文化的那些人們熟悉的特徵，不一定完全適用於長江文化。長江自古以來航運便利，可以直接和海洋聯繫起來，如果說黃河文化帶有內陸文化的特點，那麼長江文化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帶有了海洋文化的特點。長江流域南面的嶺南文化，更是很早就直接跟海外建立了廣泛的聯繫。

　　就學術思想而言，中國傳統文化也具有多元互補的特點。學術思想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是最高形態的文化。儒釋道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動互補是其顯例。佛教是在東漢時期由印度傳到中國的，這麼一個外來宗教慢慢變成中國自己的宗教，是由於儒家的思想有極大的包容性。道教的產生也在東漢，當佛教思想剛剛傳進來的時候，起來進行反駁和討論的居然不是儒家而是道教。因為道教是宗教，所以對另一種宗教的理念不能認同。南北朝時期的範縝寫過有名的《神滅論》，就是批評佛教思想的。他為什麼寫這個文章呢?據陳寅恪先生考證，範縝的曾祖父、祖父、父親以及他自己，都信仰天師道，這是道教的一個分支，他反對佛教，是由於他有道教的家傳影響。

　　歷史上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有宗教戰爭，但是中國這麼長的歷史，很少有宗教戰爭。這是由於中國的文化思想有極大的包容性，特別是儒家思想。所以然者，在於儒家不是宗教，或如陳寅恪先生所說，「儒家不是真正的宗教」。正因為傳統社會佔主流地位的儒家不是宗教，儒釋道三家的思想才融合得很好。漢以後儒家是在朝的思想，道家和道教以及佛教主要在民間。對於一個知識人士而言，三家思想的互補使得精神空間有很大的迴旋餘地，進退、順逆、浮沉，均有現成的學說依據，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儒家思想給人以上進的力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傳統士人的共同理想。但是，如果仕途受到了挫折，乃至革職、斥退、罷官的時候，道家無為的思想便可以給他很好的支撐。道教崇尚自然，可以讓他暢遊於山水之間。甚至遭遇罪愆，如果信奉佛教，剃度出家，也可以避世完身。總之生命個體不會陷入完全的絕境。所以，多元性、包容性和自性的超越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理性的基本特徵。

　　傳統中國還有發達的民間社會，主要以家庭和家族為中心，構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會依託物。依據文化人類學的法則，文化傳統可以區分為大傳統和小傳統。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比如中國傳統社會的儒家思想，就是大傳統;而民間文化和民間信仰則是小傳統。大小傳統是互動和互相依賴的，當大傳統遭遇危機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在民間文化中搜尋到它的碎片。所謂「禮失，求諸野」，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今天到東南亞一帶，看到那裡的華族社會，其中國文化傳統的根性仍然相當牢固，甚至比我們國內看得更重。

　　中國文化自有令人自豪的不間斷的傳統，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和漢字有關係。漢字我們使用了兩三千年，從秦朝的統一文字到現在，一直是中華文化的載體，電腦盛行原以為會使我們的漢字遇到危機困難，實際結果卻並非如此，現在漢字進入電腦極為方便，說明我們的漢字在現代背景下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我們文明不間斷的有功之臣。相反，20世紀初前半期，許多志士仁人以為漢字將成為現代化的「累贅」的想法，未免是杞人憂天。不過從清朝中葉以後，中國的發

　　展落在了世界文明的後面。不少史學家喜歡講清朝如何不可一世，喜歡講「康乾盛世」，但是我個人的看法，中國落後的直接觸點其實還是發生在清朝。由於康熙晚年到後來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不與外人建立正常的交流關係，使中國處於與世界隔絕的狀態。唐朝為什麼那樣強大而且繁榮?胸懷寬廣地與中亞以及其他國家建立穩定的文化商務關係，是重要的一因。十七世紀的時候，歐洲人很願意跟中國交流，但是清朝統治者不接受他們伸出來的手。顯例是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以給乾隆祝壽的名義率船隊來華，帶有喬治三世國王給乾隆帝的祝壽信，希望與中方籤署一項貿易協定，並在雙方首都互設使館。清朝認為根本無此必要，價值1.56萬英鎊的600箱禮物收下了，馬戛爾尼則除了拿到一柄精美的玉如意，等於空手而歸。我以為至少是此次，不是西方而是清朝統治者主動放棄了交流的歷史機會。否則，如果當時能夠主動打開和歐洲經商的通道，後續的發展也許就不是後來的面貌了。

　　到了晚清，中國的大門被西人的船堅炮利打開，歐風美雨狂襲而至，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發生了危機。1911年持續幾千年的帝制解體了，最後一個皇帝被趕下了龍椅，以「三綱五倫」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就是傳統社會的大傳統，還能夠繼續發用嗎?中國的固有文化能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生?或者換句話說，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性應該是怎樣的關係?傳統中國經過怎樣的途徑才能順利地進入現代中國?中國傳統文化在今天還有意義嗎?百年以來一直存在爭論，直到今天仍不能說已經獲致完全的解決。